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否视一切遣使来访国为朝贡者 大国统治者是否知道自己是来“朝贡”的

自古以来，宗藩关系为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一种外交形式，它也是维系中国与东亚各藩属国之间的一种政治手段。这种从西周维系到晚清时期的外交体制，终于在鸦片战争发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世界的发展潮流，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消亡。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军事、经济、文化的强势入侵，原先向大清帝国称臣的宗藩关系逐渐瓦解，朝贡制度也因此而取消。但是在宗藩关系消亡以后，清朝的一个藩属国，直到1935年仍在向中国朝贡，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坎巨提位置图

这个直至1935年仍坚持向中国朝贡的藩属国名为坎巨提，据《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等历史文献记载，坎巨提本是清朝西北边疆的一个部落，中国诸多历代文献中，对于坎巨提还有洪扎、棍杂、罕萨等诸多称呼。坎巨提这个古老的西北部落，就坐落在今天由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北部，它的北部与中国新疆和帕米尔高原紧密相连，由于坎巨提自古以来就占据了中亚、中国新疆与南亚相连的交通孔道，它也因其地理位置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坎巨提河谷

在中国历史上，坎巨提曾多次成为中国藩属国，但是，以前的文献对于坎巨提的记载都较为粗略，直到清朝嘉庆以来，中国对近代边疆的研究兴起，坎巨提这个本不起眼的藩属小国，其存在性日益加强。据《清史稿》记载，作为喀喇昆仑山中土邦的坎巨提，自乾隆皇帝勘定新疆后，于乾隆二十六年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此后坎巨提的部的历任首领，每年都要向清朝朝贡“十五塔哈贡金”。这些贡金一般都是由坎巨提的首领派遣使臣送至喀什噶尔的地方政府，随后清朝政府官员在按照清朝的朝贡惯例，赏赐坎巨提瓷器、丝绸等物，以此来表示清政府对于坎巨提的宗主权。

现在的坎巨提

但是进入18世纪末期后，由于野心勃勃的英国殖民者想要控制印度的中心地带，他们开始将殖民扩张的版图伸向了坎巨提部。道光年间，坎巨提先是被克什米尔国四次打败，向其俯首称臣；清朝末年，由于俄国在亚洲的迅速扩张，英国殖民者出于对印度的殖民需求，也为了遏制俄国在中亚诸国的势力范围，英国殖民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印度北部的边疆地区。俄国派兵攻入帕米尔地区，针对沙俄的举动，英军又率领一千多人入侵坎巨提，坎巨提首领只能被迫逃亡中国新疆。

清朝时期的坎巨提

在清政府的强烈干涉下，同英国达成共识，坎巨提此后为英国与中国的“两属之国”。虽说坎巨提成为了中英两属之邦，但是此后它始终保持向中国朝贡，即便是清政府灭亡，中华民国建立后，坎巨提向中国朝贡的旧例，一直保持到了1935年。而随着坎巨提停止向这个进贡，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宗藩制度也彻底走向灭亡。

我觉得古时候外国向中国朝贡一共有两个原因，一是藩属国来朝例行送礼，不送的话可能会有危险；二是其他国家想用这样的方法与中国进行文化及贸易交流。不管是哪个原因，都彰显了我国古代时候强大的国力，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一想到当时的盛况，就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

前些日子，《长安十二时辰》在网上热播，剧里面讲述的是唐朝时期的事情，但是吸引我注意的不是故事剧情，也不是小鲜肉的演技，而是剧中精心琢磨出来的服装、妆容以及道具。电视剧中唐朝的物件、服装以及街道就如此的精美，那数年前的世界中心唐朝真正的样子，该是多么的恢宏大气。那时候，唐朝作为世界上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心，外国派来朝拜的试着络绎不绝，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万国来朝”。

来朝拜的使臣中，有的充当着和平的使者，有的则充当着文化贸易的交流者。由于国力的强盛，每个朝代都难免有几个需要罩着的小弟，这些小弟不能白白受到保护，自然到了年底就得派人来送保护费，如果不来的话，不敢保证明年他们会不会受到欺负。那些离中国比较远的国家，一般都是来交流的，今年来不来，明年来不来的都无所谓。比如说，元朝时期的高丽就是藩属国，他要是不朝贡恐怕元朝不会放过他。

