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巨贪的事是真的吗 有根据吗

孔祥熙评宋子文：说我败家败国 国家全叫他弄光了
核心提示：1947年孔祥熙借口去美国探望宋霭龄，准备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家中送行，孔祥熙但见家中冷清，院内枯叶满地，不禁怨恨陡出。当时他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孔祥熙被称为“哈哈孔”，他自己也多次声称信奉中庸，为人宽容，从不做强人所难之事。其实孔祥熙为人处事自有一套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惟命是从，惟命是听，除此之外他判断事物只看轻重，没有是非。只要不损害蒋介石，并且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便该捧的捧，该治的治，从不手软。为此，孔祥熙几乎和国民党上层所有派系都发生过冲突。

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能在某些时候蒙骗所有的人，你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有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所有的人。”正是当初，当有人对宋子文说，孔祥熙如何仁义如何好时，宋子文就用这句话回答。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孔祥熙的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宋子文一生中都在和孔祥熙明争暗斗，尽管在表面上，他们是亲戚，是朋友。照理说，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嫡亲郎舅关系，这两大家族，又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上的两大支柱，本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但是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个性不同，利益矛盾，争官争宠，因此二人一直面和心不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孔祥熙和宋霭龄结婚时，宋子文就有些瞧不起这位相貌平平、敦实木讷的姐夫。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上，二人的立场又尖锐对立。但二人还是客客气气的，表面上都相安无事。

孔祥熙和宋子文公开闹翻是在1933年，那一年孔祥熙被任命为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可蒋介石又积极“剿共”，使军费开支剧增。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为1500余万元，而支出则达2200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就达1800万元，每月不足的700万元，只能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维持。

面对如此巨额的赤字，当时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极为不满，并发现自己一再受到蒋介石的欺骗。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压制。他出席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因“剿共”使国库的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元，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即宋子文急匆匆找蒋介石劝谏，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挨了蒋介石的一记耳光。宋子文一气之下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蒋介石随即任命孔祥熙接替，无形中就把蒋宋矛盾转移到了孔宋身上。

而且孔祥熙一上台，就立即对上海和江浙金融界下手，切断了宋子文通过他们发挥其政治影响的渠道，使宋子文通过控制金融界来影响政府的计划破产。而在表面上，孔祥熙却在充当蒋宋矛盾的调解人。也就是从那时起宋子文就领教了这个他原来瞧不起的山西佬姐夫的厉害，但佩服归佩服，怨恨的根却从此结下了。

宋子文下野以后，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官场上，他败给了孔祥熙。在金融业务上，他决心打一个翻身仗，叫孔祥熙看看，在中国谁是真正的财神爷。他买通交通银行，也与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对着干。凡是孔祥熙想到的，中国银行都想到了，而且先行一步，弄得中央银行处处被动。从1933~1935年中国银行迅速发展，现金储备比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多50%，存款多1.5倍，有价证券多150倍，资产多近三倍。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后，不仅在人事上和孔祥熙捣乱，而且对原财政部的一些直属事业单位，仍抓住不放。比如关务署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运，盐务总局局长缨秋杰等。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却是如此。这些人都是宋子文的亲信，宋辞职后仍听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的。这是因为，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亲自提拔了他们，对他们有知遇之恩；再者宋子文给他们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英美传统的人事和工作制度，说话全部用英文，起草任何书信文件也全是英文，上下级之间的批件批文也全是英文，除非对这些部门的人员大换班，否则外人根本无法涉足其内。另外孔祥熙任用的人虽也有留洋的，但和宋子文手下的人很少有私交。因此孔祥熙的命令在这些部门无人听从。

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矛盾，蒋介石心里明镜一般，但他却有点幸灾乐祸。作为一个玩弄权柄的高手，蒋介石深深懂得如何控制他的这些大臣。给孔祥熙一个肥缺，但又给宋子文一些政策，让其也能发展，客观上对孔祥熙是一个刺激，使你孔祥熙别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竞争，你就得想办法改进工作，你就有危机感，你就得求我来平衡你们的关系。蒋介石就是这样，对于派系之间，他从来都是今天支持一下这一派，明天支持一下那一派，使下边的人们谁也成不了大气候。但是宋子文虽下野，却并没有失势。在金融界，特别是在民间金融界和买办金融界，宋子文还是执牛耳者，而且不买孔祥熙的账。

