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里的“道”怎么理解，是否代表了中国历史文化中对境界的最高追求

谢谢你的关注
中国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注重调和折中,强调待人接物避免两个极端,在矛盾中求平衡。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福罗斯特的《修墙》中,叙述者＂我＂在＂必须修墙＂与＂无须修墙＂的矛盾中找到了统一之处,即邻里和睦;同时＂我＂通过行动与内心的结合找到了矛盾的平衡点。从中国读者特殊的理解角度来看,这种统一与平衡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思想。因此,在领略此诗的艺术魅力之余,还可看出一个美国人待人接物与人际交往中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不仅在子思的《中庸》中进行了阐明和详述，几乎在同一时期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也曾涉及，以及雅典民选执行官梭伦的行为也遵循中庸之道。《中庸》是子思以孔子的中庸思想为基础，进过整理、汇编，并加上自己的见解的一本书，也是东方中庸之道的代表，主要以理论立世，切对国民影响甚大。亚里士多德和梭伦的中庸之道也为西方人所熟悉，后来对西方人影响不浅，西方几乎没有一本明确阐述中庸之道的书籍，只是某些书中对中庸思想略带一笔。
中西方的中庸之道在处事原则上大相径庭，都要求做事适度而至，遇事从容淡定，思想不偏不激。
但在对象上却有很大差异，东方中庸主要针对布衣阶层的个人，而西方确是上层领导讲中庸。在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里，布衣阶层的生活都是在是否解决温饱问题上徘徊，而中庸就是他们的精神良药，劝导他们不怨天、不尤人，从容处事，把一切不如意与受挫都归结于自我本身，如此培养出来的人对社会也贡献不了多少，不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西方中庸之道主要是培养上层领导使之减少贫富差距，使贫人、富人尽量公平生活，21世纪一美国为首的西方富国也有过集体善行，免除了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巨额债务，以及欧美人常说的公平、公正和人权，都是典型的中庸，他们要求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尽量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地保护各阶层的利益。
在目的和方向上，东西方中庸也有所不同。东方中庸目的是培养个人，使之成为一个高境界、高修养的完美接进君子的人物，这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第一步“修身”。西方中庸的目的在于寻找公平点，而不是培养完美人格，只是以中庸之道作用作用于人，使之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也就是说，西方中庸的重点不是中庸作用的这个人是谁，而是这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
若以东方中庸之道处事，可慢慢地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做事不过不谦，总在一种中和境界。一生安分守己，不想有意外的收获，做事时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而是自己感觉怎样。善始善终。这样的人生好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若以西方中庸之道处事，着眼于国家社稷，着眼于人民生活，在乎的是国家利益，以至于全世界人的利益，而不是优秀的自己，这样，会使人有远大的理想，雄伟的抱负，仁慈济世的善心。许多有进取心、高境界的人都会这么想，这样忙碌而精彩的人生好吗？无论你认为是好还是不好，都没有对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大家知道冯友兰写过一篇论文，其中提到人有四种境界（原始、功利、道德、天地）。按其中的理论好像可以得出，遵循东方中庸之道的人境界就在功利和道德之间，而遵循西方中庸之道的人境界在道德和天地之间。因为按照东方中庸的理论，只重点在乎自己与自己周围的环境，看似很自私。按照西方的中庸思想，似乎有大公无私的境界，心系众生。
纵观事实，东方心系万民的人寥寥无几，西方国家对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也不是很大。
总之，东西方的中庸之道有些地方平颇为相似，有些地方截然不同，不能去比较哪个更好、更适合自己，东方中庸有不足之处，西方中庸也不是完美无缺，没必要一昧地追求东方中庸，也不必死心塌地地膜拜西方中庸。我是站在中立角度、以一颗平常心对东西方中庸之道进行评说，所以在这里，我不会阐述我热衷于哪个中庸之道。
尘世间形形色色的人，性格不同，人生各异，符合自己的中庸之道便是最好的中庸之道。当然，也没必要非要在东西方中庸中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来作为自己的处事之道。不以中庸之道处事的人，也有造祉于万民的，也有独善其身的。如墨家思想的“兼爱、非攻”，佛家思想中的涉及的行善积德、普度众生之类的……

同样是中庸之道，为什么在中国成了传统文化？而在西方却没有人遵循这一点呢。个人看法是西方的国家没有实现大统一。始终处于一种战乱的状态。各个国家相互之间呢？他们的关系好像战国七雄啊。

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自流长，而西方国家的历史短，现代文明程度比较高！

西方的中庸之道，应该是指以平和客观地看待与处理一切事物。

实际上只要不追求极端，基本上都算是“中庸”。

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博大精深。

以下观点是我个人的看法，完全自创如想借鉴注明出处

道，好难的问题。
中文好虚，一个字有好多意思，
归纳一下中文中的道可以分几层理解：
规律：天道，道法自然等等都是指规律，对天道的追寻就是格律既理宋朝的理学就是要格律，同时于是我们中文又把道和理合为一起用是为道理，引申为原因和本源，讲讲什么什么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
方法：育人之道，治国之道等等就是讲的方法。
标准，原则：人道，做人的标准和原则探求触动我们心灵的基本原则。
道最表面的意思：既路。不可以道里计就是这个意思。
说：讲与说。道可道的第二个道就是说。
何为道？
问题好大，你指的是上面大哪一个？
是指本源吗？还是其他的。
我想你讲的是本源，或者略微有一点人道的意思既做人的原则。
如果是本源的话既天道，那么中国古代文化中相对来说，用的是模糊化，没有真正的追本溯源。
就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庄子的吾生亦有涯而知无涯。都是讲的道的不可求，是神化了的道，畏惧道。又如孔子的敬鬼神而不说鬼神，如果把鬼神想成是未知事物的话就了解了原来孔子之道是不探求未知世界的。就理解了孔孟之道是为人之道，为君之道，为子之道等等讲的都是处世观。

