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观地评价农民起义

　　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当新时期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遭到批判以后，又有人认为，在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之后，人口总是大大减少，社会经济也大大下降，新王朝建立时社会往往倒退到上一个王朝建立时的状态（王朝循环），所以农民起义不但没有推动历史进步，而且对社会发展具有“反动作用”。

　　其实，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经不起严格分析。对第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用西欧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对比来反驳。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超过西欧，假如农民起义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就应当超过西欧才对。但事实上，从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却大大落后于西欧。因此，所谓“农民起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论调，与事实并不符合。第二种观点要能够成立，就需要证明，假如没有农民起义，当时的社会就不会出现人口毁灭和生产下降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农民起义的根源是人地矛盾危机，而直接引发农民起义的，则往往是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如果在自然灾害的打击下，穷人仍然待在家中坐以饿毙（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同样是没有活路的，所以，人口毁灭和生产下降并不是“农民起义”所“引起”。从积极意义看，起义农民到处抢掠富人，用非法手段获取生存资料，实际上通过使用暴力使生存资料“存量”进行了一次重新分配，形成了短期“平衡”，也许缓解了天灾对人口的毁灭作用。笔者以为，说农民起义具有反动作用，是没有搞清社会运行原理中的因果关系。

　　历史经济学排除价值判断，推崇实证研究，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事件的进步和反动。站在历史经济学的观点看，起义农民的内在动机，只不过是一般动物都具有的求生本能。当他们无法生存时，参加起义就是他们最为合理的“选择”。历史就是这样运行的，它也只能够这样运行。从这一角度说，评价农民起义的作用没有意义。

　　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始动力是人们改善自身处境的追求。但一个社会能否发展进步，还取决于它所处的客观环境条件。中华文明前期的繁荣进步和后期的落后挨打，都可以用这一基本原理予以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只是农民群体在特定客观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站在历史学的角度看，农民起义是王朝循环的中间环节。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看，它既未促进社会进步，也未阻碍社会发展。

关于农民起义，我是这样看待:
一，历史教科书纯属扯淡，因为当时的人在当时只能做出适宜当时的决定，打个比方，希望朱元璋去建立一个所谓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民主的朝代，你认为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他只能选择在当时适应大部分人需求的的政权。也就是在王朝交替的时候，老百姓希望得到一个安定、稳定的生活环境，而新建立政权的人则不仅希望建立一个稳固、安定的政权，也希望能避免出现上一个王朝的错误（所以中国历代新王朝建立以后，要做的一件文化上的事修上一个王朝的历史，希望以史为鉴，当然，同时也是作为一种胜利者的炫耀）。
二，关于杀人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他们杀人，清兵不是也在江南制造了惨案吗，成吉思汗不也经常性的屠城？只要有武力斗争就一定会有死亡。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这是人类进步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原话我忘了，具体在《纪念刘和珍君》里）。当然这也不表示就无视人的生命。
三，关于中国前进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谁能来负这个责任的，也不是所谓某一个阶层能负这个责任的，而是要整个中国的努力与进步。把阻遏中国发展这个责任推卸给农民阶级，我认为是不公平的。西方的发展和进步也是几乎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全民的觉醒和努力才完成的，而不是某一个人或者阶级在一个时间点完成。
四，传统中国的管理是建立在一堆模糊的数字上，依靠一群原本应该很值得信任的官员进行管理的。但是恰恰是传统的性善论在这个时候出现问题，因为制定规则的时候就是依据性善论，可是许多人在利益面前就屈服了，导致制度开始崩溃。而统治者的做法都很极端，要么放任自由（这个相对较多），要么矫枉过正。结果却是激化矛盾，促成了农民起义。这就和一楼的看法一致了，农民起义就成为了一种自我疗伤的机制。它主要是针对自身的、内部的问题，而不是进步发展——要说有发展进步的目的也是不自觉的、次要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总而言之，农民起义是无法背负中国发展的责任，这需要所有阶层的努力，而且农民起义的目的也不是这个，而是一种自我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死亡的代价。

腐败的王朝弄的民不聊生难道还有利于国家的进步吗？还有说到张献忠的屠蜀问题看了下面的分析就知道了！

（1）清兵攻陷大西国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三年的呢？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3）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4）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种种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史记录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所谓不破不立，当一个王朝腐败和低效到了一定程度，这个王朝就已经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消除这些癌症，反而会吧社会上一切优秀分子逆向淘汰掉，会对整个文明、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灾难，要么是内部的下层人民起义推翻它，要么是外部的异族入侵消灭它。

农民起义就像一种文明的自我疗伤机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但是却依然推动文明的进步。

世界历史上很多文明，比如玛雅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都因为外部入侵而彻底灭绝，就是这些文明失去了自我疗伤的机能，中国文明时代延续，农民运动不断推翻腐朽王朝也是一大贡献，所以说整体而言是进步的，有益于文明的。

至于明末，明政府已经腐朽到底了，仅仅朱姓宗师子弟就十几万，光供养宗师就已经让国家不堪重负，别的腐朽程度研究下历史就知道，明王朝已经失去了自我治疗的机能，与其等着外族入侵，莫若明下层起义创造一个新的中华王朝，只不过最后李自成功亏一篑罢了。

