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亚西比德的才能

反社会就是说他看到了社会的不足，这不是好事情吗？法制社会的建设不是一下就完美的，需要不同的声音才能改进，高智商就是说他能明白欺骗和改进中的分别，这样的人有好处可以监督社会，不过这些需要一个平台。需要能听懂他们的人或者机构。

高智商，认识社会的本质，社会的黑暗，促使他们反社会！

反社会人格，一般属于高智商，高智商是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因为理智过于发达，然后丧失了情感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的理智可以去代替情感，不过因为理性和感性运转方式不同，他们要很努力才能学会理智代替情感思考。反社会原因主要是因为他感受不到社会的公平，这才是他反社会的主要原因。理智加高智商，如果他被社会抛弃的时候，那么一旦决定报复社会，那么就会很恐怖，具体参考美国的大学炸弹客。反社会人格极其理智，所以一般不会做出一个人对抗社会的行为，但是也不能够保证他是个拥有疯子思想的反社会人格的人。我就见过几个这种人，他们想进行人群大屠杀，现在在各个行业中，试图挤进掌权者队伍之中，相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挤入掌权者队伍概率要大的多。他们进行的犯罪的理由极其奇怪，仅仅是因为实验，或者感兴趣，好处放弃的理由也极其奇怪，仅仅是觉得没有意思，或者是麻烦这种理由。

亚西比德和苏拉格底之间可以称为生死之交。尽管他们所擅长的并不是同一个领域，可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之间可以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在亚西比德和苏拉格底的身上有着一些相同点，例如他们都是十分聪明的人，而且口齿十分的伶俐，懂得如何更好的说服别人，他们的一生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其中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不同于别人的想法。
可是在亚西比德和苏拉格底的身上也有着一些不同的地方。亚西比德性格中还有着爱出风头的一面，另外在很多时候他也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物。在逃亡到斯巴达这个国家后，他并没有选择安稳的生活，而是鼓动大家进行起义战争，而斯巴达人民在他的帮助之下果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苏拉格底这个人就和他有很大的不同了，苏拉格底更加注重对人们的教育，尽管在最后被判处了死刑，他却并没有选择逃亡，而是毅然决然的赴死，原因怕自己逃亡之后没有人可以更好的教育人民，这和亚西比德几次逃亡是具有很大区别的。

这个比较说不清，从我现在知道的不算完整信息来估计，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同性恋关系。
可以看看百度百科里介绍的亚西比德生平。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共同构成了西欧古典文明，它们关系密切，人们也总是将二者相提并论。然而古希腊与古罗马之间却存有一道鸿沟。譬如橄榄枝与凯旋门——我认为这两个典型的意象能可以的反映它们各自代表的文明的特色，至少能表达其文明进程中一些主流的情绪：希腊向往和平，罗马热衷战争；希腊渴望与自然的血脉相亲相融，罗马梦想在交绕着各种复杂关系的人类社会里披荆斩棘。当然，用橄榄枝与凯旋门来类比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精神差异，这尽管是简便而直观的，但也是危险的。因为那容易使人误以为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明完全是孑然对立的。而真实的情形当然不是这样。首先，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不同在于它们文明基调的不同，而这主要源自它们地理位置的差异所造成的各自文明形成初期对东方文化的汲收程度不同。历史上溯到前三千纪，倘若说，那时的西方人自己已经有了一粒文明的种子，但还需要空气、阳光、土壤和水才能萌发，那么慷慨赠与西方人这些珍贵的生命因子的就是近东的两大文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确，西欧古典文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东两大文明向外辐射的产物。在遥远的上古，希腊地区在地理上比亚平宁和伊比利亚更显优势，一则希腊的岛屿、良港众多，海上交通非常便利，二则希腊非常靠近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希腊可以频繁地、充分地与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交流，从而在后者的浸润与滋养下率先成长起来。而罗马位于地中海中部，虽然这在后来有利于它的军事扩张，但在文明之初，这种地理上远离近东文明策源地的情况使它只能依赖希腊的带动来发展自身。这样，希腊向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地学习东方文化，罗马则向希腊间接地学习东方文化。换言之，如果说希腊已经是对东方文化的“二度审美”，那么罗马就只能算是对这个“二度审美”的“二度审美“了[二]。这样“审”出来的结果当然就有很大差别——希腊文明的东方色彩浓烈一些；罗马文明的东方色彩淡薄一些。而我们知道，东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究优雅、精致、细腻、修养以及生活的品位，那么希腊与罗马之间在文明基调上的不同就因各自身上所挟之东方色彩之强弱而显现了出来：前者与东方人一样，甚至更加强烈地追求着优雅、精致、细腻、修养以及生活的品位；后者则比较质朴、粗犷、务实和倾向武力。所以如果要给这样两个文明涂抹颜色，我会为希腊选择如梦如幻的蓝色，为罗马选择如火如荼的红色。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文化对希腊罗马的干预与规范主要是在后者文明发展之初。当古典文明日益臻于成熟之后，它对东方文化的离心倾向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一个证据是，西欧古典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发生这样的转移：从克里特（米诺斯文明）到希腊半岛中南部（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到马其顿（希腊化文明），再到亚平宁（罗马文明）。