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在英国。为了集中财力抗战，宋子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由宋子文主持。孔祥熙得知后，立即命孔令侃出面，在上海组建财政部驻沪办事处和宋子文唱对台戏。孔祥熙回国后即要夺“四联办事处”的权，后因战事愈紧，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夺权一事暂搁。“迁都”武汉后，孔祥熙就在武汉把“四联总处”恢复起来，并由自己担任主任。宋子文却待在香港，不到武汉来参加四联总处的一切活动，也不派人到武汉和孔祥熙接洽。他说你孔祥熙自封为“四联总处”主任，事前并没和我商量，我为什么要派人去捧你的场，拍你的马屁？孔祥熙当了“四联总处”主任不久，就发现这“四联”实际上就是“一联”，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都和他貌合神离，特别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银行，从来不把他这个主任放在眼里。孔祥熙还算明智，看到不行就激流勇退，建议蒋介石出面兼任“四联”主任，这才结束了这种尴尬局面。

对于宋子文的种种“挑衅”，孔祥熙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有机会便奋力反击。但孔祥熙无论怎样攻击宋子文也无济于事。一方面，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一致；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多利益问题上相互矛盾。孔祥熙主要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还得利用甚至依靠宋氏家族。所以孔祥熙明白，他对宋子文的反击是有限度的，仅仅在于警告宋子文包括宋氏家族，什么事做得不要太过分，中国现在不姓宋。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这样看。他们认为，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甚至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除了宋庆龄外，宋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想尽办法捞钱。美国一位记者说，宋氏家族捞钱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玩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

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关系确实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靠蒋介石撑腰，孔祥熙取得了官方的财经和金融大权，也正是由于担心或畏惧宋子文过于膨胀的势力，蒋介石才让孔祥熙取宋子文而代之，这一方面体现了蒋介石的精明狡诈，一方面又体现了宋子文和由他代表的宋氏家族的力量。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蒋介石的基本原则是，在财经上依靠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但又让他们两位相互牵制。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过于集中，一贯崇拜威胁和讹诈的蒋介石还培养了自己的两支秘密警察队伍，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以致形成国民党政权内四大家族的“鼎立之势”。但在这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无疑是最强大、最长久的一支。

在孔宋矛盾中，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关系也极微妙，宋霭龄是孔祥熙的妻子，理应站在孔家一边。但同时宋霭龄又是宋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在很多问题上又站在了宋家一边。美国有专家称：宋家真正的智囊人物是宋霭龄。她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而宋子文或者孔祥熙只是一个执行者，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必须至少通过宋家的一名成员。孔祥熙在蒋氏王朝内失势，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宋霭龄的原因。

抗战后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批评孔祥熙的浪潮。说他的子女在美国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说他贪污腐败，任人惟亲。在这些方面，宋子文透露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1年，孔祥熙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由于向美方提出拨还战时欠款的问题而得罪了美方。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财政部长。当宋子文又一次坐在客厅里向蒋介石谈起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时，他似乎找到了感觉，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听他把话说完，而后一言未发。但宋子文感到他已胜券在握，因为失道寡助的孔祥熙下台后的惟一接替人是他宋子文。1944年12月，宋子文终于如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曾大度地打电话给孔祥熙，对其“不幸”下野表示安慰。1945年抗战胜利前，宋子文又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对自己的失宠当然是悲痛的。他知道有人在背后搞他的鬼，但并不十分清楚是宋子文。他觉得那个书呆子在政治角斗场上表演还嫩了一点，况且他也不相信宋子文比他强。但后来他发现，宋子文上台后在公开的场合不断发表诋毁原财政部工作的讲话，有时甚至不点名地提到他本人，他才慢慢发现宋子文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抗战胜利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重庆找到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了，燕京大学将重新选举一个校长，这个校长最好由中国人来当。孔祥熙得到消息后很感兴趣，就打电话给司徒雷登，说他有意得到这个位置。可能是下野之后空虚无聊，想到年轻时办贤铭学校的情景，有点怀旧吧。司徒雷登亦有意让孔祥熙得此职位，故立即打电话给在北平的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了回音。后来孔祥熙才知道美方不同意他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原因是他政治色彩太强，而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声誉不好。孔祥熙十分气恼，就怀疑是宋子文在搞他的鬼，因为宋子文一向和他作对，和美国人关系又好，便对宋霭龄说起了此事。但孔祥熙这次却是冤枉宋子文了，因为宋子文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但孔祥熙却耿耿于怀。

1947年孔祥熙借口去美国探望宋霭龄，准备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家中送行，孔祥熙但见家中冷清，院内枯叶满地，不禁怨恨陡出。当时他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后来国民党监察院通过调查发现，孔祥熙所说得不错。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所发的国难财共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0万两，日伪工厂及固定资产10亿法币，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物资数亿美元，而这笔庞大的财富竟不翼而飞。到了孔祥熙走时的1947年底，国民党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宋子文也因“不善理财”被免去了财政部长职务。但此时的蒋介石已无暇顾及这些“琐事”了，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使他夜不能寐。

