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张璁

张璁是明朝嘉靖帝时期的内阁首辅，曾经三次为相，晚年病弱辞职之时，受到嘉靖帝的一再挽留。问张璁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就是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臣。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疑问，是因为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张璁实在不算是什么好人。
说张璁是坏人，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张璁在大议礼时期，坚定的站在皇帝一边。并且帮助皇帝，逼得首辅杨廷和离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张璁在进入内阁之后，所施行的政治改革，侵害了大地主大阶级乃至于权宦的利益。所以在张璁受到各方面人氏的批判，因为有嘉靖帝在背后做他坚实的后盾，这些批判实际上对张璁并无太大实际影响。
后人曾说，明朝的党争自张璁而始。因为从张璁领导的“议礼派”斗垮杨廷和之后，明朝内阁首辅的更替，都是一个斗垮另一个，然后上台的。张璁把杨廷和打倒，夏言把张璁打倒，严嵩把夏言打倒，徐阶把严嵩打倒，高拱把徐阶打倒，张居正把高拱打倒，东林党人又把张居正打倒。这么一连串下来，可不就是从张璁开始的党争吗。
不过个人认为张璁并不是奸臣，应该算是好人。尽管在大议礼之时，张璁与忠臣杨廷和相对，并且逼迫杨廷和辞职。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奸臣。个人立场不同，自然会有争斗，朝争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互相厮杀，不计后果。张璁率领“议礼派”斗赢了杨廷和，只能说他技高一筹，而不能将他列入奸党一列。
张璁本人是一个为国为民，维护百姓利益的好官。他五十岁时有诗云：“一饭还三叹，黎民正阻饥。”；“有雪未为瑞，凶年正可悲。流民几行乞，粒米不成炊。”；“年饥难独乐，官冗得偷闲。”。这些诗句，无不都是在担忧百姓饥寒，这样一个心系百姓的人，如何会使贪官呢~

“张永嘉（张璁）相业俊伟掀揭，本朝首推。即如镇守内臣，自景泰初设至今，五虑百余年，虽孝宗之仁圣，李（东阳）、谢（迁）之专久，未闻匡救者，而永嘉力能回天，以除大患，有再造宇宙之功云。

被海瑞骂成这样，都没杀海瑞！气量不是一般的大！城府不是一般的深！

高情商高智商一个将权谋只是玩到极致的皇帝，是明王朝三个将文官集团玩的团团转皇帝之一

高智商，自负，但算不上一个好皇帝。

最好的体现了人性，其实智商高，本事大并不是一个人有作为的必要条件！嘉靖帝自私，小心眼，没有胸怀，一个政治家，性格才是最重要的！就智商而言应该没啥人弄的过他了。对于国家真的不需要这种聪明人，他带来的灾难比武宗大的多！作为一个人，他就是个变态。性虐待狂，杀戮成性！用腹黑的说法他是高手，万历的立太子，天天被吵着逼着，嘉靖就一句话，敢言太子2字者斩，到死都没人说！

勇于改革
张璁50岁时有诗云：“一饭还三叹，黎民正阻饥。”（《元日》）“有雪未为瑞，凶年正可悲。流民几行乞，粒米不成炊。”（《对雪》）“年饥难独乐，官冗得偷闲。”（《游蒋山》）。
在明代嘉靖时期，社会最突出的冲突之一是贫富不均的加剧。皇宫、王府及勋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谓之庄田，权贵豪强和地方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土地兼并的严重致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乡离井而为流民。明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600余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农民暴动接踵而起。基于此，张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明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至200多处，正德九年（1514年）仅畿内皇庄就占地37594顷。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到弘治二年（1489）庄田有332处，占地33000余顷。“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璁画像
张璁画像
《明史·本传》称张璁：“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 明万历本作《国史传》赞张璁：“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治矣。” 明人黄光升《昭代典则》中称：“张孚敬（张璁）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例如明臣王鳌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说：“夫古之通经者，通其义焉耳，今也穿凿支离，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实由此也。”（王鳌《制科议》，《明臣奏议》卷10）而正德时期的国子监祭酒陆深也说：“兴业者，进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举天下之人才皆误于科举”。（注：陆深《国学第对》，《明经世文编》卷155）
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玉堂丛语》卷4《献替》）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焦竑又赞道：张璁“久于科第，谙世故，得位，每事欲复祖宗股制，行进士、举人、岁贡三途并进法，士风一变，人思奋庸，贤才辈出而无滞。”（《玉堂丛语》卷6《事例》）明代名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注：《万历起居注》）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4-5]
反腐倡廉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大患。张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贪官污吏。嘉靖六年（1527）八月，张璁在掌管都察院时，向明世宗奏上《宪纲》（共95条），择其中最急切者七条陈之。依照宪纲实行，可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张璁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推举“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嘉靖九年（1530），他在《论用人》疏上说：“近该北直隶巡抚官奏，欲尽将进士、举人选补此地方州县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张璁认为：无论在何地，无论什么官职、学历，只要廉洁爱民，都可以推举任用。[6]
张璁画像
张璁画像
嘉靖十年（1531年），吏部侍郎徐缙询私纳贿，经举发受都察院勘问，徐求解脱，投书行贿于张璁，张发其私。由“法司同证徐缙贿孚敬事，黜为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动。
张璁的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引起他们的仇恨，弹章不绝。但由于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张璁几次致仕离京，犹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他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不知道的，历史都是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