这是一个北移西进的过程。这个移动方向从总体上表明西欧古典文明的中心在远离东方。这是因为西欧古典文明发展起来之后，它的个性在逐渐滋长，它越来越需要挣脱东方而显示出自己的独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却不难理解。就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样。父母生育了子女，塑造了他们的基本性格；但子女对父母的依恋主要是在幼年时代。成长使他们日益表现出不同于父母的气质与特征，并对后者具有了反叛精神。他们会越来越远离父母而走自己的道路。[三]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第二个不同是它们文明形态不同，前者是松散而民主的城邦，后者是比较有凝聚力的共和国和中央集权的帝国。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横亘在我们眼前：为什么希腊始终不能像罗马那样冲出自己的半岛而走向整个地中海世界，发展为一个令后世高山仰止的泱泱帝国呢？为什么即使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希腊的“帝国，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呢？我们发现希腊半岛的地理环境很有特点，这是一片关山重重的地带，平原很少，而且大多被山地切割得零零碎碎。这种地形对古希腊文明产生了两点影响：一是造就了一种天然的整治单位——小国寡民的城邦。”据不完全统计，希腊城邦的总数达到三00多个，都是土地和人口十分有限的弹丸小国，其中最大的城邦斯巴达也仅有吧四00平方公里，人口约四0万。另一个大邦雅典领土约二550平方公里，人口二0万—三0万。希腊大多数城邦就更为狭小。优卑亚岛面积三漆漆0平方公里，拥有陆个城邦，每个城邦的人口仅有几万人。中希腊的弗西斯面积只有一陆50平方公里，却集中了二二个城邦，每邦人口不足万人。”[四]这些小国寡民的城邦既无力抵挡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威胁，也无法承受人口增长给土地造成的巨大压力，因此，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须向外宣泄自己过多的能量。于是在前吧世纪至前陆世纪的二百年间，希腊诸邦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殖民运动，其结果是造成一大批新邦的诞生。“据粗略统计，古风时代大约有四四个母邦建立了一三9个子邦，这些城邦就像‘池塘边的青蛙’此呼彼应”。[5]山水阻隔的地理环境带来的第二点影响是，使各城邦相对分散、封闭、独立而不易统一。一方面，这使“希腊文明自始至终以小国林立的城邦政体为特色”[陆]，另一方面，它通过阻碍诸邦之间的各种交流使后者不能可以地形成一种统一的风格，从而使希腊文明得以长期保持多元共存的特色：政治上，一些城邦是民主制，一些是贵族制，一些是寡头制，一些是君主制；经济上，一些走自然农业经济道路，一些走工商航海经济道路；文化上，一些热爱科学、文学与艺术，一些则推崇军国主义、纪律与制度。然而，“为数众多”使希腊各邦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百态千姿”又使各邦缺乏共同的行事风格，使它们彼此始终难以共融，屡屡发生大大小小的冲突。这样，希腊文明的内部结构就相当混乱、松散，而且充满着一种互斥力，很不稳定。这不仅极易造成它自身的动荡，也分散了它向外扩张的能量。因此，古希腊文明始终无法全力对外。假设它不顾一切冲向地中海，其结果就只会像中古的德国那样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不同的是，中古的德国至少还有封君封臣制度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在维系着，尽管这种“维系”只是虚幻的水月镜花，但它毕竟使德国的分裂仅仅局限在政治的范畴内。而古希腊却不是这样。古希腊连一个名义上的统一的旗帜都没有，所以它的分裂必然意味着整个文明的崩溃，那显然更加糟糕。后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他企图将希腊诸邦连为一体并向外拓展的英雄举动却明显低估了希腊文明内部的互斥力，所以他的帝国建立不到二0年就被撕成了碎片，更导致了整个古希腊文明独立发展历史的终结。地中海历史上曾有三次大的裂变，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是最早的一次。[漆]尽管亚历山大帝国并非一个纯粹的“希腊”的帝国，它是建筑在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但它的分裂却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希腊终究不能、没能发展为一个完全的帝国。[吧] 现在来看罗马。尽管亚平宁半岛同样山岳纵横，但罗马文明却不像希腊文明那样兴起于支离破碎的山区，它萌生于台伯河东岸的河谷地带。这里的地形相对平坦完整，所以各部落的联系一开始就很便利和紧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罗马兴起之初被称作“七丘联盟”，据说是因为当时有七个部落加入；到王政时代，传说只有三个“特里布斯”，即血缘部落；塞维改革后，地缘部落取代了血缘部落，而这些新的地缘部落的数量似乎也不多——“罗马城内有四个，城郊农村有一5或一陆个”。[9] 虽然也许实际上早期罗马的部落数量要比上述数字多一些，但应该可以肯定，它远不如希腊城邦那样数以百计。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觉得罗马的内部结构不像希腊那样令人眼花缭乱，它是比较简单的。同时，罗马各部落几乎是同步地受到共同的文化，即伊达拉里亚文化和随后的希腊文化的熏陶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各部落的差别不是很大，彼此之间不存在强烈的互斥。这样，罗马文明实现集中化管理的可能性就大过希腊文明，它的内部构造也就更稳定。因此，罗马历史上更多的是阶级斗争，如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奴隶主内部的斗争，却很少有像希腊那样的不同政治单位之间的混战。[一0]这样，罗马得以保存更多的力量用于对外征战，最终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蕞尔小邦跃变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泱泱帝国。