孔宋两家的角逐，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而结束了。但这段历史却为后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互利用又相互争斗，喂肥了自己，坑害了国家和人民，终于都落得个客死异乡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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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的9大谜团
千古之谜:夜明珠是否真实存在.东陵盗墓全记录 2009-03-17 15:09:34| 分类： 史说纷纭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1928年7月，清皇家陵园东陵遭遇浩劫：以孙殿英为首的盗墓者用了7天7夜的时间，盗掘了皇陵地宫历代皇陵被修建得固若金汤，而传说神秘的地宫则布满机关暗器，在巨大的诱惑之下，盗墓者是如何冒险进入地宫又是如何面对帝王的遗体以及随葬的无数奇珍异宝的呢？

历史深处的爆炸

清东陵曾经是一块与世隔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禁地自顺治皇帝开始，先后有5位皇帝葬在这片宛若虎踞龙盘充满王气之地

裕陵是乾隆皇帝的陵寝它是在清朝国势鼎盛时期修建的，耗银两百多万两，遍选天下精工美料，建筑艺术精湛华美居清陵之冠

统治近代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太后慈禧的定东陵，兴建于清末，工程前后耗银227万两，持续14年，直到她死前才完工慈禧定东陵金碧辉煌，奢华程度，连皇宫紫禁城也难与为匹清东陵内最重要的部分是封土宝顶下的地宫，那是安放帝后棺椁的地方

20世纪20年代的清东陵，经过土匪和军阀的历次劫掠，地面上各座陵寝的陈设珍品所剩无几，剩下的唯有深埋于地下的地宫这时的一份神秘笔记很可能帮了盗墓者的忙专家介绍说，据传当时有一份爱月轩笔记，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口述，由其侄子执笔记下的它详细记载了慈禧地宫中陪葬的众多无价之宝

此外，清朝极盛时期的乾隆堪称最富有的皇帝他们的陵寝修建得富丽堂皇，殉葬品也一定极尽奢华于是，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地宫成了首要的目标

清朝帝后们的地宫上方，堆砌着高大的方城明楼，后方则依山而建如果不能准确地找到入口，要想进入地宫是十分困难的

从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为自己修建地宫开始，中国古代历代帝王都极度重视地宫的修建，那是他们灵魂转世的场所，是盛放棺椁及殉葬财宝的地方，是帝王墓冢中最神秘的环节为了防盗，他们堆起高高的封土，修建坚固的城墙，设置数以千计的守陵士兵，制订最为严苛的法律，为保守秘密还杀掉建墓工匠清东陵的修建吸收了历朝历代的经验，在防盗措施上不可谓不处心积虑，防备周详

1928年7月，担任盗陵主角的一支部队奔向了慈禧定东陵，而另一支部队则奔向了乾隆裕陵

盗墓队最终找到了地宫入口

当年留下的照片表明：起初，匪兵们并不知道地宫入口，而是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他们挖掘的痕迹

1928年盗墓队最终找到了地宫入口原来，在高大的明楼后面，有一个哑巴院，传说招募的工匠都是哑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机密在哑巴院北面有一道琉璃影壁，影壁之下就是地道入口

清东陵的陵寝结构大同小异琉璃影壁下正隐藏着地宫入口如果从正面横向挖掘，会遇上条砖砌死的隧道；如果从宝顶上垂直往下开掘，则会增加多倍的距离；而如果从琉璃影壁下直接坠入，便能就近打通金刚墙，从最短途径进入地宫能找到这个捷径的人，恐怕熟知内情

慈禧陵和乾隆陵稍有不同，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慈禧陵没有哑巴院在明楼底下进入古洞门，过道尽头则是一道内部浇铸了铁筋的墙壁，它的里面就是金刚墙地宫的入口就在这金刚墙下

东陵修建得十分坚固，要完全刨开地砖不是件容易的事，匪兵们盗宝心切，便动用了炸药在硝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再向下深挖数丈，终于呈露出一面汉白玉石墙，它就是金刚墙从墙中间拆下几块石头，露出一个黑森森的洞口

专家介绍说，东陵被盗后，当地留下一些传说，其中就有盗陵士兵死于地宫当时乾隆地宫里蓄满积水，由于年代久远，以致积水有四五尺深，清室重敛时用抽水机抽了5天才抽干，即使现在都要定时抽水这么深的积水，而通道很陡滑，不明就里的盗墓士兵有可能是滑倒在有毒的积水中，惊悸窒息而亡