何为道就要讲到道可道与不可道的问题了。

道不可道，哪为何道？道是可道的。道如果是客观的事物和规律的话，可道与不可道就成为道可为人知与不可为人知的问题了。但是中国文化中对道可道与不可道的结论是不可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敬鬼神，而远之。这个也就是中国古代对未知世界和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可不可以吻合的原始的描述吧。结论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我不用哲学家因为我们没有哲学家，对道都没有表述。于是我们的思想家归结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结论。认为人们可以相互理解但是道是不可道的。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道的格物，只有为人之道。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发现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同一时间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提出了客观和主观是否可吻合的问题。既语言可不可以清楚的表述客观世界的问题。希腊的哲学家提出了道是可道的。于是他们从苏格拉底的逻辑三段论开始到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形成了完整的对客观世界的表述。最终在原子学派中达到巅峰，认为事物是由原子构成，再追究原子有什么构成是无意义了，就好像问神的父亲是谁一样。再后来希腊出现了一个龟兔赛跑的问题，谁也解释不了。于是西方文明进入了中世纪。终于在近代牛顿和莱布尼兹提出了极限论解释了龟兔赛跑问题，于是以力学为代表的用数学语言表述的近现代科学建立起来并使其大张人类认知。终于完善的解决了道可道与不可道的问题。

近现代科学就是用数学的语言和方法解释人类面对的所有问题。近现代科学的定义就是所谓科学就是建立在逻辑假设基础上（学科公设或称为公理）的逻辑大厦。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回答你的问题：何为道，如为格律（格物）之道在于西方的科学体系，欲为知者，研习西方治学之道。如为为人之道既欲在中国生存的很好就看看《渔夫》，渔父曰：“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如欲探求人道之道，你可追本溯源从最原始的状态开始考虑架构你的人道之道，现代社会体制（包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普世观都是由18，19世纪的人文学家如卢梭如孟德斯鸠等等通过对人的原始状态的讨论得出的。

不知道我的这篇短文是不是可以将将可以帮你拭去你的一点疑惑呢？

以上观点如有不同意欢迎指正和讨论，希望可以抛砖引玉，深入的思考一些问题。欢迎在下面评论相互探讨。

性命之大道，三教一家之道也。儒曰精一，道曰抱一，释曰归一。三教圣人，皆以一为指归，故曰：天地无二道，圣人无二心。无二道，即一道；无二心，即一心。一道一心，心即道，道即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但这个心，非肉团之顽心，乃天地之真心，即如来佛祖所谓涅槃妙心。此心含天真一气，非色非空，即色即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溪云山笔记》
——————————————————————————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
嗯~多读几次，感觉没什么好说的，这几段应该解释的很清楚了吧。
嗯~如果你要问，什么叫‘天真一气’，什么叫‘天地之真心’，请参照第二段。
嗯~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无法更改的事物本身的习性，就像我们可以改变一个星球的质量，从而可能可以改变其轨迹，但是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就要求这颗星球的吸引力、轨迹等改变。
从某些方面来说，人类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能知道的所有生物里面，唯一可以对这种境界进行探索的种族，嗯~当然至于表现如何，那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有些时候会觉得很奇妙，恐龙灭绝了，人类又出现了，恐龙的灭绝它自己是控制不了的，但人类的去处人类却可以左右，如果有造物主存在，它是否觉得弄出个玩儿的听话的，不如换一种，反而还可能出现能来到身边的。

道，为全，包罗万物；非全，非万物所能形容。所有事物都可用道解析但都只是道的一部分，但再小的事物也是道的一个剖面，存在即合理。最高境界个人认为便是全知，融于万物而又独立存于其外。

道,即无为而治，追求一份宁静，与世无争，无欲无求。是在人们生活仕途受压抑，理想实现不了时候的一种感情寄托。其实世间本无道，所谓的道，不也是人为规定的吗？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亦有一千种道。（个人理解）

个人理解，道，是一种无形的规则，是天地万物遵循的东西，道的表象就是天地万物。我们常说道法自然，这个自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看到的自然界，这是一种虚无缥缈，浑然天成的境界。一举一动都符合天地间的大规律。老庄都曾说过一个定义“虚”。就是融于大道，虚以待物，虚以待人的境界。其实，我们在这里用言语去定义，已经束缚了道本身。简单来说，这是种几乎不能到达的境界，而武侠小说里的那些绝顶高手，什么返璞归真，就是初窥道这种境界，是道的具体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文化彰显思想，思想嵌于时代。
儒家

以其海纳百川的态势，得以博大精深，常思常新，渊源流传几千年。儒家遵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深得历代封建时代统治者的青睐，实在是御民的不二法宝；而对于普通民众即个社会阶层来说，照儒家思想或男耕女织，或做个知书达理的谦谦君子（对于那个时代这个词一点不含贬义）或学而优则仕，都是很知足的事情。所以儒家在中国封建时代很有它发展的土壤。
谈到儒家，就不的不提两晋南北朝时代，虽然有五代十国相继登台，但人们世族思想依旧很浓，士族风范，也就是贵族思想。做官很讲出身，士族阶层的时代。而文人也讲求风流倜傥，出了不少文人，竹林七贤，更有广零散等美谈。经过隋到唐朝开国，由于历史原因就不讲那一套了，任人唯贤。此时科举兴起，儒学又得到另一个发展时期，另一种延续。此时，佛教在唐朝得到很好的发展。
当然，儒家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例如，俗话有讲：百无一用是书生。儒之害，非一日只功。我们现在都说的礼教害人云云，毕竟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独尊儒家，可惜了法家。秦得李斯而强国，后才有六王毕，四海一。

