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

935年币制改革、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国民政府经济控制力的增强：控制金融
通过组建和改组“四行二局”实现。
“四行二局”：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家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二个局，是国民政府控制金融的中心机构。
国民政府经济控制力的增强：控制金融
中央银行：1928年11月在上海成立，属国家银行，享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事务等特权。宋子文、孔祥熙先后任中央银行总裁。
国民政府经济控制力的增强：控制金融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北洋政府两大金融支柱。
1928年，国民政府将两家银行总管理处由北平迁往上海，向两家银行加入官股。
1935年3月，国民政府再次向两行加入官股，使官股在两行的资本比例占到50%以上。
国民政府实现对两行的控制。
国民政府经济控制力的增强：控制金融
成立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4月，国民政府向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加入官股250万元，改名为中国农民银行，由孔祥熙任董事长。
设立中央信托局，以经营军火为主。
设立邮政储金汇业局，垄断全国信托、保险等金融业务。
国民政府经济控制力的增强：控制工业和矿业
以国营方式兴办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并通过政府控制的金融业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渗透和控制。
资源委员会：1932年11月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资源委员会，成为负责创办国营重工业的机构。1936年6月拟定《中国重工业发展三年计划》，开始进行重工业建设。抗战时期，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建立起大规模重工业体系。
国民政府经济控制力的增强：控制工业和矿业
建设委员会：1927年张静江主持成立，接收北洋政府官办或商办企业，并自办工业和矿业企业。
金融：通过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投资和债务，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控制。
实业部：1932年制订发展实业四年计划，计划把谷物、棉花和煤的生产改归国营，建立钢铁厂、化学工厂、机器厂、造纸厂和大规模农业服务部门。
1935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创办的企业有较大发展。
国民政府经济控制力的增强：控制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通过兴办国营商业公司，加强对商业的控制。
通过兴建国营铁路、公路，加强对交通运输业的控制。
1935年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把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定为国内流通的统一法定货币，即“法币”。放弃银本位，法币价值与英镑挂钩，后又与美元挂钩。
使中国实现了币制统一，是中国近代货币史的重大事件。
有利于30年代国民经济好转：促使外汇平稳，物价回升，金融活跃。
法币成为国民政府对日经济作战的武器。
政府用纸币换取人民手中的白银，为抗战期间及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1935年，国民党当局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民族危机发起。
1935年春，国民政府拟定《国民经济建设之初步的构想》提出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平衡对外贸易与汇兑；建立农村合作社，提高商业与工业合作社；在重要地区建立米、麦、棉花、烟叶、公共仓库；实行征工制度，发展交通，兴办水利，培植森林，保护垦荒，奖励畜牧；开发基本工业；保护矿业等。
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决定通过人力、地力、资力、组织力的配合，发展国民经济。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组织机构：中央、省、县各级政府设立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市镇设立同业公会，村设立农业协会。
目的：在平时为国民经济之发展，在战时为经济动员之准备。
结果：收效甚微，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断。

发行法币
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使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短暂发展(1927—1937)，也使官僚资本主义膨胀(比如说四大家族)不利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但总的来说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最快的阶段

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成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涉及的面非常宽，经济、政治、外交、教育、法制各方面都有所关注。其中，学术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经济建设方面。现对此分台湾、大陆和国外学者的观点分别作一介绍。

一 台湾学者的观点
对于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之经济建设，台湾学者认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即宣言实施经济建设，先后从事许多重大的经济改革，例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收回关税自主权，不再爱值百抽五的限制，解除了我国80年来所受协定关税之束缚。民国二十年（1931年）裁撤数十年来扰民之厘金制度，并将各省苛捐杂税予以裁并及整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之废两改元，于是年3月3日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一元银币，为一切交易的本位币。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四日之实施法币制度，不但为我国货币史上开一新纪元，并为嗣后对日八年抗战，奠立金融基础。
其它各种经济建设，如工矿建设，本定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实业部分四年计划。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资源委员会三年计划。同年中国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议经济建设五年计划，此外政府并定有土地改革计划、农业发展计划、水利建设计划等，但因剿匪抗战之影响，而竟未成功。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积极进行工矿设备的内迁与重建，迄民国二十八（1939年）底止，除军需工业外，内迁工厂已达一千单位以上。到抗战胜利时，后方已有工厂六千家。
综观政府在抗战及战乱期间，国民政府所采各项经济措施，一方面系应付浩繁之军事支出，一方面又须从事建设，并顾及民生。在政府经济方面，自有应付维艰之情形。当时国家的资源开发及工业发展，实不足以应付军事需要。故不得不增发通货，以资维持，而通货膨胀之结果，不但影响经济发展，且促使人民财富的分配更趋于不均，其为害于国家社会至为深远也。”（陈监波：《中华民国春秋》，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

