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色高棉应当如何评价

历史没有垃圾箱
人们对讨厌的物品可以抛进垃圾箱，对过去的历史不论是辉煌还是灾难却都不能弃之如敝履，这是因为其正负面影响仍会制约着现在的社会生活。回避而不总结历史灾难，往往会重新引发类似的灾祸。
在“左”的思想泛滥的七十年代，波尔布特的名字在中国人中间并不陌生，一度还成为宣传媒介中的明星。据当年负责在万寿路新十八所招待中联部外宾的老人回忆，波尔布特从丛林根据地秘密到北京来时，见到服务员都握手拥抱，在住所还同种树养花的工人一同干活，与其他外宾完全不同。这种体现“劳动人民本色”的表象，给许多领导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中国革命依靠劳苦大众进行斗争的经历，使人们容易对国外的贫苦人也有一种天然的同情。
认为越贫苦的人就会越革命，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理解。革命的准确含义，是以代表新生产力的制度来代替旧的生产力。饥寒交迫者对旧有制度的确容易产生不满，易于参加革命，然而他们却不一定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代表。遗憾的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内对这一点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从各种材料看，波尔布特出身一个农村的家庭，在当地家境却算中上等。据说他有一个在王宫里服务的亲戚，因此能与普遍失学的穷家孩子不同，读完寺庙小学又到金边上中学，接着考上电工技校，1949年又以官费留学法国。在那里他接触到马列主义，并于1951年加入法共，1953年回国后进入革命组织，几年后就担任了最高领导。应该说，在法国，波尔布特曾接触过现代文明，并与本国的落后面貌对比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他后来极为激进的变革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引发。不过从波尔布特回国后几十年的种种作为来看，更多地还是受到生长环境中落后性的影响，并带着寺院神学教育的某些神秘、虚幻特色的烙印。
应该说，波尔布特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想考究清楚恐怕要专家们写一本大部头著作。我们在这里简单地概括而言，便是此等人虽然学到某些革命词句，却绝非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若是把仅有美好称号却建筑在落后社会基础上的畸形思想付诸掌权后的施政，其结果往往就不能冠以“左派幼稚病”，称为政治妄想狂才恰如其分。
神秘政党的惊世之举
国际上注意到波尔布特领导的组织，是在七十年代的印度支那抗美战争期间。不过令人困惑的是，这一组织的名称长期不公开，西方只好自己加了一个俗称——“红色高棉”。
按照现代政党的基本法则，公开自己的旗帜和纲领是存在发展的前提要求。即使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时，组织虽然秘密，却仍利用一切机会以出传单、街头宣传等方式阐明自己党的名称和斗争目标。否则，群众不了解自己，又怎能让他们拥护自己?波尔布特在这方面却是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奇迹，不但进行夺权斗争时隐藏自己的旗帜，执政两年多也不宣布党名。直至1976年末，祝贺越共四大时公开发出一封电报，落款也用的是“柬埔寨革命组织”。至于其国内的广大百姓，长期只知道自己被一个神秘“组织”管理。
若是波尔布特始终不公开党名，倒也免得在世界范围败坏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名声。然而他本人于1977年9月访问北京时，又突然向外界公开了自己已成立17年的党名为柬埔寨共产党（过去曾称高棉劳动党），并自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这个党虽有工人阶级先锋队之名，内部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却难以看到近代民主色彩，而充满了古老的秘密会党特点。波尔布特虽有书记的职务，在党内却呼为“一号兄弟”，他的副手农谢称为“二兄弟”，颇有帮会老大的气味。党内也没有代表大会选举和研究通过党纲党章之类活动，各级干部都由指派产生。虽说最高领导层有几人是留学法国的知识分子，基层干部却大多数是不识字的贫苦农民（当时柬国内民众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党内也不组织政治理论著作的学习，而只听“书记大叔”从神秘渠道发布的指令。
