为什么传统上认为的北宋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在很多历史小说里都成了丑角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先说说我老乡司马光，他嫉恶如仇，后来直接导致北宋迅速腐朽的新旧党争，就是由他开始的。
原本政见不一，不相为谋即可。但是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那种“服从，或者死亡”的独裁者性格，不同意自己的人，一律排除朝堂。身为旧党的苏轼，就是看不过司马光对新党的打压太过冷酷，私下抱怨了几句，因此间接导致了乌台诗案的发生。
范仲淹、苏轼对王安石的抵制是因为政见不一，王安石是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崛起的，他善于造势，也有真才实学。但是庆历新政的失败，加上保守派的强大，使得改良派对改变持怀疑和迟疑的态度。王安石的出现，就显得太晚了又太早了：就像是大战都结束了，敌军正在分战利品。他这才呼啸着杀入战场，他不是开辟了新的战场，而是继续着失败的新政。这样，新党、旧党都不会太过放心他，新党的范、旧党的苏，应该就是这类。
你说的诬陷，我倒没听过。当然，一些政治小手段是有的，但是应该不是羡慕嫉妒恨下的报复，王安石新政之前的士大夫还是有一些正气的。
王安石，我对他的感觉是，当省长就行了，他是雷厉风行的性子当主席就坏事了（一部分愤青会喜欢，比如网上刚说房价涨了，王主席就会下令，国家介入，限制每平米一元以下，掌声雷动；说钓鱼岛被侵占，王主席立马发动海陆空、二炮、航天部队、黑客团体、棒子斧头，全国东进开战，允许不留俘虏，掌声雷动——夸张了一些，但是八九不离十），
他看出了宋朝廷的弊端，他也有许多有效的办法来解决，但是操之过急，加上几项措施严重失误，导致了他的悲剧，也埋下了北宋灭亡的祸根。

几个人在文学上造诣都极高，这里说的抨击诬陷应该指的是政治方面吧。王安石在他们几个当中应该属于“改革派”，另外几人属于“保守派”。苏轼、范仲淹、司马光担任的都是太守之类的“中级”官员，有一定自主权，可以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在历史上评价较高，而王安石担任宰相，更多关注大政方针的设计，不可能做太多具体工作，所以在爱民这方面上评价不是很高。但其实四人都极出色，只是在各自岗位上要处理的事情不一样罢了，而且王安石性格较固执、强硬，容易让人产生疏远感，容易让人误会。

王安石变革的很多想法即使放到现在看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当时受到很多人排斥，主要是因为变法会触及某些官僚士族的根本利益。他个性固执，敢作敢为，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帮手推行他的思想，在执行过程中变了味，以至于陷入众疑群谤的境地，最终落得身败名裂。
应该说，王安石的某些思想在当时是有点超前的，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注定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就连帮着推行变法的手下都没有领会他的宗旨而走了歪路。给我一个体会就是：一件事情不管好坏，先要得到足够的理解才可能推行，哪怕你的初衷是好的。
历史需要细看，但是经不起太大的跨越。

王安石是诗人，他最出名的地方是他的诗以及一颗忧国忧民的心，至于别人对他所做的本身不是他的错，他只是在当时的正环境下错估了形势。历史要从很多地方去看，不能片面，这才是最忌讳的，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影响，历史是复杂的

那是你认为的

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