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魏晋风度

一不小心，两个都答了，姑且都留给大家看吧。
先《儒林》，后《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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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反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吴敬梓对自己所处的阶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吴敬梓对魏晋风度有强烈的仰慕之情，当他看到现实生活中丑态百出的知识分子众生相时，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促使他在批判之余，试图通过对魏晋风度的学习重塑士林。小说中多处流露出作者这一潜在情怀。

（一）真名士小说开篇通过王冕的言行表达自己“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人生态度。《儒林外史》中所呈现的正是天下无道的社会环境。这种情况下不少文人以牺牲人格为代价，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或沽名钓誉、招摇撞骗，而王冕视富贵如粪土。

作者努力按自己心目中的“真名士”标准塑造出王冕这一旷达、淡泊的人物。王冕是饱学之士，“不满二十岁，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仰慕屈原，卓尔不群；他鄙弃功名，不同流俗；他不滥交游，不卑不亢。从而在八股选士的时代保全了自己的人格。其实历史上的王冕并非如吴敬梓笔下那么清新脱俗、潇洒飘逸。“凡史传未及而吴敬梓所赋予王冕的性格因素大抵不外魏晋风度的痕迹。”[1]史传中的王冕曾有这样的孝举：载母于车，送其回家，自备古冠服随车后。到了《儒林外史》中则被作者刻意描写成一种张扬不羁个性的行为：“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暗的时节，把一乘车载了母亲，他便带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从这样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冕作为一代名士身上所具有的魏晋风流式的风采。通过过王冕对以危素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的态度，亦可看出他追求文人独立人格，反对封建正道束缚的清醒态度。这与魏晋名士反对“势统”维护“道统”的思想是一致的。总之，作者有意用王冕这一具有浓厚魏晋风度色彩的“名士”来“隐括全文”，这是他创作《儒林外史》旨意的具体演示，更是作者深受魏晋风度影响所形成的心理体验之自然流露。从以王冕为代表的“真名士”身上，可以透视出魏晋风度对《儒林外史》的深刻影响。

（二）贤人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杜少卿是作者以自己为原型，着力塑造的既有现实性又有理想色彩的形象。

他身上不仅体现着作者的人生感受，亦有魏晋名士的遗韵。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迟衡山等生活在民间却与封建正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士人，陈文新在《〈儒林外史〉与传统人文精神》一文中将其定位为“贤人”。关于“贤人”身上所具备的古儒风范、容众气度、浪漫气质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可贵精神，陈先生已有全面分析，本文着重探讨“贤人”身上的另一特点：魏晋风度在他们身上的体现。

第一，贤人们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放诞言行有魏晋风度的烙印。杜少卿是作品中的理想人物之一，他卓尔不群、不同流俗。在《儒林外史》所描述的文人狂热追名逐利的时代，他却辞却征辟，隐居秦淮河畔。当娘子问他：“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什么装病不去？”时，他对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舍却功名富贵，陪娘子看花吃酒，这样的举止在封建时代无疑是要被鄙弃的。但其放诞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和魏晋风度相一致的傲世抗俗的风骨。

第二，在蔑视虚伪礼教，注重本性流露这方面，贤人们的行为是千年以后对魏晋风度的共鸣。魏晋风度鄙弃琐碎的世名而注重性情的流露。在男女交往方面，魏晋士人不愿恪守封建礼教：竹林名士阮籍，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而设”，一反《礼记》中叔嫂不能通问的规定，与其嫂聊天谈话；与邻妇一起饮酒，醉卧其侧；在母丧期间大啖酒肉而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杜少卿的行为和魏晋名士的举止一样惊世骇俗：在众目昭彰下，携娘子的手，大笑游走，去清凉山看花，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他这种坦荡的性情、率真的行为，是《儒林外史》对魏晋风度“越名教，任自然”的有力回应。

第三，贤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以及贯穿人物始终的隐逸情结中，亦具魏晋风度之余韵。“自然是清纯的，玄远的，而现实是污浊的，凡近的；走向自然就是赋予人们超尘脱俗的意味。”[2]贤人们热爱自然，在山水中找到自我的精神意趣，这和魏晋名士有相同的境界。杜少卿宽衣大袖，借人姚园看花；虞博士冲淡潇洒，“手植红梅”，花开时节与友人在梅树下饮酒取乐；庄绍光隐居玄武湖，于湖光山色中体味人生乐趣。在他们眼中，在田园山水中安身立命乐趣远大于混迹官场市井。我们从贤人饮酒谈玄，流连山水的潇洒中看到了魏晋名士笑傲山林的影子。