在地下工作时这样做，或许还有情可原。夺取全国政权后，波尔布特等人仍病态似地疑神疑鬼，强调“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这种以“不让敌人弄清我们的真实情况”为借口，所实行的举世无双的神秘措施，同样也塞住了人民的耳目。没有了公开化，实际上也就没有了民主化。待到公开党名后，马上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实行个人崇拜。波尔布特突然在世界舆论和柬国内百姓面前出现，其巨幅画像便迅速悬挂在全国所有的公共场合，并被称为“书记大叔”、“党心”，或直接被呼为“组织”（真乃“朕即国家”的翻版“我即党”!）。
波尔布特于六十年代中期进入农村时，身边不过十几人、四支枪。1970年美国策动朗诺集团以政变推翻了王国政府，西哈努克流亡北京并号召人民起来抗战，为波尔布特领导的党提供了大发展机会。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下，柬共与西哈努克等人联合，又得到中国、越南支援，武装人员曾发展到20万，党员也发展到4万，于1975年4月17日终于攻占金边掌握了政权。
从农村根据地起家占领城市后，这个神秘组织立即采取了一项“打扫干净”的惊人之举。当时金边有200万居民，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大部分是战时涌入首都的难民。红色高棉以美国飞机将要轰炸为名，将全部居民驱赶出城，只许随身带着细软。结果金边变成一座死城，三年后去看，多数房子还是人去楼空，收音机之类还留在屋内积满灰尘。
居民们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沿途风餐露宿，患病者甚多又无医无药，路边遗尸枕藉。到达指定地点后，又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龄、性别编组劳动，成分不好者被强迫自己动手建房以实行改造。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且不懂农村生活的城里人，包括大批过去经营商业的华侨，简直如同一下被抛到地狱。
红色高棉当时也驱赶了金边的全部外国记者，对86个承认民柬政权的国家中只许12国派来外交官，而且平时不得走出大使馆（对中国、朝鲜两国使馆还算有特例），不得用电讯联络。如此封锁信息，使柬埔寨一时被西方新闻界称为“国际政治空间中的黑洞”。不过这种驱赶所有城市居民的做法还是传扬出去，很快引起世界上的震惊。
周恩来的善意劝告
波尔布特等人把全体城市居民驱赶下乡时，正值中国大力开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有些欣赏极“左”思想且又不了解真相的人还援引柬埔寨的例子。不过真正掌握情况的领导人还是感到红色高棉此举实在过头，曾于1975年6月间善意地表示过规劝：“你们把金边300万人搬到农村，国际上很多人就不理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要利用他们……考虑经济建设就必须考虑财政、金融、商业政策，否则血脉不通就很困难。全国解放后，总得办教育，搞科学研究……”
当时的周恩来虽然已经在医院中卧病不起，对柬埔寨的做法仍表示出担心。1975年10月，柬共代表乔森潘、英萨利来华邀请西哈努克回国。临行前，他们曾向重病中的毛泽东辞别，此时还充满晚年理想主义的伟大领袖大概也预感到西哈努克一家会有不祥的遭遇，因此专门嘱托英萨利告诉国内的领导人，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她的两个儿子，不要强迫他们去干重体力劳动。据西哈努克后来一直充满感谢的回忆，这一嘱托在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那里还是发挥了作用，才挽救了他的夫人和两个幼子的生命。而没有能在保护范围之内的其他家族成员，大都因无法适应农村艰苦的环境而病饿丧生。
当乔森藩、英萨利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时，重病中的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此时的周恩来对国内极“左”政策的恶果已是痛楚在心，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又不可能真正进行总结，不过他还是语意深长地对客人说：“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周恩来这段话表达的思想，在中国三年多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终于得到肯定，而在柬埔寨则未被理睬。其原因，从这时柬共下发的文件中就不难看出。波尔布特等人已向党内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那些缺乏我们这样成就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此时，尽管民柬将中国视为惟一外援，不过可看出波尔布特已想后来居上，在施政上要超过苏俄的“军事共产制”及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这种心态，决定了在极“左”方面肯定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要像周恩来警告的那样“重蹈覆辙”，而且会为祸更烈。
