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有什么传奇故事吗 今天很多人怀念缅怀她

你在楼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别人的梦.
这大概是诗人卞之琳最著名的一首诗了,当然诗人曾热烈的追求张充和女士,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充和女士最后却跑到大洋彼岸,诗人因此一生念念不忘.
其实张充和乃张兆和女士的妹妹,而张兆和乃沈从文先生的爱人.想当年沈从文先生迷恋上他的学生张兆和小姐,于是情书日日不断.张兆和小姐捧着一大堆情书到时任清华校长的胡适那里,岂料胡适先生对她说,如果你不象他用情书烦你,你嫁给他不就完了吗.最终,张兆和嫁了沈从文.
同样的著名文学家,同样的追求,然而结局不同,这就是爱情的魅力.
一

夏济安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爱上他班里的一个女学生，可是一个人内心狂热痴想，很少化为切实的言行，偶有笨拙的表示，自以为深意存焉，对方却极可能浑然不觉，结果，自然是没有什么结果。《夏济安日记》在台湾是一本很有名的书，重版多次，我手头所据的是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第八版的复印件。一代名家的这一段苦恋心迹，不能不令读者感慨良多。

夏济安那时来往较多的年轻同事有卞之琳、钱学熙等，而卞之琳的恋爱苦恼之深犹甚于他，所以他有时候会把自己跟卞之琳比，以苦比苦，似乎苦还可以忍受，恋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独于己如此，这也勉强算是个安慰。1946年1月12日记：钱学熙“批评卞之琳爱情失败后，想随随便便结个婚，认为这是放弃理想，贪求温暖，大大要不得。”夏济安在日记里替 卞之琳——其实是为自己——辩解道：“可是像卞之琳这样有天分有教养的人，尚且会放弃理想，足见追求理想之难了。”

卞之琳苦恋的对象是张充和。1933年，卞之琳虚岁23，夏天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秋天认识了来北大中文系念书的张充和。因为张充和，卞之琳诗创作也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当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他自己也说一向怕写私生活，“正如我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的私人交游中，在这方面也没有感到过这种触动。”“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坦言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但事情并不到《无题》诗时期为止，“这番私生活以后还有几年的折腾长梦”。说得更郑重一些，这其实是一个人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经验和记忆。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的细节，如《无题三》所写——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
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
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
叫字泪不玷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香港的张曼仪女士是卞之琳研究专家，她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附有《 卞之琳年表简编》，极其简单的年表，许多事情只能略而不记，却特别在意地记下了与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识；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苏海门办完母亲丧事， “离乡往苏州探望张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间作《无题》诗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诗18首加上先两年各一道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手抄一册，本拟交戴望舒的新诗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诗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 ”，其时距初识已经10年。年表虽然是张曼仪所编，这些事情却一定是卞之琳讲出来并且愿意郑重编入年表中的。

1955年，卞之琳45岁，10月1日与青林结婚。

二

据张充和的二姐张允和讲，“四妹喜欢小红帽，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同学们叫她‘小红帽’。小红帽很淘气，有一次到照相馆特意拍了一张歪着头睁一只闭一只眼的古怪照片，又拿着这张照片到东吴大学的游泳馆办理游泳证。办证人员说，这张照片怎么行，不合格。她装出很奇怪的样子说‘为什么不合格?你们要两寸半身，这难道不是吗?”(《张家旧事》)张充和喜欢男装，这一点像三姐张兆和。她特别擅长书法和昆曲，后来在美国的大学里，也传授此道。

张充和还记得一件趣事，说是沈从文为追求三姐，1933年寒假第二次到苏州，晚饭后张家姐弟围着炭火听他讲故事。沈从文有时手舞足蹈，刹不住车。“可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 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三姐夫沈二哥》)

抗战爆发后，张充和与沈从文、张兆和一家集聚昆明，张充和的工作是专职编教科书，这项工作由杨振声负责，沈从文是总编辑并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兼做注解。 1947年张充和又和三姐一家相聚北平，第二年来自美国的一个年轻人认识了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并和沈家的两个男孩交上了朋友，说是有益于学习汉语。沈从文很快就发现，这个常常来家里的年轻人对张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便不再同他多谈话，一来就叫张充和，让两个人单独一起。连孩子们都看出了苗头。1948年11月19日，这个叫傅汉思(hans h. frank el)的美国人和张充和举行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婚礼，一个月后离开北平同往美国，从此行影相随，幸福度日。

卞之琳是个极度认真的人，他的“我”似乎始终处于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的“另一个我”的相对于一般人而言更为严格的注视、牵制、监控和反省的状态之下，这样一种构成使他性格和气质中的一些因素显得特别突出，譬如沉潜、内向、多思、矜持、顾虑重重、犹疑不决等等，这促成了他的写诗活动对于他要表达的情与事，是一种有“距离的组织”，另一层次上，也使他对自己的诗歌写作的叙述，能够保持比一般的作家自述更多一些的理性、“客观” 和审思，也成为一种有“距离的组织”。

基于这一角度考虑，卞之琳的自述长文《〈雕虫纪历〉自序》就有理由被看作是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的、可信度很高的“交代”。他说，“人非木石，写诗的更不妨说是‘感情动物’ 。我写诗，而且一直是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己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结果当然只能出产一些小玩意儿。”这种跟自己过不去的倾向和做法，并不仅仅是性格和气质因素使然，出于诗学和诗艺上的讨论，我们自然会注意到他所选择并受其影响的古、欧诗歌传统和潮流，而对一个有自觉追求并逐渐产生相应的文学能力的诗人来说，为了消化影响、脱出影响，则努力变“古化”和“欧化”为“化石”、“化欧”。

一般说来，写诗是一回事，在生活中表达感情是另一回事。可是如果把诗与生活混合为一，用诗来表达感情呢?

