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0-03-08 17:36:44 | 作者:爱丽丝·门罗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22次
10月10日,诺贝尔奖最具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奖揭晓,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因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最终折桂。《西部》杂志2019年第八期“周边•加拿大小辑”刊发了她的短片小说《阿蒙森》(艾玛译)。在此贴出这篇小说以飨读者,并向爱丽丝•门罗表示衷心的祝贺与祝福。
艾丽丝·门罗(AliceMunro,1931—)加拿大女作家。生于安大略省温格姆镇,少女时代即开始写小说。曾凭着短篇小说集《好荫凉之舞》、《你以为你是谁?》和《爱的进程》三度获得加拿大总督奖。还曾赢得布克国家文学奖。欧美评论界公认她为目前世界文坛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女作家。
周边·加拿大小辑
阿蒙森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着
艾玛译
我坐在车站外的一张长凳上,等着。火车抵达时车站开放,但现在关着。还有个女人坐在长凳的另一端,两膝间夹着一个细带子的塞满油乎乎纸包的袋子。是肉——生肉,我能闻出来。
穿过铁轨就是电动火车,空空的,也在等着。
未见其他旅客出现。过了一会儿,站长将脑袋探出车站的窗户喊道:“森!”起初我以为他喊的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山姆”(疗养院“San”与英文名“Sam”发音近似)。另一个穿着某种制服的男子也恰好在房子的另一头出现,他穿过铁轨上了那辆火车。那个带着油乎乎纸包的女人站起来跟在他后面,于是我也站起来跟上他们。从街道对面传来一阵喧闹声,一栋黑木瓦的平顶屋大门洞开,放进来几个男子,他们头上扣着帽子,随身携带的午餐盒拍打着他们的大腿。从他们弄出的动静来看,你会以为火车随时会从他们身边跑开,但当他们在火车上落座之后,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火车一直等着。那几个男子清点人数,发现有人落下了时,他们告诉司机现在还不能开车。后来有人想起来,那个落下的人其实一整天都没有出现。火车开动了,虽然我说不清司机是否留意到或是听见了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
男人们在林中的锯木厂下了车——这段路步行也不会超过十分钟——不久,覆盖着白雪的湖泊进入视野,湖前有栋长长的白色木屋。那个女人整理好她的包裹后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司机又喊了声“森”,车厢门开了,几个女人正等着上车,她们和那位拿着生肉的女人打招呼,生肉女人说今天真是个阴冷天。我跟在生肉女人后面下车,她们都尽量避免朝我看。
车门砰一声合上,火车接着往回开去。
四周静下来,空气冷得像冰。看上去脆脆的桦树那白色的枝条上满是黑色斑点,一些小而凌乱的常青植物像笨熊一样卷成一团。冰冻的湖面并不平坦,湖边积雪成堆,就像是波浪在落下的瞬间变成了冰。那栋房子,有着一排排精心设计的窗户,两端都带着别致的玻璃回廊。一切都拙朴而富有北方风情,在高高的飘着云朵的穹顶下显得黑白分明,看上去是这样宁静,充满无穷魅力。
但桦树皮根本不是白色的,当你走近些,你就会发现它们是浅浅的灰黄色、灰蓝色,甚至是灰色的。
“你要去哪?”生肉女人大声对我说,“探视时间三点就结束了。”
“我不是访客。”我说,“我是新来的老师。”
“嗯,不管怎样,他们都不会让你从前门进去的。”女人带着一丝满意说道。
“你最好跟着我。你就没有个行李箱吗?”
“站长说回头他会给我捎过来。”
“你站在那里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迷了路。”
我说我驻足不前只是因为这儿的一切太美了。
“有些人会这么认为,这样的人往往身体好,又有闲。”
我们再鲜有交谈,直到我们进入远在房子另一端的厨房。我没有来得及环顾四周,因为我的靴子获得了关注。
“你最好在踩脏地板前把它们脱了。”
我蹭掉靴子——没有椅子可坐——把靴子放在女人放鞋子的毡子上。
“把它们都拿着,带在身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需要它们。你也最好穿着你的外套,衣帽间没有暖气。”
没有暖气,没有灯,只有一个我够不着的小窗户。这就像在学校里受了罚被送去关黑屋。是的,同样的从未真正干透的冬季衣服的味道,浸透脏袜子和臭脚丫气味的靴子味道。
我爬上长凳依然看不到外面,架子上到处扔着帽子和围巾。我发现了一个装着无花果和椰枣的袋子,一定是有人偷了它们并藏在这里准备带回家去。突然,我感到了饥饿,从早上起,除了在北安大略吃过一片干奶酪三明治,我还什么都没吃过呢。但我顾及贼偷贼的伦理,而无花果也一定会塞在牙缝中出卖我。
有人走进衣帽间时,我正好也从长凳上下来了,时间刚刚好。
不是帮厨的人,只是一个穿着笨重的冬装外套、头上裹着条披巾的女生。她冲进房间——书掉到长凳上,散落了一地。她一把抓掉围巾,纠缠在一起的头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靴子被踢松了,从地板上飞掠而过。很显然没有人能抓得住她,这只会让她在厨房门口就将他们震飞。
“哦,我差点撞到你。”女孩说,“从外面进来时这里太暗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冻僵了吧?你是在等谁下班吗?”
“我在等着见福克斯医生。”
“啊,你用不着等太久,我刚刚才和他一起从镇上乘车回来。你不是病了,是吧?如果你病了就不会来这儿,你会去镇上找他。”
“我是新来的老师。”
“是吗?你从多伦多来?”
“是的。”
有一小会儿的停顿,或许是出于尊重。
然而不是,她只是在研究我的外套。
“真好看。衣领是什么毛的?”