“革命化”
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其实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基础上，想拉平贫富差距就只能让大家都受穷。此前的战争期间，红色高棉就于1972年在解放区废除货币，只允许人民实行原始的物物交换，并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由于反帝民族战争中大敌当前，加上处于没有多少商品的贫困农村，大家还能勉强忍受。红色高棉执政后，立即在全国废除货币、商品，便造成了破坏一切正常的经济规律的大灾难。
波尔布特等人打扫城市时，只留下进驻的党政军部门和极少几座工厂（还主要服务于政府机构需要）。接着又在全国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民和下乡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每个村成立一社，30至40家编为一个大组，每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吃大锅饭。外国参观者看到的景象是，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间地头插着红旗，一片片黑衣人围着汗巾在挖土挑担。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有无积极性，中国的过来人肯定心知肚明，红色高棉执政时连年出现的饥馑也做出了答案。
红色高棉否认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后，国内生产便不讲核算只讲需要，对国外没有贸易只要求无偿援助。保留下来的工厂也要求“亦工亦农”，达到粮食自给。工人上班之余种的粮不够吃，大锅饭供应不上只好终日喝大锅粥。合作社社员对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如盐、油和衣服之类因无法自给自足，只有由国家统一配给。民柬就此向全国老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其实从军事角度看此颜色也不利于伪装），每年一人两套内外衣裤和围脖的水布一条，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更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在国外报道中，就此把整个民柬社会称为“乌鸦队”。
在终日劳作而无业余生活调剂的合作社里，老百姓对自己剩余的少量物件又只能在本生产组内与别从以物易物。这种经济形态，简直倒退到纯粹自然经济甚至像原始公社时代。为了刺激人心，民柬在1977年提出了实行“超大跃进”的口号。在毫无矿石资源的条件下竟提出要钢铁自给，并准备建厂大炼。生活上提出奋斗目标是——“今年每人每星期要吃两个水果!明天达到每两天吃一个水果!后年达到每天一个水果!”这种可怜的理想图景，最后也只能变为画饼。
令后人感到尤其荒唐的是，民柬借口防止反动势力串联，还取消了邮电和公共交通，老百姓不能通信，非担任公差外不得离开自己的工厂和合作社外出。国内的汽车、火车只供政府机关和军队使用，乘坐者必须有单位的公出证明（因废除货币已无法买票）。在此空前的封闭隔绝状况下，除了秘密外逃者，普通民众全被禁锢在固定的土地上，被拆散了家庭的成百万人不仅三年多时间里无法相聚，而且大都不知亲人的下落，只有拜托偶尔有因公外出者代为打听或捎带口信，真比古代的“鱼雁传书”更难。
波尔布特为了实现“思想革命化”，还割断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提出要破除一切旧思想，原有的学校都被取消。后来因机关和保留下的少量工厂毕竟需要用电、开车，才恢复了几所中等技校和电工学校，入校者首先要从阶级成分来挑选，在校多数时间也用于学政治而非学技术。民柬在金边虽建有一座民柬广播电台，却因民间已无收音机，只有在军队、工厂、机关和合作社集体组织收听。国内又取消了报纸和出版社，惟一的刊物是每周由中央编印下发一期的《民主柬埔寨》，供领导干部阅看和群众集会时宣读。对国内过去所出的书籍因一律看作旧社会余毒，或烧或扔，民柬自己又不出版新书，即使对他们宣称信奉的马列毛著作也未能翻译印发，结果一般民众终年不读书、不看报（非不想看乃看不到）。