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第三点不同是它们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不同。这一点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譬如我们看现代的德国人和美国人，会发现他们的性格很是不同。德国人严谨理性、心细如尘，总给人一种深沉感，所以德国出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美国人散漫随性、不拘小节，总让人想起放浪形骸的西部牛仔，但这种人的思维往往毫无羁绊、天马行空、极富创见，于是美国出了许多成功的商人、政客和演员。又比如，英国人与法国人都很浪漫，但前者是知性的浪漫，后者是感性的浪漫，所以英国的浪漫讲究品味，法国的浪漫来得很纯粹。再比如，俄国人很刚烈，连妇女都很强悍、很独立，很有性格；日本人就比较温和了，日本妇女更是相当的柔顺。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这种鲜明的差异，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不同导致的。这也使我们想到，现代希腊人与现代的意大利人身上其实也有类似对比。我对现代希腊人的最初印象来源于上世纪陆0年代的一部希腊电影，名叫《希腊人佐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以后，一个意志消沉的英国作家来到希腊，在克里特的偏僻乡野结识了一位希腊农民安东尼。安东尼为人热情、善良、真诚，他的简单、质朴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深深感染了那个作家，使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部电影让我很深切的体会到希腊人的心灵世界，从而使我在某些层面理解了为什么这个民族能在上古时代创造如此瑰丽、美妙的文明奇迹。意大利人最使我印象深刻的当属他们著名的歌剧《图兰朵》。与《希腊人佐巴》那样一部流淌着脉脉温情的平静柔和的电影不同，《图兰朵》的魅力在于那极富震撼力的男高音和女高音，那堪称惊艳的服装与舞台，那丝丝入扣的情节演进，以及剧中的四个令人若有所思的谜底——“希望”、“鲜血”、“图兰朵”和“爱”。所以我们感到，意大利人的情感脉动很强烈，他们充满激情，乐于在高亢的音符里歌颂爱情。这与《希腊人佐巴》所表现的希腊人那种沉静、含蓄、惯于在平静中刻画友情很不一样。实际上，这种差异也应该是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遗迹。前面提到，古希腊文明内部的离心力很强，无法集中全力对外扩张。即使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扩张，但由于内部这种离心力的撕扯，它也无法长久维持那些艰难开拓的疆土，它会很快坍塌。这就是说，古希腊文明不能通过军事征服的方式来发展壮大。事实上，希腊文明是通过文化的慢慢积淀发展起来的。而罗马文明没有经过希腊那样经年累月的、厚重、扎实的文化积淀，但由于它内部的向心力大过离心力，使各种因素能比较快、比较好地集结起来，这样，罗马就可以经由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扩张而迅速崛起。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发展模式相应地在希腊、罗马各自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里打上了深刻、鲜明的烙印，从而成为它们彼此区别的根本标志。下面我们就谈谈这种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不同的具体表现。首先，我们看到这样两幅景象：第一幅景象是，在古希腊著名的埃庇道鲁斯剧场，人流如织，兴奋的人们慕阿里斯托芬之名远道而来[一一]，眼里充满着期待。对于古希腊人，看戏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对古希腊政府，看戏也是一件有益的公共事业，因为那可以增进公民们的交流和凝聚力。因此，在古希腊，公民去看戏不仅不必购买戏票，反而能得到一笔由政府给予的额外补贴。艺术，就这样被鼓励着；第二幅景象是，在古罗马的哥罗塞姆斗兽场，正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角斗，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层层升高的圆形看台上拥挤着成千上万的观众，他全都疯狂的嘶喊，一些人手掌向下，企图早早将失败者推向死亡。古罗马人认为角斗能激荡出人心中最本真、最宝贵的勇敢精神，他们崇拜这种精神，把这种精神奉为“国魂”。所以他们说：“哥罗塞姆不倒，罗马就会永存。哥罗塞姆一旦倒下，罗马就会灭亡。”现在，我们对这句话就有了两种理解，一是因为哥罗塞姆位于罗马城中心，象征着帝国的心脏，如果连它都倒下，那就意味着整个帝国已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二是，哥罗塞姆是角斗场所，而角斗精神正是罗马国魂。哥罗塞姆倾圮，就意味着罗马精神不复存在。被抽走了灵魂的帝国也就死期将至。所以从这样两幅景象里，我们真切地感到，古希腊人是很有艺术气质的，古罗马人则极具尚武精神。诚如朱孝远老师的精辟概括：“古希腊文明是诗的文明，古罗马文明是剑的文明。”[一二]古希腊人最爱美，他们讲究衣着的精致、妆容的优雅。他们的神祗中还有一位专门的“美神”，名叫“阿芙洛狄忒”，这在其他文明里是没有的，是古希腊人的首创和独创。[一三] 你再去看看克里特的宫殿，去看看那里的壁画，那个带着橄榄枝头冠的在花丛里踱着安逸步子的祭司，那个有着卷曲头发和醒目红唇的时髦的“巴黎女郎”，那些欢快蹦跃的海豚，那些美妙的几何图纹，多么美丽！所以古希腊人最爱美，一旦偶尔出了一两个不修边幅的人，比如苏格拉底、第欧根尼，他们会立即觉得那是“疯子”、“异类”，他们会难以忍受。反观罗马人，他们的民风就很朴素。尽管在其文明发展后期，大多数罗马人已经把质朴无华的优良传统抛到了九霄云外，但他们的本性的确是很朴素的。在罗马兴起之初，“罗马人的生活相当节俭，不事奢华。他们衣着、饮食都很简单，元老们在议事厅开会，坐的是硬板凳，冬天也不生火。锦衣玉食乃至使用豪华的桌子都会受到监察官的谴责。”[一四] 我们再看希腊的雕刻。无论是菲迪亚斯的“处女雅典娜”，还是亚历山德罗斯的“断臂的维纳斯”，都有着栩栩如生的神态和曼妙有致的身姿，对于这样的形象，我们几乎只能用“完美”一词来形容。而古罗马的雕刻就不同了，他追求的是人物的本来面貌，为此，甚至不惜把刻画对象的丑陋之处也展示出来。所以它很真实。我们还发现，古希腊很少有大型的公共工程，它的建筑大多比较低矮，且与周遭的自然环境协调一致，包括现代的希腊也是这样。罗马则不同，它的建筑大都高大恢弘[一5]，而且它从来不管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也许明明是在一块开阔的平地上，却巍然地耸立着一座直插云霏的记功柱，这似乎让人觉得有些突兀。