古时候的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才富，用自己的身体保卫国家，才使得古代中国国力强盛，不敢有人来犯。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作为国民，我们都要用自己的实际行为为国家添砖添瓦，只有国力强盛了，我们中国人才能在世界上有说话的资本。

不来就会被纳入黑名单，会被中国征讨。外国人回来中国朝贡的原因无非是两点，一是他们被打怕了，来朝贡是为了显示自己弱势地位，说白了就是来拍马屁的，二是有利可图，要不然他们为什么千里迢迢地过来。

中国一直对外实行严格的征讨制度，凡是要冒犯我国的，都要狠狠地打回去，要是现在不行就派两个公主去安抚一下，然后接着打，所以到了盛世，都有很多小国臣服于中国，每到朝贡的时候，这些小国就会派出使者，献上金银财宝，然后对皇帝称赞一番，以博得皇帝的信任。要是有一个小国胆敢不来，那么皇帝就要考虑治他们的罪了，所以一般所有附属国都会派人来意思一下。

朝贡不仅是对强者的敬仰，还是一种商贸活动。附属国派出使臣以前，要先派人和朝廷说一声，然后朝廷就会安排住宿吃饭什么的。使臣带着本国的特产和金银来到中国，但不仅仅只带了献给朝廷的东西，要知道这可是一个难得的交易机会，那些小国的东西，在中原一般比较难见到，所以城里的达官贵人都会出高价买这些东西，使臣们拿了钱，可以买很多中国的东西运回自己的国家，又可以大赚一笔。所以朝贡一般是个肥差，很多人愿意去。

而且朝贡不仅仅只是献上礼物，作为礼仪之邦，中国还有送一点回礼，这一来一去的，使臣不仅不会赔本，可能还会得到平时得不到的好东西，要知道国库里可全是宝贝，使臣见到皇帝，还可以表示自己的敬意，让皇帝对自己的国家有个好印象。

藩属国，就是藩国和属国的合称，他们拥有自己的主权，但是在内政、外交和经济等方面又要受制于“宗主国”。

清朝时期，据《清朝通典》的记载有藩属国40多个，像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等，当时都是清朝的藩属国。这些藩属国在经历过战争后很多都已经独立，但有一个小国从清朝乾隆时期成为藩属国后，一直向中国朝贡，直到1935年。

西部小国——坎巨提

坎巨提早期的历史已经很难查到，与中国开始建立关系是在乾隆二十六年，那时候清朝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坎巨提酋长黑斯娄派他的儿子到叶尔羌（现在的新疆莎车）入贡，从此坎巨提成为了中国的藩属国。

当时清政府给坎巨提定例是三年一贡，贡品为沙金一两五钱，分15个袋子装。清政府也会给坎巨提回礼，一般是赏赐绸缎、茶叶和银子之类的。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光绪十八年，坎巨提被英国控制，但此时的坎巨提依然按照原定惯例到叶尔羌朝贡。

坎巨提朝贡一直没有中断，哪怕是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在政局动荡不定的环境下，坎巨提依然到新疆朝贡。二战结束后，国际秩序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英国于1947年颁布了《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巴分治。英国的抽身离去，令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克什米尔产生了冲突，最后是巴基斯坦取得了坎巨提的控制权。

1963年中巴签订了《中巴边界协定》，双方同意以传统习惯边界线为基础，划定了中巴相接的边界线，坎巨提仍然由属巴方管理。

结束语

历史上藩属国通常是小国，他们为了不受其他国家的侵扰而选择了附属大国寻求庇护。坎巨提就是如此，最初他们与邻国克什米尔之间一直纷战不休，后来老牌大国英国又闯了进来，二战结束后又纠缠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一直以来都是风雨不定。

在古代的中华大地上，生活着许多民族（种族），考古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广大的东北地区，都存在着许多先民，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文化。那时没有人能说自己是中心。当然这些文化的发展有的比较先进，有的比较落后，有的快，有的慢。其中，考古学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比较先进，构成了华夏文明的主干。

周天子。

大约从周代起，天下成为我国政治文化上的世界观念。殷人尊神，周人敬天，周王被称为天子，《诗·大雅·荡》中说“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易·系辞下》中说“昔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把天下视为古代圣王统治的世界。当时天下的地理观念是东渐于海，西及流沙，南、北大约也是海，所以“声教迄于四海”（《史记·夏本纪》）。

