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中国出现大规模人口增加

最主要的原因是甘薯和玉米传入中国，这两种植物非常容易种植，可以再贫瘠的土地上大面积种，原来无法耕种的土地现在也有用了。另外就是产量很高，淀粉含量也不错（抗饿），所以可以养活很多人。
限制古代中国人口增长的除了战争就是粮食不足。一旦粮食不足，父母就会溺婴，这个就控制了人口的增长。清康乾时期，中国腹地没有大规模战争（吴三桂那个太早，不算）所以没有战争削减人口。玉米甘薯的大规模种植又解决了粮食问题，结果就是人口迅速增长。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康熙说的永不加赋，后来雍正摊丁入亩又废除了人头税。本来大家不生孩子或者生了孩子隐瞒不报是为了少缴税，现在人头税不需要了，自然人口增加，大量隐瞒的人口也没有隐瞒必要了，就纷纷露出水面。
以前中国人的主要粮食就是水稻、小麦和粟什么的，所以人口一直在3000万到6000万之间徘徊。但是这个是官方统计的人口，古代有大量逃税漏税的人，他们会隐藏自己，所以一般官方的人口数量都是偏少的。貌似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过亿。

从宋代开始就上亿人口了，一直维持到清初，关键是康乾时期百多年的和平时间，人口增长到四亿，一般只要25年左右就可以翻番，四亿到八亿是很容易的。清朝人口上涨的历史可放在世界历史上看，这个时候也是世界人口膨胀的时期，即是工业革命时期。跟历史上农业革命人口暴涨是同理的。而中国在工业化大发展时期也一样会人口膨胀。
中国近代人口发展史考察