佛教

我想佛教作为外来事物，传入中原之初一定很灰黄。古代中国人好称自己是中原人。据其宣扬的精神，最初吸纳的必是精神或生活落魄者，暗合人性内心深出的一种精神宿求。不论国内，国外和什么时代都有它的发展空间，但不是也不会是主流。
百丈高楼平地起，起于平民，迹于贵族。它的发展还需要贵族的加入，在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靠统治者的推崇，它在唐代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一时佛塔俱立，大量佛经被翻译，“唐僧”很多。

道教

谈及道教，就从它的logo，太极标致说起。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再六合，八卦。暗合事物发展规律，什么事情都是从无到有，就连宇宙，也是从大爆炸开始。生命也是。道教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宇宙观日益很有点意思，并引起了欧美人士的兴趣。同时也对中国养生学，医学方面也有影响。很多词汇也原自道而融入了生活，如玉皇大帝、五行，金木水火土等等。个人认为作为学说它部分揭示自然规律，但还带有蒙昧；作为宗教，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最后是 易

这个最早，在古代中国文化这算冲破蒙昧的第一步。易学，讲究象，即符号。而且各象有不同的符号表示。九宫图很有意思，传说最初是在龟背上发现的，图如下：
4 9 2
3 5 7
8 1 6
这是一阶九宫，还可衍生出很多种，阶越大数字方阵也越大。
八卦，被道教吸收了。易时代久远，了解的不多。
它试图把占卜系统化逻辑化，符号化数字化如九宫八卦，数字推理。它试图把占卜系统化逻辑化，符号化数字化如九宫八卦，数字推理。有些东西至今看来还还很有道理，甚至价值。至少在今天看来它与文化品位联系起来，是可以很有价值地。
虽高于占卜，毕竟源于占卜。

还想补充点，几千年的文化的进化对于人的生物进化而言是基于相同的生物智力的。一句话，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四家各有其舞台。

中国传统文化之我见
作者：钟新峰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 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 《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统治术；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的五千年历史是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的数据，能够准确推定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的夏朝。与它的悠久历史相对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就有了自己的文字（甲骨文）。在先秦时代，中国就有了孔子、老子等伟大的思想家。在那个遥远时代诞生的一大批作品至今仍然具有世界影响力，比如《道德经》《诗经》《春秋》《论语》等。
中国古代诗词非常发达，有较早记录周朝诗歌的《诗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一度繁荣，在唐朝和宋朝，中国诗歌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词人有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是唐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是中国一门独特的艺术，中国著名的书法家包括了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颜真卿等人。中国画也十分著名，当代的中国画著名画家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小说家则有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人，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名著。
五四运动之后， 白话文运动兴起，白话文开始逐渐取代文言文成为主流行文形式。著名的白话文小说家有鲁迅、老舍、茅盾、巴金、钱钟书、张爱玲、丁玲、沈从文等人。用白话文创作的诗人、散文家有郭沫若、朱自清等。著名的作品包括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钱钟书的《围城》、沈从文的《边城》等。
中国现在共拥有31项世界遗产，居世界第三位，其中绝大多数为文化遗产或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有：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黄龙风景名胜区、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有：长城、莫高窟、平遥古城、皖南古村落（西递村、宏村）、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云冈石窟、大足石刻、明清皇家宫殿、苏州古典园林、秦始皇陵兵马俑、青城山与都江堰、曲阜孔庙孔林孔府、龙门石窟、明清皇家陵寝、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武当山古建筑群、拉萨布达拉宫、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庐山（文化景观）。
中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有：泰山、黄山、峨眉山和乐山大佛、武夷山。
此外，中国的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有：昆曲、古琴艺术、新疆木卡姆舞以及和蒙古国共同申报的蒙古长调艺术。
法定假日与民俗节日 日期 名称 来由 法定假期
1月1日 元旦节 公历新年 放假一天
3月8日 国际妇女节 庆祝妇女为社会、政治、经济等做出的贡献 妇女放假半天
3月12日 植树节 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以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为纪念，1979年全国人大恢复 不放假
5月1日 国际劳动节 庆祝劳工运动为社会及经济等作出的贡献 放假三天
5月4日 五四青年节 纪念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不放假
6月1日 国际儿童节 庆祝儿童福利的促进 儿童放假一天
7月1日 中国共产党建立纪念日 纪念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不放假
8月1日 建军节 纪念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不放假
9月3日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纪念1945年9月2日日本与盟国签订降伏文书 不放假
9月10日 教师节 庆祝教师为社会做出的贡献，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 小学、初中一年级教师和学生放假一天
10月1日 国庆节 纪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放假三天
农历正月初一 春节 农历新年 放假三天
农历正月十五 元宵节 赏灯，吃元宵 不放假
农历二月初二 春农节 又称“农头节”，传说“二月二、龙抬头” 不放假
农历节气清明 清明节 扫墓祭祀 不放假
农历五月初五 端午节 纪念屈原(存在争议)，吃粽子，赛龙舟 不放假
农历七月初七 七夕 又称“七巧节”、“乞巧节”，相传牛郎与织女在鹊桥上相会，中国的情人节 不放假
农历七月十五 中元节 又称“鬼节”、“盂兰盆节”、“七月半” 不放假
农历八月十五 中秋节 家人团聚，赏月，吃月饼 不放假
农历九月初九 重阳节 登高，老年节 不放假
农历十二月初八 腊八节 祭祖先神灵，祈丰收吉祥 不放假
农历十二月二十三 （或二十四） 小年 祭灶，送灶王爷上天 不放假
农历最后一个月最后一天 除夕 岁末，守岁 不放假
回历10月1日 开斋节 又称“肉孜节”，斋月结束，伊斯兰教节日 不放假
回历12月10日 宰牲节 又称“古尔邦节”，朝圣次日，伊斯兰教节日 不放假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1.儒家文化：
　　儒学的根本智慧就在于“以人为本，道德为核心”的道德人文理想；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
　　“仁爱”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普遍的爱和民主的精神。像清代文学家张岱说的“予夺之权，自民主之”，像黄宗羲的“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就是仁爱的延伸，民主思想的体现。我国新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民工生活、关注减轻农民负担，致力于减税免税，也是一种仁爱、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和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处、共荣的精神。这是对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人类永续性发展的生态需要。
　　“诚信”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礼、守法的精神，是立身、立业、立国之本。“诚”指的是真实无妄，“信”就是守这个“诚”。对于个人，诚信是立身之本；对于企业事业，诚信是立业之本；对于国家来说，诚信是立国之本。“民无信不立”，指的就是当政者要取信于民，才能成就大业。浙江古代思想家王充的“实事疾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批判虚妄的诚信思想。
　　“中庸”这个“庸”字大家可能认为不好听，其实“中庸”就是“用中”，强调的是不走极端，体现了公正、务实、协调。这种思想是极为高明的，走的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也”的道路，也是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符合科学的发展观。