二 大陆学者的观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内史学界研究民国党历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出版、发表的专著、论文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对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经济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有的全面评价当时的经济政策或分析工商税收特点和性质；有的对“国定税制”和“关税自主”加以剖析；有的考察了土地关系恶化的趋势；有的专论币制改革；有的概述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发展；也有的对资源委员会的活动加以评论。这些论文都不是简单地进行批判，而是从充分占有史料入手，对涉及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现在大多数学者都不同意将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说成毫无成就。石柏林评论说，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看法是，1927-37年的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是停滞的，或是倒退的。其实这种看法有些片面，缺乏全面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一条永不停息的长河，始终向前奔腾，社会的物质生产，也永远处在发展之中。尽管国民政府在十年期间对经济建设的投资不多，所进行建设的时间也不长，但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劳动与努力下，克服和排除自然灾害及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干扰，经济建设和营业生产仍旧得到了极其缓慢的恢复和发展。
首先，从农业方面看，农业生产的产值有了缓慢的增长。以中国最主要的农作物稻谷和棉花为例，从1931-36年总产量都呈上升趋势（尤其棉花）。其它农作物产量亦然。
其次，从工业方面看，工业生产也处在发展之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煤、铁为例，从1926-36年，原煤产量十年内增长了大约73%，生铁平均每年增长约9%。其它工业，也同样有所增长。如果以1926年工业产品总值的指数为100，1931年工业产品总值是134.4，1936年为186.1，十年内增加了86.1（不包括东三省）。
第三，在交通运输方面，同样有了某些改观。国民政府建立初的十年交通建设，主要集中在铁路、航空、航运、公路、电讯等方面。十年内建设铁路两千余公里，航运中的轮船、吨位都有大幅度增长，公路里程从1927年的18 000英里增长到1936的69 000英里，航空事业十年内开辟国内航线12条，电讯业也有很大发展。
有人曾对1912-4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作过统计，数字表明，1912-49年国民党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年平均递增5.6%，而1926-36年之间的增长率为8.3%，1928-36年为8.4%。如果把东三省除外，1926-36年为6.4%，1931-36年为6.7%。这说明，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还稍稍高于1912-49年的平均发展水平。
有的学者认为需要实事求是地探讨这十年间社会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某些发展的原因，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其统辖范围的不断扩大，进口关税的提高，币制的统一，和1935年10月开始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致使1936年的工业，农业产值同1927年相比，取得了较大的增长，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最高纪录，交通运输通车里程也增长很快。可见，这十年经济状况，不能说是停滞不前，毫无成果的。而是在内战、自然灾害、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干扰下有所发展的。有的进一步论述道，一个政权要想稳固自己的统治，必须要有经济基础作为支柱，反动政权亦是如此。
此外，有的学者则指出由于国民党的社会性质和国民党财政经济方面的各种弊端，决定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存在的严重障碍和危机，帝国主义在华的巨额资本和对重工业的控制，以及商品倾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致使经济建设事倍力半，断断续续，起伏发展。是有所发展，却没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但这种现象也是任何政党执政都难以避免的。

三 国外学者的观点
对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估计，美国学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对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基本肯定，并认为如日本不发动侵略战争，国民党可能建立现代化的基础。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杨格是这一派的代表，但支持他的人很少。另一派认为国民政府是一个缺乏社会基础的腐败政权，远离民众，重视军事，而忽视经济和社会方面建设，因而遭到种种挫折。此派以易劳逸为代表，在美国影响较大。法国白吉尔的看法与此相近，她认为蒋氏政权并非想扶植私人资本和民间工业，而是为了榨取财富，发展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经济实力，因而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国家资本主义。

解放前的法定货币是法币，有银元券和金圆券。其发行者是国民政府。
在解放前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量超发纸币，造成国统区的货币制度崩溃。不管是金圆券还是银元券，都已经严重贬值，100法币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而在1937年100法币则可以买一头牛！而且这种贬值趋势还在迅速恶化，所以手中持有法币太不保险了——会使你的财富迅速贬值。
而银元则是硬通货，不是政府想发行多少就能发行多少的，不容易贬值的。

应该说，银元一直就没有离开流通领域。至于为什么1935年国民政府要废除银本位，推行法币政策。还要从世界经济大萧条说起。1933年，罗斯福为了最终结束经济危机，推出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
　　1934年6月﹐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白银收购价格﹐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动摇了银本位制的基础。国民政府为谋求稳定币值﹐摆脱财政经济危机﹐采纳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的建议﹐决定放弃银本位制﹐实施法币政策。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施行法币公告﹐其主要内容为﹕ 统一货币发行权﹐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其它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它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币换回。 实行白银国有。禁止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白银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它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它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 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采用外汇本位制
　　放弃银本位制﹐采用外汇本位制。为使法币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为此引起美国的争夺﹐同年12月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1936年5月﹐国民政府被迫与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议》﹐法币又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使法币成为英镑﹑美元的附庸。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币制﹐是中国货币制度的进步﹐在实行初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国民政府利用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加强了金融垄断﹔又以法币系拥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而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由于在中国，实行了上千年的银本位和铜本位制度，老百姓和商人对纸币并不信任。再加上，抗战以后，国民政府利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填补战争的消耗，纸币政策只是利用工具而已。1935年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牛，1940年可以买一头猪，1943年就只能买一只鸡了，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了。其实。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发放军饷都是用银元。一直持续到1951年之后海南岛和西藏解放为止。银元的流通货币的地位才算终止。