卞之琳诗思、诗风的复杂化，特别见于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前的创作。这一时期的创作代表了他写诗的最高成就，多能以细密繁复的组织、趋向延伸的内蕴，传达现代人精微、敏锐、复杂的经验、思想和感受。这些诗耐读的品性，其中一个原因与卞之琳规避直接表达有关。他的写诗，也像他诗里常常写到的人、事、物的变迁一样，起作用的是淘洗、沉淀，倘若以诗解诗，不妨留意这样的诗句：“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无题》)；“‘水哉，水哉!’沉思人叹息/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积下了层叠的悲哀。”(《水成岩》)；他仿佛相信时间的力量，而“时间磨透于忍耐!”他总倾向于认为“回顾”时还挂着的“宿泪”( 比即时的热泪)更有表现力(《白螺壳》)。

这样一来，他在诗中表达的感情，就显得特别曲折。譬如想象《无题四》里出现的这样的日常情景：看见所爱的人胸前的饰品，想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这大概是普通的、自然的、直接的反应；可是到了卞之琳的诗里，那个人因此要研究物质文化交流史。从生活的立场而不是从诗的立场上来看，这个弯就转得太大了，甚至令人不明白所以然。前面再加上两句起兴似的铺陈，真是煞费苦心——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
隔院泉挑到你杯里，
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
我想要研究交通史。

不过要是读明白了其中的用心良苦，恐怕十有八九的情形是无言以对。更无言以对的是这样的“色空觉悟”：因为世界容纳了恋人的款步，所以它是空的。这是《无题五》— —

我在散步中感谢
襟眼是有用的，
因为是空的，
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因为是有用的，
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

如果不是出于个人特别的习惯、意识和诗艺的琢磨，怎么会写出《鱼化石》(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根据《鱼化石后记》的解释，诗的第一行化用了保尔·艾吕亚(p.eluard)的两行句子：“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的眸子的颜色。”并与司马迁的“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相通；第二行蕴含的情景，从盆水里看雨花石，水纹溶溶，花纹溶溶，令人想起保尔·瓦雷里的《浴》；第三行“镜子”的意象，仿佛与马拉美《冬天的颤抖》里的“你那面威尼斯镜子” 互相投射，马拉美描述说，那是“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围着镀过金的岸；里头映着什么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个女人在这一片水里洗过她美的罪孽了；也许我还可以看见一个赤裸的幻象哩，如果多看一会儿。”而最后，鱼化成石的时候，鱼非原来的鱼，石也非原来的石了。这也是“生生之谓易”。也是“葡萄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可是诗人又问：“诗中的‘你’就代表石吗?就代表她的他吗?似不仅如此。还有什么呢?待我想想看，不想了。这样也够了。”

　　你在楼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别人的梦.
　　这大概是诗人卞之琳最著名的一首诗了,当然诗人曾热烈的追求张充和女士,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充和女士最后却跑到大洋彼岸,诗人因此一生念念不忘.
　　其实张充和乃张兆和女士的妹妹,而张兆和乃沈从文先生的爱人.想当年沈从文先生迷恋上他的学生张兆和小姐,于是情书日日不断.张兆和小姐捧着一大堆情书到时任清华校长的胡适那里,岂料胡适先生对她说,如果你不象他用情书烦你,你嫁给他不就完了吗.最终,张兆和嫁了沈从文.
　　同样的著名文学家,同样的追求,然而结局不同,这就是爱情的魅力.
　　一

　　夏济安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爱上他班里的一个女学生，可是一个人内心狂热痴想，很少化为切实的言行，偶有笨拙的表示，自以为深意存焉，对方却极可能浑然不觉，结果，自然是没有什么结果。《夏济安日记》在台湾是一本很有名的书，重版多次，我手头所据的是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第八版的复印件。一代名家的这一段苦恋心迹，不能不令读者感慨良多。

　　夏济安那时来往较多的年轻同事有卞之琳、钱学熙等，而卞之琳的恋爱苦恼之深犹甚于他，所以他有时候会把自己跟卞之琳比，以苦比苦，似乎苦还可以忍受，恋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独于己如此，这也勉强算是个安慰。1946年1月12日记：钱学熙“批评卞之琳爱情失败后，想随随便便结个婚，认为这是放弃理想，贪求温暖，大大要不得。”夏济安在日记里替 卞之琳——其实是为自己——辩解道：“可是像卞之琳这样有天分有教养的人，尚且会放弃理想，足见追求理想之难了。”

　　卞之琳苦恋的对象是张充和。1933年，卞之琳虚岁23，夏天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秋天认识了来北大中文系念书的张充和。因为张充和，卞之琳诗创作也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当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他自己也说一向怕写私生活，“正如我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的私人交游中，在这方面也没有感到过这种触动。”“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坦言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但事情并不到《无题》诗时期为止，“这番私生活以后还有几年的折腾长梦”。说得更郑重一些，这其实是一个人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经验和记忆。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的细节，如《无题三》所写——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
　　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
　　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
　　叫字泪不玷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香港的张曼仪女士是卞之琳研究专家，她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附有《 卞之琳年表简编》，极其简单的年表，许多事情只能略而不记，却特别在意地记下了与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识；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苏海门办完母亲丧事， “离乡往苏州探望张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间作《无题》诗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诗18首加上先两年各一道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手抄一册，本拟交戴望舒的新诗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诗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 ”，其时距初识已经10年。年表虽然是张曼仪所编，这些事情却一定是卞之琳讲出来并且愿意郑重编入年表中的。

　　1955年，卞之琳45岁，10月1日与青林结婚。

　　二

　　据张充和的二姐张允和讲，“四妹喜欢小红帽，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同学们叫她‘小红帽’。小红帽很淘气，有一次到照相馆特意拍了一张歪着头睁一只闭一只眼的古怪照片，又拿着这张照片到东吴大学的游泳馆办理游泳证。办证人员说，这张照片怎么行，不合格。她装出很奇怪的样子说‘为什么不合格?你们要两寸半身，这难道不是吗?”(《张家旧事》)张充和喜欢男装，这一点像三姐张兆和。她特别擅长书法和昆曲，后来在美国的大学里，也传授此道。

　　张充和还记得一件趣事，说是沈从文为追求三姐，1933年寒假第二次到苏州，晚饭后张家姐弟围着炭火听他讲故事。沈从文有时手舞足蹈，刹不住车。“可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 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三姐夫沈二哥》)

　　抗战爆发后，张充和与沈从文、张兆和一家集聚昆明，张充和的工作是专职编教科书，这项工作由杨振声负责，沈从文是总编辑并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兼做注解。 1947年张充和又和三姐一家相聚北平，第二年来自美国的一个年轻人认识了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并和沈家的两个男孩交上了朋友，说是有益于学习汉语。沈从文很快就发现，这个常常来家里的年轻人对张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便不再同他多谈话，一来就叫张充和，让两个人单独一起。连孩子们都看出了苗头。1948年11月19日，这个叫傅汉思(hans h. frank el)的美国人和张充和举行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婚礼，一个月后离开北平同往美国，从此行影相随，幸福度日。

　　卞之琳是个极度认真的人，他的“我”似乎始终处于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的“另一个我”的相对于一般人而言更为严格的注视、牵制、监控和反省的状态之下，这样一种构成使他性格和气质中的一些因素显得特别突出，譬如沉潜、内向、多思、矜持、顾虑重重、犹疑不决等等，这促成了他的写诗活动对于他要表达的情与事，是一种有“距离的组织”，另一层次上，也使他对自己的诗歌写作的叙述，能够保持比一般的作家自述更多一些的理性、“客观” 和审思，也成为一种有“距离的组织”。

　　基于这一角度考虑，卞之琳的自述长文《〈雕虫纪历〉自序》就有理由被看作是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的、可信度很高的“交代”。他说，“人非木石，写诗的更不妨说是‘感情动物’ 。我写诗，而且一直是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己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结果当然只能出产一些小玩意儿。”这种跟自己过不去的倾向和做法，并不仅仅是性格和气质因素使然，出于诗学和诗艺上的讨论，我们自然会注意到他所选择并受其影响的古、欧诗歌传统和潮流，而对一个有自觉追求并逐渐产生相应的文学能力的诗人来说，为了消化影响、脱出影响，则努力变“古化”和“欧化”为“化石”、“化欧”。

　　一般说来，写诗是一回事，在生活中表达感情是另一回事。可是如果把诗与生活混合为一，用诗来表达感情呢?

