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7-02 22:27:21 | 作者:周鲁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0次
从赵俪生先生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谈起
周鲁
浏览网络时,我读到一段赵俪生先生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实在吃惊不小,其后又有不吐不快之感。
赵俪生先生是老一辈的著名历史学家,曾任教于山东大学与兰州大学的历史系,他的生平我大概知道一些,至于其学术,我只读过他对明遗民顾炎武先生的一些研究。
赵俪生先生在他晚年的《篱槿堂自述》中,曾有对俞平伯先生之回忆,谓:
“九十年代报刊上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平反。但当时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夫人演阎婆惜,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后心里总不是味。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先曾列祖有什么必要?!”
我对赵俪生先生的这段话,在吃惊之同时,想到了两方面的事情,其一:俞平伯先生的“先曾祖曲园先生”,名俞樾,是有清一代的大学问家,一位民国时代清华大学的文科教授,上课时称引曲园先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更何况称引者是他的曾孙。赵俪生先生对此很反感,甚至对他的外表形象与演唱昆剧都颇有不满,以至于到了老年写回忆录时,仍然念念不忘、耿耿于怀,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难道他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和兰州大学退休教授,一直都不知道曲园先生是何人吗?其二:赵俪生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不仅对俞平伯先生反感,对其他几位老师也有恶评,然而这些老师在其他学生们的回忆叙述中,也没有像赵俪生先生讲的这么不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按照赵俪生先生回忆录中的行文思路,他似乎是认为一位大学教授在课堂上不应该谈论与学问无关的事情,这当然有道理,可按照任何一个受过基础教育的正常人的理解,文科教师在大学讲授中国古典学问时提到一位公认的清代学术大师,这难道有什么不应该吗?可能的一种解释似乎就是:赵俪生先生不知道俞樾先生是一位学问家,把他当成了普通的贩夫走卒,只不过其曾孙有幸当上了清华大学教授而已。可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俞平伯先生在课堂上称引的“先曾祖曲园先生曰”,必非皆家长里短、七姑八姨之言,肯定有学术性的语句,难道赵俪生先生听不出来吗?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再说,当年担任清华大学教授的俞平伯先生,是北京文化圈里有名的世家子弟,清华文科学生不用专门打听,就有可能知道他跟俞樾先生的关系,为什么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的赵俪生先生到老了还不知道这回事呢?
尽管以我的智力,很难完全理解赵俪生先生之所云,但对于赵俪生先生这一类的学者,却有一个总的印象概括,那就是他们虽然不能说人品学问皆一无是处,但有着明显的叛逆精神、斗争思想与执拗性格,同时学问肯定也不太扎实。当然,这跟一个不断有很多人呼喊着“打倒”与“革命”之类口号的时代有关。
在我的模糊阅读印象中,以梅贻琦先生为标志性人物的清华大学,“左”翼学生的数量可能比以蔡元培先生为标志性人物的北京大学要少得多,作为清华出身的“左”翼人士,赵俪生先生似乎在政治上也并不是特别“左”,在四九年之后,还批评过一些极“左”浪潮中的不良风气,同时以他那耿直的性格,难以避免地在“运动”中遭受迫害,但他在学术上的“左”,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一位清华外语专业出身的书生,当年能够以一腔热血奔赴太行山的抗日前线,这一点还是很让我这种晚辈敬佩的。
学者刘世南先生在《在学术殿堂外》一书中,列举了当代学术名人的一系列学术硬伤,其中提到了赵俪生先生在《学海暮骋》一书中以韩世忠、韩侂胄为“二世扶保宋室”。若刘世南先生所言不虚,那么赵俪生先生的错误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宋代的韩世忠与韩侂胄怎么可能是“二世”?这可是一个学习较好的中学生都能够弄明白的事情。若有好学的年轻一辈,知道了这些,很容易就会对赵俪生先生他们那一代的“革命史家”的学术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信心乃至敬意。
提到了赵俪生先生,很容易联想到他的那位高徒秦晖先生。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秦晖先生才思敏捷,又有济世的情怀与担当,对许多公共事务发表了个人的见解,有些观点也颇有见地。然而,在其本职工作历史学研究上,秦晖先生不仅与其师有着相似的治学风格,而且考史之疏,似乎更有甚于其师。要知道,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考据,如果学问的基础不牢,甚至傲慢地宣称乾嘉考据之学仅是饾饤,那么一些当代“公知”针对历史问题的“宏大叙事”,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沙上之塔”而已。
极“左”时代的史学热点是所谓的“五朵金花” (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参见《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赵俪生先生也是当时研究这些热点问题的史界名流之一。当下,“五朵金花”之类的问题已多半过时,但极“左”的学风即使是在表面上反对极“左”政治的学者身上,依然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体现。虽然始终不太明白赵俪生先生为什么会对他的老师俞平伯先生这一代学者有这么大的反感,但我还是要提醒新一代的学者,要对赵俪生先生这一代的“革命史家”们留一个心眼。
——西历二〇二〇年七月作于南京
全站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