应该说，古希腊人对自然有一种本能的谦卑，古罗马人则振奋于他们的军威、他们的版图，因而处处渴望体现出一种帝国的霸气与征服欲。于是我们得出一点结论：古罗马人的艺术主要不是想展现像希腊那样的美和优雅，而是要竭力表达他的力量与威仪。这样就有了万神殿、凯旋门、大大小小的广场和遍布全国的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国。所以在这一点上，罗马人是成功的。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在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上的不同，还表现在前者富有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后者富有现实主义与致用观念。刚才说到，古希腊人渴望亲近自然，古罗马人则更愿意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其实就是一种浪漫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区分。于是，古希腊人面对自然，面对那些高山飞瀑，每每喜欢去歌咏、赞叹。而古罗马人面对自然，居然想到制定一套“自然法”去约束它，哪怕一棵草、一束花、一条鱼、一掊土，也要遵循这个“自然法”。古希腊人的理想主义与古罗马人的现实主义的分野也体现在各自的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爱情观中。比如，古希腊社会里，同性恋现象是非常流行并且为人推崇的。赫赫有名的同性情侣就有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亚历山大大帝和赫帕斯汀，以及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与帕特洛克罗斯，柏拉图也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著名女诗人萨福更被西方人称为“女同性恋的始祖”。应该说，在古希腊，同性爱一直被认为是比“世俗”的异性爱更纯洁、更神圣的“天间之爱”。因为当时的人觉得，同性之间的心灵默契通常比异性之间更为强烈，尤其是男性与男性之间，他们在战场上可以并肩杀敌、死生与共，所以这种情谊比那种单靠肉欲维系的异性爱来得更为纯粹与珍贵。在古希腊，同性爱是受到政府的公开鼓励的，几乎每个城邦都专设有同性情侣士兵编队，在作战时，这些同性情侣士兵通常是以一当十，最为英勇的。所以说，古希腊人的这种爱情观是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而在罗马社会，尽管同性恋现象仍是十分常见，但已经沦为贵族名流肮脏的玩物。政府已经不再公开倡导了。奥古斯都就主张健全家庭关系，夫妻双方彼此忠诚，过正常的婚姻生活。而且罗马人也不再认为同性爱是比异性爱更高层次的情感，他们将二者同等看待，而在更多时候，它们还是更倾向于异性爱的，因为他们觉得爱情就应该发展为婚姻，然后多多生儿育女。所以说，古罗马人的爱情观就现实多了，他们是很难理解希腊人向往的那种“天间之爱”的。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古希腊哲学与古罗马哲学的不同就把古希腊的理想主义与古罗马的现实主义的差距体现得更明显了。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他们把它称为“菲洛索菲亚”，意即“热爱智慧”。但是，古希腊人的哲学是很飘渺、很深奥的。你看，那位来自米利都的“哲学之父”[一陆]创立的乃是所谓“自然哲学派”，他思考的是物质世界的本原问题。他的观点是，万物之源为“水”。这是不是很难理解？可是接下来的毕达哥拉斯就更让人难理解。他不再关心物质世界的问题，而将目光转移到玄妙世界。他说，万物之源为“数”，这大千世界都是由直与曲、一与多、奇与偶、正方与长方、火与气、右与左、善与恶、静与动、明与暗、阳与阴这十组对立物构成的。你能理解吗？然后，赫拉克利特又说，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火，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他还探讨一种类似于我们中国的“道”的东西——“逻各斯”。再然后，德谟克利特，他说，世界的本原乃是“原子与虚空”。“不变的原子在虚空进行永恒的运动中相互冲撞而形成无数有生有灭的世界，万物的区别仅在于它们的原子数量和排列方式不同”。[一漆] 似乎他的这个“原子论”最为接近我们今天的科学理论，但在当时，那却是最抽象、最神奇、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假想。所以我们发现，原来古希腊人的哲学总是在思考天与地，宇宙、自然，它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其实非常遥远。但这却分明就是古希腊民族性格的体现——追求卓越与深邃。而罗马人呢？他们流行的哲学是斯多噶主义。这是一种兴起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但罗马人对它做了很大的改造，主要是把它高度伦理化。“高度伦理化”，这五个字就很关键。本来斯多噶主义最主要是在讲“逻各斯”，但现在罗马人觉得那太遥远，他们就更加强调“逻各斯”要求人要对社会承担责任那一面，更加强调只有克服了个人肉体的欲望与弱点，才能达到“逻各斯”的境界那一面。这样，罗马人的哲学就是很致用的，它直接地为人类的社会与生活服务。朱孝远老师说：“希腊文明是放大了的个人，罗马文明是放大了的国家。”[一吧] 这个说法主要是基于古希腊文明对自由、民主精神的一贯高扬，和古罗马文明对纪律、制度的再三强调。希腊城邦实行直接民主制，每个公民都真正的是国家的主人[一9] ，因此个人的力量被塑造得很强大，这就孕生了他们对自由、个性的狂烈追求。而罗马是依靠军事扩张兴起的——军队当然是依靠纪律与制度来维系，所以罗马文明由始至终都很重视秩序、要求服从，它比较压抑个人的欲求。同样，正因为古希腊文明是经过了长期的文化积淀，所以它尤为推崇“以德治国”。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讨论“美德”，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由“贤人王”来治理............而古罗马文明是军国主义的，它的文化根基比较薄弱，就不太适应“以德治国”，只能依靠严密的法律来把庞大帝国之内多种多样的民族、经济和文化区域捆绑到一起。当然，这种做法也是明智而有效的。我们知道，罗马文化的集大成者就是罗马法。威尔.杜兰如是说：“法律既是罗马史的精髓，所以罗马史与法律便无法分割。”