　　卞之琳诗思、诗风的复杂化，特别见于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前的创作。这一时期的创作代表了他写诗的最高成就，多能以细密繁复的组织、趋向延伸的内蕴，传达现代人精微、敏锐、复杂的经验、思想和感受。这些诗耐读的品性，其中一个原因与卞之琳规避直接表达有关。他的写诗，也像他诗里常常写到的人、事、物的变迁一样，起作用的是淘洗、沉淀，倘若以诗解诗，不妨留意这样的诗句：“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无题》)；“‘水哉，水哉!’沉思人叹息/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积下了层叠的悲哀。”(《水成岩》)；他仿佛相信时间的力量，而“时间磨透于忍耐!”他总倾向于认为“回顾”时还挂着的“宿泪”( 比即时的热泪)更有表现力(《白螺壳》)。

　　这样一来，他在诗中表达的感情，就显得特别曲折。譬如想象《无题四》里出现的这样的日常情景：看见所爱的人胸前的饰品，想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这大概是普通的、自然的、直接的反应；可是到了卞之琳的诗里，那个人因此要研究物质文化交流史。从生活的立场而不是从诗的立场上来看，这个弯就转得太大了，甚至令人不明白所以然。前面再加上两句起兴似的铺陈，真是煞费苦心——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
　　隔院泉挑到你杯里，
　　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
　　我想要研究交通史。

　　不过要是读明白了其中的用心良苦，恐怕十有八九的情形是无言以对。更无言以对的是这样的“色空觉悟”：因为世界容纳了恋人的款步，所以它是空的。这是《无题五》— —

　　我在散步中感谢
　　襟眼是有用的，
　　因为是空的，
　　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因为是有用的，
　　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

　　如果不是出于个人特别的习惯、意识和诗艺的琢磨，怎么会写出《鱼化石》(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根据《鱼化石后记》的解释，诗的第一行化用了保尔·艾吕亚(p.eluard)的两行句子：“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的眸子的颜色。”并与司马迁的“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相通；第二行蕴含的情景，从盆水里看雨花石，水纹溶溶，花纹溶溶，令人想起保尔·瓦雷里的《浴》；第三行“镜子”的意象，仿佛与马拉美《冬天的颤抖》里的“你那面威尼斯镜子” 互相投射，马拉美描述说，那是“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围着镀过金的岸；里头映着什么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个女人在这一片水里洗过她美的罪孽了；也许我还可以看见一个赤裸的幻象哩，如果多看一会儿。”而最后，鱼化成石的时候，鱼非原来的鱼，石也非原来的石了。这也是“生生之谓易”。也是“葡萄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可是诗人又问：“诗中的‘你’就代表石吗?就代表她的他吗?似不仅如此。还有什么呢?待我想想看，不想了。这样也够了。”

楼上所言准确，顶为最佳答案。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湘行散记》。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张兆和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颇有温暖浪漫传奇色彩。沈从文遇到张兆和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1928年他被徐志摩推荐，为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接纳，成了一名教师。这个腼腆的年轻人上的第一节课，实在木讷的有趣。本来打算讲一节课的内容，他十分钟就匆忙结束，剩下大半节课成了让当事人窘迫的沉默。他转身在黑板上写“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台下的学生都笑了。后来胡适听说，不以为忤，说站了大半节课而不被学生赶下台，从中既可见出沈从文特出的地方。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写过一些小说，但是《边城》《长河》还没有出世，活泼俏皮的《从文自传》没有成书，只有一张小学文凭的他面对一群大学生，虽然长相清秀斯文，但能支持他在学生中不被喝倒彩的，更有可能是他纯朴善良的气质。

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是苏州乐宜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牗的三小姐，公认的中国公学校花。她便是张兆和。后来沈从文笔下一些少女的形象，多少都能见出她的影子。

张家是望族，沈从文那时候除了崭露头角的才华，身无长物。但爱情让人难以捉摸，让人沉醉处，便是鼓动了这么一个来自湘西蛮夷之地的年轻人，用一封封炙热的情书去向心爱的人倾诉爱慕之意，相思之苦。“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亲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怎么能想象，当初那个在学生面前腼腆的张不开嘴的人，心中竟然有这般的近乎大胆疯狂的念头？又将这私密的浓情赤裸裸的向自己心中的“女神”表达！爱情给了他多大的勇气！不难想见在这份爱里，又承载了他多少灼烧的痛苦！

但是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回应是冷淡的，他的信，她几乎从没回过。

“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正念书，不是谈这事的时候”。不料校长说：这也好，他文章写得挺好，你们可以通通信嘛——这校长是胡适。沈从文汹涌又克制的热情终于超越了张兆和忍耐的极限，张兆和抱着一沓沈从文的情书，走进了校长胡适的办公室。对于这段校园里沸沸扬扬的单恋，胡适不会没有耳闻，但面对本应该被他关怀被他保护的学生，这次胡适却没有站在张兆和这边。没有世俗的成见，胡适不偏不倚地说“他顽固地爱着你”。张兆和失望，转而愤怒，回答“我顽固地不爱他！”

1932年沈从文的书信，一年间只存了八封信，且信里满是沮丧的情绪。在这一年二月底给王际真的信里说：“近来文章是简直也不必再写了的。寄来那本《虎雏》多坏！越写只是越坏，鬼知道，女人有多大能耐，因为痴痴的想一个女人，就会把自己变到这样愚蠢。”

在此之前，仅在给王际真的信里，已经流鼻血、哭泣、发誓好多回了。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张兆和，而恰好，张兆和并未看上他。据说当年张将追求者按青蛙编号，而沈只排为癞蛤蟆十三号，但沈依然坚持给张写情书。“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沈从文，《雨后》