“波斯羔羊毛,实际上,是仿毛的。”
“我都被弄糊涂了,我不知道他们让你在这儿等什么——这儿能冻掉你的屁股。抱歉。你想见医生,我给你带路,我对这儿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差不多一出生就住在这儿了,我妈管理这厨房。我叫玛丽,你呢?”
“薇薇,薇薇恩。”
“既然你是老师,应该叫女士,什么女士?”
“海德女士。”
“鞭打你一顿。”她说,“对不起,我刚好想起这个。如果你是我的老师,我会很高兴的,但是我不得不去镇上上学了,这是些愚蠢的规定,就因为我没有结核病。”
就这样她一边说话,一边带着我穿过衣帽间尽头的门,然后走过一条常见的医院走廊。打蜡的油毡,暗淡的绿色油漆,还有一股子防腐剂的味道。
“到了。或许我可以让雷迪准许我转学。”
“谁是雷迪?”
“雷迪·福克斯,源自一本书,我和安娜贝尔就从那会儿开始这样称呼福克斯医生。”
“安娜贝尔是谁?”
“现在谁也不是了,她死了。”
“哦,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这事就发生在这儿。我今年上高中,安娜贝尔从未真正上过学,我还在公立中学时,雷迪让老师容许我更多地呆在家里,这样我就可以陪伴安娜贝尔。”
她在一扇半开的门前停下来,并吹了声口哨。
“嗨!我把老师带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好吧,玛丽,你这一天在外呆得够久的了。”
她闻声而溜,剩下我独自面对一个体态清瘦、中等身材的男子,他那红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在走廊人造光的映衬下显得亮晶晶的。
“你已见过玛丽了。”他说,“她自己就有许多可说的,她不会在你班上学习,所以你不用每天都忍受这些。大家要么喜欢上她要么不喜欢。”
他给我的印象是大约比我大十到十五岁,起初他用那种年长男子的方式跟我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未来雇主的模样。他问到我的旅途,以及行李箱的安置。他想知道我对自己将要在这片森林中生活是怎么想的,离开多伦多之后,我是否会感到无聊。
“丝毫没有。”我说,并补充说这里非常美丽。
“这就像——就像置身于一部俄罗斯小说里。”
起初他专注地看着我。
“真的吗?哪部俄罗斯小说?”
他的眼睛呈明亮的灰蓝色,一只眉毛高挑,像只小尖顶帽。
并不是我没有读过俄罗斯小说,我一气呵成地读过一些,也有一些读得半途而废。但是因为他那只高挑的眉毛,他那逗乐且咄咄逼人的表情,使我除了“战争与和平”以外竟想不起任何书名来。我本不想说这本书的,因为是个人就会记得它。
“战争与和平。”
“嗯,我们这儿只有和平,我得说。如果这儿有你梦寐以求的战争,我想你一定早已加入了某个妇女团体并躲去了异国他乡。”
我有些生气并感到屈辱,因为我真的不是在炫耀,或者说我不仅仅只是炫耀。我本来想解释说这里的风景让我震撼。
他显然是那种挖好陷阱等你掉下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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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是真的很期待一位来自偏僻之地的上了年纪的女老师。”他说,带着一丝歉意。“教师并不是你所学的专业,是吗?你拿到学士学位后原本打算做什么的?”
“攻读硕士学位。”我简短地答道。
“是什么改变了你的主意?”
“我想我需要赚些钱。”
“明智的想法。但我恐怕你在这里赚不了多少钱。原谅我打探这些,我只是想确定有天你不会逃之夭夭而使我们手忙脚乱。没有打算结婚,是吗?”
“没有。”
“好的,好的,现在你身无挂牵。我没有让你泄气,是吧?”
我把头扭到一边。
“没有。”
“顺着过道下去是护士长办公室,她会告诉你需要知道的。尽量注意别感冒了,我可不想你有任何患结核病的体验。”
“好的,我读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读过《魔山》。”另一个陷阱出现了,他似乎故态复萌。“相比那时候,这里的情况已多少改善了,我希望是这样。我已经把与这里孩子有关的,以及我想你能和他们一起做的事情都写出来了,有时候我宁愿用书面表达。护士长会告诉你实情。”
普通的教学法在这里不适用,一部分孩子将重新进入社会,一部分将不会。最好不要有太多的压力,也就是说不要有测试、背诵和毫无意义的等级划分。
完全忽略分数上的事,这些以后需要的时候能补上,或许没有这些也能行。实际上技能非常简单的常识,等等,是进入世界的必需。优秀孩子又怎么样?所谓的优秀孩子?这是个令人恶心的术语。如果他们在学习上够聪明,他们就能轻易赶上。
忘记南美洲的河流,还有大宪章。
宁愿多些画画,音乐,故事。
游戏也是很棒的,但要小心不要过度兴奋和设置太多的竟争。掌握好压力和无聊的尺度是一种挑战。百无聊赖会使人缠绵病榻。
如果护士长不能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有时候管理员会将它们藏于某处。
一切顺利。
在第一天那些奇特而不太真实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从未在此地呆过一周。我再也没有去过厨房,还有那个员工们放衣服和窝藏赃物的房间,以后也可能不会去了。医生的办公室类似禁地,护士长的房间则完完全全是个问询、抱怨和进行日常事务安排的地方。护士长本人又矮又胖,面色红润,戴无框眼镜,呼吸粗重。无论你向她要求什么好像都会使她吃惊并为难到她,但最后似乎也都能得到解决。有时候她在护士餐厅吃饭,她在那被视作医生的特别代表,令就餐气氛阴沉。大部分时候她呆在她自己的宿舍。
除了护士长,还有三位注册护士,他们每个人都比我大三十岁以上。他们告别了退休生活再次投入工作,以履行他们的战时职责。当然,还有助理护士,都在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更年轻。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婚,或已订婚,或是正忙着订婚,通常是和些在服役中的男人。如果护士长和护士们都不在,她们就一直聊天。她们对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她们不想知道多伦多怎么样,虽然她们中有人认识去多伦多度过蜜月的人。而且她们也不关心我的教学进行得怎样,或者我以前是干什么的。这并不是说她们粗俗无礼——她们递给我黄油(叫黄油,实际上不过是橙色条纹人造黄油,在厨房染的色)。她们告诫我不要吃牧羊人的馅饼,她们说那馅饼里有土拨鼠——在她们不了解的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可置信。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每次收音机里开始播新闻时,她们就调到音乐频道。“搂着玩偶舞翩翩,长袜有洞也似仙……”