古希腊人似乎天生就很聪慧，他们注重思辨，情感也相当敏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智商”、“情商”都很高。古罗马人没有这种天赋，他们的戎马生涯也使他们无法在后天去可以的培养这种能力，所以古罗马文明似乎从整体上就不如古希腊文明那样深刻、细腻。但罗马有它自己的优势。这个民族也许意识到了自己与希腊相比的不足，所以他们特别勤奋。一方面，他们热爱劳动，特别是在共和初期，无论贵族或平民，都以到田间耕种为荣。另一方面，他们刻苦学习希腊文明，从文学到科学到艺术到宗教，从经济到政治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我们都能或多或少的看到希腊的影子。“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希腊，却反被希腊的文化所征服”，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真可谓一语中的。此刻，我们不禁想到爱伦.坡那句简单而有力的名言：“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这句话高度概括了这两大古典文明各自的特征：希腊的光荣在于，它是西方文明最清澈的源头，以至于“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二0]；罗马的伟大在于，它将古典文明推向极盛，谱写了一页无与伦比的光辉传奇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共同构成了西欧古典文明，它们关系密切，人们也总是将二者相提并论。然而古希腊与古罗马之间却存有一道鸿沟。譬如橄榄枝与凯旋门——我认为这两个典型的意象能很好的反映它们各自代表的文明的特色，至少能表达其文明进程中一些主流的情绪：希腊向往和平，罗马热衷战争；希腊渴望与自然的血脉相亲相融，罗马梦想在交绕着各种复杂关系的人类社会里披荆斩棘。当然，用橄榄枝与凯旋门来类比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精神差异，这尽管是简便而直观的，但也是危险的。因为那容易使人误以为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明完全是孑然对立的。而真实的情形当然不是这样。首先，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不同在于它们文明基调的不同，而这主要源自它们地理位置的差异所造成的各自文明形成初期对东方文化的汲收程度不同。历史上溯到前三千纪，倘若说，那时的西方人自己已经有了一粒文明的种子，但还需要空气、阳光、土壤和水才能萌发，那么慷慨赠与西方人这些珍贵的生命因子的就是近东的两大文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确，西欧古典文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东两大文明向外辐射的产物。在遥远的上古，希腊地区在地理上比亚平宁和伊比利亚更显优势，一则希腊的岛屿、良港众多，海上交通非常便利，二则希腊非常靠近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希腊可以频繁地、充分地与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交流，从而在后者的浸润与滋养下率先成长起来。而罗马位于地中海中部，虽然这在后来有利于它的军事扩张，但在文明之初，这种地理上远离近东文明策源地的情况使它只能依赖希腊的带动来发展自身。这样，希腊向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地学习东方文化，罗马则向希腊间接地学习东方文化。换言之，如果说希腊已经是对东方文化的“二度审美”，那么罗马就只能算是对这个“二度审美”的“二度审美“了[2]。这样“审”出来的结果当然就有很大差别——希腊文明的东方色彩浓烈一些；罗马文明的东方色彩淡薄一些。而我们知道，东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究优雅、精致、细腻、修养以及生活的品位，那么希腊与罗马之间在文明基调上的不同就因各自身上所挟之东方色彩之强弱而显现了出来：前者与东方人一样，甚至更加强烈地追求着优雅、精致、细腻、修养以及生活的品位；后者则比较质朴、粗犷、务实和倾向武力。所以如果要给这样两个文明涂抹颜色，我会为希腊选择如梦如幻的蓝色，为罗马选择如火如荼的红色。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文化对希腊罗马的干预与规范主要是在后者文明发展之初。当古典文明日益臻于成熟之后，它对东方文化的离心倾向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一个证据是，西欧古典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发生这样的转移：从克里特（米诺斯文明）到希腊半岛中南部（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到马其顿（希腊化文明），再到亚平宁（罗马文明）。这是一个北移西进的过程。这个移动方向从总体上表明西欧古典文明的中心在远离东方。这是因为西欧古典文明发展起来之后，它的个性在逐渐滋长，它越来越需要挣脱东方而显示出自己的独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却不难理解。就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样。父母生育了子女，塑造了他们的基本性格；但子女对父母的依恋主要是在幼年时代。成长使他们日益表现出不同于父母的气质与特征，并对后者具有了反叛精神。他们会越来越远离父母而走自己的道路。[3]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第二个不同是它们文明形态不同，前者是松散而民主的城邦，后者是比较有凝聚力的共和国和中央集权的帝国。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横亘在我们眼前：为什么希腊始终不能像罗马那样冲出自己的半岛而走向整个地中海世界，发展为一个令后世高山仰止的泱泱帝国呢？为什么即使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希腊的“帝国，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呢？我们发现希腊半岛的地理环境很有特点，这是一片关山重重的地带，平原很少，而且大多被山地切割得零零碎碎。这种地形对古希腊文明产生了两点影响：一是造就了一种天然的整治单位——小国寡民的城邦。”