一、人丁数与人口数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1734年以前的数字与之后的数字之间的关系。对这个
问题在史学界是有争论的。据清史记载，乾隆皇帝有一天看了户部送上来的户
口资料，感叹地说康熙年代才千多万人，现在竟增到两万万人了。（见《清朝
文献通考》）好像乾隆皇帝都认为康熙年代的人丁数即人口数。
如果我们认为1734年前记载的丁数也是人口数，那么由1734年的27355462人
增加到1741年的143411559人，七年之间增加了4.2倍，年平均增殖率高达267‰，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又无大量国外人口涌入。相反，东南沿海人口在向海
外扩散。又有人认为雍正十二年以前人丁数是在原来有丁口赋的情况下大量人
口隐瞒的结果，1741年以后的人口数则是改变政策摊丁入地，老百姓解除顾虑
以后统计的实数。可惜这种解释不能与发布政策的年代吻合。案摊丁入地政策
的实施始自1716年，到172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施行，而且如果是逐步实施、
逐步解除顾虑，那么就有一个逐步扩大人口数的过渡时期，而不会突然增加四
倍。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数字截然划断，分别处理。
所谓"人丁"就是载入户册、负有赋役义务的男性劳动者。户册人丁数不是全
部人口数，也不是全部成年男人的数目，要按照一定比例换算为口数，这个比
例就叫"口丁比"，即平均每个户册人丁相应有多少实际人口。所以我们所说的口
丁比与口户比的实际意义不同。口户比反映家庭平均人口数量的真实情况，因
而在一定社会状态下是较稳定的。而口丁比只是反映了真实人口与政府户册上
记载的丁数的比例，而不是社会上真实人口与真实人丁的比例，所以它是不那
么稳定的，必须具体分析推算。但一般说来，每户一丁，口丁比接近五。
从明清之际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判断，1646年（顺治三年）是当时人口曲
线的谷点。由1661年（顺治十八年）到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的人口年平均增
殖率为3.98‰，而1661年以前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稳定下来，我们测算最多不过2
‰，用此数由1661年人数逆推1646年当有88486000人口。
二、清代各个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
根据推算，得到下表（前者为年限，后者为年平均增殖率）：
1646～1661，2‰
1661～1685，2.98‰
1685～1724，5.82‰
1724～1749，15.03‰
1749～1757，10.19‰
1757～1762，12.16‰
1767～1786，10.12‰
1786～1791，8.67‰
1791～1812，7.97‰
1812～1820，4.47‰
1820～1830，5.18‰
1830～1840，4.44‰
1840～1850，4.08‰
1850～1852，3.83‰
1852～1870，-11.52‰
1870～1880，2.57‰
1880～1890，3.65‰
1890～1898，5.10‰
1898～1911，1.74‰
----------
1646～1911，5.76‰
1661～1911，5.99‰
从上表可见，清代人口增殖率起初还是较慢的，因当时战乱尚未完全平
息，后来逐渐增快，呈上凹曲线。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增长最快，从
一亿二千万增到三亿。以后又逐渐降缓，呈下凹曲线，这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增
剧，各种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对人口的继续增长起着愈来愈大的抑制作用。社
会矛盾日益尖锐，政治制度日益腐朽。1851年爆发了金田村起义。以后太平军
和捻军、苗军先后遭到失败，清军在曾国藩和帝国主义分子华尔之流的帮助下
暂时稳住了残局。这在人口曲线上的反映就是1852年到1870年总人口减少了八千
二百万，从将近四亿四千万一致降到三亿五千多万。这一下降把清代人口波段
分成了两个亚波段。第二亚波段以低于清代平均增殖速度逐渐恢复，到了清末
才恢复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水平。
由此我们知道，清代人口增长虽然较快，但从年平均增殖率看，只有5.76
‰.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高于这种速度的年代比比皆是。令人惊异的不是单位时
间的人口增殖速度，而是这种增殖速度为什么持续这么久，除1852年以后的六
十一年外，有两个世纪都是这么增长，以致造成这么大一个总数。
三、清代人口大量增长的原因分析
在探讨清代中国人口大量增长的原因时，我们必须了解：十八世纪以后人
口速度大量增长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当时全世界都是如此。例如英国在十一