第四，贤人们对酒的偏爱与魏晋名士对酒的狂热相似。压抑的时代里，士人们生命无法保障、理想无法实现，既想保持独立性，又无法清醒地忍受痛苦失落。隐于酒，便成了他们独特的反抗方式。阮籍佯狂自醉、纵酒狂歌与嵇康“披襟箕踞”；刘伶“纵酒放达”自称“以酒为名”。《儒林外史》中“把酒共沈醉”同样是表达愤懑，排遣痛苦的最好方式：杜少卿遇到韦四老爷时拿出了埋在地下九年多的陈年老酒，惹得韦四先生从三千里外寄一封信给庄濯江，只为告诉他：“二十年来，竟不得一回恸醉……但在天长赐书楼吃了一坛九年的陈酒，醉了一夜心里畅快的紧。”虞博士的红梅开了，便“备了一席酒，请了杜少卿，来梅树下坐。”庄绍光隐居玄武湖看花时，少不了“斟酌一樽酒”。在贤人们的生活里，酒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饮酒不仅是文人点缀风流的一种形式更是逃避现实的途径，酒醉的畅快背后往往是深沉的忧思。他们的行为也是在酒精的作用下才变得放诞、任性。酒不管是在魏晋名士那里还是在贤人那里都是保持尊严的消极却是唯一的方式。

第五，贤人们品评士林的习惯对魏晋时品藻人物之风有所传承。《儒林外史》中贤人具有明显的名士意识，多有品评人物的习惯。喜对儒林中人于才情、气质、风神等方面进行评鉴。季苇萧曾对杜少卿的豪爽之气作如下评价：“少卿天下豪士，英气逼人，小弟一见丧胆，不似迟先生老成尊重”。迟衡山也曾称：“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书中人对杜少卿的气质风度进行品评，使我们看到了魏晋名士挥麈谈玄，品藻人物的影子。《儒林外史》中的贤人和魏晋名士在多方面有相通之处，最可贵的是二者内在境界之一致：都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当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时，吴敬梓转而进入了对自身内省式的思考和探索中。虽然世风日下，但他还是在杜少卿等人身上寄托了自己美好的理想，赋予他们魏晋风度般的气质，使这之能够以游离于肮脏世俗之外的群体存在。这个承载着作者美好人生理想的群体成了作者心目中的“新儒林”，是黑暗中一股清流，顽强的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和对人格的坚守。

二、吴敬梓对理想人格的新探——“奇人”形象的出现

吴敬梓清醒地认识到名士、贤人们力量的衰微，他们的人生理想无法抵御封建社会强大外力的破坏。饱学的王冕只能终老于山林；主张以德化俗的虞育德的人生理想萎缩到只求“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庄绍光意识到“我道不行”之后隐居玄武湖不问世事；杜少卿轰轰烈烈辞去征辟之后能做的事情只是“看花吃酒”。名士贤人在坚守自己的人格阵地之后却无余力移风易俗、维护礼乐正道。在小说结尾，吴敬梓对士人形象做了新的探索——“市井四奇人”。季遐年写字、王太卖火筒、盖宽开茶馆、荆元做裁缝，但他们又分别精通琴棋书画，过着“又不贪人富贵，又不伺候人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快活日子。他们经济上自食其力，精神上任性自由、清醒独立；生活于市井但隐逸于琴棋书画；既不受名利束缚，又能追求个性的解放和伸张。称他们为“奇人”，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儒林中人，而有着市民的生存技能，传统真儒的品格精神，魏晋名流的风度神韵、自由精神。作者融众多品格于一身，塑造出“市井四奇人”的形象，体现了他对于文人理想人格的新悟，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大奇人”的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王冕到杜少卿以至四个‘市井奇人’，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现实写照，而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具体化身。”[3]吴敬梓正是通过名士、贤人、奇人形象来不断实现自己对于文人理想人格的探索。而魏晋风度则成了贯穿这一探索始终的文人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体现，成为这些形象的重要品质，被不断诠释。