在情书里发誓、示弱、自杀、哭泣不止。不得不说，沈从文是一个幼稚且坚持的人。又或者，温柔而多情的情书，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是一把直抵心扉的钥匙。幸福往往属于那个绝望了也不愿意放弃的人。

之后胡适写信劝沈从文，觉得可能沈从文用错了情，不能让一个小女子日后夸口，说她碎了沈从文的心。但正如胡适自己说的，沈从文依然“顽固”。在情书中写道：“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情意绵绵，跃然纸上。

1930年，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大学任教。这对于除了写信别无其他手段的沈从文来讲，只是将收发地址更换罢了。但远离后丝毫没有褪减的热情，一封封依旧美丽动人的信，却在张兆和方面体会更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渐渐地，沈从文的顽固，开始慢慢地打动了张兆和的芳心，占了上风。

1933年暑假，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沈从文便从青岛来到苏州张家探访。

沈从文登门那天，张兆和正好去图书馆，二姐张允和见到进退两难的沈从文，被他黯然的神色打动，邀他进门坐坐，他却执意走了。

兆和回家后，允和便让她去旅馆请沈从文上家来玩。兆和见了沈从文，便将二姐的话原原本本背出来：“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很多，很好玩，你来玩。”两人竟想不出第二句话，便在一种尴尬而甜蜜的沉默中，一起来到张家。沈从文当时的心境，似乎没有见诸文字，但是不难想见，即便是文采如沈从文，也不能将这感情贴切地表达吧！

次日登门拜访，沈从文卖了一本书的版权，换成一大包英译精装本俄国小说做见面礼。不认识洋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原来是过上海时他托巴金买的。沈从文希望张兆和向文学翻译方向发展，这份礼物暗含着鼓励。虽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礼物中契科夫小说集后来辗转到汝龙手中，促成被誉为契科夫小说“最佳译本”的产生。

从那以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张兆和对于沈从文，终于打开了心扉。一个人的“顽固”，终于败给另外一个“顽固”的人。1933年的一天，诞生了两封暗号般的电报—“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就是这样的电报让美好姻缘终于有了结果。它们的作者分别是沈从文与张兆和。

沈从文、张兆和他们一生的婚姻和爱情，从整体来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这是肯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活脱脱一个屌丝逆袭故事，沈从文与张兆和，应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的人。因为沈从文是个野性十足的湘西人，而张兆和是个大家闺秀，是另外一种文化背景。张家的张兆和、张允和、张充和几个姐妹，文化修养相当高，一个是昆曲专家，一个是中国的书法文物专家，张兆和本人文化修养也相当高。

他们互相之间的思想倾向，对生活的看法，对文学的态度可能有不同的一面。但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张兆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有时是决定性作用。没有张兆和，可以说就没有《湘行散记》，没有《边城》，包括《从文家书》等。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胡适·江冬秀））/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钱钟书·杨绛）/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张兆和）

沈从文，他的文采和《边城》相系。他追到了梦寐以求的才女张兆和，夫妻一辈子，却没有几人能明白两人间的爱情亲情。也许，本就不需要外人懂，一生过往如烟云，过了，留下来的点滴美好和传奇，足以让后世感慨，便够了。

四弦拨尽情难尽,
意足无声胜有声.
古今悲欢终了了,
为谁合眼想平生

出自沈尹默先生之手
没法和你解释---

用心读，几欲流下泪来，只是既不关风月，亦不关悲喜，就是心里脑里轰地响了一下，一时间似明似暗若得若失，除了喃喃默念“为谁合眼想平生”外，再不知尚能有何作为

解释：弹琴能表达各种感情，但是对你的深情无法表达，对你的用意不用说出口，却比说出口还要浓厚，古往今来，多少悲伤和欢乐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为思念的人，闭上眼睛反复想用尽了一生的时间也想不尽。

一首曲子弹完了但是情却无止尽， 情意胜于一切，古往今来，多少悲欢离合，终了也这只是这样罢了，当你闭上眼睛是想到的又是哪一番景象呢。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子便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姐妹。她们的诗意人生牵动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想象，她们的文集和传记——《最后的闺秀》、《张家旧事》、《合肥四姊妹》都曾畅销一时。

“合肥四姐妹”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
合肥张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门贵族，四姐妹分别嫁给了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希望采纳，谢谢！

张兆和
张充和
张元和
张允和

合肥张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门贵族，四姐妹分别嫁给了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女士凭借其专业背景和渊博学识，讲述了四姐妹的传奇故事和集体记忆。这部家族编年史既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私人生活的真实面目和传统仕宦家庭的起落沉浮，也见证了古老中国在过去百年间的历史和命运。