据不完全统计，希腊城邦的总数达到300多个，都是土地和人口十分有限的弹丸小国，其中最大的城邦斯巴达也仅有8400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另一个大邦雅典领土约2550平方公里，人口20万—30万。希腊大多数城邦就更为狭小。优卑亚岛面积3770平方公里，拥有6个城邦，每个城邦的人口仅有几万人。中希腊的弗西斯面积只有1650平方公里，却集中了22个城邦，每邦人口不足万人。”[4]这些小国寡民的城邦既无力抵挡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威胁，也无法承受人口增长给土地造成的巨大压力，因此，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须向外宣泄自己过多的能量。于是在前8世纪至前6世纪的二百年间，希腊诸邦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殖民运动，其结果是造成一大批新邦的诞生。“据粗略统计，古风时代大约有44个母邦建立了139个子邦，这些城邦就像‘池塘边的青蛙’此呼彼应”。[5]山水阻隔的地理环境带来的第二点影响是，使各城邦相对分散、封闭、独立而不易统一。一方面，这使“希腊文明自始至终以小国林立的城邦政体为特色”[6]，另一方面，它通过阻碍诸邦之间的各种交流使后者不能很好地形成一种统一的风格，从而使希腊文明得以长期保持多元共存的特色：政治上，一些城邦是民主制，一些是贵族制，一些是寡头制，一些是君主制；经济上，一些走自然农业经济道路，一些走工商航海经济道路；文化上，一些热爱科学、文学与艺术，一些则推崇军国主义、纪律与制度。然而，“为数众多”使希腊各邦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百态千姿”又使各邦缺乏共同的行事风格，使它们彼此始终难以共融，屡屡发生大大小小的冲突。这样，希腊文明的内部结构就相当混乱、松散，而且充满着一种互斥力，很不稳定。这不仅极易造成它自身的动荡，也分散了它向外扩张的能量。因此，古希腊文明始终无法全力对外。假设它不顾一切冲向地中海，其结果就只会像中古的德国那样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不同的是，中古的德国至少还有封君封臣制度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在维系着，尽管这种“维系”只是虚幻的水月镜花，但它毕竟使德国的分裂仅仅局限在政治的范畴内。而古希腊却不是这样。古希腊连一个名义上的统一的旗帜都没有，所以它的分裂必然意味着整个文明的崩溃，那显然更加糟糕。后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他企图将希腊诸邦连为一体并向外拓展的英雄举动却明显低估了希腊文明内部的互斥力，所以他的帝国建立不到20年就被撕成了碎片，更导致了整个古希腊文明独立发展历史的终结。地中海历史上曾有三次大的裂变，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是最早的一次。[7]尽管亚历山大帝国并非一个纯粹的“希腊”的帝国，它是建筑在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但它的分裂却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希腊终究不能、没能发展为一个完全的帝国。[8] 现在来看罗马。尽管亚平宁半岛同样山岳纵横，但罗马文明却不像希腊文明那样兴起于支离破碎的山区，它萌生于台伯河东岸的河谷地带。这里的地形相对平坦完整，所以各部落的联系一开始就很便利和紧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罗马兴起之初被称作“七丘联盟”，据说是因为当时有七个部落加入；到王政时代，传说只有3个“特里布斯”，即血缘部落；塞维改革后，地缘部落取代了血缘部落，而这些新的地缘部落的数量似乎也不多——“罗马城内有4个，城郊农村有15或16个”。[9] 虽然也许实际上早期罗马的部落数量要比上述数字多一些，但应该可以肯定，它远不如希腊城邦那样数以百计。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觉得罗马的内部结构不像希腊那样令人眼花缭乱，它是比较简单的。同时，罗马各部落几乎是同步地受到共同的文化，即伊达拉里亚文化和随后的希腊文化的熏陶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各部落的差别不是很大，彼此之间不存在强烈的互斥。这样，罗马文明实现集中化管理的可能性就大过希腊文明，它的内部构造也就更稳定。因此，罗马历史上更多的是阶级斗争，如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奴隶主内部的斗争，却很少有像希腊那样的不同政治单位之间的混战。[10]这样，罗马得以保存更多的力量用于对外征战，最终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蕞尔小邦跃变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泱泱帝国。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第三点不同是它们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不同。这一点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譬如我们看现代的德国人和美国人，会发现他们的性格很是不同。德国人严谨理性、心细如尘，总给人一种深沉感，所以德国出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美国人散漫随性、不拘小节，总让人想起放浪形骸的西部牛仔，但这种人的思维往往毫无羁绊、天马行空、极富创见，于是美国出了许多成功的商人、政客和演员。又比如，英国人与法国人都很浪漫，但前者是知性的浪漫，后者是感性的浪漫，所以英国的浪漫讲究品味，法国的浪漫来得很纯粹。再比如，俄国人很刚烈，连妇女都很强悍、很独立，很有性格；日本人就比较温和了，日本妇女更是相当的柔顺。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这种鲜明的差异，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不同导致的。这也使我们想到，现代希腊人与现代的意大利人身上其实也有类似对比。我对现代希腊人的最初印象来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部希腊电影，名叫《希腊人佐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以后，一个意志消沉的英国作家来到希腊，在克里特的偏僻乡野结识了一位希腊农民安东尼。