注释：[1][3]宁稼雨.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从《魏晋风度》到《儒林外史》.南开学报，1997（3），P3、38.[2]陈文新.《儒林外史》与传统人文精神——论吴敬梓笔下的贤人及其人格追求.江汉论坛，1998，P57.作者简介：贾莹（1984-），女，西北师范大学200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收稿日期：200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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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人与自然的 “和平共处”时期。我们民族在此时找到了人与自 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器范自然”、“师友造化”。不 仅“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而且,几 乎是模范一切可以模范的自然物象的那富有自 由、超越的正体嶷然、明洁灵秀的风姿。在老庄和 魏晋玄学看来,“道无所不在”,即“道”存在于万物 之中,宗炳的“山水以形媚道”正谓此。也许模仿 大自然豪华与严肃正是我们民族对“天地境界”本 能而宿命的向往。“大自然豪华与严肃”就是自然 的永恒、圆满、自足、自由之“道”的特性。意识到 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去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 肃恰可以有真正人的生命的升华。因为“正当的 生活必须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霭理士),也 即“器范自然,师友造化”。我们民族没有选择“征 服自然”、与自然为敌的生活方式,而是倾情于“天 人合一”、“器范自然”、“师友造化”的生命方式。 活在天地境界必得在生命的姿态上与自然本身的 气度格调相谐和方是人生之正道。这是人对与天 地自然和谐的本能要求,是天人合一的深刻体现。

“师友造化”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道家“齐一自 然”、“万物为一”之所归趣。“山水以形媚道”是自 然引导、器范、呼唤着人们回归。模仿大自然豪华 与严肃的魏晋风度则是人类对此种呼唤的一次最 成功的具体而完美的回应。魏晋玄学家郭象的中 心思想“独化于玄冥之境”倡导与自然泯一的生活 方式,东晋南朝作家喜言“神散宇宙内”,“纵心皓 然,何虑何营”是说只要把我的心与浩然无际的宇 宙自然融化在一起,忘情于自然,在自然中寄情、 畅情、融情,世上还有什么值得去忧虑钻营呢?从 东晋开始,自然化的存在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上 的内在需要。其时人们已开始广泛地意识到自然 可以使精神得到安顿、慰藉、升华,使精神具有宁 静、超拔之美。值得沉思的是,在古代我们民族在
最大的限度上把自然当作了精神对象,而非物质 与科学探索的对象。

以下本文主要从《世说新语》中来引证说明 “器范自然”、“师友造化”的魏晋风度。

1.器范自然的自由超越性

在魏晋清谈的品题中常常用自然界的种种物
象来比喻人的精神面貌与气质风度,这决不是一
种简单的借喻,而是以大自然真、善、美之自由超
越的本质来规范、提升人格美,是为了对人格美进
行“高自标持”。如“海鸥鸟”、“云中鹤”、“千里马”
等等物象那鲜明的自由性,恰可以很直观地用来
使君子师友器范之:“澄以石虎为海鸥鸟。”(《言
语》)“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鹤,非燕雀之网所
能罗也。’”(《赏誉》)“汝南陈仲举,轩轩如千里
马。”(《赏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
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另如“芝兰玉树”
(《言语》)、“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言
语》)、“玉树临风”等类比喻也都是出自《世说新
语》。
崇赏似水的品节也是魏晋时期人们器范自然
的一个重要表现。冯友兰指出:“宋儒以为孔子于
水之流行,见道体之流行。《中庸》引诗:‘鸢飞戾
天,鱼跃于渊’。宋儒以为于此可见,‘化育流行,
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2]《论语》曰:“知者
动,仁者静。”“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因为,知
者喜欢水的随物赋形的动态,仁者喜欢山的安稳
深沉的静态。“真正的智者,不是去与天地自然拼
斗,而是感悟、理解和顺应它。林语堂也说过,他
有‘高山的文化观’,即处处以高山来作为衡量标
准。”[2]如《德行篇》:“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
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又如《赏誉篇》:“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
名士谈议,奇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
披云雾睹青天。’”水镜,比喻人的明鉴如静水、如
明镜一般清明透澈。这种人气度莹然朗畅,见之
亦犹廓云雾而睹青天。

2.器范自然的严正清峻

自然以其真善美的风姿而行教化人类的事,
“万物皆在说法”。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可谓典型代
表,荷花能在浊水污泥的环境中依然有纯洁光明
的生命之花,实在启示人类良多。“王武子、孙子
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
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
其水汩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言语》)此
乃地灵人杰也。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
是非为己任。”(《德行》)“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
松下风。’”(《赏誉》)其“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更是
师自山岳川渊。刘孝标注:“《李氏家传》曰:膺岳
峙渊清,峻貌贵重。”而我们从许劭“山峙渊停,行
应规表”则可以看出这不是偶然的个人行为风范。
另如“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赏
誉》)此外还有“裴令公目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
幽然深远。”(《赏誉》)在《世说新语》中更令我们耳
熟能详的是“风姿特秀”的嵇康“萧萧肃肃,爽朗清
举”,“若孤松之独立”及旷然出尘的王羲之“飘如
游云,矫若惊龙”。这种气节风度决非无用的作
秀,同时亦有实际的人格影响力。庾子嵩目和峤:
“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
之用。”(《赏誉》)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曰:“峤常
慕其舅夏侯玄为人,故于朝中峨然不群,时类惮其
风节。”这种法自然的生命方式是魏晋风度的灵
魂。它代表着魏晋士大夫形象生动地观察和解释
宇宙万事万物的原则、思辨方式和审美观念,因而
魏晋风度就直接是魏晋哲学的感性风度。