世纪时约有一百五十万。据1377年征收人头税的资料估计，英国人口不过二百
多万。177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合计有五百五十万，可是到1801年就增为八百八十
九万多人。到1911年这两地人口又增为三千六百多万人。整个英国1801年有一千
○五十万人，到1901年增为四千五百二十三万人，十九世纪百年之间增到四倍
半，比我国还快。法国也是如此。在查理曼大帝时代这片地方就有七八百万，
到1700年还只有一千二百万。1801年举行人口调查，连阿尔萨斯和洛林在内共有
二千七百四十四万多人，1876年增到三千六百九十万人，1911年增到三千九百一
十万人。法国是有名的人口停滞之邦，尚且增长了一千多万，其它国家就更快
了。人们估计整个欧洲在1750年时约有一亿二千七百万，1800年有一亿七千五百
万，1882年有三亿二千七百七十四万，1914年增到四亿五千二百万人，比我国清
代人口增长还要快。据苏联人口学家拉尔乌尼斯的估计，全世界在公元初有二
亿三千万人，公元1000年有三亿○五百万人，1500年时有四亿四千万人，1650年
有五亿五千万人，1800年增到九亿五千二百万人，1850年增到十二亿四千七百万
人，到1900年增到十六亿五千六百万人。可见世界各国人口都是在十七、八世
纪先后起飞。
近代世界人口的飞跃得追述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和澳洲的发
现对世界人口的增殖起了四个方面的支持作用：一是这些地方大都是肥沃富庶
的地方，是人类繁殖的乐园。原来只有两三千万印第安人的地方，到1900年已
繁殖了一亿五千万人口。二是它容纳了旧大陆的大批移民，单是十九世纪由欧
洲移出的就有四千万人口，中国和印度向南太平洋扩散的也有一二千万人。旧
大陆剩下的人口又有了继续发展的余地。三是它给旧大陆（主要是欧洲资本主
义国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肉类、饮料等生活资料。至今加拿大、美国、
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仍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主要商品粮食和肉奶场。这就使得像
英国、日本这样的耕地稀少的地方，人口也能很快地繁殖起来。第四它支援了
旧大陆以高产的农作物品种，最重要的就是玉米和草棉。它在旧大陆传播开
来，引起了人口的大量增殖。
玉米从美洲传出之后，并没有马上在我国大陆传播起来。玉米是在明代中
后期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到了清代才逐渐在南方传播。在四川它得到了空前的
大发展，所以取得了"蜀黍"的称号。后来青纱帐布满了北方平原，传遍了全国。
正是这种高产粮食作物蕃殖了大量人口。
于玉米配合起着养育人类的重大作用的是红苕、马铃薯、高粱、大豆和花
生。红苕原名"番薯"，它的引入更早。乾隆五十一年清廷曾下谕推广，长江以南
的所有丘陵山区差不多都种上了，成了贫苦农民的主食。马铃薯称"洋芋"，也是
远渡重洋由美洲传来的。红苕适合低地种植，而马铃薯则适合高寒山区。东北
人口的繁殖，高粱、大豆有很大功劳，而山东人口的增长不能抹杀花生的作
用。花生也是十六、七世纪才从国外引入的。过去中国有相当大部分的丘陵和
山地无法种植小米而一直保持蛮荒状态。现在玉米、红苕和洋芋一齐向高山、
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殖。
到了清代，耕地面积大大增加了。公元1661年在大战乱后耕地面积曾萎缩
到五亿多亩，到十七世纪末恢复到了明代最高水平。1724年耕地面积（折现代
亩制）达十亿○二千九百五十三万多亩，到了清代末年增到十一亿五千六百万
市亩。
根据人口耕地增长之比率以及史藉中大面积单产资料的推算、二十世纪以
后的粮食单产统计数字、小面积高产水平的数据资料和复种指数等五个方面的
情况判断，清代全国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折现代度量衡制）已由明代的亩
产六、七十斤增到一百八十斤左右。
清代复种指数已达110%以上。
由于高产作物的栽培推广、耕地面积的扩大、单产的提高和复种指数的升
高，所以中国粮食总产量在清代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以致能够养活四亿多人
口，这是清代人口空前增加的物质基础。
除了高产粮食作物的引入和传播以外，当然还有其它各种生产技术的提高
和经营管理方法的改善、社会秩序的相对安定和赋税政策的改变等因素共同发
挥作用，才能使这些地方的人口特别迅速地繁殖起来。
特别应当指出，清代赋税制度在明代"一条鞭"法基础上，继续朝向控制生产
资料、废除人丁赋役方向发展。康熙五十年颁布了"自康熙五十二年后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的诏令。到了雍正时代，进一步实行"摊丁入地"。人口的增殖完全摆
脱了赋税和差役制度的束缚，于是人口的发展就象脱缰野马似的狂奔起来。
四、民国时期的人口状况
民国人口可分为三个亚波段。一是1927年到1928年因北伐战争人口下降，二
是1936年到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人口下降，于是形成两个亚波谷和三个亚波段。
