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4-28 08:53:54 | 作者:躬行客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8次
中共的成长过程曲折异常,从诞生之日到日渐强大,这期间可谓是小错不断,大错不绝,光是差点就扼杀了革命事业的重大事件,就有好几起。
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再到”张国焘路线“,最后还要再加上一个反”罗明路线“事件,凡事冠以”某某路线“的重大事件,无一例外,都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破坏。
”某某路线“的代表人物,除了罗明之外,都是党内的大人物,那这个罗明究竟是何人,为啥能用他的名字冠以”某某路线“?
罗明是不大不小的人物,但他的背后,却藏着一个大人物。
罗明背后的大人物是毛泽东。
1933年前后,罗明还只是中共福建省委代书记,在地方上是大领导,但他连中央候补委员的位置都没混到,只能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罗明去疗养的时候,恰好遇到了被打压的毛泽东。
01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指挥权苏区中央局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恰好,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书记的罗明也在这个医院休养。
毛泽东虽然被排挤了,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但他还有一个政府主席的职位,妥妥的党内大人物。
所以罗明碰到毛泽东后,就经常跟着毛泽东后面聆听教诲。
不得不说,毛泽东的性格是耿直了点,但他的说服能力是真的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愿意坐下来跟他沟通,愿意听毛泽东分析问题,并带入思考。
不出一天,这个人必定会对毛泽东佩服的五体投地,如果相处时间再长一点,听进去的话再多一点,那就彻底被毛泽东征服了,成了他的铁杆支持者。
毛泽东的说服力之所以这么强,并不是他有什么语言上的技巧,而是毛泽东跟人分析问题的时候,总会从实际出发,然后用详尽真实的报告、数据,加上合理的分析推理,以及他对全局的把握,把一件事揉碎了摊在你的面前。
前因后果都说给你听,带你用上帝视角看问题,听众再结合实际的印证,立马就明白毛泽东的判断和见解是合理的科学的,不服不行。
罗明跟毛泽东相处了几天后,听毛泽东分析了福建的革命态势,毛泽东越说罗明就越激动,以前没搞懂的事,一下就搞懂了,以前没看明白的事,一下就看清了。
毛泽东最后跟罗明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罗明深以为然,回到福建后,立马就开了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福建的同志们听了后,也都觉得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就一致决定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
罗明先遇到了毛泽东,后遇到了博古,问题就出在这里。
02
1932年底,上海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党中央为了规避危险,决定撤到江西的根据地。指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结果连自己的安全都没法保证,就挺讽刺的。
六届四中全会后,担任领导人的是王明,但王明当选后不久就去苏联办事了,临走前让博古代替他,担任临时中央的主事人,所以这个时候的主要领导人是博古。
博古这群人从上海撤退到江西的过程中,路过上杭,在上杭碰到了在这里打游击的罗明。
博古就问罗明,你一个省委书记,不坐镇省委领导全省工作,跑到这地方干嘛?
罗明也是老实人,他对党内上层的斗争也不太清楚,就直接回到:“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过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毛泽东这个时候就是博古等人心中最大的刺头,结果罗明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省委代书记当着临时中央领导人的面,捧毛泽东,这是典型的撞枪口上了。
一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博古的脸立马就拉下来了,立马判断这个罗明是毛泽东的铁杆支持者,自然也就是”进攻路线“的反对者,所以博古就问罗明:”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什么意见?“
罗明说我还没接到传达,大概觉得跟罗明说这些事有些掉价,博古直接摆摆手就去吃饭去了。
后来才看到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指示的罗明,看完了新指示后,就气打不一处来,因为当时的福建革命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革命势力弱小得很,让福建的中共去打中心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1933年1月下旬,气不过的罗明根据他在长汀、连城和新泉等县的工作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这份报告是根据实际情况写的,里面有一些建议很正确,但罗明对当地群众的恐慌情绪估算得太过严重了,导致报告里有些话的描述出现了问题。
比如这段:“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
罗明的这份报告递上去后,立马就捅了马蜂窝,博古和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看了后,都很生气,严厉批评了他。
博古还逮着罗明问,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博古当即就给罗明定了性,说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还指桑骂槐地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
这个更高级的干部,自然指的就是毛泽东。
1933年前后,党内的主要斗争就是王明的“积极进攻路线”和毛泽东的“积极防御路线”之间的对抗,斗得很厉害。
结果运气不好的罗明,成了博古等人杀鸡儆猴戏码里的那只鸡,被抓了典型。
03
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明确宣布福建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当时福建很多干部都被调查了,什么事都能和“罗明路线”牵扯到一块,“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许多人因此被牵连,处死了不少人。
到了1933年3月份的时候,这股风又吹到了江西,福建只是开胃菜,江西才是博古等人的真正目标。
当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群众基础很好,群众和干部都信服毛泽东,如果要硬动毛泽东,在战争局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恐怕会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所以不管如何明争暗斗,博古、项英等人都不敢把毛泽东一撸到底。
不敢把毛泽东一撸到底,但是跟着毛泽东干的那些群众,却可以动一动。
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这四个人就是中央苏区典型的“毛派”干部。
尤其这个邓小平,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进了中央领导层,当时在上海的邓小平就对四中全会表示了不满,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表示不信任,后来党中央被迫撤到了江西根据地,邓小平又说党中央的领导是“洋房子先生”,暗指博古等人是教条主义。
博古等人早就看邓小平不爽了,这次逮到机会,自然要好好整治邓小平。
中央苏区的四大“毛派”,邓、毛、谢、古都被整治了,而当时这四个人都在中央苏区肩负着重要岗位,邓小平当时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2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是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柏先后担任寻乌县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秘书长。
这些人被整治后,导致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设工作受到了极大影响,政治、宣传、军事、经济、文化等工作都被耽搁了。
反罗明路线事件,将一些骨干干部弄下马,导致中央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后没能来得及恢复元气,还损失了部分实力,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全站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