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由于贬值太快，早上的物价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钞票（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

那时通货膨胀得相当厉害，钱不值钱，换成银元购物比较方便

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2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21日，总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附近按兵不动，坐视军阀部队残酷地镇压起义的工人。起义失败。

2月，瞿秋白将他同彭述之的争论，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批评了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三中全会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即以总司令的名义调集嫡系部队至沪宁一带，在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江浙财阀的直接指使和援助下，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蒋介石的军队乘机进驻上海。

3月24日，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击败敌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发出了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蒋介石利用总司令的职权，命令第六军、第二军开赴江北，调嫡系部队进驻南京。

3月30日，毛泽东、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经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随即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4月1日，汪精卫由德国回到上海，当天蒋介石向他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4月初，汪同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所谓谣言。

4月上旬，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同时，奉系军阀和蒋介石相呼应，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

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已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4月16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和共产国际都反对这一建议，而跟着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从4月下旬至5月下旬，北伐军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南，击败奉军。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4月22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于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

4月25日，武汉举行了30万人的反蒋大会。与此同时，两湖地区许多县镇的农民纷纷举行反帝讨蒋群众大会，江西40万有组织的农民也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的几个省里，可以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不知道在武汉控制政府和国民党的那一股势力并不能成为农民运动的支持者。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会议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29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四人(以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5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到会代表60余人，代表团员5万多人。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书记。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且推动国民政府去支持土地革命，用提拔一批工农领袖参加领导的方法，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左右党员、5万革命工农，编成新的军队，作为武汉政府的“可靠近卫军”，以便用来解除不可靠的军队的武装。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个指示的实际内容，就是幻想依靠武汉的汪精卫等人采取措施来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这个指示时，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表示一时无法执行，罗易也表示难于实现。6月5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这个指示，第二天又给他一个副本，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6月15日，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5月21日，在蒋介石、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两省农会会员增加到700多万人；有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插标分田。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更加仇视农民运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门+岂）、唐生智等在获知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后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400余人，代表会员290余万人。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决议表示“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发表了《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国民党左派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派代表到会发言，竭力反对分共。但是，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决定了“分共”计划。当天，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新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粤赣边境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罗米纳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他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临时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随后，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8月22日，宋庆龄在赴莫斯科前发表声明，重申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的罪行。同年12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绝俄令：“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销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18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电斥蒋介石，指出蒋等此举如果实行，将成为历史上“误党误国之罪人!”

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了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共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中共鄂中特委在湖北省沔阳等地领导农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同月，中共琼崖(即海南岛)特委书记杨善集和王文明、冯平、冯白驹等分别领导乐会(今属琼海县)、万宁、琼山 、定安、临高、澄迈等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开始了创建革命军队和琼崖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冯平任总司令。同年夏，成立琼崖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王文明任主席。当红军在敌军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后，在王文明、冯白驹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放弃国民党的旗帜。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陆续迁往上海，并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由罗亦农负责。

10月下旬，中共确山县委和农军负责人马尚德(杨靖宇)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领导农民起义。起义胜利后，县委决定正式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并以刘店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争。

10月底至11月初，继9月广东省海陆丰起义失败后，海陆丰地方党组织，在董朗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配合下，又领导海陆丰及附近地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不久，彭湃回到海陆丰，主持中共东江特委工作。陆丰、海丰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1月，由广州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进入海陆丰地区，增强了海陆丰的革命力量。2月底3月初，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敌人占领。随后，在优势敌人进攻下，包括海丰、陆丰、紫金等县的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失败，少数人员转入附近山区，继续进行斗争。

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武装起义，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县城失守后，一部分队伍先后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地区和河南光山县的柴山堡一带，坚持革命斗争。同月，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枣阳县领导农民起义。

11月至翌年春，江西省万安、泰和、赣县、兴国等地的农民武装，在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分别领导下，先后举行武装起义。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等文件，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这时，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共产党员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近6万人减至1万多人。然而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却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同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即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2月11日，趁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离开广州之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黄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等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以苏兆征为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这次起义遭到了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剩下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等地区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问题是1935年中国当时的情况，回答中提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1927年3月发表的，当时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当时的中国固然是国弊民穷，江山破碎。

1935年，大规模的军阀平息了，蒋介石正集中力量围剿红军，红军进行了艰苦的长征，并最终到达陕北。此时的蒋介石权力和影响力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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