所谓"民国时代"实际上是两个大统一时代中的一个过渡性的动乱时代，内忧
外患，经常出现分裂，战争不已，国无宁日。但令人惊讶的是人口总数除北伐
战争和抗日战争开始两个时期有短期下降外居然不断上升，三十八年之间竟然
增加一亿多人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古代战争是一刀一枪的砍杀，现在一颗炸弹可以炸死一大堆人，看来这更
残酷了。但其实不然，白起坑赵卒四十万、项羽坑秦卒二十万，一场仗下来，
伏尸数万屡见不鲜。现代杀人手段虽愈来愈精致，但相应的防御技巧也改善
了，人也巧了。民国时代的军阀战争，双方碰了一下，来上几个回合，下面将
士见势不对就溜，上面头目宣告"下野"，也就了事。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单是四
川一地，到刘湘"统一"之前，军阀们大小战争打了四百余次，较大的也有几十
次。可是打来打去，人口还在继续上升。我们原来论断的改朝换代之际的战争
要使人口下降，到近代也不灵了。清代后期的人口下降是在十九世纪下叶，
1911年到1912年交替之际人口仍在上升。军阀混战时代继续上升。以后八年抗战
和三年解放战争在中国人口史上都没有留下多大痕迹。看来是未经战火的区域
人口增殖之数完全填补了战区人口损失之数。还要看到，古代战争造成人口的
损失，主要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田野里。它破坏农业再生产过程，使人们成
千成万地饿死，而现代战争对人口的残害则多半限于战场之上。尽管工厂有关
门的，农田有荒芜的，但生产并未完全停顿，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现
代发生的几次大的战争都未能使全国人口减少下来。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以后都能经得起任何残酷的战争，更不是说现代战争在
任何国家都不会使人口减损。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就使许多国家人口大大
减少。打得太厉害了，再大的国家也受不了的。就是北伐战争打的还不算顶厉
害，也导致了人口数的下降。
此外，民国时代，全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封建纽带有所削弱。经
营地主愈来愈少，当地主的把土地都佃了出去，小农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上述耕地开辟和粮食产量上升等诸种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所以人口升势仍
旺。
五、工业人口分布因素的出现
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基本反映
了农业的地理分布。在广大农业地区的中间，星罗棋布地点缀着无数集镇和小
城市。市镇上居住着手工业者、作坊主和手工工人、商业和服务行业的从业人
员、以及国家机关的官吏卒徒等。在全国范围内，在若干交通枢纽之地和产品
集散地也有一定数量的大、中城市。但这种大、中城市具有很强烈的政治性和
寄生性，它一般是京都和府、州、县治所在地，大批消费人口象病瘤似的繁殖
在工商城市之内。因此它在经济上的社会功能不是太大的，所以一遇政治动乱
也救随之变化乃至消失。集中起来的城市人口也随之烟消云散，直到另一个稳
定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又逐渐集中。所以几千年的城市人口总是集而复散，
散而复集。可见古代城市人口的集聚不存在绝对的趋势。大体说来在人口上升
的治平年代，市镇人口逐渐增多；而当社会动乱使总人口下降时，市镇人口又
因损耗和分散而减少。
可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一百年间新型的近代工商业城市逐渐发展形成
了。它是现代大工业的聚集地方，又是商业、金融中心，而且还是科学技术教
育文化事业荟萃之所，它具有强烈的社会经济文化功能，它对政治力量的依附
性比以前大大削弱了。不管政局如何动荡，它总是屹然而立，人口数扶摇直
上，城市人口比重随工业发展而不断升高。正因为人口分布有了这种新的因素
出现，所以二十世纪以后的人口地理分布中总有些"异样"。例如江浙地区、冀鲁
豫地区、武汉和重庆等大城市所在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广州所在的华南地区人
口的增长都具有这种较稳定的上升因素。
六、解放后的人口增减情况
解放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我国总人口数
不断增加。具体可以分以下几个时期：
从1950年到1959年是第一个时期，前七年增长率除1955年和1956年人口数可
能偏低外，整个看来人口增长率是逐年上升的，有19‰增到将近30‰.1958年以
后增殖率有所降低。
1960年和1961年两年是第二个时期，人口没再上升。由于左的干扰，我国国
民经济受到严重损失，人口数量必然受到影响。
1962年以后恢复也很快。我们进入了第三个时期。1962年末人口数就超过了
1959年总人口数。1962年到1971年平均增长达26.1‰.特别是1963年、1965年和