她们也畏惧福克斯医生。一是因为他读过很多书,另外她们也说没有人会像他那样不留情面,如果他想。
我不清楚她们是否认为读过很多书与不留情面之间有什么联系。
出勤学生的人数总在变化,有时是十五,有时减少到半打。只是在上午有课,从九点到中午。当孩子们发烧或是体检时,他们就不用上学。而当他们坐在教室里时,他们总是很安静,顺从,从不主动参与。他们很快就明白这不过是个伪装的学校罢了,在这儿他们被免除了学到东西的要求,就像他们免于恪守作息时间和背诵的作业一样。这种自由没有让他们变得狂妄自大,或是以某种令人苦恼的方式懒散起来,仅仅只是让他们变得温顺和心不在焉。他们的歌声轻柔,他们也玩“抱抱与亲亲”的游戏,但总有一股沮丧的阴影笼罩在这临时的教室上空。
我决定听从医生的告诫,或者是部分告诫,比如百无聊赖是健康的大敌。
在管理员那狭小的储藏间,我发现了一个地球仪。我请求把它拿出来使用。我从最简单的地理知识开始教,海洋,大陆,气候。为什么不讲讲风和气流?乡村与城市?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为什么不呢?还有,南美洲的河流?
有些孩子以前学过这些,但他们差不多都忘了个精光,这个湖泊和森林之外的世界一点一点地离他们远去。这堂课似乎让他们振作了些,像是在和昔日好友重叙旧情。当然,我并没有马上一股脑儿地向他们倾倒这一切,对那些以前从未学习过这些知识的学生我并不苛求,因为他们生病太过频繁。
但这就够了,也许这本身就是个游戏。我把他们分成几组,我用教鞭指指这指指那,他们大声说出答案。我十分小心不让他们太过兴奋。但有一天,医生走进了教室,他刚晨诊后过来,我被抓了个现行。我不能冷不丁停下,但我努力让热烈的气氛降下来。医生坐下来,看上去有些疲惫,有些落寞。他并没有表示异议。过了一会儿,他加入到游戏中来,大声说出那些荒谬而可笑的答案,那些名称并不全错,只是出自他的想象而已。然后,他慢慢地让自己的声音低下去,一直低下去,先是喃喃自语,后来近似耳语,最后完全听不见了。以这种荒谬的方式,他完全控制了全场。所有的学生都开始喃喃低语,模仿他。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双唇。
他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孩子们都笑了。
“见鬼为什么每个人都盯着我看?这就是海德女士教给大家的吗?瞪着一个没招谁惹谁的家伙?”
笑声更大了。但还有孩子依然不能自已地盯着他,渴望看到更多的古怪。
“继续吧,你们就继续胡作非为吧。”
他向我道歉打扰了教学。我开始向他解释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使这儿看起来更像所学校。
“虽然我赞同您关于压力的观点。”我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同意您在指示里所说的话,我只是想——”
“什么指示?哦,那不过是些偶尔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的碎片,我从不认为它们是不可更改的。”
“我的意思是只要他们病得不太重——”
“你是对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否则他们总是无精打采的。”
“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地解释。”他说,然后走开去,接着又转身半心半意地道了个歉。
“我们找个时间谈谈吧。”
这个“时间”,我想,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他完全把我当成了一个麻烦,一个傻瓜。
午餐时我从助理护士那得知,有人在早上的手术中不幸离世。我感到自己先前的生气完全是无理取闹,我觉得自己比傻瓜还要糟糕。
每个下午都无所事事。我的学生下楼去睡一个长长的午觉,有时候我也想这样,但我的房间很冷,被褥又太薄——一定是结核病患需要更暖和舒适些。
我,当然,没有结核病。可能他们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节省了些开支。
我昏昏欲睡,但却无法睡着。为了冰冷的午后的阳光,头顶上不时传来将带轮子的床推到走廊去的轰隆声响。房子、树,还有湖泊,都不再是我第一天看到的那样,那时我被它们的神秘与肃穆吸引。在那一天,我还相信自己不引人注意,现在看来似乎都不是真的。
老师在那,她要干吗?
她在看湖呢。
为什么看湖?
没有别的事情好做。
有的人真是幸运。
偶尔我逃过午餐,即便它是我薪水的一部分。我去阿蒙森的一家咖啡厅吃饭。波士顿咖啡,和一个三明治,罐头鲑鱼三明治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还有的话。经过精心挑选的鸡肉沙拉。不管怎样,在那我更能感到轻松,似乎无人知道我是谁。
或许我错了。
咖啡厅没有女盥洗室,于是你不得不穿过啤酒屋的入口去隔壁的饭店。啤酒屋又暗又吵,散发着一股啤酒和威士忌的味道,扑面而来的阵阵香烟和雪茄烟雾能呛得你跌个跟头。但是伐木工们,那些来自锯木厂的男人们,决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冲你尖叫,他们深陷男人的世界,大声说着自己的故事。他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找女人,实际上他们更渴望的,可能还是如何摆脱那种羁绊,暂时或者永远。
医生在那条最主要的大街上有间办公室,只是栋一层的小建筑,所以他住在另外的某个地方。我碰巧从助理护士那知道没有福克斯夫人。在唯一的一条小街上,我发现一栋房子,可能是他的,一栋灰泥抹顶的房子,前门上方有个天窗,窗台上堆著书。这地方看上去有些萧瑟,但显得井井有条,能使人联想到一种最起码的考究舒适,一个独身男人、一个自律的独身男人能设法做到的考究舒适。
镇中学就在居民街的尽头,一天下午,我在那儿的广场上遇到了玛丽。她正在参与一场雪球大战,看上去是女孩和男孩之间的战争。她看见我,大声喊道:“嗨!老师!”并把一个雪球在两手间随意地抛来抛去。她漫步穿过街道,“明天见!”她扭过头去说道,多少有些像是警告谁也不能跟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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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家去吗?”她说,“我也要回去,我以前常搭雷迪的便车,但是他下班总是太晚。你要怎么走?搭电车吗?”