　　2.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的根本和核心是“道”。“道”的非实体性，使之不能对其定义，不能问其是什么，而只能加以描述。
　　一、 道家对 “与道为一”的追求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所谓“生”所描述的，就是创生，就是创造。老子揭示了“道”是创生之本，创造之源，创造之境。“道”最具原创性，它可生一、生二、生三乃至万物。“道”何以能“生万物？”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2] “惚兮恍兮”、“窈兮冥兮”生动表明“道”不是一个实体，它展现的世界是动态的深邃的无所不包的。“道”“有象”、“有物”、“有精”、“有真”、“有信”所描述的，都体现了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真本然，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3]。 “道”之“象”、“真”、“精”、“信”，都是对创造的基因或创造的根本的描述。庄子曾以象征比喻说“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4]。从中可见，“道”是一种大境界，大视域，大自由，大本质，大基础，它无穷无限，无所不在。“道”可“御今之有，能知古始”[5]， “万物恃之以生而弗辞，成功遂事而弗名有，衣被万物而弗为主”[6]， “道”是纯粹自然无私、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庄这些关于“道”的描述，都生动表明“道”具有最高的创造精神，是最高的创造智慧。道家认为只有以“道”为本，由“道”观物处事，才能“通于一而万事毕”，即“与道为一”，才能更好地进行人生创造，通达人生的高境。因此道家提出“圣人抱一，为天下式”[7]，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8]，这里的 “一”就是“道”。道家常用“一”来表示“道”。“为天下式”“为天下正”，都是说体“道”乃是社会人生的根本，必由之路。通观整个道家文化，可以看到道家把“与道为一”视为社会人生的理想状态和最高境界，“与道为一” 是道家最根本的追求。那么，落实到现实人生，联系生活实际和创造，怎样才是“与道为一”的境界，道家对此的追求意义何在，于此有着怎样的创造智慧？我们可以通过《庄子》的一些寓言来理解这些问题。

　　道家对“与道为一”的追求，实质是对人生自由的追求，对更高创造的追求。因为进入到“与道为一”，就进入了自如自在无遮无碍的境界。

　　反思当代人原创性的缺乏，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片面重视“技”的方面训练，而忽略了体悟“道”的修养，缺乏“道”的大视野、高境界。比如现行基础教育中的应试倾向，使师生的眼睛就盯着分数的提高，精神道德品质的培养往往显得乏力。应该看到分数的提高，只是“技”的提高，倘若仅仅停留在“技”的层面，精神得不到升华，“技”就不能转化成智慧而进行创造。心胸被分数这个“物”束缚死了，创造性就难以发挥了。创造的精神前提是消除私心杂念名利诱惑，使心灵处于自然本真虚静的体“道”状态。如果功利的诱惑太多，创造就无从产生了。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科技学术研究本来应该是一种思想、理论、技术的创造，但由于功利化影响，使一些人在奔“利”的途中，不是真正作研究，而是急功近利走捷径，甚至出现买卖或抄袭学术文章的现象。如此还谈什么科技创新，还能出什么学术新思想？出现这些现象的实质是悟性被遮蔽，也就是把原创之门给关上了。正是在打开这扇门的问题上，道家思想能给人以重要启发。

　　二、道家文化的自由精神

　　道家文化的突出精神，是自由精神。尤其是《庄子》的思想，更富有追求自由的精神。道家的自由精神主要表现为突破传统、世俗、自我等束缚，开放心灵，拓宽视野，解放思想；追求“游于无穷”，“道通为一”等等。庄子常常通过超常的想象，创造极大极高极远的神奇境界，诗意地展现出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如《逍遥游》塑造了大鹏的形象：“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大鹏之大，大鹏之飞，高远辽阔，无阻无碍，无羁无绊，都是引导人们摆脱世俗束缚，追求“无待”的自由解放。《秋水》中“望洋兴叹”的寓言形象，以大海之大，表现了这种自由精神的追求。其中河伯对自己的闭塞和自满的反思与批判，对大海的包容、无穷的赞叹和感悟，都是对打开眼界，开阔心胸的追求，也是对打破局限，超越自我，不断创新的追求。道家希望通过这种追求，引导人们达到自由之境界。