一番惊魂后，为发财欲望驱使的匪兵们继续前行，终于，迎面看到了一道高大的汉白玉石门地宫里的石门每扇门重达3吨，门上有万斤铜管扇，门后有顶门石当时人们一边用细铁圈套住门后的顶门石，一边用木棍顶开石门这样并不需要损坏石门，也不会砸坏顶门石可以推断的是，当年的盗陵匪兵最初并不知道石门背后的奥秘在慈禧陵第一道石门上，至今遗留着当年被毁坏的痕迹最后石门背后的顶门石断裂成两半直到打开慈禧地宫第一道石门，匪兵们才恍然大悟，他们再没有用蛮力就打开了后面的石门因此，慈禧地宫第二道石门和乾隆地宫的前三道石门至今保存完好相对于慈禧地宫，乾隆地宫要复杂许多，它有4道石门，9个券堂，整个结构组成一个主字形，进深54米，落空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相当于一座地下宫殿

悲剧就在那一时刻开始

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石门上雕刻着象征大慈大悲普渡众生佛法无边的菩萨面目狰狞的四大天王镇守四方，驱邪避恶，掌管风调雨顺还有代表色香味声触五种人生欲望的五欲供墙壁上还雕刻着数不清的超度亡魂的佛经咒语

整个乾隆地宫宛如一座庄严肃穆而又美轮美奂的地下佛堂生前尽享荣华富贵的帝王，死后也幻想着升入西天极乐世界发财心切的盗墓者在经历过初时的震惊恐怖之后，战战兢兢地继续向第四道石门摸去

在用前面的办法顶撞裕陵最后一道石门时，无论匪兵们怎样费尽心机就是打不开专家介绍说，匪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次使用了炸药，裕陵最后一道石门被炸后，一扇倒塌断裂，另一扇歪斜着，岌岌可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第四道石门打不开呢？

原来裕陵里积满水，将巨大的棺椁浮了起来，离开石台顶住了石门，所以石门撞不开

正当盗掘乾隆裕陵的匪兵们为一扇接一扇的石门而费尽心力时，慈禧定东陵里的匪兵们却兴奋地发现，慈禧地宫内只有两道石门

他们首先进入到了最后的主墓室，看见了棺椁和宝藏

这是一个完全由汉白玉石铺砌的坐北朝南的石室，也叫金券金券正中是一座一尺来高的汉白玉石台，也就是宝床，在它上面停放着一具巨大的棺椁，它就是慈禧太后的梓宫分列金券两侧的是两座石墩，名为册宝座，上面原本呈放着记录慈禧谥号的香宝香册

清代棺木有两层，分为外椁内棺

当年，匪兵们是怎样打开慈禧棺椁的呢？这曾经是个谜团直到多年以后，一本叫世载堂杂忆的书披露了一名据称是盗陵连长的回忆

根据匪军连长的供述，撬开外棺和内棺时，光芒四射的金漆外椁，竟被匪徒刀砍斧劈得七零八落匪徒们将碎椁木搬开后，现出了一具红漆滇金的内棺匪官怕用刀斧劈砍损伤棺内宝物，严令匪兵小心谨慎地用刀撬开内棺

当时将棺盖揭开，见霞光满棺，兵士每人执一大电筒，光为之夺，众皆骇异俯视棺中，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余珠宝堆积棺中无算，大者由官长取去，小者由各兵士阴纳衣袋中于是司令长官下令，卸去龙袍，将贴身珠宝搜索一空

重敛时的凄惨情景

东陵盗案发生后，清遗族代表紧急赴东陵善后，当时一位亲历者宝熙写下的于役东陵日记，详细地记载了重新安葬的情形

慈禧的遗体倒伏在残破棺盖上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犹在当翻转她的尸身，发现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有残破痕

一位亲历者刘人瑞记描述了他进入乾隆裕陵地宫时所见到的悲惨情形：持灯进入地宫，见有白骨数节浮于泥水之中重敛者找到4具头颅，不能辨其是男是女，其情状比西太后陵凄惨百倍

历史记载裕陵地宫葬有乾隆皇帝和两位皇后，还有三位皇妃由于历时百年，又遭此浩劫，呈现在重敛者面前的仅剩零乱的骸骨当人们清理遗骸时，最初只找到4具头颅

专家介绍说，清室重敛时6个人只找到4个头骨，尸骸全碎，有一棺椁就压在石门下，从中找出一具头骨，骨骼较大而判断是乾隆颅骨

找到乾隆颅骨后，还缺少一具头骨，棺椁里面找遍了也不见踪影，人们猜测可能被盗墓者带出了地宫

就在人们快要放弃寻找时，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在地宫西北角的深水里浮现出一具完整的女尸，面目如生，令人惊异根据推断，这具女尸应该是孝仪皇后