3.器范自然之朗彻明秀、清夷冲旷

最值得关注的是器范自然给《世说新语》人物
品题带来的是光明纯洁的“清”的榜样。“清”是人
物品题的首选词语,也是对所品题人物的最高称
誉。因而就出现了大量的以“清”做形容词来界定
人物的智识品行、容止风度这样一些内在与外在
的状态,如:清真、清远、清流、清举、清易、清誉、清
鉴、清悟、清恬、清淳、清通、清令、清士、清峙、清
立、清高、清识、清疏、清便、清虚、清称、清和、清
伦、清选、清蔚、清中、清贵、清畅、清夷冲旷等等。
如“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言
语》)“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
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刘尹云:人想王
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言语》)“庾公
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
‘君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
虚日来,滓秽日去耳!’”(《言语》)清虚,清净虚无;
清虚,实乃吾忘我、去尘滓之后的清爽洁净的风度
气质,是“师友自然”的最高境界。这样的“清真寡
欲”为的是“万物不能移也”。可见魏晋士人是很
会享“清”福的,而此“清福”的本质是与物质、世俗
主动拉开距离之福,是扬弃物质、世俗之福。

王导也是其时从容温清的典范。孙绰《王导
碑》称其“玄性合乎道旨,冲一体之自然,柔畅协乎
春风,温而侔于冬日。”这代表着当时所追求的一
种“清”“和”之美。自《礼记·乐记》就提倡:“和顺
积中而英华发外。”《赏誉篇》:“世称苟子秀出,阿
兴清和”,“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
俊。’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落落穆
穆:疏淡和美的样子。)我们民族从来也不欣赏那
种“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式的个性,而讲究真正
有个性的人应是不做过分夸张的“奇形怪状”之事
的人,比如《中庸》就主张君子不“素隐行怪”。讲
究君子之容舒迟闲雅,风神调畅。又如《世说新
语》中“濯濯如春月柳”,“濯濯”乃鲜亮的样子,形
容人的气质风度如鹅黄春柳般鲜亮。另外《世说
新语》中“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轩轩如朝霞举”、
“朗朗如百间屋”等等也都是在形容当时的人们那
光明朗畅的风姿。同时还有一件极富意味的事,

这就是东晋玄言诗人孙绰那句名言:“此子神情都
不关山水,竟能作文。”即一个人有无与自然相谐
和的气质风度,是作文的关键。这是中国式的“摹
仿自然”的格局。不关山水,则无法表现自然之奇
丽超逸的韵致、朗彻之神姿。这是对神秘幽深的
天地自然的深度体悟和理解。

那么需要反省的是从何时我们走到了自然的
对面。有学者指出:“与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
新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人’,即将人和人生
放在最显赫的位置,于是人的解放和人性解放被
大张旗鼓地张扬。……让文学从玄秘幽深之天地
自然回到现实而真实的人生,这是一个重大的突
破,因为离开了‘人’这个根本目的,散文不可能获
得真正的价值意义。问题是如果过于强调‘人’,
而忽略人之外的事物,那么,文学及其人类文化也
是不对的,有时甚至非常危险。”[3]我们惟一的个
性是自然的个性。我们民族从一开始就选择的是
节制过分的个性化的道路。“天人合一”的理想追
求就是这种节制的具体实践。真正的个性不会与
自然闹独立,不会动辄狂言“人定胜天”。中华民
族在“人”的自觉的同时,不但“向内发现了自己的
深情”,还“向外发现了自然的真实与美丽”,并从
此使自己的精神生命依托这种“真实与美丽”而生
发、而存在。使得中国式的人性化也同时就是自
然化,人格美更主要表现在自然美上,陶渊明“任
真自得”的人格风采、“渊深朴茂不可到处”的心灵
境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真意”乃是对
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的礼赞,是其典型代表。陶
渊明诗如天春气霭,花落水流,这是诗格与人格的
统一后对自然美之景观的复归。