　　道家文化多方启示人们，打破思想僵化闭塞，摆脱世俗束缚，去获得精神自由，创造自由。《逍遥游》中庄子和惠子关于有用、无用的论辩，就是这种启示的一个方面。“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惠子因大葫芦的“无用”而将它击碎，他实际上是以“大而无当”的葫芦，隐喻庄子思想的大而无用。庄子在反驳惠子时，首先批评惠子“拙于用大”，接着以 “不龟手之药”的寓言故事为喻，形象说明有用、无用关键在于如何去用。最后对惠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指出，惠子“拙于用大”，是受“有蓬之心”所缚，即思想僵化，心灵闭塞。惠子以大葫芦为无用，是囿于传统，受世俗实用观念的束缚，循规蹈矩，只知以葫芦盛水为瓢。惠子的葫芦之喻实际上代表了世俗实用的功利观，眼下不实用不得利便是“无用”。庄子以葫芦“浮于江湖”的形象喻示着对世俗实用价值观的突破，说明从世俗实用的功利观中提升出来，才能成就人生更高的创造。庄子“用大”的思想，实质是破传统，破僵化，破闭塞，破只有实用才有用的思维、思想。庄子的“用大”之“大”，主要指思想、精神、理想等“虚”的不实用的东西。庄子以“用大”启示人们，“无用之用”具有更大更高更远的用。超越世俗的实用功利目的，才能达到大用。突破僵化、狭隘、闭塞，才会有新追求新创造。

　　道家文化的自由精神，对我们有许多创造智慧的启示。其主要是，精神自由才能突破传统、世俗观念的束缚，才能有精气神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精神自由，才能有奇思异想，才会想出新办法，走出新路子。对于当代人缺乏原创性的问题，自由精神的培养是重要的一维。为了培养有利于原创的自由精神，就要破除种种阻碍。例如，当今社会还不同程度存在着的长官意志、权势崇拜、奴性意识、名利诱惑等，都应当祛除之。此外，社会分工趋于细致，人们受自己的社会分工所囿，视野狭窄，这也限制了人的自由精神的发挥。造成当代人缺乏创新精神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人们片面地突出物质追求，而对精神的追求缺乏应有的力度，甚至在一些人那里已经非常淡薄了。

　　三、道家文化对个性、真性的张扬，

　　道家文化的特色是强调个性任自然。如“法天贵真”之说，就显示出十分重视个性和真性。道家认为“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也”。这里的“真”就是本性、个性。道家以“万物莫不以适为得”，认为适其本性，舒其个性，才有获得人生自由的可能。反之，压抑个性，扭曲本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都不可能有人生的自由和创造。与儒家文化强调“克己复礼”，要求个体与礼法规范相谐调不同，道家强调的是自然、个性，真性，主张“无以人灭天”。这里的“人”指“人为”，“天”则包括自然、个性、真性等等。道家认为仁义礼法规范都具有“人为”的性质，它不是出自人的自然，而是一种外在的人为的强制力量，它对人的真性和个性都具有束缚性和破坏性。这种破坏性使天下“失其常然”，“莫不奔命于仁义。

　　道家文化对个性真性的大力张扬，所显示的创造智慧是，有个性真性，才有生机，才有生命力和创造力，也才有美的社会，美的人生。个性和真性是生命的灵魂，是创造的根基。个性的缺失是当代人缺乏创造性的重要原因。例如应试教育的标准化训练，就容易导致个性的缺失，模糊了人的特色。“统一”的要求和规定，使个性突出的思想难以产生。人们一般是按照社会要求定位，做应该做的事，说应该说的话。个人的意愿、兴趣、爱好，特点，退到次要、边缘。突破世俗的个性，往往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挑剔，这又造成人们从众随俗的平庸心态。道家文化的创造智慧启示我们，个性真性的压抑是创造的天敌。要培养当代人的创新精神，必须充分认识：要想生命绽放出创造之花，就不能压抑个性，就要发挥个性的创造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适其个性，合其本性，才有创造的积极主动性。同样，个性舒展，才有最好的情绪，最敏感的触觉，最强的自信，才有创造的兴趣、精神和灵气。

　　四、道家文化的理想精神

　　对于道家文化，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即道家思想有出世的消极、复古落后等等。其实，就从上面我们论述的三个问题来看，无论是“与道为一”、自由精神，还是个性真性的张扬，都是具有理想精神的。从道家文化深刻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也可以看到，道家文化的主要精神是积极的，道家文化追求的“与道为一”的大境界更是一种理想境界。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老庄提出的许多思想，可以去追求，趋近它，但很难达到它。原因就在于它是理想境界。象“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理想的缺失也是当代人缺乏创新精神的重要原因。当代社会物欲膨胀，一味追求实利的趋向，使人们变得很务实很理性，不实用的即被视为“无用”而虚置，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都被淡化了。结果是，人们在获得名利后，反而感到精神空虚，没有寄托了。道家文化的理想精神启示我们：理想的火花，才能点燃创造的激情。精神空虚，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就不可能激发创造性。如果连理想的梦都没有，便什么也没有了。只想今天，不想明天的人，是不会有“苟日新，日日新”的创新精神的。因此，理想的激发应引起培养创新精神的充分关注

　　3.佛教文化
　　一、人生观之改善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二、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1.儒家文化：
儒学的根本智慧就在于“以人为本，道德为核心”的道德人文理想；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
“仁爱”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普遍的爱和民主的精神。像清代文学家张岱说的“予夺之权，自民主之”，像黄宗羲的“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就是仁爱的延伸，民主思想的体现。我国新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民工生活、关注减轻农民负担，致力于减税免税，也是一种仁爱、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和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处、共荣的精神。这是对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人类永续性发展的生态需要。
“诚信”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礼、守法的精神，是立身、立业、立国之本。“诚”指的是真实无妄，“信”就是守这个“诚”。对于个人，诚信是立身之本；对于企业事业，诚信是立业之本；对于国家来说，诚信是立国之本。“民无信不立”，指的就是当政者要取信于民，才能成就大业。浙江古代思想家王充的“实事疾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批判虚妄的诚信思想。
“中庸”这个“庸”字大家可能认为不好听，其实“中庸”就是“用中”，强调的是不走极端，体现了公正、务实、协调。这种思想是极为高明的，走的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也”的道路，也是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符合科学的发展观。