天下之中，有许多国家，但是周天子的国是中心，曰中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尚书·梓材》]，“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大雅·民劳》]），曰王畿，外面为甸、侯、男、要、荒五服，各五百里，其中就有蛮夷之地（参见《禹贡》，《史记·夏本纪》），各服要按所在地的不同位置向周王纳贡。

最初华夏与夷狄、蛮夷并无后来的夷夏之辨的意思，只是族群不同，文化有差别。他们互相杂居，互相通婚，《左传》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流行的观念是文化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所以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孟子·离娄下》）。

像舜和文王这样的大圣人都是夷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履行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们就是中国的圣人。荀子也说，“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居越而越，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即在一个地方居住，自然会变成当地的人，华夏民族与楚越之人并无天性之不同，而是客观环境所致。

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是当时鲁国的君臣讨论是否可以背晋而联楚时所说，在晋人杜预的解释中族是“与鲁异姓”，就是说鲁与晋是同姓之国，而和楚不是，所以不能背晋而联楚。即这里的族并没有民族、种族的意思，而是指姓氏的族，有血缘关系的族。

但是，因为夷戎文化比较落后，和中部的周朝不断发生冲突。周代重大的威胁是西北方的戎狄，周幽王（公元前781-771在位）被犬戎攻杀，西周灭亡。春秋战国时期戎狄的袭扰还在，五霸之业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鲁颂·宫》），政治军事行动加剧了种族之间的隔阂。用夏变夷是受到赞成的，而用夷变夏就受到责备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

管仲对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孔子也称赞管仲攘夷的行动，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华夏为中心，夏、商、周三代，秦汉等王朝为正统，而周边民族、国家被称为四夷，只能是边缘了。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也就成为对少数民族的蔑视了。

事实上，历史上的中华大地，除了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外，还存在着其他民族和国家。它们虽然生产、文化落后，但是军事上有时会给中原王朝形成很大威胁。当时的中华帝国，军事上有时处于劣势，政治上也被迫平等甚或受制于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政治上、外交上，中华帝国和周边某些国家是平等的，有时甚至是低人家一等的，可是观念上，却是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统，而别国、别族则为蛮夷。

所以形成了中国古代外交上的双重认同，双重标准。即一方面，有一种所谓朝贡体系，四夷对中华应当以臣事君，以小事大，中华则是天子，君临天下，对四夷也应该保护、教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和强大的敌国是一种平等关系，甚至是向人家称臣。

汉代匈奴长期为患，高祖被围于平城，吕后受辱而不敢征伐，许多皇帝给匈奴的文书，都写有“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匈奴有时反而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言词倨骜（参看《汉书·匈奴传》）。汉朝还得向匈奴送上各种礼品，用公主和亲，直到汉武帝时击败匈奴，情况才有好转。

不过匈奴终两汉之时总是汉朝的大敌，与汉朝分庭抗礼，被杨雄称为“真中国之坚敌也”，可是班固所修《汉书》，对匈奴的评价却是“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以圣王**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汉书·匈奴传》）。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开拓边疆直至里海。可是也时常受到突厥、吐蕃的侵犯。突厥颉利可汗部队攻到离长安城只有四十里的地方，唐太宗隔渭水与之见面，给以金帛，方才使颉利退兵。后来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被唐朝消灭。但吐蕃又崛起于西方，和唐朝争夺西域，逼使唐朝与之和亲，8世纪末，安史乱后的唐帝国势力不振，终于退出西域。唐代在和吐蕃的交往中，已经发展出了当时外交、国际关系上的许多平等的惯例和制度。

玄宗时，吐蕃自恃兵强，每通表疏，言词悖慢无礼，玄宗十分恼怒。后来吐蕃方面说因为其赞普年幼，是边将造假，才没有再引起麻烦（当然也可能是一种说辞）。可见双方的文件文书往来要有一定格式，起码是平等的。后来清水会盟，吐蕃提出唐朝来敕中称他们的礼物不能称为“贡献物”，唐给的礼物不能称为“赐”，于是改成“进物”和“寄”，理由是吐蕃和唐是甥舅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

汉代的原则是不与夷狄结盟，而唐代就和吐蕃三次结盟，有正式的盟书，“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而吐蕃方面提出来的盟书内容是“蕃汉两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仇，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这也都写在盟书内，没有添改（《旧唐书·吐蕃传下》）。同时还立有界碑，表示这是两国正式的边界。