中国现代文学过于夸大“人”的地位、作用和
力量,其过分的人本主义,“人为万物灵长”的理念
导致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忽略甚至无知,也导致了
人的欲望无限恶性膨胀,其例难以胜举。如孙伏
园在《南行杂记》中曾说过:“天下惟有至弱的人才
杀人,好汉应该杀自然。诗人爱‘自然’,我不爱
‘自然’。我以为人与人应该相爱,人对于‘自然’
越严厉越好,越残酷越好。我们应该羡慕‘自然’,
嫉妒‘自然’,把‘自然’捉来,一刀刀的切成片断,
为我们所用。”以及郭沫若那吞吃“日”“月”和整个
宇宙的天狗意象,都表现出非常无知,也相当可怕
的观念,它是人本主义对天地自然进行“宣战”的
最好注解。征服自然云云就是对自然的放肆。也
许这是真正的不知天高地厚。“回归自然”的需要
正是起因于人类对自然的放肆后的行为节制,因
为回头是岸。过度的城市化生活带来的恶果首先
就是把人与自然隔开,让人们过一种“二手的虚拟
生活”,从此人们就再也没有时间与心境去欣赏
“老鹰的俯冲”、去注目“彩虹是如何一点点地形
成”。“人定胜天”、“改天换地”的结果则使自然物
象一个个失去了可资人类模范的内涵与风采。过
亮的灯光取代了繁星与明月之光,人性、人心却因
此由于失去了模仿的正当对象而变得愈来愈狭隘
与逼仄,生活走向了“一切向钱看”的法金钱、法物
质的死胡同。哪里还可以有“玉树临风”、“岳峙渊
清”、“和顺积中,英华发外”的超越风度?
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西式科学方面远不如
西方,恐怕最内在的原因是我们民族当初没有选
择跳到自然的对面,从而有机会“理性而客观”地
把自然当做科学的、物质的对象去研究;也许非不
能也,实乃不为也。最终能真正保护自然生态与
人的精神生态双重平衡的是人们普遍而深刻的诗
意地欣赏自然的态度。正当的生活须得器范自
然、师友造化,即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这同
时也是所有对待自然态度的底线与平台。这也许
就是“个体的生命只有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才能获
得真正的解脱”的意义吧!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精神守望[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2]冯友兰.贞元六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王兆胜.文学·人生·天地自然[N].中华读书报,
2002-07-03.
[责任编辑:辛俊武]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是以隐逸或高士的形象为人们所认识的，为何富有四海的帝王要在陵墓中表现这些高士的形象，有学者认为这类高士的形象代表了升仙的愿望。但无论如何，在帝陵中发现隐士总是一件令人玩味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皇帝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这透露出魏晋南北朝作为士族社会的一些重要信号。

张力：士族社会与魏晋风度

一般而言，学界把魏晋南北朝时代视为士族社会，东晋南朝尤为典型。何谓士族社会，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士大夫具有自立于皇权之外的特征。典型的例子是南朝齐武帝宠信出身寒微的纪僧真，纪僧真想要获得士大夫的身份，齐武帝说此事他说了不算，让纪僧真去拜见江斅、谢瀹。于是纪僧真受命去拜访当时的士族领袖江斅，刚刚坐定，江斅便命人“移吾床让客”，把他赶了出来，留下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名言。
在当时社会，皇帝可以给予一个寒人高官厚禄，但其士族身份的获得，则取决士大夫群体的认可，而非皇权所能左右。士族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以门第自高，甚至觉得联姻皇室也算不上是什么荣耀，所以唐文宗要抱怨：“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因此，中古士族社会相对而言，是一个阶层比较固化的时代。

提到魏晋风度，最容易让人想起的是嵇康的名言“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现在学者一般也将其定位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代表着对儒家名教罗网的冲决，竹林七贤这些人都被视为政治黑暗时代中的反抗者。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魏晋风度的这一认识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必须要承认将魏晋风度视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的看法，主要是受民国以降学者的影响，特别是研究文学、哲学的学者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一般公众而言，则可能更多受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两篇名文的影响。