安东尼为人热情、善良、真诚，他的简单、质朴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深深感染了那个作家，使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部电影让我很深切的体会到希腊人的心灵世界，从而使我在某些层面理解了为什么这个民族能在上古时代创造如此瑰丽、美妙的文明奇迹。意大利人最使我印象深刻的当属他们著名的歌剧《图兰朵》。与《希腊人佐巴》那样一部流淌着脉脉温情的平静柔和的电影不同，《图兰朵》的魅力在于那极富震撼力的男高音和女高音，那堪称惊艳的服装与舞台，那丝丝入扣的情节演进，以及剧中的四个令人若有所思的谜底——“希望”、“鲜血”、“图兰朵”和“爱”。所以我们感到，意大利人的情感脉动很强烈，他们充满激情，乐于在高亢的音符里歌颂爱情。这与《希腊人佐巴》所表现的希腊人那种沉静、含蓄、惯于在平静中刻画友情很不一样。实际上，这种差异也应该是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遗迹。前面提到，古希腊文明内部的离心力很强，无法集中全力对外扩张。即使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扩张，但由于内部这种离心力的撕扯，它也无法长久维持那些艰难开拓的疆土，它会很快坍塌。这就是说，古希腊文明不能通过军事征服的方式来发展壮大。事实上，希腊文明是通过文化的慢慢积淀发展起来的。而罗马文明没有经过希腊那样经年累月的、厚重、扎实的文化积淀，但由于它内部的向心力大过离心力，使各种因素能比较快、比较好地集结起来，这样，罗马就可以经由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扩张而迅速崛起。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发展模式相应地在希腊、罗马各自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里打上了深刻、鲜明的烙印，从而成为它们彼此区别的根本标志。下面我们就谈谈这种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不同的具体表现。首先，我们看到这样两幅景象：第一幅景象是，在古希腊著名的埃庇道鲁斯剧场，人流如织，兴奋的人们慕阿里斯托芬之名远道而来[11]，眼里充满着期待。对于古希腊人，看戏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对古希腊政府，看戏也是一件有益的公共事业，因为那可以增进公民们的交流和凝聚力。因此，在古希腊，公民去看戏不仅不必购买戏票，反而能得到一笔由政府给予的额外补贴。艺术，就这样被鼓励着；第二幅景象是，在古罗马的哥罗塞姆斗兽场，正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角斗，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层层升高的圆形看台上拥挤着成千上万的观众，他全都疯狂的嘶喊，一些人手掌向下，企图早早将失败者推向死亡。古罗马人认为角斗能激荡出人心中最本真、最宝贵的勇敢精神，他们崇拜这种精神，把这种精神奉为“国魂”。所以他们说：“哥罗塞姆不倒，罗马就会永存。哥罗塞姆一旦倒下，罗马就会灭亡。”现在，我们对这句话就有了两种理解，一是因为哥罗塞姆位于罗马城中心，象征着帝国的心脏，如果连它都倒下，那就意味着整个帝国已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二是，哥罗塞姆是角斗场所，而角斗精神正是罗马国魂。哥罗塞姆倾圮，就意味着罗马精神不复存在。被抽走了灵魂的帝国也就死期将至。所以从这样两幅景象里，我们真切地感到，古希腊人是很有艺术气质的，古罗马人则极具尚武精神。诚如朱孝远老师的精辟概括：“古希腊文明是诗的文明，古罗马文明是剑的文明。”[12]古希腊人最爱美，他们讲究衣着的精致、妆容的优雅。他们的神祗中还有一位专门的“美神”，名叫“阿芙洛狄忒”，这在其他文明里是没有的，是古希腊人的首创和独创。[13] 你再去看看克里特的宫殿，去看看那里的壁画，那个带着橄榄枝头冠的在花丛里踱着安逸步子的祭司，那个有着卷曲头发和醒目红唇的时髦的“巴黎女郎”，那些欢快蹦跃的海豚，那些美妙的几何图纹，多么美丽！所以古希腊人最爱美，一旦偶尔出了一两个不修边幅的人，比如苏格拉底、第欧根尼，他们会立即觉得那是“疯子”、“异类”，他们会难以忍受。反观罗马人，他们的民风就很朴素。尽管在其文明发展后期，大多数罗马人已经把质朴无华的优良传统抛到了九霄云外，但他们的本性的确是很朴素的。在罗马兴起之初，“罗马人的生活相当节俭，不事奢华。他们衣着、饮食都很简单，元老们在议事厅开会，坐的是硬板凳，冬天也不生火。锦衣玉食乃至使用豪华的桌子都会受到监察官的谴责。”[14] 我们再看希腊的雕刻。无论是菲迪亚斯的“处女雅典娜”，还是亚历山德罗斯的“断臂的维纳斯”，都有着栩栩如生的神态和曼妙有致的身姿，对于这样的形象，我们几乎只能用“完美”一词来形容。而古罗马的雕刻就不同了，他追求的是人物的本来面貌，为此，甚至不惜把刻画对象的丑陋之处也展示出来。所以它很真实。我们还发现，古希腊很少有大型的公共工程，它的建筑大多比较低矮，且与周遭的自然环境协调一致，包括现代的希腊也是这样。罗马则不同，它的建筑大都高大恢弘[15]，而且它从来不管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也许明明是在一块开阔的平地上，却巍然地耸立着一座直插云霏的记功柱，这似乎让人觉得有些突兀。应该说，古希腊人对自然有一种本能的谦卑，古罗马人则振奋于他们的军威、他们的版图，因而处处渴望体现出一种帝国的霸气与征服欲。于是我们得出一点结论：古罗马人的艺术主要不是想展现像希腊那样的美和优雅，而是要竭力表达他的力量与威仪。这样就有了万神殿、凯旋门、大大小小的广场和遍布全国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所以在这一点上，罗马人是成功的。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在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上的不同，还表现在前者富有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后者富有现实主义与致用观念。刚才说到，古希腊人渴望亲近自然，古罗马人则更愿意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其实就是一种浪漫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区分。于是，古希腊人面对自然，面对那些高山飞瀑，每每喜欢去歌咏、赞叹。而古罗马人面对自然，居然想到制定一套“自然法”去约束它，哪怕一棵草、一束花、一条鱼、一掊土，也要遵循这个“自然法”。