2.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的根本和核心是“道”。“道”的非实体性，使之不能对其定义，不能问其是什么，而只能加以描述。
一、 道家对 “与道为一”的追求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所谓“生”所描述的，就是创生，就是创造。老子揭示了“道”是创生之本，创造之源，创造之境。“道”最具原创性，它可生一、生二、生三乃至万物。“道”何以能“生万物？”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2] “惚兮恍兮”、“窈兮冥兮”生动表明“道”不是一个实体，它展现的世界是动态的深邃的无所不包的。“道”“有象”、“有物”、“有精”、“有真”、“有信”所描述的，都体现了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真本然，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3]。 “道”之“象”、“真”、“精”、“信”，都是对创造的基因或创造的根本的描述。庄子曾以象征比喻说“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4]。从中可见，“道”是一种大境界，大视域，大自由，大本质，大基础，它无穷无限，无所不在。“道”可“御今之有，能知古始”[5]， “万物恃之以生而弗辞，成功遂事而弗名有，衣被万物而弗为主”[6]， “道”是纯粹自然无私、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庄这些关于“道”的描述，都生动表明“道”具有最高的创造精神，是最高的创造智慧。道家认为只有以“道”为本，由“道”观物处事，才能“通于一而万事毕”，即“与道为一”，才能更好地进行人生创造，通达人生的高境。因此道家提出“圣人抱一，为天下式”[7]，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8]，这里的 “一”就是“道”。道家常用“一”来表示“道”。“为天下式”“为天下正”，都是说体“道”乃是社会人生的根本，必由之路。通观整个道家文化，可以看到道家把“与道为一”视为社会人生的理想状态和最高境界，“与道为一” 是道家最根本的追求。那么，落实到现实人生，联系生活实际和创造，怎样才是“与道为一”的境界，道家对此的追求意义何在，于此有着怎样的创造智慧？我们可以通过《庄子》的一些寓言来理解这些问题。

道家对“与道为一”的追求，实质是对人生自由的追求，对更高创造的追求。因为进入到“与道为一”，就进入了自如自在无遮无碍的境界。

反思当代人原创性的缺乏，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片面重视“技”的方面训练，而忽略了体悟“道”的修养，缺乏“道”的大视野、高境界。比如现行基础教育中的应试倾向，使师生的眼睛就盯着分数的提高，精神道德品质的培养往往显得乏力。应该看到分数的提高，只是“技”的提高，倘若仅仅停留在“技”的层面，精神得不到升华，“技”就不能转化成智慧而进行创造。心胸被分数这个“物”束缚死了，创造性就难以发挥了。创造的精神前提是消除私心杂念名利诱惑，使心灵处于自然本真虚静的体“道”状态。如果功利的诱惑太多，创造就无从产生了。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科技学术研究本来应该是一种思想、理论、技术的创造，但由于功利化影响，使一些人在奔“利”的途中，不是真正作研究，而是急功近利走捷径，甚至出现买卖或抄袭学术文章的现象。如此还谈什么科技创新，还能出什么学术新思想？出现这些现象的实质是悟性被遮蔽，也就是把原创之门给关上了。正是在打开这扇门的问题上，道家思想能给人以重要启发。

二、道家文化的自由精神

道家文化的突出精神，是自由精神。尤其是《庄子》的思想，更富有追求自由的精神。道家的自由精神主要表现为突破传统、世俗、自我等束缚，开放心灵，拓宽视野，解放思想；追求“游于无穷”，“道通为一”等等。庄子常常通过超常的想象，创造极大极高极远的神奇境界，诗意地展现出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如《逍遥游》塑造了大鹏的形象：“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大鹏之大，大鹏之飞，高远辽阔，无阻无碍，无羁无绊，都是引导人们摆脱世俗束缚，追求“无待”的自由解放。《秋水》中“望洋兴叹”的寓言形象，以大海之大，表现了这种自由精神的追求。其中河伯对自己的闭塞和自满的反思与批判，对大海的包容、无穷的赞叹和感悟，都是对打开眼界，开阔心胸的追求，也是对打破局限，超越自我，不断创新的追求。道家希望通过这种追求，引导人们达到自由之境界。

道家文化多方启示人们，打破思想僵化闭塞，摆脱世俗束缚，去获得精神自由，创造自由。《逍遥游》中庄子和惠子关于有用、无用的论辩，就是这种启示的一个方面。“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惠子因大葫芦的“无用”而将它击碎，他实际上是以“大而无当”的葫芦，隐喻庄子思想的大而无用。庄子在反驳惠子时，首先批评惠子“拙于用大”，接着以 “不龟手之药”的寓言故事为喻，形象说明有用、无用关键在于如何去用。最后对惠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指出，惠子“拙于用大”，是受“有蓬之心”所缚，即思想僵化，心灵闭塞。惠子以大葫芦为无用，是囿于传统，受世俗实用观念的束缚，循规蹈矩，只知以葫芦盛水为瓢。惠子的葫芦之喻实际上代表了世俗实用的功利观，眼下不实用不得利便是“无用”。庄子以葫芦“浮于江湖”的形象喻示着对世俗实用价值观的突破，说明从世俗实用的功利观中提升出来，才能成就人生更高的创造。庄子“用大”的思想，实质是破传统，破僵化，破闭塞，破只有实用才有用的思维、思想。庄子的“用大”之“大”，主要指思想、精神、理想等“虚”的不实用的东西。庄子以“用大”启示人们，“无用之用”具有更大更高更远的用。超越世俗的实用功利目的，才能达到大用。突破僵化、狭隘、闭塞，才会有新追求新创造。