柬国内当时出现文化荒漠，一方面是过去参加红色高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被当成阶级异己分子，或被打成叛徒、特务加以肃清；一方面对旧有的读过中学以上者均视为“受敌人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全部赶下乡后分配做重体力劳动，据说这样才有利于改造其思想。民柬的基层干部和士兵一般都是青少年文盲，军中也无文化教育。这些人出于原始农民对现代文化的仇视心理和少年的冲动，执行起极“左”政策一时倒有近乎狂热的积极性。
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民柬当局又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相互通婚，如男学生必须找农家女，且由领导指定。人们到举行集体婚礼时对号入座，方知“组织安排”的配偶是何等模样。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开编组，一两星期才许团聚一次。孩子七岁以上也必须离开父母，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波尔布特还不无得意地夸耀这种“创举”，称其能彻底消灭家庭私有观念。实际上中国的太平天国实行男营、女营制，就已经做过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可悲尝试，民柬境内只不过是以革命的旗号重蹈这种实际，反映了落后农民空想社会的覆辙。
以新错掩旧错
波尔布特的恶政，自然激起人民的强烈反对，也造成了民柬内部的分裂。如第四师师长韩桑林就率部投奔越南，现任的首相洪森便是当时该师的第二十一团的团长。对大批部下和民众的反抗和出走，波尔布特等人不反省自己的政策错误，反而一味归罪于“敌特破坏”（直至他1998年死前同美国记者谈话时还如此认为），于是加紧株连和追杀，又造成更多的反抗和出逃，形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当时红色高棉在民间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千百双眼睛，如同菠萝一样”，谁发泄不满言论马上会大祸临头。在金边执政三年间，民柬在党政军内部又搞了四次大肃反。据宣布破获了所谓四大特务系统，即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越南和台湾情报部门的特务组织。一人被打成“特务”，部下、亲属都遭牵连。在严刑拷打下又攀咬他人，如此依据“逼供信”而来的口供自然越追越广。结果是参加红色高棉的华侨差不多都被打成台湾特务。1954年日内瓦协定后撤到越南北方的千余名原印支共柬籍人员在七十年代初回国参战，此时也被一股脑定为越特。
更可怕的是，红色高棉不制定法律，只有内部的秘密保卫组织而没有司法机构，对惩处者无判徒刑一说，认定有罪的所谓特务、破坏者以及异国战俘只有一种对待——处决。对民间犯有过失者，则采取警告，三次警告以上也是处决。当年国际上盛传波尔布特杀了300万人。这一数字接近其全国人口的一半，显然夸大过甚，不过其滥杀极多，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党政军部门清洗处决的比例更大。如民柬革命军总参谋部中除了总参谋长宋成一人外，所有人员都被捕杀。据金边陷落时被缴获的肃反机构“S-21”的口供记录，连宋成也列入了黑名单，只因他在前线指挥而得免。
至1978年遇到外国进攻时，潜在的危机终于总爆发。波尔布特在这一年内始终自吹有胜利把握，不过此刻他只有10余万正规部队可用于作战，对民众不仅不敢组织武装，还要封锁战事消息以免骚乱。同年底中国驻柬大使馆先是接通知而转移到西部的马德望，随后又被告知前线已稳定而迁回金边。沿途所见的基层干部和百姓仍在闭目塞听地正常劳作，根本不知一个星期后便会有政权覆亡的突变。
越军经过在边境的长期试探性作战，于1978年12月下旬以11个师展开全面总攻。因不久前民柬曾有过依靠民众进行五年抗美游击战的经历，此次又是抗御外敌入侵，国际上许多人都估计能抵挡得住。殊不知越军一旦大胆深入后，便轻易地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长驱突进如入无人之境，民柬大多数军队几天内便失去掌握，各省区的党政机构和合作社也一朝瓦解。干部弃职而逃后，茫然的民众先是蜂拥至粮仓抢食，接着便是寻找原来家园和亲人的全国大流动。波尔布特在金边陷落的前一天才明白大势已去，乘一架直升机仓促出逃。政府职员于1979年1月7日正常上班时发现已无领导，只好各奔东西。民柬的各种档案乃至审问记录都未来得及销毁，成为后来的主要“罪证”和国外研究红色高棉史的资料。