兆和
四姐妹中的三妹张兆和

，因为嫁给了著名小说家沈从文，在四姐妹中最出名。但兆和却对名声在外似乎很不习惯，常常显得沉默寡言。 兆和年满19岁后，吸引了众多男性的眼光，他们都对她满怀仰慕之情。对此，不止是兆和自己十分意外，就是她的姐姐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家里，从未有人注意到她的姿容丰采。她的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 在兆和的记忆中，自己早年的长相和姐妹们所描绘的差不多。她喜欢在傍晚和爸爸一起出去散步，和姊妹们一起读经书，每天“大字写两张，小字抄一张”。看门的老头从自己的碗里分给她一些糙米饭，她也吃得津津有味。没有人娇宠她，也没有人会为她心痛流泪。母亲很爱她，但是母亲太忙，没有太多时间管她，她会让兆和呆在自己房间里，在盆里放一串糖葫芦给兆和，让她自个儿玩。凶巴巴的家庭教师于先生拿着木尺打她的手心时，她不哭，姐姐允和欺负她的时候，她也不埋怨。她不在意独自解决问题，情愿保持沉默。 即使在调皮捣蛋的时候，兆和也喜欢单独行动，悄悄策划。在家里，她是有名的“小捣蛋”。她用自己的小凳子把一个泥娃娃砸得粉碎，又赤手空拳地将一个布娃娃撕成碎布。最后，父母给她买来一个橡皮娃娃，心想这一次她总破坏不了了，结果兆和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针线盒里找了把剪刀，只一刀就干净利落地剪掉了娃娃的头。 所有这些加起来，造成了兆和有些古怪的性情。兆和内心顽固、喜欢沉思。看起来她很执拗，但是也有慷慨宽容的一面。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希望在学校能表现优秀，干出一番事业。她自觉在家里无足轻重，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但她也不觉得自己受了亏待，从未心怀不满。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沈从文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极大关注，他的文学创作饱受赞誉。1930年的某日，沈从文认识兆和没多久，就忍不住向她倾吐了自己的心声。当时兆和是中国公学的大二学生，她的答复是自己正专注学业，不需要什么男朋友。 连续三年，沈从文不断写信给兆和，他们先是同处于一个城市，他从城市的另一端写给她，然后他到了北京，从那里写给她，随后发信地点又变成了青岛这个“海滨城市”。 1931年6月，沈从文在写给兆和的信中说：“我求你，以后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你莫想，每一次我说到‘我爱你’时你就觉得受窘，你也不用说‘我偏不爱你’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我看你同月亮一样。……是的，我感谢我的幸运，但仍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当他几乎把所有的话都快说完时，兆和来到了这个海滨城市，然后他们结婚了。 兆和婚后的生活说不上快乐或不快乐，她常常失望。但是，她不会因为不能“征服”丈夫而觉得“幻灭”，也没有“对主妇职务的厌倦”。她更不担心“惊讶”的感觉渐渐“被日常生活在腐蚀，越来越少”。兆和关心的是实际问题：诸如丈夫的消费习惯，她怎样才能用那么一点收入度日。正是与沈从文的夫妻生活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而且这种转变来得何等的迅速。 兆和在张家姐妹中最为朴素，她远离那些奢侈浮华的事物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因为她相信简朴是美好的，而自力更生是体贴的行为——因为能够减轻他人的负担。在写给丈夫的家书中，兆和提到：沈从文寄到北平的信都用“快信”未免“可惜”，她说，事实上平信往往比快信到得更早些。 现实生活中，沈从文在某些方面从来赶不上妻子。婚姻使他们双方更加独立，不肯受对方的影响。1937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很多共同的朋友，他们也分享对书籍的兴趣，但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共同点。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月后，沈从文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离开北京，兆和与两个儿子都没有同行。沈从文在北平登上火车时，并不知道终点将在何处，他也不知道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子。 在分离期间，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很多信，沈从文给她的信则少得多。当时兆和27岁，但是已经觉得“什么都无兴味，人老了”。她最担心的还是沈从文，担心他是否会在漫长旅途中受冻挨饿，是否会成为同行者的负担。 结婚以后，沈从文创作了大量作品，他把自己对兆和的认识写入了短篇小说《主妇》里。1936年，他的《湘行散记》出版，该书以两年前他在返乡之旅中写给兆和的信为素材写成，他自己对此书相当满意。在这些信中，沈从文称呼兆和“三三”，因为她是张家的三女儿。他称自己“二哥”，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 兆和很关心沈从文的写作，关注他是否全力以赴，会不会停下手中的笔。“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她告诉他。她觉得机智的“短文”会毁掉作家的天赋才华。她认为这些短文是“琐琐外表的事情”，不希望丈夫把精力用在写作这样的东西上。她对从文说：“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适。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适的花样给Spoil了。” 直到1938年8月，兆和才带着两个儿子龙龙和虎虎，辗转三个多月，抵达昆明和沈从文重聚。1939年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昆明。兆和带着孩子们迁居到郊区小县城呈贡。她决定搬到此处，是因为当地有一所为难童开办的学校，她可以在那里当老师。 此时沈从文有很多不太顺心的事。他在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南联合大学里任教，但是他知道学校里的一些教员因自己只有小学学历而强烈反对他担任这份工作。 在此之外，沈从文还能感受到来自兆和的压力。在一封信中，兆和曾指出沈从文对于语助词“常用错”，然后她就从最近沈从文给她的信中举出一个错误的例子，并给出正确用法的例句。 兆和喜欢编辑丈夫的作品，她承认沈从文很怕她读自己的稿子，因为她“没法子不动手改”。他会说：“你把我的风格搞没了。等你弄完，这些文章就不是沈从文的了！” 沈从文相信女性的眼光和勇敢、正直的品性一样，有着救人的力量。兆和则不敢苟同这种看法。他们的不同源自于不同的信仰。兆和的家庭使她受到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帮助她塑造了对正直操守的坚持和信念。而沈从文的信仰，也许是来自他敏感的心灵，也许是极端的热情和天真，他早年的游历，湘西的风景和刚烈的地方性格。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一看到妻子的目光，他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而兆和觉得，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她也会和他一样感到慌乱不安，而且沈从文也不像他自己想的那样微不足道。 在沈从文眼中，妻子品德高尚，充满生命意志，这已足以造就她的伟大。她所关心的职业和独立，并不会影响到他对她的评价。“主妇”在他的世界中就是皇后和女神，他在她身边总是会有些心绪不宁。 1945年，抗战结束了，沈从文比家人早半年回到北平，北京大学聘请他为中国文学教授。这一时期，沈从文重新开始收藏文物，“这时他家里除漆盒书籍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趁着妻子还没有回来，他买了大量东西。 战争末期，兆和又成了沈从文的“缪思”。在与兆和共同经历战争，生养了两个孩子之后，他文字背后的爱意更多了，而且现在他承认妻子的笑容就是笑容，不是别有含义。他称她为“一种奇迹”，说她在“朴素”的背景下，创造了“光彩鲜丽”的场景。沈从文迫不及待地要重新开始，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那样写作，他感受到了写作的冲动。 但是不可抗拒的力量阻扰了他。1948年3月，在一份刊物中，有两篇批评他的文章非常严厉，一篇称他为“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这些文字想必刺痛了沈从文，他说自己即使“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放下”。 接着，北大的学生开始在校内贴他的大字报。这对沈从文的打击更大，因为其中有些学生是他教过的，而且还相当欣赏他们。秋季开学时，1949年冬，北大取消了沈从文的课程。他的新职务是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这份工作既有用又安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人们终于忘记了沈从文，这也正是他所想要的。 兆和一直鼓励沈从文重新开始写作，他反问道：“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促使我重新拿起已经放下的笔？”沈从文脱离文学世界已经很久了，与之同时，兆和反倒成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当沈从文外出接受再教育或因公出差时，他们通过信件激烈地争论一些文学艺术问题。有好些年，兆和都误解了丈夫辍笔的原因，她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她觉得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他不敢出声。 其实，沈从文并非完全停止写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写了很多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图案、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书。他还发表文章，谈论建筑、装饰艺术和民间艺术，并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当他定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恰当的题材，同时不受到别的拘束时，他就还是跟以往一样写作。但在1949年之后，他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兆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他还是可以向她倾诉一切，不论她是否能够了解，或是否同情。 他们的数次分居，有时也是出于自愿，这并不会太多地影响到他们的婚姻或带给他们过多痛苦。一起吃顿饭、写封信，有的时候会比分享同一空间更让他们亲密。张兆和与沈从文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独立世界中。他们或许会用同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需要，但事实上他们需要的东西却是完全不同的。 1995年，在沈从文过世后七年，兆和整理出版了他们的通信。在《后记》中，她写道：“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充和
充和是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充和
因学识渊博而颇有名望。她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后，于1949年1月移居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口。人们会因艺术、书法及中国戏曲史方面的问题来向她请益；遇到需考释或校正的各类问题，从书画的题跋阅读到版本鉴定，从解释一首古诗中的典故，到辨识十八世纪某件奏折上君王的手迹，大家也都会请她解答。老辈学者们如果经过新英格兰地区，一定会到她的居所稍作停留。充和才思敏捷，学养深厚，且将严谨和灵活集于一身，她谈吐中的机锋和双关语，常能给人很大的乐趣。
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她们承认小妹妹的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歌也更新颖且富于原创性。
充和童年时远离自己的兄弟姐妹，几乎总是独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有几个同伴，这些情形必然会影响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她宁静的气质。
三岁前，她就学会了背唐诗，然后又读了几种启蒙书，为继续攻读“四书”打下基础。七八岁时，充和开始学作对子，然后就学习写诗。充和每天要学习相当长时间，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所有这些让她养成了学者的习气，也让她有时间自在幻想。
考北大前一年的九月，充和就到了北平，参加姐姐兆和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家人和朋友都劝她参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她自己也觉得不妨一试。
充和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准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其中的前两门，从她六岁开始，合肥的家庭老师们就已经为她打好了基础。她在父亲的学校中学了一年英语，然后在上海中学里又学了一年，她觉得这门语言并不难掌握。她就是搞不掂数学。十六岁以前，她从来没接触过数学，突然之间，她就要面对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她看不出学数学意义何在，也不明白该从何入手。
那一年，有数千名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平，争夺全国最好的五所学校那几百个录取名额。考试的当天，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她的数学考了个无可争议的零分，但她的国文却得了个满分，结果考试委员会破格录取了她。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当年只录取了一个女生。
充和在北大这所名校就读的收获，并不如想象中的大，虽然这里不乏名师：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但充和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当时很多学生参加了激进的政治活动，无法静心向学，而充和宁愿将时间花在学习戏曲上。
清华大学就在北大旁边，有位专业昆曲老师每周一次在那里开设非正式的昆曲课，充和与在清华读书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课。
抗战期间，充和与兆和一家住在西南的小镇呈贡，小镇上住着好几位文艺界的杰出人物，但是来访客人更喜欢在充和、兆和的住处逗留。充和会吹笛子，所以弹琵琶、弹古筝的人都喜欢上她那儿去。诗人和书法家们也喜欢聚在充和的房间里，他们喜欢这里的氛围，也喜欢充和的笔、墨和砚台。充和说，即使手头再紧，有些东西她还是很讲究：“我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得是最好的。”
充和跑到大西南来，是因为沈从文帮她在这里找了份工作。沈从文没有进入联大之前，在一个三个人组成的教科书编选委员会里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编选文学部分之后，他推荐了妻妹充和编选其中的散曲章节。教育部给充和下了聘书，充和也接受了。用一般的标准很难衡量充和的学历，她上过北大，但是没有拿到学位：1936年她生了病，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所以她被迫退学。康复后，她在南京《中央日报》当了一段时期的副刊编辑。随后战争开始了。在充和回到苏州直至战争开始前的短暂岁月中，她的才学显然已经有口皆碑了。
充和在教科书编选委员会的工作时间不太长，一年后，教育部就取消了这个项目。充和并没有太失望，当然，她需要工作，因为和姐姐们不同，她是单身，必须自食其力，但她决不愿意仓皇求职或是匆匆嫁人。
很多人在这时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其中一个是卞之琳，他一生都爱恋着充和，这件事尽人皆知。他写了很多信给充和，即使他已经知道充和不会选择他，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后，他仍然坚持写那些信。他还收集充和的诗歌、小说，并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拿到香港出版。
充和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家。方先生也给充和写信，不过用的全是甲骨文，学问大如充和者也没法明白：“他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我相信一定写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
充和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女性的期待。
1940年间，重庆政府又给了她一份工作，这次是为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服务，帮助政府重新订正礼乐。充和的职责是从五世纪的《乐志》中挑选出适合公共大典使用的乐章来，请作曲家配曲。这份工作很对充和的胃口，她过去就很难忍受各种典礼，现在可以对它们加以改良了。
充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选出二十四篇适合的乐章，用最好的书法精心誊写了两份。教育部批准了充和编选的篇目后，充和与同事们立即举办活动，征求当代作曲家来为这篇章谱曲。这一部分的工作又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
充和在这段时间结交的人中，有两个名人：章士钊和沈尹默。文人之间的这种结交固然源于双方共同拥有的文学气质，不过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学识上水平相当，少有分心旁骛之举。当他们苦学有成之后，就连娱乐也成为文人雅趣。
学者兼书法家沈尹默后来成为了充和的老师。充和第一次来访时，沈尹默让她写了几个字，然后他给出了“明人学晋人书”的评语。到今天，充和还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褒是贬。
在沈尹默与充和相识相交的过程中，他写了很多诗给充和，充和也将自己的许多诗给他看，听取他对这些诗作该如何修订的建议。
一开始，沈尹默客气地称呼充和“充和女史”，后来又改口称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响下，充和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扩而大之：早上早起，临帖练字至少三个小时，如果有时间还要练更长时间。直到八十八岁，她依然保持这一习惯。她运笔写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样强壮。
充和在重庆期间，写出了她最好的诗词作品。其中有两首是以桃花鱼为题材的。在充和心目中，桃花鱼有多重意义：它是“凌空”的隐喻，由于它出现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所以它也隐喻着春天；此外，桃花鱼也暗喻着战争期间，许多牺牲在重庆沙洲上的跳伞者。
充和喜欢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和“悬”有关。书法家写字时手腕要轻悬在书桌上方，掌虚指实，运笔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滞。掌握了运笔的缓急轻重，捕捉到“鸾舞”之姿和“龙腾”之态以后，书法家方可以到达“悬”的境界——“心忘于笔，手忘于书”。
但是战争让她忧心忡忡：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看到了朋友、手足的苦难。美学要转换成现实并非易事，有时，一点小事也会让她心情不宁。有一次，章士钊赠她一首诗，将她比作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诗中有两句让她很不开心：“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前辈学者的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的意思，却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她说，文姬是被掳掠到北方，不得不在异乡过着异族的生活，她自己却是因为战争才离开家乡，而且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她也能自食其力，尽自己的所能生活。她的忧伤源于认识到自己离开了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当时她借住在姐姐兆和家中。那年9月，通过姐夫沈从文她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
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1935年他的家庭离开德国，当时他十八岁。他们在英国待了一阵子，然后在美国加州定居。汉思获得了西班牙文学的学位，同时也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他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也是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到中国后几个月，他就认识了沈从文，他常常与沈从文大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那时他的中文已经说得比较流利了。
从中国回到美国后，汉思就攻读中国文学，后来应聘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充和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
一位文化曲人独特的世纪回忆， 穿越抗战与内战的烽火，浸润她六十年来海外移居的生涯，记录众多曲人以曲会友的盛事，荟萃他们丹青墨韵的精华， 这就是曲坛名家、书苑才女张充和珍藏至今的纪念册《曲人鸿爪》（三大集）：第一集存藏抗战前后吴梅、杜岑、路朝銮、龚圣俞、陶光、罗常培、杨荫浏、唐兰等作品；第二集存藏1949年至1966年间，身在美国的李方桂、胡适、吕振原、王季迁、项馨吾及身在台湾的蒋复璁、郑骞、焦承允、汪经昌、夏焕新、毓子山等作品；第三集存藏1966年以后姚莘农、林焘、赵荣琛、余英时、吴晓铃、徐朔方、胡忌、洪惟助、王令闻等作品。
今依据近百岁高龄的张充和本人口述，孙康宜笔录曲人本事，钩沉演艺传承，再现当年沙龙诸多令人神往的情景，并对《曲人鸿爪》各家题词和画幅做出画龙点睛的诠释和导读。此外，附录张家旧影、张充和事略年表及其题字存目。全书文字书画，相得益彰，冀能留住张充和曲人生涯中那些不可磨灭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以及许许多多的谁家庭院。
元和
元和是四姐妹中的老大，比弟妹都成熟些，所以性格也更老成持重。元和的故事，是一个职业昆曲艺人妻子的故事。她的丈夫顾传玠，是个昆曲演员。他在当红