我说是的。玛丽说道:“哦,我可以带你抄条近路,你也能省下车费。是条林中小径。”
她带着我爬上了一条狭窄的仅能容身通过的小路,这条小路在小镇上方延伸,穿过森林,经过锯木厂。
“这是雷迪常走的路。”她说。
在锯木厂后面,在我们下方的树林中,有几块丑陋的砍伐地和几间小木屋。显然有人住在那,因为有柴堆、晾衣绳和袅袅炊烟。从一间小木屋中跑出来一只狂吠乱叫大得像只狼的狗。
“闭嘴!”玛丽喊道。她飞快地团起一个雪球砸了过去,正中那狗的两眼间。狗急转身跑开,玛丽又团起一个雪球准备在它的屁股上再来一下,一个围着围裙的女人跑出来喊道:“你快要打死它了!”
“打死这垃圾才大快人心呐!”
“我会让我老伴也这样对待你的。”
“等着那天吧,你那老家伙连狗屎房子也打不中。”
那狗隔着段距离跟在我们后边,不时发出虚张声势的吠叫。
“我能摆平任何一只狗。别担心。”玛丽说,“我打赌我也能摆平一头熊,如果我们遇到的话。”
“这个时候熊不是已经冬眠了吗?”我被那只狗吓坏了,但还是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
“是啊,但你永远搞不明白,曾有只熊早早跑出来,它跑进了森的垃圾堆,我妈一转身,发现它在那。雷迪拿枪打它。雷迪过去常带我和安娜贝尔坐雪橇外出,有时也有别的小孩。雷迪有一个很奇特的哨子,能吓跑熊。它发出的声音音调很高,人的耳朵受不了。
“真的吗?那哨子什么样?”
“它不是那种哨子,我的意思是说他是用嘴吹出哨子的声音。”
我想起了他在课堂上的表演。
“我不知道。可能他说过这样能让安娜贝尔不那么害怕。她几乎不能坐雪橇,他不得不亲自用平底长橇拉着她。有时我也跳上去,他会说:‘什么情况?这有一吨重了。’接着他会突然回头想抓住我,但他从未抓住过我。于是他问安娜贝尔:‘是什么这么重?你早餐到底吃的什么呀?’安娜贝尔从不说出来,她永远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朋友。”
“学校里的女孩们怎样?她们友好吗?”
“没什么人好玩时我才和她们一起闲逛。她们不值一提。安娜贝尔的生日和我在同一个月,六月。雷迪会带我们去湖上划船,他教我们游泳,哦,只是教我。他不得不一直抱着安娜贝尔——她不能真学。有次雷迪自己一个人游远了,我们就把他的鞋子都装上沙。后来,我们十二岁生日,我们不能像那样出去玩了,但我和安娜贝尔去雷迪家吃蛋糕。安娜贝尔一点也吃不下去了,于是雷迪开车带我们出去喂海鸥,我们往车窗外扔蛋糕,海鸥尖叫着争抢,我们都笑疯了。但雷迪不得不停下来抱着安娜贝尔,以防她大出血。”
“那以后,”玛丽说,“那以后就再也不准我去看她了。我妈从不准我跟那些患结核病的孩子呆在一起。但雷迪说服了她,他说必要时他会阻止的,后来他这样做了。我都快疯了。安娜贝尔再也没有开心过——她病得太厉害了。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她的坟墓,不过那儿什么标记都没有。雷迪和我打算做一个,等他有空。如果我们刚刚在那条大路上直接往前走,不拐弯,我们可能已经走到她的墓地了。”
这时我们已走下山坡来到平地上,距森很近了。玛丽说道:“哦,我差点忘了。”她掏出一满把戏票来。“这是为情人节准备的,我们学校正排练这出戏,《萍奈福》(或作《皮纳福》)。我得把这些都卖出去,你可是我的第一个顾客。我在这出剧里演了个角色。”
我来到医生在阿蒙森的住处,他带我过来吃晚餐。这邀请在当时看上去像是他的一时冲动。那天他在过道里碰到我,或许他也还不安地记得说过我们要找个时间谈一谈的事。
他建议一起吃晚餐的那晚,正好《萍奈福》上演,而我有张票。我告诉了他,他说:“是的,我也有张票,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得去。”
“我觉得我好像答应过玛丽。”
“呵,那你现在也可以觉得好像没有答应她。会很糟糕的,相信我。”
我照他说的做了,尽管我没有看到玛丽并告诉她我不去了。我在他指定的地方等他,在森前门的走廊里等着。我穿上了我最好的裙子,一条墨绿色的绉纱裙,有小小的珍珠纽扣和真的蕾丝领子。双脚塞进了一双麂皮高跟鞋,外套雪地靴。我一直等到他预定的时间都过了——起先我有些焦急,护士长可能会在走出办公室时看见我,其次,他也可能忘了约会这件事。后来他出现了,一边扣外套一边道歉。
“总有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要处理。”他说着话,带我绕过房子向他的汽车走去。
“好走吗?”他问。我说是的——除了我的麂皮鞋——他没有把胳膊伸给我。
他的车又旧又破,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汽车一样,没有取暖设备。当他说我们要去他家时,我松了口气,我不想我们在那饭店里与众人挤作一团,也不想在那咖啡厅里凑合着吃三明治。
到了他家,他叮嘱我等房子暖和点了再脱外套。然后他急急忙忙在壁炉里生起火来。
“我是你的管家、厨师兼服务员。”他说,“这里很快就会变得舒适起来,我很快就会做好晚餐,不需要帮我,我喜欢一个人做饭。你愿意在哪儿等?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前厅翻翻书。在那儿穿着外套可能还不至于不能忍受。灯的开关在门后面。你不介意我听听新闻吧?我听习惯了。”
我走进前厅,或多或少地有被勒令离开的感觉,我让厨房的门开着。他过来关门,说:“等厨房暖和点了再开吧。”他说完就转身回到正在播报战争新闻的CBC电台那阴沉、激动、且近乎肃穆的声音中。