将魏晋风度定位为破坏名教的反抗者，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现代学术的产物，我当然不是说古人的清谈误国论就更高明或更准确，但有两个背景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学术史的背景，“五四”的那批学者主体上是站在对儒家主导的传统社会进行批判的立场上，因此发掘中国历史上反抗者的系谱，做一番翻案文章可以说是体现这种批判性的重要方面。另一个是历史本身演进的脉络，即使我们认定魏晋风度及玄学兴起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但也要注意到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士族社会的渐次形成，而文化上的新面貌与社会阶层的固化之间其实是存在着某种紧张的，为什么一个被称颂为思想解放的时代，转身却塑造出了阶层流动凝固的士族社会。

质疑名教社会风气的出现

魏晋风度的一大表现是质疑名教、不受礼法拘束。质疑名教风气的产生，大约可以追溯到汉末清议。清议是指在野的士大夫有感于宦官及外戚专权的乱象，批评政治，“品覈公卿，裁量执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这种凌厉激昂的士风，最终招来党锢的打击，党锢就是禁止党人及其家属做官，现在看来似乎不算是太重的惩罚，但需知被禁锢的党人往往出身地方大族，汉代通过察举制度劝诱地方大族子弟学习儒学，进而吸纳入官僚体系，党锢大大动摇这些地方精英对于汉王朝的向心力，儒家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

第三个因素则是曹操重视法术，特别是求贤令中讲：“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直接挑战了传统取士重德行的观念，有学者认为求贤令的目的不在于求才，而在于破除旧道德，为代汉制造舆论，我觉得是可备一说的。
一方面，原来塑造汉代士人道德与行为规范的儒家名教思想受到动摇，另一方面，汉魏以降出现了世官的现象。众所周知，汉魏易代是通过“禅让”方式完成的，中国传统王朝易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革命”，即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前朝，汤武革命便是其中的代表。另一类则是禅让，模仿古代圣贤的遗意，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权交替，当然这种“禅让”在巧取豪夺的背后，表面上要经过三让而受等一系列你推我让的仪式，所以曹丕篡汉后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名士的另一面：二士争功的悲剧

一般印象中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但这种令人企羡的风度是否代表这一群体的全部，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下便以邓艾、钟会伐蜀之役中发生的“二士争功”悲剧为例来谈谈名士的另一面。
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我们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与封闭性。实际上，西晋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除了政治利益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与认同。承袭自汉末清议的“清”的观念成为塑造这种认同的重要标准之一。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东晋门阀政治中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渊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另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

大概分两种，一种是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一种是穷困潦倒附庸风雅吧。

建安七子时文人多豪迈慷慨，竹林七贤时文人多放任癫狂。无论哪种，骨子里都有名士的那种傲骨和清高在。

然而傲骨与清高也分两种，一种是去抗争，一种是去逃避。

古人崇尚魏晋之风，大多数情况应该是指逃避现实，纵情山水或愤世嫉俗不愿同流合污的那一类吧。

然而，这实在是文人的一种病。在无法或无能无力参与社会事务时，在穷困潦倒时，总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他人，却从不肯检讨自己。甚至自恋地以为自己是唯一真理，然后抛弃世界，自己隐居起来。

把无能和放纵当作高雅的理论支持，便是所谓的魏晋之风或者文人的天真幼稚吧。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提问者采纳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 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魏晋风度的基本主题或特征

　　1． 自然的发现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83页。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陶渊明《归园田居》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朓 《晚登三山还忘京邑》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以玄对山水”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嵇康
　　2． 深情的发现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陆机《文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诗》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
　　3． 玄谈
　　或称之为清谈。以三玄为宗：《周易》、《老子》、《庄子》。魏晋真名士，非于世无涉，在其放达归隐之际，心怀家国、人事，然世道不济，才无所用，故多为出世之流。清谈，一则因其社会，一则因其情节清逸。所论者，皆为老庄之言，志在玄远高洁之境。
　　4． 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名教者，任自然。放达无羁，不事权贵，既于入世之时，亦心怀出世之志。所谓“形在庙堂之上，而心怀江湖”是也。此间真名士，性真情纯，形容俊逸飘洒，常为越礼之姿势仪态。后人多垢之。然真名士者，非为作态效颦，率性之举也，以成就一潇洒之人生境界。 魏晋间，名士多为文学艺术名流，其作情真、自然，如出水芙蓉，一反错彩镂金之俗美，佑军之书清洒飘逸，一反隶书之厚重之气。陶诗亦清纯淡雅，入于悠然之境。明教多入世之志，虽有入世之志，然多以礼教、名实束人，况乎其间家国之乱甚矣，故魏晋之流多退而任自然。 魏晋之风，可谓人、文自觉之肇始，思想解放发端也。
　　5． 音容笑貌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世说新语·容止》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同上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