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国不到百年，为何总有人以中国五千年文明却比不过美国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觉得西方人那么热情外向，而中国人却十分谦逊内敛。中国人对自己的父母和国家，总会有一种尊敬爱戴的严肃情怀，而西方人与家庭的纽带似乎没有我们深厚，对“国家”的爱也与对“自家”的爱不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别呢？

热情奔放的西方人

一、“内向”与“外向”的东西方

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是延绵不绝、万古常新的。的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由传统文明直接演化而成的现代文明，并且在转变的过程当中从未断绝。虽说西方文明已经在世界上大行其道200多年，但如果从文明的“历时性”和“延续性”上看，中华文明能够历久弥新，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

汉人自古以来的活动方式，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就是说，如果有不服的，我们就修养道德让他们心悦诚服。无论是匈奴内附，还是五胡南迁，这些看似“凶险”的民族交往方式，最终都被我们用极富吸引力的汉文化成功化解。那些在周边觊觎中华文明的少数民族们，无论是与我们相争或是相合，到头来大都会或多或少地接受汉文化。

清朝统治者也得学习汉文化

与我们相反，西方文明所表现出的是“外向性”。民族大迁徙造成了日耳曼文明与古典文明的碰撞，二者之间在战争过后逐渐混同。现代的西欧人无法辨别究竟自己更像是罗马人的后代，还是日耳曼人的直系。15世纪，又是欧洲人开启了向美洲、非洲拓殖的浪潮。这一次外向输出，意味着整个世界将要逐渐开启与欧洲历史类似的“融合”。

白人殖民非洲

传教士利玛窦曾经这样评价过我们的文明：“具有此等武备完善、操持精良的作战力量，却未有丝毫对外征服之欲望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不热衷于侵略，但会温和地同四邻接触，而近邻也无力撼动中华文化这棵参天大树。我们的文化在交往中包容了不少邻居，邻居的特征也逐渐影响到了我们。这种善于糅合一切的超强同化力，是维持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重要基础。

穿着儒装的利玛窦

二、“家文化”对东方文化的独特影响

我们常说，“没有国哪有家”，这句话体现出国人对“家国关系”的独特理解。今人眼中，家和国的关系似乎天然紧密相连。但从古老的认知规律上看，每个人其实会先关注到身边的家人，进而才会联想到国家。大家一定会有疑问，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将人们对“家”的眷恋移情到了“国”的身上呢？

一般认为，最能代表封建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的，是宗法制的血缘家族。《白虎通义》讲：“宗者，尊也。”宗法社会无比重视长幼尊卑、上下秩序。可见，祖先们首先认为，家对他们的“约束性”是和“保护性”同时出现的。想要获得家庭或家族的保护，就得先对家庭里的尊长尽到义务。

象征宗法权力的家族祠堂

我们的古人将这种尊卑有序的观念从小家庭推演到大宗族，再从地方推及中央，由此而孕育了“家国同构”的观念，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所以中国才会有“父母官”、“官老爷”、“子民”这样的称谓。也就是说，当官的不仅要从法统地位上高于百姓，更要利用约束家庭成员的“礼义廉耻”等道德手段去教化民众、维持统治。

百姓将自己的小家视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是因为他们把国君天然地看作家庭的保护者。我们说中国人比较早熟，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的君主制国家模型确立得很早，比西方的罗马帝国还要早上2个世纪，对君主委派的官吏忠诚，就相当于对未曾谋面的君主忠诚。这样一来，百姓相信官吏在保护每一个家庭，而官吏又是君主在地方的代表，这就是中国人“家国关系”的贯通。

古代的地方官吏被作为“天子的代理人”

三、提倡“社团文化”的西方社会

而西方人对家的认识则不同。由于西方并没有东方小农社会所生发的宗族情怀，他们的社会结构又比较松散，因此，家的概念在西方人心中更像是一种对他们的天然保护而非约束。基督教思想中，也提倡人要“爱你的上帝胜过一切”。也就是说，西方人的确对家庭没有那么多义务性的负担。

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就曾讲到：“日耳曼人的家庭更像是一种从天然中发育的‘联合’，孩子与父母之间并无强制性的约束。”早在中世纪伊始，日耳曼人便确立了独特的“联合制”家庭关系，孩子在成人前可依靠父母，但在为其举行成人仪式之后，孩子的吃喝拉撒就跟父母没关系了，啃老是不存在的。

孩子与父母的“联合”，更多地是强调其从家庭关系中被迫“退出”。由于欧洲社会长期实行长子继承制，因此导致在一个家庭中每个孩子的“身份”也有所不同。同东方社会的析产继承制度不一样，欧洲人十分接受长子或长女承担祖业，而次生的孩子则仅有少量继承财富或无继承财富的权力。

在中世纪英格兰家庭纺织业中，组织者要为亲人“记件付资”

更为甚者，倘若长子或长女对二老不负责，两位老人在临终前仍然有立下遗嘱中止其继承权的权力。可千万别以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麦克法兰曾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为我们呈现出了他的调查结果。我们惊讶地发现，在15世纪的一个英格兰村庄里，竟然有15%的家庭变更过遗嘱。

另外，从家庭推演到国家的逻辑，其实也是东方人对西方的错误想象。中世纪的西欧社会盛行“分封制”。农民们在庄园里生活，终生所面对的最高领袖只不过是地方性的领主而已。他们对内实施统治的时候，可不会说“你们都是国王的子民”，而是会将其治下的农民当作当地的“私产”。

欧洲庄园

也正是由于西方社会的松散性和特殊性，西方人才更早地从对家庭的依赖中脱离出来。西方社会中的最高主权从开始便属于上帝。西方人更倾向于在社会未对其施以控制之前，主动将身边的朋友或亲人团结起来。这也是西方人自由组织“社团”的一大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