古希腊人的理想主义与古罗马人的现实主义的分野也体现在各自的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爱情观中。比如，古希腊社会里，同性恋现象是非常流行并且为人推崇的。赫赫有名的同性情侣就有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亚历山大大帝和赫帕斯汀，以及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与帕特洛克罗斯，柏拉图也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著名女诗人萨福更被西方人称为“女同性恋的始祖”。应该说，在古希腊，同性爱一直被认为是比“世俗”的异性爱更纯洁、更神圣的“天间之爱”。因为当时的人觉得，同性之间的心灵默契通常比异性之间更为强烈，尤其是男性与男性之间，他们在战场上可以并肩杀敌、死生与共，所以这种情谊比那种单靠肉欲维系的异性爱来得更为纯粹与珍贵。在古希腊，同性爱是受到政府的公开鼓励的，几乎每个城邦都专设有同性情侣士兵编队，在作战时，这些同性情侣士兵通常是以一当十，最为英勇的。所以说，古希腊人的这种爱情观是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而在罗马社会，尽管同性恋现象仍是十分常见，但已经沦为贵族名流肮脏的玩物。政府已经不再公开倡导了。奥古斯都就主张健全家庭关系，夫妻双方彼此忠诚，过正常的婚姻生活。而且罗马人也不再认为同性爱是比异性爱更高层次的情感，他们将二者同等看待，而在更多时候，它们还是更倾向于异性爱的，因为他们觉得爱情就应该发展为婚姻，然后多多生儿育女。所以说，古罗马人的爱情观就现实多了，他们是很难理解希腊人向往的那种“天间之爱”的。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古希腊哲学与古罗马哲学的不同就把古希腊的理想主义与古罗马的现实主义的差距体现得更明显了。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他们把它称为“菲洛索菲亚”，意即“热爱智慧”。但是，古希腊人的哲学是很飘渺、很深奥的。你看，那位来自米利都的“哲学之父”[16]创立的乃是所谓“自然哲学派”，他思考的是物质世界的本原问题。他的观点是，万物之源为“水”。这是不是很难理解？可是接下来的毕达哥拉斯就更让人难理解。他不再关心物质世界的问题，而将目光转移到玄妙世界。他说，万物之源为“数”，这大千世界都是由直与曲、一与多、奇与偶、正方与长方、火与气、右与左、善与恶、静与动、明与暗、阳与阴这十组对立物构成的。你能理解吗？然后，赫拉克利特又说，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火，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他还探讨一种类似于我们中国的“道”的东西——“逻各斯”。再然后，德谟克利特，他说，世界的本原乃是“原子与虚空”。“不变的原子在虚空进行永恒的运动中相互冲撞而形成无数有生有灭的世界，万物的区别仅在于它们的原子数量和排列方式不同”。[17] 似乎他的这个“原子论”最为接近我们今天的科学理论，但在当时，那却是最抽象、最神奇、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假想。所以我们发现，原来古希腊人的哲学总是在思考天与地，宇宙、自然，它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其实非常遥远。但这却分明就是古希腊民族性格的体现——追求卓越与深邃。而罗马人呢？他们流行的哲学是斯多噶主义。这是一种兴起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但罗马人对它做了很大的改造，主要是把它高度伦理化。“高度伦理化”，这五个字就很关键。本来斯多噶主义最主要是在讲“逻各斯”，但现在罗马人觉得那太遥远，他们就更加强调“逻各斯”要求人要对社会承担责任那一面，更加强调只有克服了个人肉体的欲望与弱点，才能达到“逻各斯”的境界那一面。这样，罗马人的哲学就是很致用的，它直接地为人类的社会与生活服务。朱孝远老师说：“希腊文明是放大了的个人，罗马文明是放大了的国家。”[18] 这个说法主要是基于古希腊文明对自由、民主精神的一贯高扬，和古罗马文明对纪律、制度的再三强调。希腊城邦实行直接民主制，每个公民都真正的是国家的主人[19] ，因此个人的力量被塑造得很强大，这就孕生了他们对自由、个性的狂烈追求。而罗马是依靠军事扩张兴起的——军队当然是依靠纪律与制度来维系，所以罗马文明由始至终都很重视秩序、要求服从，它比较压抑个人的欲求。同样，正因为古希腊文明是经过了长期的文化积淀，所以它尤为推崇“以德治国”。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讨论“美德”，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由“贤人王”来治理............而古罗马文明是军国主义的，它的文化根基比较薄弱，就不太适应“以德治国”，只能依靠严密的法律来把庞大帝国之内多种多样的民族、经济和文化区域捆绑到一起。当然，这种做法也是明智而有效的。我们知道，罗马文化的集大成者就是罗马法。威尔.杜兰如是说：“法律既是罗马史的精髓，所以罗马史与法律便无法分割。”古希腊人似乎天生就很聪慧，他们注重思辨，情感也相当敏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智商”、“情商”都很高。古罗马人没有这种天赋，他们的戎马生涯也使他们无法在后天去很好的培养这种能力，所以古罗马文明似乎从整体上就不如古希腊文明那样深刻、细腻。但罗马有它自己的优势。这个民族也许意识到了自己与希腊相比的不足，所以他们特别勤奋。一方面，他们热爱劳动，特别是在共和初期，无论贵族或平民，都以到田间耕种为荣。另一方面，他们刻苦学习希腊文明，从文学到科学到艺术到宗教，从经济到政治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我们都能或多或少的看到希腊的影子。“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希腊，却反被希腊的文化所征服”，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真可谓一语中的。此刻，我们不禁想到爱伦.坡那句简单而有力的名言：“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这句话高度概括了这两大古典文明各自的特征：希腊的光荣在于，它是西方文明最清澈的源头，以至于“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20]；罗马的伟大在于，它将古典文明推向极盛，谱写了一页无与伦比的光辉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