那间屋子里有大量的书,不仅仅是在书架上,桌子、椅子、窗台甚至地板上都堆著书。我翻了翻其中的几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喜欢成批地买书,可能他是几个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哈佛经典之作,威尔·杜兰特的历史书,小说和诗歌似乎供应不足,虽然有几本出乎人意料的儿童经典读物。有美国内战的书,有南非战争,拿破仑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尤里乌斯.凯撒的征战,亚马逊河流域和北极的探险,萨克尔顿南极的破冰之旅,约翰·富兰克林的死亡探险,多纳集会和失落的部落之谜,牛顿和炼金术,以及兴都库什的秘密。这些书揭示了有人渴望知道,渴望拥有大量的分散的知识。在读书这件事上也许没人的口味是坚定而确切的,因此,当他问我“哪部俄罗斯小说”时,可能他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饱读了俄罗斯小说。
当他大声说“好了”时,我打开门,带着这新的疑问问道:“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你认可谁?”
“能重复一遍吗?”
“在《魔山》中,你是最喜欢纳夫塔,还是最喜欢塞塔姆布里尼?”
“说老实话,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一对夸夸其谈的家伙,你呢?”
“塞塔姆布里尼更有同情心,但纳夫塔更风趣。”
“他们在学校这样教你的?”
“我从不在学校读这些。”我冷冷地说道。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只眉毛又挑了起来。
“请原谅。如果这儿有什么令你感兴趣,你随意好了,请随时来这里阅读。我想你应该没有生壁炉的经验,我这有个电取暖器,我会把它装好。就这样吧?我可以很快给你搞一把钥匙。”
“谢谢你!”
猪排,速食土豆泥,罐装豌豆。甜品是从面包房弄来的苹果派,如果他能想到加热一下会更好。
他问起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我的大学课程,我的家庭。他说他猜测我应是在中规中矩的环境下长大的。
“我的祖父是一位开明的牧师,差不多就是保罗·蒂利希那类的。”
“是吗?开明的基督教小孙女?”
“不是。”
“感动。你会觉得我粗鲁吗?”
“看情况啊。如果你一直像个老板一样盘问我的话,是的。”
“那么我就继续了,你有男朋友吗?”
“有。”
“在服役,我猜。”
我说:“在海军服役。”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考虑到我也不知道他在哪,也从未接到过他正式的来信。
医生起身拿茶。
“他在什么样的船上服役?”
“巡洋舰。”另一个不错的选择。一会儿后,我可以让他发射鱼雷,像巡洋舰常干的那样。
“是个勇敢的小伙子。你的茶里加糖还是加盐?”
“都不要,谢谢!”
“很好,因为我也什么都不加。你知道,看上去你在撒谎——你的脸红了。”
如果我以前没有脸红过,那么现在我脸红了。我从头到脚都染上了红晕,汗水在我腋下流淌。我希望不至于毁了我的裙子。
“我一喝茶就浑身冒汗。”
“哦,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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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能更糟了,我打定主意要还击。我把话题切换到他身上,问他如何给人动手术,是不是像我听到的那样把病人的肺一切了之?
假如他带着嘲讽、带着更多的优越感回答我——可能这是他所认为的调情——我相信我会穿上外套走到外面的冰天雪地中。也许他也知道这点,他开始谈论胸廓成形术,当然,清除带病的肺叶近来也越来越流行。
“但那样你不是会失去一些病人吗?”我说。
他一定认为又可以开开玩笑了。
“当然,但是他们能去哪?跑去藏在树林中——我们不知道他们能去哪,投湖,或者如你所愿他们就不死?有些情况下只是手术没有起到作用而已,就是这样。”
但麻烦也接踵而至。他说。他做的很多手术眼看就要像放血一样过时了。一种新药在研制中,链霉素,已在试验中使用。有一些问题——自然会有问题,比如对神经系统的毒性,但解决方法也一定能找到。
“该把像我这样的锯骨匠(暗指医术不高)淘汰出局。”
他洗盘子,我擦干。为了不把我的裙子弄脏,他将一块擦洗毛巾围在我的腰间。当他给毛巾打结时,他把手放到我的上背部,十分沉稳有力,十指分开——他可能已经以一种非常专业的方式对我的身体进行了一番估量。那晚我躺到床上后,依然还能感受到那股力,那股从尾指到大拇指的逐渐增长的按压力。我很享受这种感觉。这更重要,真的,远远超过后来我下车前他留在我前额的吻。一个干燥的唇吻,简短而正式,匆忙而郑重地留在我的额头。
我外出时,一把他家的钥匙出现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是从门缝下塞进来的。但我终究没能用上它。如果是别的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一定会抓住机会的,特别是这房间里还有一个取暖器。但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形,他的过去与未来在那房子里无处不在,这不仅不会加大日常的舒适感,反而只会徒生令人极为不安的欢愉。我怀疑我是否还能读得进去一字。
我盼望玛丽经过,好责备我错过了《萍奈福》。我想好了一个托词,我不舒服,感冒了。但接着我又想起来,在这儿感冒可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意味着口罩、消毒甚至是隔离。我马上意识到我不可能隐瞒得了我去拜访医生这件事。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个秘密,即使是护士们,他们什么也没说,或许是他们过于高尚、谨慎,也或许这样的事情早已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但是助理们打趣了我。
“那晚的晚餐吃得开心吗?”