1968年至1971年人口增加最快。
七十年代初期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当时的主要措施是宣传提倡晚婚，并
由各地基层组织采取种种"土政策"限制结婚年龄。以后又采取了每对夫妇限生二
人的政策，于是出生率逐渐由30‰以上降到20‰以下。特别是城市出生率下降
最快，1970年为21.92‰，1972年为20.10‰，1973年为18.09‰，1974年为15.08‰，
1975年为15.21‰，1976年为13.64‰，1977年为13.93‰，1978年为14.04‰。1979年
降为14‰左右，1980年降为10‰左右。由于出生率降低，增长率也随之由27‰下
降到14‰以下。
1980年我国公布了新婚姻法，对结婚时间的控制一度有所松缓，转而采取
进一步限制生育子女人数的办法，于是前些年因晚婚年龄限制而"积压"下来的未
婚妇女纷纷结婚生子，事实婚姻也取得了合法手续，加上1956年至1958年的生育
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都已进入育龄期，于是1981年和1982年出生率又回升到21‰左
右。
1980年9月以后各地认真贯彻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但由于以后
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实行了以户为承包经营单
位，集体福利事业有所削弱。于是一方面相当一些数量的农户渴求男劳力的再
生产，"重男轻女"和"养儿防老"的思想作用加强了，这就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的
阻力。而另一方面基层组织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控制产品分配等办法控制
生育，再加上育龄妇女的高峰期尚未过去。所以尽管计划生育部门作了大量工
作，1982年增长率仍有微弱的上升。1983年和1984年由于灾年期出生的女孩子大
量进入育龄期，加上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增长率曾下降到9.49‰。1984年贯
彻了特殊情况允许多生一胎的政策，增长率又回升到10‰以上。
七、解放后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在探讨人口增长原因时有以下几点应特别注意：
(1)解放后工农也生产迅速发展，粮食产量不断上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推
动了农业生产高潮。六十年代农田基本建设有相当成就，近年在推广矮杆良
种，增施化肥，扩大灌溉面积和机耕面积等方面都有引人注目的成就，所以在
人口不断增长的条件下，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仍有所增长，并保持在一定高
度之上。可见粮食生产的发展能大体维持人口的增长。但如果听任人口数漫无
限制地增长下去，到后来也必然会发生困难的。
(2)解放后死亡率迅速下降。从民国时代起我国才开始有了一些出生率和死
亡率的调查数字。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民国时代人口死亡率并无显著降低。
我国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主要还是解放以后的事。由于死亡率降到很低的程度，
以致20‰左右的出生率引起了人口的大量增加。
(3)建国之处对计划生育缺乏充分认识，也无经验，以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
中在人口政策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失误。后来计划生育口号虽也提出来了，但并
无切实的措施。相反地，农村按人口分粮，保证了农村人口的迅速繁殖。直到
七十年代以后，人口已增到八亿多了才认真限制起来。但取消按人口分粮的政
策已是三中全会前后的事了。以致我们现在不得不吞下两个苦果：一个是总人
口发展过多；二个是1953年到1958年和1963年到1971年两个生育高峰期的形成。
由于前一个苦果产生了庞大的人口基数，以致很小一点增殖率都意味着数以百
万计的人口增长；由于后一个苦果，我们在这两个高峰期出生子女的生育周期
到来时，计划生育工作上的巨大努力只能起到减少增殖率回升程度的作用。
八、人口膨胀的必然性
没有一个内地的中国人会认为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命题，
因为现代中国人口数量正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增长。但是他如果知道一点西
藏的人口史，或者了解一些法国和德国的人口情况，他的看法就会有所改变。
全世界现存的所有生物品种都是几十亿年的生存竞争中的优胜者，它们除
了各自特有的优势外，有一个共同的优势就是：都具有巨大的繁殖力。人类也
不例外。
繁殖力包括生育力和存活力两个方面。生育力是一个假设的概念，即假定
人类能够不受任何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而得以毫无顾忌地繁殖的生理能