令懿皇贵妃是嘉庆皇帝的生母，死后被追封为孝仪皇后

这位孝仪皇后死于乾隆之前，同处一个地宫，为何唯独她的尸骨保持如此完好？遗臣们心中大惑不解遗臣们心中的疑惑尚未解开，又一个问题让他们犯了难：如何区分那些散乱骨骸的身份呢？讨论了数日，最终决定合葬一棺，此举开创了有清以来帝后妃同葬一棺的惟一特例

重新葬完慈禧乾隆帝后妃遗骨后，人们盖上残缺的棺盖，掩闭石门，再将隧道完全填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两座地宫才再次被打开清理

1984年，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对乾隆和慈禧两陵进行了整理开棺结果验证了当年清遗族重殓时的记载

2000年，清东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孙殿英1928年盗掘清东陵的丑行，使其臭名远扬。军阀部队以野蛮手段用七天七夜的时间大肆盗掘东陵文物，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孙殿英是如何萌起盗陵的念头以及盗掘中的一些内幕，则是鲜为人知的。
　　清东陵有什么
　　清东陵是清代的皇陵之一，清代的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在河北省。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东邻倒仰山，西傍黄花山。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系顺治皇帝亲选的陵地。另一处则是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与东陵相对。东陵南北长约125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这里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五座帝陵，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忠章皇后的孝东陵、孝贞显皇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孝钦显皇后（即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等皇后陵，此处还葬有136位妃嫔（其中有身体能够发出异香的维吾尔族女子香妃）、三位阿哥、两位公主。东陵共葬有161人。
　　东陵的中心是昌瑞山主峰下顺治的孝陵，其他各陵均以孝陵为中心依次排列两边，昭西陵、惠陵、惠妃园寝和公主陵单成体系。诸陵中以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规模较大，裕陵始建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历时30年方告完工，耗费白银达180万两。
　　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亦是气势不凡，十分独特。在隆恩殿前有一块“凤压龙”图案的丹陛石，这在清代的丹陛石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周边雕刻缠枝莲花，中心为丹凤展翅凌空、穿云俯首向下，丹凤之下一条蛟龙曲身出水，腾空向上，全部采用高浮雕加透雕的手法，玲珑剔透，构图别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慈禧垂帘听政操掌清朝政权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
　　孙殿英为什么要盗墓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河南永城县孙家庄人。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他还当过鸦片贩子、“庙会道”的头目。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由于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县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他匪首被憨玉春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胡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孙，委任孙为第五师师长。在张宗昌的羽翼下，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部粮饷。部下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其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上峰若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着“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
　　另一促使他盗陵的原因是耳闻目睹东陵陵区被破坏的景况。当时孙殿英的十二军正驻扎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东陵自建陵以来，一直设有护陵机构守卫，那里有管陵人员，并驻有旗兵、绿营兵守护，还有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自1914年（民国三年），经内务部将东陵红桩以内地区划归清室管辖后，守陵人员就以薪饷无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名，由护陵大臣报请清室，准予开垦土地，用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今河北省）省长曹锐以查办天丰益铺商盗买陵树为名，派兵一团查抄没收天丰益在东陵地区的一切财产，并设立垦植局。至此，东陵完全落于北洋军阀之手。垦植局实际上是公开盗伐陵树的机构，东陵陵树多次遭劫，“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昔日群松蔽日、苍翠郁郁的青山，至1928年已变成秃山了。
　　更有甚者，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军阀和当地土著人偷盗拆毁，先是各庙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房、槛框、窗棂被拆卸一空。1927年，惠妃陵被盗，殉葬珠宝被洗劫一空，惠妃尸身弃置棺外。1927年冬，奉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岳兆麟到马兰峪收编土匪，当地土著人马福田被委以团长职。1928年6月，马福田率部由保定开赴滦县，探知马兰峪空虚无兵，遂率部于深夜占据马兰峪，改易国军旗帜。马福田向来不安分，早对东陵宝藏垂涎，只是没有机会下手。孙殿英部开驻遵化县时，沿途屡见被拆毁的东陵殿宇木料大量外运，孙殿英心里直发痒。
　　孙殿英找到顶头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他诉说了苦衷。也是好赌的徐源泉没有理睬孙的诉苦，两手一摊，“唉，唉”叹息了几声，说：“蒋总司令手头也紧张，还要对付共产党，耗资巨大。希望兄弟们以精诚团结为重，再忍耐一时。”
　　孙殿英唯唯诺诺地说了一通“理解上头的困难”等漂亮话，接着凑到徐源泉耳根，很机密地说出部下有人建议掘皇陵筹款发饷。徐源泉一听，先是一惊，继而平静下来，他也觉得这是发大财的好机会，但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没有说行，也没有表示反对。孙殿英一看这阵势，心中窃喜，总指挥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默认了。于是他决定放手大干。
　　盗墓找不到入口
　　孙殿英把几个师长叫来商量了一番，几个师长当然积极赞成。1928年7月初，在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第十二军的布告，告示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并限令演习区域的居民必须从速迁出，否则发生意外概不负责。老百姓看了布告，谁敢不搬出，连那些守护陵寝的旗丁，也一个不剩地出了陵区。孙殿英唯恐泄露机密，又在陵园四周设置警戒，不许任何外人入内，并散出谣言，说陵园四周布有地雷。这样一来，更没有人敢靠近陵区一步了。与此同时，驻马伸桥的孙殿英部第八师师长谭温江率部向马兰峪马福田部袭击，激战数小时，马部不支，队伍溃散。