她们的语气友好,看上去像是很赞成。我的身价涨了。不管我是谁,至少可能会成为一个有男人的女人。
玛丽整整一周都没有露面。
“下周六”是他说的时间,就在他吻我之前。所以我又在前廊那等着,这一回他没有迟到。我们开车来到他家,我走进前厅,他生壁炉。我看到了那个满是尘埃的取暖器。
“不接受我的提议,”他说,“你是不是认为我言不由衷?我向来心口一致。”
我说我不想来镇上只是怕遇到玛丽。
“因为错过了她的演出。”
“那就是说你打算改变你的生活来将就玛丽咯?”
菜大部分都和上次一样,猪排,速食土豆泥,玉米粒取代了豌豆。这一次他准许我在厨房帮忙,甚至请我摆好桌子。
“你也可以了解东西都放在哪里,我相信都还是相当有条理的。”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他在灶前忙碌。他专注、自如的表情,简练、利落的举止,激起了我内心一阵复杂而强烈的情感。我们刚开始吃饭时,有人敲门。他起身拉开门闩,玛丽冲了进来。
她扛着一个硬纸箱,她把它放在桌上,然后脱去外套,露出一件红里透黄的戏服。
“情人节快乐。”她说,“你们没有去看我的演出,所以我把演出给你们搬过来了。”
她金鸡独立以便踢掉一只靴子,然后是另一只。她把靴子踢到一边,然后围着桌子神气活现地边跳边唱,声音年轻、饱满而又忧伤。
我是小小金凤花
亲爱的小金凤花
虽然可能我永远不明所以
但我仍然叫小金凤花
可怜的小金凤花
可爱的小金凤花
在玛丽唱歌之前,医生就起身走开,他站在炉子前,忙着刮煎锅里正煎着的猪排。
我为玛丽鼓掌,说道:“多么漂亮的戏服啊!”
是的,确实非常漂亮。红色的裙子,亮黄色的衬裙,飘飘的白色围兜,带刺绣的紧身胸衣。
“我妈做的。”
“刺绣也是吗?”
“当然。她一直在做,直到前一天晚上的下午四点才做好。”她说着,又表演了旋转和顿足舞。
架子上的盘子叮当作响。我又鼓了鼓掌。我和玛丽都盼着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医生能转过身来,不要不理会我们。我们盼着他能说点什么,哪怕是勉强的,一个出于礼貌的用语。
“瞧瞧还有什么,”玛丽说,“为了情人节。”她撕开纸板箱,里面是情人节饼干,都被切成心形,上面抹着厚厚的红色冰激凌。
“太棒了。”我说,玛丽重又开始她的欢蹦乱跳:
我是萍奈福的船长
是个顶顶好的船长
你非常非常棒,总之能明了
我率领好船员
……
医生终于转过身来,玛丽向他敬了个礼。
“行了,”他说,“够了。”
她不管他,继续唱:
喝彩三声又一声
只为勇敢的萍奈福船长
“我说够了。”
“为了萍奈福的好船长——”
“玛丽,我们正在吃晚餐,而你并没有得到邀请,你明白吗?没有邀请你。”
她最终安静下来,不过只安静了一小会儿。
“好了,鄙视你,你太不友好了。”
“你完全不必做这些饼干的,你任由你胖嘟嘟的越来越像头小猪了。”
玛丽的脸胀得通红,似乎就要哭了。但她没有哭,反而说道:“瞧瞧,是谁在胡说,你都成斗鸡眼了。”
“够了。”
“呵,是你够了。”
医生捡起她的靴子放到她面前。
“穿上。”
她穿上靴子,涕泪双流。她猛烈地吸溜着鼻子。
他拿起她的外套,并没有帮她穿上,任由她手忙脚乱地胡套一气。
“好了。现在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她拒绝回答。
“走着来的,是吧?好吧,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不知自怜而摔进雪堆冻死。”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玛丽再也没有朝我看。这一刻满是告别的打击。
当我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我开始清理桌子。我们还没用甜点,依然是苹果派。或许他不知道还有别的种类,也或许这是面包房仅有的甜点。
我拿起一块心形饼干吃着,冰激凌甜得惊人。不是浆果味的,也不是樱桃味的,只是糖和红色的食用染色剂。我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知道我至少应该说声再见。我应该说谢谢你的饼干。但这没什么,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这场演出不是为我准备的,或者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是为了我。
他够残忍的。他的残忍令我震惊。实在是太狠了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这样我们的约会就不会被破坏。这种想法取悦了我,我又因此而感到羞愧。我不知道等他回来后我该跟他说什么好。
可他根本无需我说什么,他直接把我带上了床。这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吗?或者就像对我来说是个惊喜一样,对他来说也意味着同样的惊喜?至少,关于我的童贞,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他不但准备了一只安全套,也给我拿了条毛巾——他尽可能持久地、舒缓地进行。我的激情就是惊喜,我俩都这样。
“我要娶你。”他说。
他送我回家前,把所有的饼干都扔了,所有红色的心,都扔进雪堆去喂冬鸟。
就这样定下来。我们的订婚仪式——尽管提到这个词他有点小心翼翼——实际上就是我们不公开的合意。婚礼将会随时举行,只要他能有那么一两天的连续假期。一个极简单的婚礼,他说。我跟我的祖父母一个字也没提。我应该清楚这个关于婚礼仪式的打算,是他在毫不关心他人的看法下进行的,那些会使我们感到痛苦的讥笑将远远超出他打算忍受的。
他也不赞成买钻戒。我告诉他我从来就不想要什么钻戒,这倒是真的,因为我从未想过这个。他说那就好,他知道我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白痴女孩。
最好不要再在一起吃晚餐了,他说。不仅仅是因为闲话,也因为仅凭一张配给卡很难弄到够两个人吃的肉。我的配给卡用不上,已经交给了经营厨房的人——也就是玛丽的妈妈——我很快就到森吃晚饭了。
最好不要引起太多的关注。