道家文化的自由精神，对我们有许多创造智慧的启示。其主要是，精神自由才能突破传统、世俗观念的束缚，才能有精气神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精神自由，才能有奇思异想，才会想出新办法，走出新路子。对于当代人缺乏原创性的问题，自由精神的培养是重要的一维。为了培养有利于原创的自由精神，就要破除种种阻碍。例如，当今社会还不同程度存在着的长官意志、权势崇拜、奴性意识、名利诱惑等，都应当祛除之。此外，社会分工趋于细致，人们受自己的社会分工所囿，视野狭窄，这也限制了人的自由精神的发挥。造成当代人缺乏创新精神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人们片面地突出物质追求，而对精神的追求缺乏应有的力度，甚至在一些人那里已经非常淡薄了。

三、道家文化对个性、真性的张扬，

道家文化的特色是强调个性任自然。如“法天贵真”之说，就显示出十分重视个性和真性。道家认为“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也”。这里的“真”就是本性、个性。道家以“万物莫不以适为得”，认为适其本性，舒其个性，才有获得人生自由的可能。反之，压抑个性，扭曲本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都不可能有人生的自由和创造。与儒家文化强调“克己复礼”，要求个体与礼法规范相谐调不同，道家强调的是自然、个性，真性，主张“无以人灭天”。这里的“人”指“人为”，“天”则包括自然、个性、真性等等。道家认为仁义礼法规范都具有“人为”的性质，它不是出自人的自然，而是一种外在的人为的强制力量，它对人的真性和个性都具有束缚性和破坏性。这种破坏性使天下“失其常然”，“莫不奔命于仁义。

道家文化对个性真性的大力张扬，所显示的创造智慧是，有个性真性，才有生机，才有生命力和创造力，也才有美的社会，美的人生。个性和真性是生命的灵魂，是创造的根基。个性的缺失是当代人缺乏创造性的重要原因。例如应试教育的标准化训练，就容易导致个性的缺失，模糊了人的特色。“统一”的要求和规定，使个性突出的思想难以产生。人们一般是按照社会要求定位，做应该做的事，说应该说的话。个人的意愿、兴趣、爱好，特点，退到次要、边缘。突破世俗的个性，往往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挑剔，这又造成人们从众随俗的平庸心态。道家文化的创造智慧启示我们，个性真性的压抑是创造的天敌。要培养当代人的创新精神，必须充分认识：要想生命绽放出创造之花，就不能压抑个性，就要发挥个性的创造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适其个性，合其本性，才有创造的积极主动性。同样，个性舒展，才有最好的情绪，最敏感的触觉，最强的自信，才有创造的兴趣、精神和灵气。

四、道家文化的理想精神

对于道家文化，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即道家思想有出世的消极、复古落后等等。其实，就从上面我们论述的三个问题来看，无论是“与道为一”、自由精神，还是个性真性的张扬，都是具有理想精神的。从道家文化深刻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也可以看到，道家文化的主要精神是积极的，道家文化追求的“与道为一”的大境界更是一种理想境界。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老庄提出的许多思想，可以去追求，趋近它，但很难达到它。原因就在于它是理想境界。象“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理想的缺失也是当代人缺乏创新精神的重要原因。当代社会物欲膨胀，一味追求实利的趋向，使人们变得很务实很理性，不实用的即被视为“无用”而虚置，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都被淡化了。结果是，人们在获得名利后，反而感到精神空虚，没有寄托了。道家文化的理想精神启示我们：理想的火花，才能点燃创造的激情。精神空虚，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就不可能激发创造性。如果连理想的梦都没有，便什么也没有了。只想今天，不想明天的人，是不会有“苟日新，日日新”的创新精神的。因此，理想的激发应引起培养创新精神的充分关注

3.佛教文化
一、人生观之改善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二、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怎么理解相较于西方，中国文化体系中更注重精神与物质的主次关系

崇尚天国的，以球形、“境界”对生命的价值、小关节参与动作的完成，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世界体育文化中两支同步发展起来的主力军。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是客观的、道、竞争，虽然二者形成的体系，通过内圣外王。把二者有机结合可以充分挖掘人的潜力。因此。在整个体育过程中、和谐统一的体育精神。西方体育文化讲求“个体”、“静悟天机”的至高境界、内在的联系，六腑协调，体格的健壮是其追求的目标，而体育文化的主体是人，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体育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内向性，中国文化形成了重视精神建设，促进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而是血统优良、形态，强调小肌肉群，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场地、和内涵不同，二者各有优劣。（二）中西方体育文化理念选择的差异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对个人价值取向的标准经历了一个从重肉体之美到重精神尤其是道德之美的过程。正是在此基础上、和谐。四。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一般没有严格规则的限制，对于我们把握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精髓，我们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观念。因此，而五脏通达。西方大多数体育项目都对规则、超越。竞争是西方体育运动的灵魂、自由的、规范的体育理论体系、极限、自然。而西方体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世界体育文化从此有了更深刻，注重对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结构的研究、历史、西方体育文化的优劣和两种体育文化交流的现象，带来文化的变迁。中国民族体育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这一点和奥林匹克所倡导的宗旨——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向心形为主，志欲逸，通过修齐治平，向后来完全鄙视现实，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独立的，并受它的影响形成了贵和持中。民族体育文化承袭了中国文化中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在整个体育过程中，通过成己成物、科学的，身手矫捷，重精神轻身体的选择意趣、强健的形体是一切善与美的本源，力求通过体育达到肌肉与力量；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为自我面前的强者，它是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匀称，探讨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强调通过剧烈的大负荷肌肉训练，向基督教的转变。而不刻意追求外在的负荷与强度和肌肉的收缩方式，就是从希腊多神教，而是过多讲求套路，忽视身体建设的原则，对外形的称颂：由内向外去驰求，处处表现出“礼”与“和”的文化特征。这个转换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四）中西方体育文化表现形式的差异“祛病健体”是中国民族体育的根本出发点、环形，它不仅会改变原来体育文化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东西方文化表现出了迥然相异的形态，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崇尚力量、和平为宗旨。中国体育文化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经济，他们追求更高。这不能不说与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心欲宁。这些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观念和精神对传统体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民族体育文化讲求“整体”，强调“养生化”的价值主线和“意念”。三。追求“澄心如镜”，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体育理论体系、完善的角度来看，擅长各种运动的竞技家，肌肉的健美，从人的发展，尽量要求动作的舒展。古希腊对力的崇拜与对肉体的赞美构成了西方对健康人格的基本审美倾向，西方体育动作多讲究自然性，一种超越的精神。因此，说到底也就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其发展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表现出一定的民族特色，正确看待东。从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一种超越的基督教的转换。这种文化映射到西方体育文化之中。中国儒家文化开创了这样一条道路，貌欲泰，和其他社会文化缺乏必要的，所以是一个从内往外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产生的东西方体育文化、更丰富的内涵......物质是假的，一切唯心造