不过这界碑也累次被推倒，双方是边盟边打，一切看力量对比决定。可是唐太宗还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递古人，而成功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杜佑在《通典》中，仍然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个方面，描述周边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组成的国家。

虽然承认“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但说中华是中心，礼仪之邦，而四夷则是“其地偏，其气梗，不生贤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通典·边防一》），就是说四夷不可与同中国。

宋代积贫积弱，先是和辽订立澶渊之盟，向辽进贡银、绢来求得和平；后来又被金人打得大败，两个皇帝都被掠去。南宋被迫向金称臣，偏安长江以南，最后被元灭亡。两宋历时二百余年，中国的地图上并非一国独尊，而是数国并立，这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可是程颢却说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其中之一是：“至诚以待夷狄”，真是打肿脸充胖子也。

另一方面，朝鲜、越南、东南亚诸国，却又向宋朝朝贡，宋朝仍然以中华大国自居，仍然认为四夷诸国应该以臣事君那样尊重宋朝。

所以，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一种很独特的体系。一方面，中国自认为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应该向之称臣纳贡，服从领导；另一方面，中国和许多国家又是一种平等关系，甚至要受到别国的威胁，向人家称臣。这样一种双重的体系，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简单地把我国古代对外关系说成是朝贡体系，也许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表现。朝贡体系可以说相当长时间迷惑了中国人的视线。

特别是历代统治者由于朝贡体系而迷信自己，是中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局势的根源之一。

因为长期以来，和中国本土王朝敌对的国家，在文化上十分落后，所以中原王朝感到没有什么可以向它们学习的地方，而且为了和这些国家对抗，越来越巩固了本身的华夷观念。由于华夏文明具有极强的同化力量，许多和汉、唐、宋对立的王朝，也都采用华夏的制度、文化，像辽、西夏、金、元诸朝都是。所以华夷观念不断加强。我们往往说唐太宗对夷狄“爱之如一”，但是他是要他们都“依朕如父母”，即他们必须归附为唐朝的子民。

因为中国一向有文化认同的思想，认为夷狄是可以教化的，而经过教化，变其夷习，他们也可以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

明代虽然驱逐了蒙元，但是北虏南倭，一直是其大患。朱元璋起初还奋力向北发动战争，因为战绩不理想，转而固守“内地”，不许向外。宣称对15个国家永不征伐；倭寇来犯，令沿海居民后撤以避之，不许出海。后来虽然有雄才大略的朱棣，也没能推翻这一祖宗之法，郑和下西洋是一个极好的向外发展、了解、学习的机会，最后因为遭到激烈反对而作罢，连所有资料都遭毁坏。

清代以满人入主中原，主要是向文化高的汉人学习，建立了中央王朝君临天下宾服四夷的观念，而且因为清朝初年一度平定边疆有所成就，自认为不仅统一了中原，还统一了塞外，“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于是更加强了故步自封，自我中心的思想。另外，清朝为防范汉人，继续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特别加强了文化管制，大兴文字狱，查禁各种著述，诱导文人从事脱离现实的考据。

郑和下西洋

这样明清两代统治的结果，整个中国，包括统治阶层、知识分子，下及普通民众，都以天朝大国自居，不知道外部有何世界，陷入保守落后，无法自拔的处境。其实，明清时期，西方人的东来势头已经十分强劲，虽然有人说这时的中国经济、政治诸方面并不亚于西欧，可是西方的侵略者恃其坚船利炮，已经不断打到中国的门口。葡萄牙人窃据澳门，荷兰人侵占台湾。

另外，耶稣会士也深入各地传教，并把西方的许多先进知识介绍进了中国。但是，介绍者的本意是要宣传基督教，并不完全着力于宣传科学知识；而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先知先觉者外，大都把这些当作海外奇谈，统治者则更是把它当作“奇技淫巧”看待，有所喜好也是快意一时而已。当时中国的传统中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不能承认世界地理的位置。

而耶稣会士也有意混淆他们的国别，遂使中国人以为西洋乃是一国，于是有了泰西、大西洋国、大西国等名称，我国的“西洋”之名就是这么来的。而康熙也只知道有西洋人，不知道有法兰西和葡萄牙两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