自然,每个人都会心生怀疑。年长的护士变得热心起来,护士长甚至给了我一个伤感的笑。我精心打扮自己,以一种适度的方式,也几乎没有任何意图。我沉湎于把自己包裹起来,以一种天鹅般的安静,确切地说是双眼低垂,心无旁骛。只是我没有想到那些年长的妇女们正关注着这段私情的发展,她们已做好了在医生决定抛弃我时主持正义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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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们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并调侃我说她们从我杯中的茶叶上预测到了我婚礼的钟声。
疗养院紧闭的大门里面,整个三月都是忙碌而令人窒息的,这一直是最糟糕的月份,助理们说。由于某些原因,人们在经受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折磨后突然死去。如果有个孩子没有出现在课堂上,我不知道这是意味着一个极其糟糕的变故,还是只是这孩子疑似感冒不得不卧病在床。
不管怎样,时间总是能挤出来的,以便医生能做一些安排。他从我房间的门缝下塞进来一张纸条,示意我在四月的第一周前准备好。除非有什么真正的危机,否则他定能设法休一两天假。我们打算去亨茨维尔。
去亨茨维尔——我们的结婚暗语。
我已把我的绉纱裙洗干净,仔细叠好放进我的小旅行袋里。我猜想我将不得不在某个女盥洗室换衣服。我一直在搜寻路边,看是否会有早开的野花可采,这样我就可以做个花环。他会同意我拿着个花环吗?但现在即使是对沼泽地里的万寿菊来说也为时过早。除了能看到些干枯的云杉、蔓生着杜松的小岛和沼泽,什么也没有。在路基边,一堆杂乱的石头对我来说变得熟悉起来——似血迹斑斑的铁器和花岗岩斜架。
汽车里的收音机一直在播放欢快的音乐,因为盟军已经距柏林越来越近。医生说他们一直拖延着不让俄军最先进城。他说他们会后悔的。
现在我们已远离了阿蒙森。我发现我可以叫他阿里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走过的最远的路程,我被激起某种强烈的情感,为源自他那男性的对我的忽视——我相信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彻底扭转——以及他漫不经心的驾驶技巧。他是个外科医生,这非常令人兴奋,虽然我从不承认这点。现在,我相信我可以为他躺到任何沼泽、肮脏泥泞的洞穴,或是粉身碎骨,以便他施以援手,如果他想要一个正当合理的邂逅。我也知道,我必须将这种感情深埋心中。
我开始想眼前的事。我希望我们一到亨茨维尔就能找到一个牧师,我希望我们能肩并肩地站在一间起居室内——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温馨文雅的起居室。
但是,等到了那儿,我才发现还有别的方式可以结婚,我的新郎对结婚暗怀我未曾察觉的憎恨,他压根儿没想到要找牧师,在亨茨维尔的市政厅,我们填写了一些表格,发誓要结为一体,然后由治安法官宣布我们婚约成立。
午餐时间到了,阿里斯特把车停在一家餐馆前,这餐馆看上去就像是阿蒙森那家咖啡厅的亲表兄。
“我们要在这吃吗?”
他细究了下我的表情,改变了主意。
“不吗?”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在一家餐厅那冷冰冰的前厅用完了午餐,这家餐厅打着鸡肉套餐的广告,看上去也有些故作风雅。盘子也是冷的,没有别的正餐,也没有播放电台音乐,只有我们用力切那黏糊糊的鸡肉时发出的餐具碰撞声。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如果我们在他最初建议的那家餐馆吃饭,一定会吃得愉快些。
然而,我发现找寻什么女盥洗室实在是需要勇气,在那,寒冷的空气比那间餐馆前厅更令人沮丧,我抖抖索索地穿上我那条绿裙子,重新涂上唇膏,并把头发扎好。
我走出盥洗室时,阿里斯特站起来迎接我,他笑着紧握我手,说我看上去真好看。我们手拉着手,有些拘谨地走回到汽车那。他为我打开门,绕回到驾驶室上车。他坐好后,把车钥匙插进去点火,接着又熄了火。
车停在一家五金仓库前,雪铲正半价出售,窗户上仍有代磨滑雪冰刀的招牌。
街道对面有栋木屋,漆着油亮的黄色。屋前的台阶看上去极不安全,两块木板呈X形钉在台阶上。阿里斯特的小车前停着辆大卡车,战前的式样,带踏板和边缘锈迹斑斑的挡泥板。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从五金店内走出来,进到大卡车内。先是一阵发动机的轰鸣,接着大卡车原地跳了几跳,然后才扬长而去。一辆印有五金店名字的货车想停到刚腾出来的空间内,但地方不够大。司机下车过来敲了敲阿里斯特的车窗,阿里斯特吃了一惊——如果他先前没有如此热切地在那说话,他一定早就留意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穿工装裤的男人问我们是否要到五金店内购物,如果不是的话,能不能请我们离开。
“就走。”阿里斯特说。这个坐在我旁边、就要跟我结婚的男人,现在已不想娶我了。“我们正要走。”
我们。他说“我们”。有那么一刻,我贪恋着这个词,接着我想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被包含在他的“我们”之内。
这无关“我们”,也无关那些使真相清晰呈现于我面前的种种,仅仅是他和那货车司机间的男人对男人的语气,他的平静而适度的歉意。我差点祈求他能继续之前的谈话,在他没有注意到货车打算停进来之前的谈话。他说的话虽然令人害怕,但至少他在咬牙坚持,他的克制,他的心不在焉,以及他的声音都透着一种痛苦,无论他在说什么,他都大声说出了他和我在床上时说出的那些,同样抵达内心深处的那些。当然他不是现在才说出的,而是在他和那个男人说完之后的事情了。他摇上车窗,全部注意力都在那辆货车上,他把车倒出那狭小的空间后开走,以便不必与那货车签下购物协议,似乎已没什么好说,也没什么好做的了。
“我不能这样做。”他说。
他再也受不了了。
他无法解释。
他只是感到这是个错误。
我发觉要不是听着他的说话声,我都没办法去看代磨冰刀招牌上弯曲的“S”形标记,或是那栋黄色房子台阶上由粗糙的木板钉成的“X”。
“我现在送你去火车站,我会买张去多伦多的票给你,我确定下午晚些时候会有辆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我会编出个合情合理的由头,找人把你的东西打包,请把你在多伦多的地址给我,我想我没有保存你的地址。哦,我会给你出份证明,你的工作做得不错,无论如何你不需要做完这学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孩子们将被转移到另一家疗养院去。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全新的音调,几乎是有些愉快的,一种终于解脱的口吻。他也在努力掩饰,不让我在离开之前察觉到。