的两年里曾风靡整个上海，无数观众为他疯狂。然而在事业正值高峰之时，他却突然退出舞台，彻底改行。 元和在上海读大学时，常常看顾传玠的舞台演出，她和她的朋友们是他的戏迷。在那个年代，一位名门闺秀和一个戏子之间即使是退出舞台的戏子发生感情是不可理喻之事，因为那时候戏子的社会地位相当低下。所以1939年4月元和与顾传玠的婚事曾令当时社会大为震惊，上海小报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大事渲染。 想必是元和对昆曲和舞台的热爱促使她下决心嫁给这个男人。但除了昆剧，顾传玠和元和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一旦结合，他们的命运就被牢牢地连在了一起。离开舞台后，顾传玠尝试的事情没有一件成功，他先后尝试过股票、烟草采买、调查田地开垦等事；他还卖过中药，开过毛线制品店。尽管元和婚后的日子远逊从前，但她对顾传玠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她从来不在背后说丈夫的坏话，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有什么坏习惯。 元和不太显露强烈的情感，除了丈夫和儿子，她对别人也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抗战八年，元和是姐妹中唯一留在沦陷区的。即便在别人大多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她仍然能保持优雅的仪态。 但元和的婚姻中显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扰，她的遗憾也全与丈夫有关。1966年，顾传玠因患肝病早逝。 丈夫去世后，元和有一次在票友演出中上场出演《长生殿.埋玉》中的唐明皇，戏的结尾是杨玉环下葬，她的身体用锦被包裹，被草草安葬在浅坟中。元和叹道：“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啊！”“玠”的意思就是“玉”，对于元和来说，顾传玠是一块美玉，元和嫁他缘于戏台，最后又葬他于戏台之上。
允和
老二允和虽然身为女性，却有着坦率倔强嫉恶如仇的英雄