　　之后，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率工兵营等部开始在东陵掘墓。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急了，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但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这罪，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姜石匠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这个姜石匠当时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
　　深更半夜，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姜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姜石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吓得小腿肚子直抽筋，跌坐在椅子上。姜石匠想，我怎么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呢？孙殿英用元宝、金条来引诱，姜石匠还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经不住用刑，死了，我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又没有上刑。孙殿英把桌子一拍：“他奶奶的，不说？把你儿子抓来，老子非扒了他的皮不可！”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孙手下的人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石匠的带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的是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打开石障，但还是无济于事。时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瘫倒在地上。孙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嗖嗖”——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直往后退。“他奶奶的，还不赶快下去！”孙殿英吼道。于是掘墓官兵提着马灯战战兢兢地沿墓道往下，孙殿英又吼道：“他奶奶的，谁也不许胡来，谁胡来我崩了他！”又命谭师长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携宝潜逃就打死谁。
　　这些官兵带着恐惧穿过墓道进入地宫，但见石条供桌上的珠宝闪闪发光，真像阿拉伯著名小说《一千零一夜》里“芝麻开门”后的情景。已半年没发薪饷像饿牢里放出来的这些匪兵，已顾不得许多了，一拥而上，将供桌上的殉葬宝物抢得精光。然而他们贪心不足，又以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打开，那满棺的金银珠宝更是灿灿莹莹。匪兵们又群起向棺里扑去，将棺内珍宝劫掠一空。抢掠中，慈禧尸骸被扯出棺外；在争抢尸身宝物中，尸首被分拆，惨不忍睹。有三名军官为争夺宝物互相残杀，死于地宫内。匪兵们在撬动棺木时又发现一个地洞，复又将地洞宝物抢光。
　　慈禧墓盗毕，孙殿英又命挖乾隆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更富丽堂皇，其尸身已腐化，仅剩头发和肋骨等。匪兵们进去后，同样将乾隆棺的宝物抢劫一空。之后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人说顺治帝于生前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遂拟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动手，不料石下沟中流出黄水，后畅流如瀑布，顷刻地上已积水二尺余，故又未动手。7月11日，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孙殿英部满载开拔西去。
　　盗到了什么
　　乾隆和慈禧都是清史上的显赫人物，不言而喻，两墓中的随葬珠宝一定是车载斗量。既然两墓皆被盗掘一空，那么孙殿英及手下官兵的所得一定十分丰富。关于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究竟有多少，如今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据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所载，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8月4日，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据张交待，其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由此可见孙殿英部所盗宝物之巨。
　　盗案为何不了了之
　　孙殿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刀砍斧劈炸药炸，肆无忌惮地盗掘清东陵，理应受到制裁，但这一通天大案最后却不了了之。东陵盗墓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正在离东陵仅100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告祭孙中山、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由于孙殿英严密封锁消息，故北平的要员们竟一无所知。盗墓的第三天，孙殿英还派谭温江到北平晋谒徐源泉，实为打探风声，见风平浪静，谭次日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更加放手掘墓。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西去，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直到8月初由于谭温江急于到北平销赃，与所委托供销珍宝的古董商同时被擒，才东窗事发，全国哗然。最早披露这一丑闻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
　　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究查主谋。文化维护会电请严办盗东陵人犯，从速收缴殉葬诸物，修葺陵寝。民族精神振兴社申请：皇陵者，我民族精神之象征也，盗陵者乃民族败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国民政府不得不摆出一副整饬军纪、维护公理、严惩主犯的阵势。蒋介石宣称：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遵蒋介石手令，北平地方法院于8月8日派检验吏俞源前往东陵检验乾隆和慈禧棺木。阎锡山电河北省主席商震派兵保护东陵，警备司令张荫梧派兵保护西陵，商震又限令遵化县府严缉盗墓正犯，依法惩办。国民党要员们如此“轰动”了一番，但在谁是盗陵主犯上却含糊其辞，有时称之为“直奉联军某部”，有时称之为“逆军残部”，或“某方残军”。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前往东陵开始调查。
　　刘人瑞一行到东陵后，沿途见陵墓被盗的遗痕，他们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马兰峪街发现孙殿英于6月的告示、旅长韩大保于7月7日的告示各一张。了解附近居民陵户，皆谓听到两陵方向传来的爆炸声。不时有军人到街上购燃料，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禀报，正值盗墓的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自马伸桥至马兰峪。
　　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东陵被盗一个多月，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国民政府方面虽派过大员勘查，却无善后办法。寓居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闻讯后痛哭，即在张园设灵祭奠，并电召北京皇室宗亲以及清室遗臣速来津商讨善后事宜。一连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驰赴东陵。到东陵后，首先对乾隆、慈禧二陵及其他陵进行勘查，然后着手帝后的复葬。原打算按乾隆、慈禧长幼辈序，先重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到普陀峪定东陵复葬慈禧。当然，在这些清室遗臣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况。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是真的 1928年春，原奉军收编之积匪马福田率部叛逃，直奔清东陵旁的马兰峪，蓄意长期挖坟盗宝。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进入河北地区，奉军北撤，而冀东一带散匪非常多，异常肆虐。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革命军派出孙殿英部前往剿抚。路途中，孙殿英屡见东陵殿宇富丽堂皇，为了筹措剿匪资金，起了盗墓的想法。接着，他得知马福田进驻马兰峪准备掘陵的消息，马上命令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连夜率兵前 看守陵寝的末代翼长阿和轩