我看着街道,就像是被送去赴死。然而还不是,还不完全是,这还不是我最后一次聆听他的声音。还不是。
他都没有问去火车站怎么走。我大声责问他,是不是以前他就常这样把女孩送到火车站。
“别这样。”他说。
每一次拐弯都像是将我生命中剩余的东西折断了一次。
五点有趟去多伦多的车。他去问询时我就在车里等着。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票,迈着在我看来分外轻快的步伐。他一定是意识到了这点,因而当他走近时他变得沉稳起来。“车站里很舒服很暖和,还有个女士专用候车室。”他为我打开车门。
“也许你愿意我等会儿,并看着你离开?或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点像样的甜点。那个餐馆太糟糕了。”
我一下变得激动起来。我下了车,领先他一步走进车站。他指着女士候车室,冲我高挑起一只眉毛,想开个最后的玩笑。
“或许有天,你会把这一天看作是你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
我特意坐在候车室里能看到车站前门的一张长椅上,如果他回来,我就能看见他。或许他会告诉我这只是一个玩笑,或者一个考验,就像那些中世纪的戏剧里常演的那样。也或许他会改变心意,当他沿着高速公路飞驰,看见淡白的春日的阳光照耀在我们刚刚一起经过的那些石头上,他会意识到他的愚蠢,他会飞快调头跑回来。
距去多伦多的火车进站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但火车似乎是马上就来了。即使这些奇怪的想法在我脑海里翻腾,我还是像被根绳子牵着似地登上了火车。离站的汽笛长鸣,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目光扫过站台。现在跳下车去还不太晚,跳下火车,穿过车站,跑过街道,到他停车的地方去,到他刚刚止步不前、苦思冥想的地方去,还不太晚,求求上帝这一切都还不算太晚。
我要跑去见他。还不算晚。
突然车厢里一阵混乱,喧哗声阵阵。不只一个人,而是一群晚到者,在座椅间挤来挤去。是一群穿着运动服的高中女生。她们引起的混乱招致了一片嘘声,列车员对她们争抢座位表示不满,并催促她们赶紧坐好。
她们中的一个,也许还是最吵的那一个,就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她们。
但她跑过来了,大声喊我的名字,问我要去哪。
去看一个朋友。我告诉她。
她一屁股坐在我身边的位子上,告诉我她们和亨茨维尔高中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这是一场狂欢。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不是吗?”她开心地嚷道。其他人咯咯地傻笑。她提到比分,确实令人震惊。
“你穿得多整齐。”她说。但她似乎也不是很关心我的穿着。她看上去对我的解释也没什么真正的兴趣。
当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我的外祖父母时,她几乎没有在听。关于阿里斯特也是一句话没有,哪怕是说他句坏话。她一定没有忘记,应该只是把那一幕,还有从前的她自己都束之高阁、深埋心底了。也许她真的是那种举重若轻的人。我为她感到高兴,尽管当时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留给我自己的问题是,火车到达阿蒙森时我还能做什么?弃车而去,跑到他家里,要求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真是终身蒙羞啊!
事实上,火车在阿蒙森停得并不长,刚好够女孩子们集合的,列车员一个劲警告她们,说如果再不快点,她们就只好坐到多伦多去了。
很多年来,我都在幻想着与他偶遇。我活着,只是活着,在多伦多。在我看来,所有的人都终老多伦多,我也不例外。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是这种状态。接着,十多年后,这件事终于发生了。在穿过一条人流涌动、无法独自慢行的街头时,我们迎面走近,彼此凝视了一会儿,几乎同时,一丝无法掩饰的惊讶绽放在我们那饱经时光摧残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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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起来:“你好吗?”我回答说:“很好。”然后出于礼貌,我们又彼此道了声珍重。
那一刻,一切大体上都还真实。因为要支付我丈夫的一个孩子积欠的债务,我正与我丈夫进行着无休止的争吵。那个下午,我去美术馆看一个展览,好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他再次回头冲我喊道:“一切顺意!”
看起来仍然好像我们会走出拥挤的人流,似乎片刻之后我们就能在一起。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而已。我们也可以各行各路,事实上我们就这样做了。
没有泣不成声。当我走到人行道上时,他也没有伸手环住我肩。我只捕捉到他眼光的一闪亮,在他一只眼比另一只眼忽地睁得大了些的那一刻。是左眼——总是左眼,一如我还记得的那样。而且看上去总是如此陌生、戒备而又迷惘,似乎他想起了某些疯狂而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几乎要令他笑起来。
就这些。我继续朝家里走去。
感觉和我离开阿蒙森时一模一样,火车拖着我前行,恍若梦中。
而关于爱,显然,什么也没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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