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王安石的《字说》

怎么说呢。
撇开正史上的评论，这个人是个复杂集合体。
也许有改革的愿望，但手法不当，树敌过多，这在后世是遭到批评最多的地方。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在那个时期完全是个虚假命题。
北宋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冗费。官员叠床架屋，甚至可以给亲属子女带来十多个”荫封“，国家财政紧张，巨额军费，官费拖累经济，在仁宗朝时已呈不得不变的境地。
神宗初登大位，急于扭转这个局面，也就启用了”负国家三十年盛名“的王安石。
因此，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迅速出台。
然而，除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岷五州外，无论内政、军事，经济，财政等诸多方面，王安石变法无一成果。
相反，变法的危害是巨大的，以最有意义的青苗法为例--也没有实际效果。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钱谷为本，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听起来很不错，与现代的”农业小额贷款“相似。
事实上呢？
全国差异很大。
江南、成都平原地区本身就比较富裕，农民不需要这些小钱，不愿意贷。而山陕山东等丘陵山区的农民则愿意贷款，却得不到这些钱。
地方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利润指标，或者强制不需要的农民贷款，或者把这些钱交给地主放贷，需要贷款的反而拿不到手。
老百姓能满意吗？
这是王安石所处环境和学识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简单地归咎于反对派的阻力。
另外一个问题是，王安石对政见不同者采取了异常激烈的手段，常以辞职要挟皇帝处分反对派大臣，征诛是也。
人所共知的文化领袖苏东坡本是支持王安石的，只是在守制时见到农民被变法所累--似乎现在还有一些地方称猪为--安石，也见农民的怨恨之情了。所以苏东坡提出《寒暑论》意在折衷，区别对待实际情况进行改革，这就立即遭到了王安石的无情打击，不用意变法就是我的敌人。
事实上，北宋后期党争由此发端。
既然王安石破坏了政治和谐与“君子政治”的传统，那末，报复也就难免。
神宗死后，掌握政权的高太皇太后与旧党立即废除新法，并将新法干将驱逐。哲宗上台后再启用章淳等，将旧党成员报复驱逐。哲宗一死，向太后再出手将章淳驱逐，结果没几天，书画皇帝又开始起用蔡京等新党，一用就是二十年，然后又是一轮的报复。
北宋，世界历史上文化，科技，经济，制度最辉煌的一个朝代就这样在报复与反报复中来回，一干就是70年，直到统治阶级精英尽丧，最后留下来的都是一群只知道吹捧上级的人，普通官员和老百姓们就麻木地看着国家被女直人灭亡。
究其根源，王安石变法起到了一个极端恶劣的破坏作用和引导作用。

王安石，这也是个好官，绝对的好官。我在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是有很多创新在里边的，很超越，也很前瞻。只是新法的实施和成效，以及当时的社会很多纵杂的原因，造就了新法的失败的必然。但是其新法与王安石先生两者都是很大胆的，敢于尝试的。。。。现代的中国官员应该多向两位前辈学习

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

评价王安石，其实说的是评价王安石的变法，这就要放置到宋朝当时的大背景下来分析。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他的这一段话，或许有启发性：

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行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也就是说，如果毫无身份地位的平民都能把商品买卖生产的权力占为己有，都能擅自获得各种物品流通贸易的利润，放纵他们无穷的欲望，这样一来身为天子而不失去百姓的支持，也不过只剩下一个名号而已。就算吃蔬菜穿破烂的衣服，成天憔悴忧愁，为国事操劳，以使天下人人能吃饱饭，使国家安宁、政治平稳，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选择官吏控制管理天下的财务，即便是尧舜也不能不把这作为要紧的事情来办，更何况后代呢？

王安石的这段话可谓切中要害，甚至可以说是指出了后来明朝灭亡最关键的原因。尤其把这段话与崇祯皇帝的遭遇作对照，不能不说王安石是个天才的预言家。

王安石的想法是正确的，他的变法措施也正是力图贯彻他的想法，即通过加强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干预、管理来增加财政收入，为政府行使国家职能如抵御外敌侵略、救济灾民、文化教育等提供充沛的财政支持。当年汉武帝正是任命桑弘羊实行类似的政策，才得以完成对匈奴严厉打击等连续的军事行动。

然而在宋代初期，要实行这种性质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无论领导者的才能多么卓越、品德多么高尚，皇帝支持的决心多么坚定，都无法改变结局。事实上，宋神宗支持改革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决，王安石更是“真士”中的“真士”，不仅超脱于个人利益之上，而且也超脱于一般的阶级和小集团利益之上，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出在宋朝政治制度的进化已经过于超前，先进得有些过头了！皇权过度削弱，政府过度开放，政治过度民主，平民力量过度上升，等级制度过度破坏，舆论力量过度强大。再加上一点，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但思想意识却根本没有成熟，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所有这些都导致以加强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为目标的改革，在大批自认为民请命、以君子自居、置个人得失于不顾的文官集体反对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说到王安石，就不得不提变法的极力反对者司马光。他们都是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杰出分子，都是民族脊梁式的人物。

两人立场很清楚，司马光是站在平民工商业者的立场上，而王安石则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

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言，王安石的立场更有益。这并非是王安石代表进步，恰恰相反，中国当时不是不够进步，而是进步得过头了，王安石变法就是把中国往回拉一点，倒退一点。而司马光等人不是落后保守的代表，恰恰相反，他们本身就是进步的体现，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种进步已经超前了，有害而无益。

打个比方，就如一个人前进的路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缝，无法绕行。这道裂缝阔两三米左右，如果就站在那里直接立定跳远肯定跳不过去，要摔进裂缝。但如果倒退个五十米，然后来个助跑冲刺，就可能跳过去。王安石的变法实质上就是要社会先倒退这五十米，然后通过助跑冲刺跳过这个裂缝。而司马光等人不愿意放弃已有的进步，不愿意倒退这五十米，就这么直接往前走。”

《宋史》评价
《宋史·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折叠历代评价
北宋评价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
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大诗人，也是政治家，人们对他的一生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为国为民做了很多好事

安石作《字说》，以像形和联想来诠释字的基本含义，但是太过执着于一种方法，难免牵强附会。

拗相公此書雖然於小學無大用處，但是偶爾看看也可以博吾輩葫蘆一笑，呵呵，真乃奇思妙想異想天開之學術著作也！理學家去弄樸學，也蠻有趣，望文生義此之謂也。抄錄數則以供笑談： 鱅，庸魚也。故其字從庸，蓋魚之不美者。讀曰慵者，則又以其性慵弱而不健故也。 車，車从三，像三材；从口，利轉。从1，通上下。 苴，从且，穀之貴者，人可以為食，而不可以為常也。 斧，斧於斤有父道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