据越方公布的“西南战役”战果，推翻红色高棉一役仅用两星期，作战中不过“歼敌1.6万”，波尔布特却只剩下2万余人逃至柬泰边境人烟稀少的山区。这一数字说明民柬的军队大部分也是自行溃散。其人心丧尽一至于此，真可谓“人必自侮而后他人侮之”。
民柬逃到梅莱山区后，实际上已亡了国。不过因国际上反对一国出兵推翻另一国政权这种行径，联合国通过的决议承认民柬为合法政府，许多国家给予支持，泰国又提供边境的庇护所，使波尔布特在那里以游击战重新站住了脚。从民族大义出发，西哈努克等人也抛弃旧怨，重新与之联合，民柬军队还保持有2万多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波尔布特于1981年正式宣布解散柬共，自己退到幕后，从此又亡了党。此后他对属下的一批人明确说：“我们生存的基础是农村，而不是共产主义”。这个过去就以神秘著称的组织，再度回到秘密状态之中，而且还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成为只讲狭隘民族口号的农村武装集团。
从某种意义上讲，波尔布特此举此话，倒是对红色高棉这一组织恰如其分的定位。
不回归社会终告灭亡
1989年越南撤军后，柬国内几派于1991年合组联合政府。波尔布特因害怕民众重提旧账不敢重返金边，仍割据山区，从而自绝于国内政治生活又失去外援，处境空前孤立。
在盛产宝石和木材的梅莱山区活动的十几年间，波尔布特不得不放宽政策，允许官兵们经商并保留个人财产，这使一些下属安心在那里成家扎根，并出力打仗以保卫家园。到了1996年6月，他故态复萌，突然要求全体官兵把私人财产全部上缴，违者严惩。此时波尔布特已经没有了革命理想和口号，下这道“充公”的命令恐怕是怕囊中丰满的官兵弃他而逃。然而这一命令马上使下属联想到过去那段可怕的执政时期，内部积怨如同火山般地爆发，终于宣告了红色高棉的末日来临。
首先是梅莱山区发生了一连串兵变，接着是原民柬二号人物英萨利宣布“人们有权拥有自己挣来的财产”，并带领两个师于8月间正式脱离红色高棉，归顺王国政府。波尔布特一下子丧失了80%的兵力和大部分地盘，只剩下几千人龟缩在安隆汶附近。部下的不断叛离，使他更疑神疑鬼，认为跟随自己几十年的总参谋长也是“叛徒”，于1997年6月派卫兵杀死了宋成夫妻和他们的9个子女。这一残酷举动使身边的领导人和官兵群情沸腾，纷纷把枪口指向了“波尔大叔”，而保卫他的仅有200名警卫部队，经短暂战斗后投降。7月25日，红色高棉举行公判大会，以谋杀、虐待和腐败罪宣布对波尔布特实行终生监禁。翌年4月15日，在外界盛传要把波尔布特交付国际审判的时候，这位监禁中的69岁的老人突然死亡，究竟是因病还是被谋害至今仍有不同说法。他死后，红色高棉的残余人员也最终散伙，这一组织在历史上终于打上了句号。
波尔布特死前不久，曾在被监禁的木屋里会见过美国记者，自称一生“良心是清白的”。据说此人长年生活朴素，在艰苦的丛林中能以此感召部下，掌权时也不为家庭谋私利，在乡下劳动的哥哥都照样下田而得不到关照。与世界一些掌权时搜刮亿万民脂民膏，下台后跑到海外住豪华别墅的人相比，其个人品质还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在于，评价一个政治家首先要看其对社会的作用，即实践检验的标准。过去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以革命的名义”，虽有其道理，不过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最看重的不是名义而是实质。不管口号喊得如何“革命”，如果所行的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倒行逆施，结果只会玷污人们心中圣洁的名义，从长远看反而要延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进程。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要追求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的政党来领导。如果只学到几句共产主义的口号，而在极其落后、神秘的基础上靠空想随意胡为，只会出现波尔布特这样的怪胎。
波尔布特一类人视民命如草芥，进行自认为是“最革命”的试验时，曾有一个论据，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便可以以集中意志来剥夺所有个人的自由。如果回到科学共产主义的鼻祖那里，也可以看出这种论点之荒谬。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呢?还是早在1848年就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中阐述得好——
“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