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何后权外戚（有女皇帝）、宦官专权（废立皇帝）、党争、藩镇割据种种威胁皇权的情况都为历代罕见

历史上，宦官是为皇室中皇帝与后宫妃嫔服务的群体，最初宦官在宫里只是服务，不允许干预朝政，但是在唐朝后期，宦官专权、干政、弑帝成为常态，成为朝廷的顽疾，影响到国家稳定。

唐玄宗经历开元盛世后，国家富强，社会太平，加之唐玄宗继位多年，颇有怠政，便宠信宦官高力士，同时为了加强对边关守军的控制，强化对将士边境行为的控制，朝廷开始使用宦官为监军，监督边将及军队，宦官借势天子之威，巧取豪夺，狐假虎威，盲目指挥，边关守军敢怒不敢言，宦官势力开始渗透军队，但还达不到专政情形。

安史之乱后，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成为唐肃宗的红人，唐肃宗便开始将部分朝政交由李辅国打理，宦官专权开始形成。

程元振是唐肃宗后期当权的宦官，他在打败李辅国后，掌握朝廷大权，将国家大事掌于自己手中，架空皇帝。唐后期宦官当政最长的是俱文珍，他经历三朝皇帝，分别是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俱文珍发迹于唐德宗时期，大权在握。唐顺宗即位后，改革弊政发动永贞革新，俱文珍受到威胁，发动政变，废掉唐顺宗，立太子李诵为皇帝。包括后面的大宦官王守澄、仇士良都是大权在握，架空皇权，行废立事。

唐朝宦官之所以能有上述神通，我认为主要是：1、皇帝宠信宦官，导致宦官专权时间长，皇权旁落已久；

2、宦官掌控在朝廷已形成势力，权倾朝野；

3、宦官掌控军队，唐朝拱卫京畿的军队握在宦官手中。

4、宦官势大，隔断了朝臣与皇帝的正常联系，导致朝臣不能有力维护皇权。

5、经历安史之乱后，皇帝不信任朝臣，专宠宦官。

6、宦官长居宫中，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

7、宦官由于是封建专制下的特殊产物，性格多变异，心狠手辣。

8、唐后期皇帝多昏庸，即使偶有明主，也由于大权旁落太久，一时不能实现大权回拢。

9、唐后期，藩镇割据，中央集权不能统一；

10、经历安史之乱，国家重创，社会不稳定，地方不听朝廷指挥，社会乱象横生。

唐朝是历史上宦祸最为猛烈的三个朝代（东汉、唐、明）之一，和东汉、明朝的宦祸相比，唐朝宦官不仅专权乱政、祸国殃民，而且能够操纵君主的废立。

唐朝后期，自唐穆宗至唐昭宗九任皇帝，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七任皇帝均为宦官所立，其中敬宗被宦官弑杀，昭宗被宦官所幽废，宦官权势之大，触目惊心。

唐代宦官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能量，随意废立君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代后期，宦官掌握了统领禁军的权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持了皇室卫戍部队的统领权，大大增强了宦官操纵皇室政权的资本和实力，这无疑是唐代后期宦官能操纵君主废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仅仅是靠把持军权，行君主废立之事，虽然理论上可行，操纵起来却未必顺利，很有可能引起冲突。奇怪的是，唐代后期宦官频繁废立君主，却并没有引发较大的政局混乱和波动，看起来好像顺理成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唐代后期的宦官，除了专断掌领禁军的权力，还有其他原因，为宦官操纵君主废立提供了“便利”。

先简要了解一下唐代后期宦官对禁军的掌领制度。唐代宦官掌领禁军，从“安史之乱”时就出现了。其时，宦官李辅国随皇室出逃途中，鼓动时为太子的肃宗李亨即位，被加封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开始掌握兵权，回京后又封为兵部尚书。代宗即位后，又因拥立之功统领禁军。李辅国被诛后，此后的大宦官程元振、鱼朝恩都是

因鱼朝恩专权骄横，代宗借助朝臣力量将其诛杀后，暂时取消了宦官掌兵现象。唐德宗即位后，因发生节度使兵变——“泾源兵变” 事件，德宗诏令禁军平叛，非宦官掌领的禁军居然不敢前来，德宗只好离京出逃。返回后，开始猜忌将领，重新起用宦官掌领禁军，进一步扩充禁军力量，设立了神策军中尉制度，并正式确立神策军由宦官专领，从制度上保障了宦官对神策军的统领权。

神策军中尉制的确立，提升了神策军的地位，也使神策军的职责由单纯的宫廷禁卫，扩大到戍守、平叛、征战等多个方面，使其成为中央政府直接指挥、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武装力量，从而使宦官的权势地位大大增强，为宦官专权、操控皇室提供了机会。

拥有掌典禁军的权力，使宦官专权、操控君主废立有了可能。但唐代后期宦官操纵君主废立之所以能顺利进行，还有两大原因不可忽视：一是唐代宦官拥有合法的参政权，逐渐把持了朝政中枢机构。