　　中国的农民起义最后鲜有成功者,多数是被地主或官僚阶级摘了果实,李自成和洪秀全是两个特别的例子.但洪秀成以妖术取得局部胜利.李自成好歹结束了一个王朝,取得全局性胜利.但两人都没有治理天下的本事,农民起义一直在政治上是盲目的/没有远见的.中国古代历史少有靠农民起义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情形,世界上也少有靠农民起义成功的例子,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统计角度看,这个阶层缺少真正的领袖,因此,中国的发展应该以安抚农民为第一要务,而在城市化后,应该是"农民和城市下层平民",这个层面挑起的激烈行动,不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实质的影响,反而会造成社会不必要的动荡.这是对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进行否定.更进一步,社会的进步如果到了必须靠革命才得以推动的话,是社会成本相当大的非最优选择,也是最后不得以的选择,社会治理结构必须进行再造,不仅要避免群众革命性激烈行为,而且应使社会前进的力量通过正常的社会成本小的渠道释放出来.

农民起义是我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最高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地主官僚统治阶级，而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新王朝大都采取缓和农民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的前进和经济的发展。比如典型的汉明朝。而很多农民起义带有很强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体制所决定的。同时农民起义带来大规模的战争破坏，战争也多发生在北方，也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到南方打下了基础。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以后的经济格局。

民起义无所谓进步还是退步，只是中国古代王朝生命周期中的一环。 王朝之始， 轻徭薄赋，平均地权，利益总盘子大参与分配的人少； 逐渐马太效应，财富向王朝新贵阶层聚集，土地兼并，劳役繁重，利益摩擦加大； 农业经济异常脆弱， 遇到天灾，区域性崩盘爆发局部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调集资源解决问题， 形成恶性循环； 变成全面崩盘， 利益摩擦剧烈到知识分子和部分贵族阶层也觉得无路可走，加入农民起义； 改朝换代，死亡大量人口，重头再来。 农民起义本质上是棋局下死，推倒重来的过程。

直到生产力的发展才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解决了更多人吃饭问题， 一方面新技术降低了王朝的管理成本，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力，对经济压力的承受能力提高（本处似有所指）。

进步作用：1、严重打击（有的甚至推翻）了当时的封建腐朽王朝。
2、迫使继任的封建王朝统治者改变统治策略，施行较为缓和的政策，修养身息。客观上刺激了继任王朝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解体。
4、显示了农民反抗暴政的决心，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遏止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发展，使得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
局限性：中国的农民起义最后鲜有成功者，多数是被地主或官僚阶级摘了果实：
1、农民起义的阶级局限性。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统计角度看，这个阶层缺少真正的领袖。同时狭隘的小农思想严重影响着起义的农民。
2、农民起义没有明确的目标（目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农民起义都是发生在统治阶层对农民阶层的横征暴敛时期，由于农民阶层得不到最底的生存保证而自发的武装起义运动。
3、农民起义没有先进的纲领指导，农民起义一直在政治上是盲目的/没有远见的。

楼上几位教课书上的东西念完了，让我来贴点教科书上没有的吧

本朝的历史书总是在粉饰农民起义者，认为农民起义具有进步意义。这与本朝chuangli者的历史渊源有很大关系。但农民起义并不是宣传的那样进步，农民起义者实际上是最顽固的封建势力代表。认清农民起义者的真面目，对中国的发展进步至关重要。

从常识来看，农民是被压迫者，封建地主贵族是压迫者。大家想当然就会认为封建势力的代表应该是封建地主贵族，而农民始终被压迫，且压迫越来越残酷，肯定要反抗封建统治，不会去维护封建统治。因此封建地主贵族是封建体制的维护者，而农民则是封建体制的反对者。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被压迫者反抗的对象是压迫者是肯定的，但认为压迫体制也是他们的反抗对象就不正确了。被压迫者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不一定要通过改变体制来实现，他只要改变身份把自己变成压迫者就可以了。实际上改变体制的难度比改变身份的难度大多了，因此绝大多数的起义者都会选择“见好就收”，仅仅改变自己的身份就达到目的了。
农民起义终究逃不出“打天下，坐天下”的范畴。农民与地主是封建制的一体两面，都是封建制的维护者。相对于地主，农民反而是更加顽固的封建体制维护者。因为地主们已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惯了，压迫别人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反而缺乏吸引力。好比今天的城里人动不动要去农村体验生活。而农民没有体验过压迫人的生活，对被压迫者来说，压迫别人的生活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一旦有机会绝对不会放过。好比送走了一个贪官，来了一个新官反而更加凶狠。

我国古代农民起义基本上一到乱世就有。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洪秀全金田起义，绵延我国两千年历史。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中，对农民起义的评价大多是正面的，这些也确实是农民起义的进步作用，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加速了腐朽王朝的覆灭。但事实上，由于农民得局限性——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和训练，可以说毫无纪律性可言，到了中后期很容易产生腐败，其破坏性也是外戚或世家大族带头的起义造反远远不及的。汉末黄巾军起义，就挖了汉朝皇帝的祖坟，明末张献忠更少将四川屠杀了一遍，人们赞扬有加的李自成也屠过城，太平天国更是因为洪秀全几人争权而失败。

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考察了农民战争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思想领域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作者指出,农民战争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同时又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农民战争史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