力。人类在"理想"条件下可能达到的繁殖速度大大超过现实的人口增殖速度。这
就是说实际的人类增殖速度基本上不是人类繁殖的生理能力限制的结果，而是
各种外在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人的主观条件共同抑制的结果。
因此，马尔萨斯宣布："人口如果没有受到抑制，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应
该说他对生育力的估计还是比较保守的。不信你可以计算一下，只要年平均增
殖率达到28.12‰，经过二十五年就可以增加一倍。在我国人口史上，在九百六
十万平方公里这么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人口增殖率接近或超过此数的情况也是不
少的。如东汉初（公元57年～75年）达26.8‰，隋初（585年～590年）达25‰，
北宋（1006年～1008年）达28.46‰，1061年到1065年达31.74‰，元初（1279年～
1290年）达28.51‰，清初（1709年～1712年）达31.51‰，1734年到1743年达27.85
‰。至于分省人口超过28.12‰的增长速度，也有大量的事例。人口自然繁殖力
如果把人类卫生保健延寿的能力也算在内，那就可以说是愈来愈大。既然人口
史上已经找到高速度发展的事例，而且这种事例也是在各种抑制条件下实现
的，那么就应该承认，人类具有比已实现过的繁殖力更大得多的生理能力。就
是说，按照"不受抑制"的生殖能力，人类每隔二十五年不止增长一倍。
一些人口学家在研究人类繁殖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时，多数喜欢观察抑
制方面的那些条件，而不注意促进方面的条件。马尔萨斯神父看到，"大自然在
撒播生命种子方面表面表现得特别慷慨，而在提供它们所必需的空间和滋养方
面又相当吝啬"，以致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僵缩在空间与食物限制这些"专
横的自然禁律"之下。人类的劳动生产能力在二十五年中要使消费产量增加一倍
都很困难。在次一个二十五年期间里不可能再使总产品增到四倍，所以他又作
了第二个"断言宣告"："估计到目前土地的平均状态，在最有利于人类劳动的条
件之下，大概不能使生活资料增加得比算术比率还快"。但他去世以前和以后的
世界粮食生产史都与他过不去。例如1949年到1976年世界小麦产量年平均增长
34.52‰，大米产量增长44.92‰，都是以比二十五年增长一倍要高的速度发展
着。全世界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也并没有减少。看来这位神父的第二个宣告
也是保守的。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各个时期人类劳动生产能力总是有限的，对人类自身的
繁殖能力总是构成一种现实的限制。讪笑前人固然不是后人应有的态度。但从
长远的历史观点看，人类的劳动生产能力又总是向前发展的，因而给愈来愈多
的人口提供了生存条件。大自然与其说是吝啬，不如说是节俭。在没有那么多
实际的人口处于困境寻求生存之道时，它绝对不将更巧妙的生产诀窍泄露给饱
食终日的人们。同样，社会组织制度的改进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是随着人类实
践经验教训的总结而缓慢地实现的。
所以我们不要单是看到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人的主观条件对人口增长的
抑制作用，而首先要看到它的促进作用。为什么波动愈来愈激化呢？这首先是
反映了人类存活力不断加强，反映着人类进步速度的不断加快，也反映着不断
改善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主观条件对人类发展的促进作用愈来愈强烈。即
使人口一时遭到重大损失也能迅速地恢复和超过。所以地球上人口发展的总趋
势是--增长。
九、总结
人口数量要随工农牧业再生产规模和结果的波动而波动，要随经济类型的
转变而变化，要受周期性的阶级斗争、上层集团争夺最高政权的斗争，民族之
间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的影响而下降，要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还要承受变
动不定的自然条件的直接间接影响。总而言之，人口数量的增减要受社会自然
各种因素的综合性影响，而这些影响人口增减的因素的消长又是变化无定的。
只有将来全球人类到达了能够完全实现计划控制的理想社会，人口波动规律才
能消失。
资料摘自--《中国人口史》，赵文林、谢淑君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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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因为从美洲和菲律宾引进了高产农作物：红薯、玉米等，是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增加