往，赶跑了马福田。同时，为遮人耳目，他们到处张贴布告，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开始计划盗墓行动。 　　1928年夏，军阀孙殿英在河北省遵化县成功的完成了盗陵。所盗的两座墓葬中，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 然而，当时的动乱年代中，照旧领兵当官， 而且日后步步高升，直至升到先遣总司令；所捕获的重犯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 继续当他的师长……这种反常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孙殿英是河南省永城人，本名孙魁元，号殿英，人们大都叫他孙老殿。 　　民国初年，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为王者比比皆是。孙殿英也乘势而起，纠集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 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投胡匪出身的张宗昌，深受张的赏识，被任命为师长。孙殿英摇身一变，通过种种手段，将自己的部队发展成为一个军事集团。后来，孙殿英率部与国民党作战，开始很有利，后来见形势不妙，便投降蒋介石，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垂涎
　　对于孙殿英来说，清室皇陵无疑是他垂涎已久的一块大肥肉。清室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是满清入关后在河北省遵化县和易县的东西二陵，这是清陵的主要部分。乾隆时期是满清最鼎盛的时期，慈禧太后则是满清掌权者中穷奢极欲者之一，所以，这些陵墓也以乾隆皇帝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最为奢侈，里面放置了无数稀世珍宝。 　　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而且还有旗兵、绿营兵驻陵守护，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随着世事的变迁，东陵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落入北洋军阀手中。护陵大臣名存实亡，常不在官署，不仅不能有效保护陵墓，反而串通他人，倒卖财物。于是，对东陵的破坏与日俱增，直至有人企图全面挖掘偷盗，大发横财。
准备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时，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东陵仅一山之隔。当时有个惯匪马福田，探知东陵地区无人看守， 乾隆棺椁
就伙同其他匪徒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闻讯，抓住这个时机，调动一团兵力，开到马兰峪，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马兰峪东陵，打跨了马匪后，把东陵三十里内戒严，顺势掘东陵。 　　7月上旬，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实行戒严，大肆洗劫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由于封锁严密，所以外界虽有传闻，却不明真相。在动手盗陵的第三天，谭温江前往北平晋谒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打探风头，一见风平浪静，次日马上返回东陵，放手盗掘。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由，要求遵化县代雇骡马车30多辆，以便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就这样，孙殿英便为转运盗墓财宝铺好道路。
盗掘
　　当年留下的照片表明：起初，匪兵们并不知道地宫入口，而是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他们挖掘的痕迹。1928年7月盗墓队最终找到了地宫入口。原来，在高大的明楼后面，有一个“哑巴院”，传说招募的工匠都是哑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机密。 　　在哑巴院北面的琉璃影壁，影壁之下就是地道入口。清东陵的陵寝结构大同小异。琉璃影壁下正隐藏着地宫入口。如果从正面横向挖掘，会遇上条砖砌死的隧道；如果从宝顶上垂直往下开掘，则会增加多倍的距离；而如果从琉璃影壁下直接坠入，便能就近打通金刚墙，从最短途径进入地宫。能找到这个捷径的人，恐怕熟知内情。慈禧陵和乾隆陵稍有不同，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慈禧陵没有哑巴院。在明楼底下进入古洞门，过道尽头则是一道内部浇铸了铁筋的墙壁，它的里面就是“金刚墙”。地宫的入口就在这金刚墙下。东陵修建得十分坚固，要完全刨开地砖不是件容易的事，匪兵们盗宝心切，便动用了炸药。在硝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再向下深挖 数丈，终于呈露出一面汉白玉石墙，它就是金刚墙。从墙中间拆下几块石头，露出一个黑森森的洞口。一进宫门，匪兵们便被宫中金碧辉煌的建筑迷住了，他们疯狂地抢掠 孙殿英夜盗东陵
着，从脚下的金砖到天花板上的金龙，无不被他们夺走。而谭温江此行的最大目标是要找到慈禧的地宫。入地宫的路径非常隐秘，匪兵们一时无法找到。一位曾在这里建陵的老人，说出了地宫的门路。地宫的入口找到了，但十分坚固，普通器械根本无法打开，最后，他们搬来炸药，这才打开入口。 　　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得慈禧叶赫那拉氏之尸，虽历经十数年而不腐。孙部从金椁内棺盗窃了大量稀世珍宝。但他仍不满足，再掘乾隆皇帝弘历的裕陵，他亲自进墓点视宝物，得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画、书签、宝剑等无算。装了四五十箱，加封盖章后拉回军营。后来他回忆说：“乾隆的墓堂皇极了，棺材内乾隆尸体已化，只留下头发辫子。陪葬宝物不少，其中最宝贵的是颈上的一串朝珠，一百零八颗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色，和一柄九龙宝剑，剑鞘面上嵌了九条龙，剑柄上嵌满了宝珠……” 　　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所载，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8月4日，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据张交待，其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由此可见孙殿英部所盗宝物之巨。
影响
　　孙殿英掘墓盗宝被发现后，满人哗然。部分旗人团体，以及逊清皇室，包括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等满人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此事一时轰动全国。 　　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孙殿英辩解说：“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并说：我发掘满清东陵，有3个好处。第一，满清入关之时，大兴文狱，网杀士人，象吕留良，戴名世这样的人，都被开棺戮尸，我虽不才，亦知道佛经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第二，满清统治三百年了，搜刮的财帛不知多少，今天我发陵，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1]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应该是，那时候国民党的一位高官发起的。就是慈禧死后第十二年发生的。