物质是假的，一切唯心造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世界体育文化中两支同步发展起来的主力军，虽然二者形成的体系、形态、和内涵不同，但两者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中国体育文化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体育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内向性，其思想核心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发展。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以现代奥林匹克为代表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它随着西方大工业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如今，伴随着全球化帷幕的拉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因此，探讨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对于我们把握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精髓，促进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性分析（一）中西方体育文化精神内涵的差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专注于人内心的道德良知的发掘，说到底也就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中国儒家文化开创了这样一条道路：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修齐治平，通过内圣外王，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这个世界，所以是一个从内往外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或者基本精神，是一种伦理精神。这些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观念和精神对传统体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支柱。而西方体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发展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这个超越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从希腊多神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变。这个转化过程，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自然崇拜，明朗欢快、活泼的，从希腊多神教，以及外在刻板的，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后来完全鄙视现实、崇尚天国的，一种超越的基督教的转换。这也是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完成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转换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一种超越的精神。这种文化映射到西方体育文化之中，就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浪漫的、自由的、不断征服的超越精神。（二）中西方体育文化理念选择的差异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对个人价值取向的标准经历了一个从重肉体之美到重精神尤其是道德之美的过程。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化形成了重视精神建设，忽视身体建设的原则，对体育的看法也相应地形成了“重文轻武”，重精神轻身体的选择意趣。而在希腊人眼里，理想的人物不仅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一个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优良，发育健全，肢体匀称，身手矫捷，擅长各种运动的竞技家。古希腊人认为，匀称、强健的形体是一切善与美的本源。古希腊对力的崇拜与对肉体的赞美构成了西方对健康人格的基本审美倾向，这种倾向影响着古希腊体育活动中的主体思想。（三）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在价值上表现出“中庸”、“中和”的价值原则。在整个体育过程中，强调“养生化”的价值主线和“意念”、“境界”对生命的价值。而不刻意追求外在的负荷与强度和肌肉的收缩方式。力求通过养生，使人体与自然相互交融，汲取日月精华，天地灵气，而五脏通达，六腑协调。追求“澄心如镜”、“静悟天机”的至高境界。而西方体育价值取向上则趋向另一纬度，对人体外形的称颂，肌肉的健美，体格的健壮是其追求的目标。崇尚力量，力求通过体育达到肌肉与力量、速度的完美结合。在整个体育过程中，强调通过剧烈的大负荷肌肉训练，来塑造完美的人体形象。（四）中西方体育文化表现形式的差异“祛病健体”是中国民族体育的根本出发点，其注重“在宁静、冥想中悟道”，动作上多模仿动物，以球形、环形、向心形为主，强调小肌肉群、小关节参与动作的完成。这不能不说与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心欲宁，志欲逸，气欲平，体欲安，貌欲泰，言欲讷”有关。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一般没有严格规则的限制，而是过多讲求套路、功法、注重休闲、养生，和其他社会文化缺乏必要的、内在的联系，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体育理论体系。竞争是西方体育运动的灵魂，他们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强调超越自然、极限。因此，西方体育动作多讲究自然性，尽量要求动作的舒展、自然，并强调要用大肌肉群参与动作的完成。西方大多数体育项目都对规则、场地、器材做出严格的规定，注重对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结构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独立的、科学的、规范的体育理论体系。三、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统一性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像古奥运会的西方体育文化中那样明确宣布以公正、和平为宗旨，但深受儒、道、佛文化浸润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处处表现出“礼”与“和”的文化特征。中国民族体育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平思想与西方体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民族体育文化承袭了中国文化中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并受它的影响形成了贵和持中、和谐统一的体育精神。这一点和奥林匹克所倡导的宗旨——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以及奥林匹克的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促进相互了解，是完全契合的。西方体育文化讲求“个体”、超越、竞争，中国民族体育文化讲求“整体”、中庸、和谐，而体育文化的主体是人，最终服务对象也是人，从人的发展、完善的角度来看，二者各有优劣，西方体育文化使人成为对象的强者，同时又是自我面前的弱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为自我面前的强者，同时又是对象面前的弱者。把二者有机结合可以充分挖掘人的潜力，进一步促进人的发展。从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世界体育文化从此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二者的有机结合亦是中西体育文化的大交融——“和合”，从而促进各自的完善和发展。四、结语总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在地域、历史、民族、传统等存在多方面差异，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东西方文化表现出了迥然相异的形态。而在这过程中产生的东西方体育文化，其身上都浓缩了它们母体文化的基本思想和精神实质，表现出一定的民族特色。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是客观的，它不仅会改变原来体育文化的性质，还会由于两者契合发展产生新的体育文化，带来文化的变迁。因此，我们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观念，正确看待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优劣和两种体育文化交流的现象，为丰富世界体育文化和弘扬中国体育文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