一般而言，宦官干政是指宦官逾越职能，干预朝廷政事。但唐代通过设立内侍省及内部各司使，职能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使宦官机构职能发生了变化，宦官参政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唐代后期，开始任用宦官担任枢密使一职。代宗时期，宦官掌管枢密事务，起初宦官任枢密使，主要是上传下达，“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以宦者为之……其职掌惟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资治通鉴》）。

枢密使是朝廷的中枢机要机构，后来，宦官开始利用自身消息灵通、连接皇帝和朝臣的便利，逐渐侵夺宰相权力，出现了宦官、宰相共掌枢密的局面，这就使宦官更多地了解并掌握朝廷机要，参与军国大事的议决，为宦官假传诏令、操纵君主废立提供了条件。

实践也证明，宦官操纵废立君主最为有效稳妥的方式就是假传诏令，蒙蔽上下。如，唐文宗病重时，曾遗诏太子李成美继位，左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仇士良矫诏废黜了太子李成美，而改立文宗之弟武宗继位。

宣帝临终前委托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等宦官，立幼子李滋为太子，但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等矫诏立其长子懿宗继位。这说明，宦官任枢密使，参与朝廷机要事务，包括君主策立等大事，已成为份内之事。

唐代后期宦官既掌军权，又参与朝廷政务机要，为其操纵君主废立提供了势力和权力上的双重机会。当时，神策军设左、右神策军中尉各一人，枢密使设宦官两人，被并称“四贵”，可见其权势、地位之高。二是唐代后期皇权消弱，朝臣官僚集团衰落、软弱，对宦官专权缺乏强有力的制约。

如果说掌典禁军和参与中枢政务为宦官提供了专权乱政、废立君主的势力和渠道，唐朝后期皇权消弱和官僚士族集团的相对衰落与软弱，使宦官操纵朝政失去有效制约，从另一个侧面助长了宦官的权势。

从皇权看，唐朝建立初期，历代帝王励精图治，但从武则天晚期开始，特别是到“安史之乱”后，皇室内有权力争斗，外有藩镇割据，皇权大为削弱。唐代中后期，即位君主大多纵情玩乐，胸无大志，缺乏雄才之主。

史载，穆宗、敬宗“昏童失德”，“狂荡昏虐”， 敬宗沉溺于击球、摔跤等游戏，“夜艾自捕狐狸为乐，谓之‘打夜狐’”（《新唐书》）；懿宗、僖宗“昏庸相继”， 僖宗喜欢斗鹅跑马，“与诸王斗鹅，一鹅至五十万钱”（《新唐书》）；昭宗志大才疏，面对宦官专权无能为力，一天到晚借酒消愁，喜怒无常。

君主软弱无能，个人能力低下，自然就不能有效地行使皇权，反过来更加助长了宦官的权势。权阉仇士良曾想废黜唐文宗，竟当面数落文宗的过失，文宗只能俯首听其斥责；宦官杨复恭因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并责骂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

宦官刘季述发动兵变幽禁昭宗时，不但当面斥责昭宗过失，还将其幽禁深宫，“手锁其门，熔铁锢之”“穴墙以通饮食，凡兵器针刀皆不得入。上求钱帛俱不得，求纸笔亦不与。时大寒，妃嫔公主无衣衿，号哭闻于外”（《资治通鉴》）奴强君弱到这种地步，还哪有什么皇权可言？

从朝臣官僚看，隋及唐初实行科举制以来，庶族地主势力开始兴起，世族门阀制度逐渐衰落，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但在整体势力方面，新兴庶族官僚集团仍未达到过去门阀世族那种地位和作用。

因此，在君主、宦官、朝臣三方力量对比中，朝臣官僚集团的势力仍较软弱。在面对宦官操纵朝政时，朝臣官僚集团难以发挥足够的制约作用。这与东汉时期朝臣外戚集团与宦官的强力制约形成鲜明对比。

东汉朝臣士大夫在与宦官斗争中，能以气节据理力争，甚至你死我活。而唐代后期的朝臣官僚集团，则要软弱的多。在君主废立问题上，基本是听之任之的态度：“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旧唐书》）——只要立的是李氏子孙，宦官策立后，官僚朝臣就承认其合法性。

由此不难看出，唐代后期宦官权势快速膨胀，甚至一手遮天达到废立君主的程度，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形成的。宦官掌领神策军制度的确立，为其操控君主和朝政提供了足够的军事势力；宦官入职枢密使，为其参与政务中枢机要、进而更顺利地操纵朝政提供了更多便利渠道；皇权的衰落和朝臣官僚集团的软弱，又给宦官操控朝政、行废立之事提供了机会。

历史上，东汉和明朝是宦官专权的重灾区。其实，唐朝中后期也出现了类似现象。相较东汉和明朝，唐朝的宦官除了抓权，还控制着皇帝。自唐穆宗后的九位皇帝，有七位是宦官所立，敬宗、文宗甚至被宦官所杀，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宦官哪来这样的底气呢？一窥神策军的发展，便能知晓答案。

神策军的成立，与吐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吐蕃在七世纪强势崛起，对唐朝的西北边境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六月，名将哥舒翰率军攻陷了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石堡城，以此为契机，占据了黄河九曲，取得对吐蕃的战略优势。