先说下这个宋子文的情况吧，他在上海出生，他也算是出生于大家，他的父亲是宋嘉树，他的姐姐是宋庆龄。最开始的时候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后面又去了哈佛大学读硕士，最后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博士学位，可谓是真正的人才。在后来的时候，在1925年当上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但是没过多久，在1933年的时候与蒋介石发生了矛盾，他就辞去了自己的国民党财政部长的职务。

虽然他辞去了官职，但是他拥有非常聪明的脑袋和看向世界的眼光，他不久后就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成为了当时的佼佼者，真的是传奇的人物。

然后他靠着自己手上的这些资源和权力，对很多行业进行发展，尤其是工商业和金融业。没用多长的时间，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集团，拥有非常大的实力。在当时的时候，可谓是真正的风云人物。

树大招风啊，这时候就有人传出消息，说宋子文是世界首富，这个事情就疯狂的传播，很多的人都知道。那时候正在闹着革命，这些人就借着宋子文的世界首富的事情，疯狂的进行做文章，将宋子文的财产进行夸大，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时候还有人说宋子文有十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到了后来战事吃紧，国军就要求宋子文在内的几大富豪出钱当作军费，一张口就向他们索要10亿美元，宋子文没有钱，就只好逃到了国外，逃去了美国。在宋子文去世的时候，是在1971年的时候，宋子文在朋友家去世，享年77岁，那个纽约的官员就对宋子文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宋子文只有不到七八百万美元，这怎么可能是世界首富，说他是世界首富都是谣言，那时候是有人故意这样说，以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