因为清朝时期妇女明显僧多。

那时候刚战争结束，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再加上战争死了很多人，

因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落后，统计科学也比较落后，加上封建统治者对于人口的关注远不如对于赋税额度的关注，导致古代户籍制度登记的对象主要是承担赋税的对象，而不是全部人口，因此根据当时官方户口统计的数字很难确定当时实际人口总数。

尽管中国古代人口统计报告中有很多数据都是失真的，但人口曲线在一段历史时期里的总体发展趋势还是很明晰的。从汉朝(前202年―220年)到唐代(618年―907年)的上千年历史中，中国人口峰值应该是6000万一8000万区间内，从未超出这个上限值。

葛剑雄教授《中国人口发展史》图册

到了宋代，科学技术大发展，农业水平也大发展，人口数量也有了长足发展，人口峰值大约达到了1亿，但是随着后面一系列战争和元代统治时期，人口数量则出现了回落。

到了明初（1400年），人口数量大约在6500万~8000万区间内，而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清朝，人口数量大约在4亿~4.3亿，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四百五十年间增长了五倍以上，这堪称人口方面的重大变迁。当然，人口数量曲线在这几个世纪当中也时而走高或走低。

道光皇帝

在所有的传统封建农耕社会中，饥饿和时疫总是会定期地和灾难性地夺走人们的生命。

中国人口数量近几个世纪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发生在17世纪早中期的明末清初之际。这一时期，各种农民起义和各种战争频发，再加上中国北方在当时暴发了极其致命的时疫，这些因素一并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的大规模减少。
随着天下重新一统，清朝的统治越来越稳固，国家和社会越来越稳定，中国的人口数量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并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人口水平。

从1700年的1.5亿增长到了1800的3亿，这表明当时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而传统农耕社会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持续保持如此高的人口增长率的确比较罕见。

从乾隆后期（18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增长率虽然越来越缓慢，但绝对人口数量依然一直都在增长，中国人口到了1850年已达到巅峰，有4.3亿之多。

葛剑雄教授《中国人口发展史》图册

为什么中国人口在1400年之后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

没有人知道确切原因，不过很多学者坚信这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出生率有所增长，其实在中国传统封建农耕社会人口出生率一直都没有很大的波动，而是因为中国那时候的人口死亡率有所下降。

此外，关于人口死亡率下降的解释也有很多种，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这得益于明清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和平稳定时期，先是明朝靖难之役之后一直到万历年间中国一直没有大规模对外战争和内乱（汉武与匈奴的世纪之战、东西汉交替之乱、唐安史之乱、南北宋交替之乱，），中国进入长达百年的社会和经济复苏时期，后来则是康熙、雍正、乾隆长达百年的康雍乾之治，因而导致中国人口大爆炸。

葛剑雄教授《中国人口发展史》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口增长是由于医疗卫生实践水平提高的结果，比如早在西方人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 发明牛痘接种法二百年之前的中国就有人已经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法，让人们对天花病毒有了免疫能力，此后中国人死于这种致命疾病的几率得以大大降低。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西方大航海时代，使得中国土地上出现了从美洲引进的玉米、马铃薯和花生等粮食作物，使得食物供给更加充足，更多中国人因此能活的更好、更长。

玉米

如果我们的眼光不要局限在中国，放眼全世界，会发现欧洲人口数量在15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起起落落(包括在17世纪的回落)与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几乎是同步的。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对这种同步表示困惑，认为“这种同步是一个问题”，并试图进行解释。

费尔南·布罗代尔

此外，沙俄帝国人口数量在18世纪也和中国一样出现过成倍增长现象。

这一时期，世界上很多地区同时出现人口数量增长的客观事实表明，人口骤增可能并非某一国家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布罗代尔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气候的变化。他认为14世纪以来，北半球连续出现多年出现寒冷的冬天，北半球的温度在这个时期里变得非常低，这就是著名的“小冰川期”理论。

后来伊利诺伊大学的杰弗里·N.帕克(Geoffrey N.Parker)证实：在夏季，平均气温每下降1℃，农作物生长期就会延迟3周至4周，并致使农作物能成熟地区的最高海拔高度下降约152米。即使到了科技发达的现代，每延迟收割庄稼1天，每公顷作物产量就会比不延迟收割的产量减少63公斤；在欧洲，夏季平均气温每下降1℃，农作物生长期就会延迟30天左右。

相较今日而言，在17世纪，人们在很多刚刚开垦的荒地上用比较原始的方法进行耕种时，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在明末清初之际也曾经发生大规模的饥荒、战争、动乱、瘟疫等等，而且这些事件的发生几乎与欧洲历史上的“小冰河期”同步， 而这种“同步”恰恰可以印证上述的气候变化效应。

因为清朝的时候，政权非常稳定，经济发展非常良好，并且也没有什么大的战争，有利于人口增长。

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人口的统计制度已经开始完善，所以以前很多没有登记上的人口，都被朝廷登记上了，因此才会出现人口激增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