天宝十三年（754年）七月十七日，哥舒翰上书获批，成立西北边防军，以此为战略支点，持续碾压吐蕃。神策军在洮水南岸的磨环川成立，首任神策军使由洮阳太守成如缪担任。神策军最初编制只有两千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团的兵力。

次年12月16日，安禄山起兵反唐，攻势凌厉。朝廷抽调边军，驰援赴难，神策军也是其中之一。公元759年，神策军将卫伯玉率领千余人，参加了相州之战。尽管唐军占据了人数优势，但相互之间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结果一败涂地。

卫伯玉败逃陕州（今河南省三门陕西），不久前神策军原驻地已落入吐蕃之手。无家可归的卫伯玉只得暂驻陕州，站在了抵挡史思明叛军的第一线。此时，深受唐肃宗李亨信任的宦官鱼朝恩也在陕州督军。神策军第一次与宦官有了交集。

上元二年（公元760年）二月，叛将史朝义率军夜袭陕州，卫伯玉主动出击，在永安大破叛军。肃宗大喜，褒奖神策军，命其镇守陕州，卫伯玉受命入朝，鱼朝恩乘虚掌控神策军，原先的边防军变成了藩镇军。在鱼朝恩的运作下，神策军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陕州节度使所属的军队，统统被其纳入神策军，军队规模扩大到万余人。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犯边，直驱长安。代宗李豫出逃陕州，鱼朝恩率神策军充当禁军，保护代宗的人身安全。随后，代宗在神策军的护卫下，回到长安。两年后，吐蕃再次侵扰关中，神策军驻军苑中，并分设左右两军，从此确立了中央禁军的地位。

神策军分立之后，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四人、统军两人，屯驻京畿和关内要地。为统一指挥，设立护军中尉，节制神策将吏，同时以左右神策行营的名义，统率京畿和所在地的驻军， 由此可以看出，神策军具有拱卫京畿和野战的双重职责。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鱼朝恩获罪身死，神策军恢复了由兵马使统率的先例。然而建中年间爆发的“泾原兵变”改变了神策军的命运。建中四年（783年），原凤翔节度使朱泚发动叛乱，长安失陷。德宗带着妃子、太子、宗亲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军紧追不舍，轮番围攻奉天一月余。关键时刻，神策军及时救驾。叛军人多势众，神策军顽强作战，敢打敢拼，迫使叛军无功而返。随后，神策军收复长安，迎回德宗。

经历这一变故，改变德宗的观念。在出逃过程中，皇帝的威仪荡然无存，文臣武将或逃或降，只有宦官忠心地环伺左右。大笔军费豢养的军队，随时可能反咬一口。只有神策军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堪称当时军事力量的台柱子。

德宗认为宦官是最值得依赖的对象，神策军是最能打的军队，两者结合，强强联手，必定能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任命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至此，宦官掌控禁军成为一项制度。

凡事就怕万万没想到。宦官仇士良的出现，使得神策军彻底沦为宦官打手。宪宗即位之初，提拔心腹宦官仇士良为内给事，权势日益。经宪宗、穆宗、敬宗三朝，仇士良虽呼风唤雨，却无法坐稳“宦官一哥”的位子。

文宗李昂即位后，对王守澄为首的宦官势力，十分不满，有意提拔李训、郑注等人，密谋铲除宦官势力。太和五年（公元835年），文宗设计剥夺了王守澄的兵权，将其免职、赐死,另立王守澄的对头仇士良填补权力真空，出任左神策中尉，掌握神策军的权柄。

因为唐朝的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神策军，皇帝都生活在宦官的监视之下，后期的大宦官都与节度使相互勾结，所以才产生了宦官有能力废立皇帝，甚至杀掉皇帝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宦官之祸最为严重的三个朝代，东汉，唐朝和明朝，这三个朝代的宦官之祸，各有特点。东汉的宦官是与外戚勾结在一起，明朝的宦官都是一个人为突出，但是会很快被后来的皇帝杀掉，它是君主专制集权到顶峰的一种表现。

因为君主权力非常大，当君主不想去管理朝政的时候，大权就会落到旁边的人手中，因为皇帝对朝臣的不信任，像万历几十年也不愿见大臣一次，所以往往是由身边的宦官所把握朝政，但是，一旦有新皇帝上任，知道这个宦官不好，就有条件立马杀掉他，但是唐朝就不一样了。

唐朝的宦官之祸最为严重，严重到宦官可以废立皇帝，不仅可以掌握皇权的废立，甚至可以杀掉皇帝，而且继任的皇帝也没有实力去杀掉宦官，造成这种局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宦官把握了中央禁军，唐朝的中央禁军叫神策军，唐朝中后期党争不断，造成了皇帝对朝臣的非常不信任，皇帝眼中的朝臣都是沽名钓誉之人，只是想从他身边拿走更多的权力，皇帝决定由身边的宦官掌握中央禁军，在皇帝眼中宦官是家奴，这就使得宦官有条件和有实力去废立皇帝，唐穆宗之后的皇帝都生活在宦官的阴影之下，唐敬宗甚至被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