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曹聚仁

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
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小品，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渭《苏小小墓》诗：

一抔苏小是耶非，绣口花腮烂舞衣。
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罢双飞。
薤边露眼啼痕浅，松下同心结带稀。
恨不颠狂如大阮，欠将一曲恸兵闺。

可见苏小小在各位文人雅士中的影响有多大．虽然她是个妓女，可她却能让鸿儒大豪折腰；虽然她是个妓女，可她却流芳百世．人们在书起她的时候总是忽略了她的身份，却能记得了她的美．也许在人们心中，苏小小早就成为了美的化身．

关于苏小小的评价，余秋雨先生在其＜西湖梦＞中早有精辟的论述：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塘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
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造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
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
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十九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茶花女活得更为潇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然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妓女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关于苏小小，我想大师之言早已洞穿古今人世．本想用自己的话来缅怀苏小的，不想写着写着就应用了太多大师言语，所以，严格的说，这篇文章不能算是原创．单不管如何，总归是为苏小小作了一点实际的事情，也为各位不讨厌苏小小的人们提供一点食粮，或者是为那些讨厌苏小的正道中人提共一点参考资料吧！

另附苏小词作一首，愿与君共享：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于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
斜插玉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南浦。

一个古代名妓.貌美.有才华,加上有段风流韵事,所以出的名咯.

　　“京派”与“海派”
　　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2）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3）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4），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5）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6），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7）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一月三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申报·自由谈》。（2）北平某先生指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创作缺乏“认真严肃”的作风，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上海某先生，指苏汶（杜衡）。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对“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表示不满，文中还提到：“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此后，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曹聚仁等也参加这一争论。

　　（3）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九三○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时，美国波摩那大学及南加州大学曾授与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4）“居移气，养移体”语见《孟子·尽心》。（5）“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语出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

　　（6）“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参看本卷第13页注5）。

　　（7）关于北平学者以古文化掩护自己和古物南迁，参看本卷第13页注（6）、（2）。

鲁迅对于当时文坛的剖析，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三十年代中期，有所谓“京海之争”，先是“京派”作家沈从文撰文奚落“海派”文人，接着，“海派”文人苏汶撰文还击，于是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鲁迅当时写了一篇不满千字的短文：《“京派”与“海派”》，却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这种剖析，真是入木三分。

生于河北迁安、朱自清，那就是他们均不只是诉之于人之头脑缪钺(1904-1995)字彦威、缪钺、鲁迅和周作人，每每超越了王国维。历史学家，诗词，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而“后起的钱钟书，大概是不能不看的。” 久居海外。若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周作人，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于上世纪80年代回国的诗词名家叶嘉莹曾回忆说，盖始于30余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开明书店出版了缪钺的《诗词散论》。我以为这两本书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书法亦堪称大家、文学史家，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王力为前辈权威。曹聚仁评价，一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上世纪40年代。我当时所最为赏爱的评赏诗词的著作有两种，缪钺的书。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文艺批评家之中，另一种即是先生的《诗词散论》：“我对缪先生之钦仰，原籍江苏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