情怀。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允和就不喜欢看戏里的爱情故事，她喜欢那些性格鲜明勇敢激烈的英雄，而这些英雄里她最喜欢的是关公。 允和从小“瘦骨嶙峋”，但她依靠自己的大胆弥补了体格方面的缺陷。从小学习昆曲，使她“在几百人面前演出，我不怯场，出了错，也不害怕。”允和擅长在公开场合演讲，在乐益女中，允和又迷上了几何概念和数学推理。她的“手急、眼快”，精力充沛和辩才都有了用武之地。她还在学校接触到哲学、生物、当代政治和体育活动，学习帮助她走出阴霾，最终获得了历史系的学士学位。 允和在姐妹中结婚最早，她嫁给了语言学家周有光，但是战乱却使她尽尝颠沛流离。从1937年秋直到抗战结束，她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1941年5月，一家人逃难住在重庆郊区，女儿突然得了盲肠炎，因找不到医生，周有光又出差在外，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慢慢死去。一年半后，她的儿子又突然被流弹击中，子弹穿过他的腰部，内脏被打出六个洞。此时丈夫又一次奔波在外。允和对婚姻生活的描述是：“大部分危机总是留给女人去处理。”这并非抱怨之辞，只是实话实说。 解放后，允和曾在上海的一所高中当历史教师，她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尽量充实自己。她写的一篇两万多字的如何修改历史教材的长论，被辗转送到了北京，不久，她的一些观点出现在《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里。允和主张在科技与科学史中加入更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在历史教学中纳入文学与哲学的发展状况；允和还呼吁历史教学应该更灵活、更贴切，增加介绍少数民族的内容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读了这篇社论，很欣赏她的观点，于是聘请允和帮助他们编辑中学历史教材。允和面对这份新工作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但是没过多久，允和就决定退休。尽管对教历史和编历史教材颇有兴趣，但她太直率，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过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因此她最终选择了做一名家庭妇女。 从1956年到1964年，允和一直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的联络组长，这个研习所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她和昆曲传习所的张传芳一同整理编写出了六出戏的身段谱，为研习社联络大小事务、安排演出，却从没领过单位的钱，她的工作完全是自愿的，而且和别人一样勤奋。 在经历了坎坷的岁月和人生风暴之后，允和的情感和身体竟然都没有留下什么创伤，一直活到九十多岁，这实在是个奇迹。

傅汉思
张充和，1914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合肥，为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张充和在1949年随丈夫赴美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默默地耕耘了一生，被誉为民国闺秀、“民国最后的才女”。2021年6月18日凌晨，张充和在美国去世，享年102岁。

张家四姐妹元和(前右)、允和(前左)、兆和(后右)、充和(后左)。

河网综合消息民国闺秀、“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合肥四姐妹之四妹张充和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在美国驾鹤仙逝，享年102岁。

张充和祖籍合肥，1914年出生于上海，乃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祖父是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合肥张家乃旧式显族，名声煊赫，鼎盛期堪与根基同在合肥的李鸿章家族并论。

1949年，张充和随丈夫、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赴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

自张爱玲、冰心相继凋零，宋美龄随之辞世以后，人们最常冠于她头上的称谓是——“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她一生低调，为人谦和，淡泊名利。

张充和诗词书画和昆曲样样精通

国学修养深厚，诗词书画和昆曲样样精通

张家是个大家族，有姐妹4人，兄弟6人。父亲张武龄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听从蔡元培的建议先在上海办学，后迁往苏州创建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倡导新式教育。张家四姐妹，大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三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个个样貌秀丽，才华横溢，在彼时文苑称艳一时。叶圣陶曾说：“九如巷的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充和出生11个月就过继给二房奶奶当孙女，养祖母对其言传身教，无限爱宠。张充和自小受到极好的国学蒙养，吴昌硕高足、考古学家朱谟钦是她的塾师。后来张充和以优异的国文成绩考取北京大学，也是由于幼年的启蒙为国文和史地打下了厚实根基。

养祖母辞世后，16岁的张充和回到父亲身边，和姐姐们一同生活。四姐妹都喜吟诗作赋，办起了文学社团“水社”。

1933年，张充和到北京参加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婚礼，随后留京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她的数学成绩是零分，国文却考了满分，因文采优异被北大破格录取。当年的北大有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张充和喜爱昆曲，还常常偷偷跑到清华大学听昆曲课。

由于父亲张武龄是位昆曲迷，常请曲家到家中教女儿们拍曲，四姐妹也成立了幔亭曲社。在姐妹四人里，大姐张元和与四妹张充和在昆曲上用心最深。张元和嫁给了昆曲名角顾传玠。张充和也经常登台唱曲，自娱自乐。随丈夫傅汉思赴美之后，张充和一生在美国为推广昆曲不遗余力。

张充和与丈夫傅汉思

诗人卞之琳痴情追求，最终嫁给德裔汉学家傅汉思

张家四姐妹先天优越，又有婚姻之事作为美谈。大姐张元和大龄下嫁给昆曲名角顾传玠，轰动一时。二姐张允和善诗词格律，与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结为伉俪。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的逸事家喻户晓，后经胡适撮合终成眷属。
才貌双全的张充和追求者甚多。用情最专最深的当数诗人卞之琳。相传那首知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诗人为张充和所作。
卞之琳是沈从文的密友，那时张充和正住在姐夫家里，两人得以相识。卞之琳也和沈从文追求张兆和一样，给张充和写了许多书信，并手抄自己的诗作《装饰集》题献相赠。卞之琳苦恋张充和，几乎成了当时文学圈内公开的秘密。可惜多情却被无情恼，张充和还因为朋友诸般撮合而负气出走。他持之以恒地给她写信，甚至在她出嫁后去了美国，仍孜孜不倦。他苦心收集她的文字，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到香港去出版。他追求她长达十年之久，直到45岁才黯然结婚，而对她的爱恋，持续了大半生。
在张充和的印象里，卞之琳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性格又收敛，又敏感，属于“不能惹，一惹就不得了”的类型。所以她总是不敢“惹”，她从来不敢单独和他出去，连看戏都没有。卞之琳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喜欢性格开朗单纯的人，后来选择的傅汉思就是这种类型。
1947年，张充和在沈从文家里认识了汉学家、北大西语系外籍教授傅汉思。傅汉思出身德国学术世家，精通德、法、英、意多国文字，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到中国学习中文，研究文学历史。这段异国恋有些神秘，据说傅汉思原来叫“傅汉斯”，是陈世骧起的名字。张充和觉得不好，给他改成了“汉朝的汉，思想的思”。充和与傅汉思相识不久便结为秦晋之好，1949年，张充和随夫赴美定居，傅汉思任教于耶鲁大学，讲授中国诗词，张充和也在哈佛、耶鲁等学府执教，教授昆曲和书法。
一位受到传统文化濡染的闺秀，最终却选择了漂流异乡，让人颇感费解。抗日战争时期，张充和随沈从文夫妇避居重庆，章士钊曾赠她一首诗，将她比作东汉末年才女蔡文姬：“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多年以后张充和回忆这首诗，有些自嘲地说：“他说对了，我是嫁了个胡人。”

张充和多才多艺，但她一生低调，为人谦和，淡泊名利。

淡泊名利，自嘲“这辈子就是玩”
张充和一生低调，为人谦和，淡泊名利。出于敬重，大家都唤张充和为“张先生”。自张爱玲、冰心相继凋零，宋美龄随之辞世以后，人们最常冠于她头上的称谓是——“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她一生醉心艺术，但始终保持着老派文人游于艺的态度，书法、诗词都是写了就写了，没想过要结集出版，更没想过要去抢占艺术史上的一席之地。
对张充和的才学，梁实秋说她“多才多艺”；沈尹默说她的书法是“明人学晋人字”；波士顿大学白谦慎教授说：“她的书法，一如其为人与修养，清淡之中，还有一种高雅气质。中国书协原主席欧阳中石认为：“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家，而是一位学者。无论书、画、诗以及昆曲，都是上乘，很难得。她一贯保持原有的风范，格调极高。像昆曲，她唱的都是真正的、没有改动过的。书法上的行书、章草非常精到。”
然而，熟悉张充和先生的人，都知道她的心态好极，一切看淡。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就是玩。”不论是诗词书画还是昆曲，她说只要高兴就行，潇潇洒洒过一生，完了就完了，并不要什么传世。
她很早就开始写作，随写随丢，一生中从未主动出版过任何著作。倒是那位暗恋她的诗人卞之琳一片痴心，私下将她发在报刊上的作品收集起来，拿去香港付印。在耶鲁大学任教时，一名洋学生自费给她印了本诗集，名字很美，叫《桃花鱼》，装帧也很美，收入的诗只不过寥寥十几首。她百岁时，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张充和作品系列，分别是《天涯晚笛》、《曲人鸿爪》和《古色今香》，收录的其实都是些张充和无意中留下的吉光片羽。
张充和本是无意于以著作传世的，做什么都是随兴而至，她曾经说过：“我写字、画画、唱昆曲、作诗、养花种草，都是玩玩，从来不想拿出来给人家展览，给人家看。”旅美作家、耶鲁大学教授苏炜回忆他和洋学生向张充和学书法时，张充和经常用清水在纸上写字教他们。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上写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张充和，也是这样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啊。写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像飞鸟掠过，天空却并没有任何痕迹。张充和自撰的诗中有一句意思和此相仿，足以概括平生：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2003年，张充和的三姐张兆和去世，接着二姐张允和去世，丈夫傅汉思随后去世，最后大姐张元和去世，张充和身边一下走了四个人。如今，随着张充和的逝世，“张氏四姐妹”也成为绝响。
各界评说：
她的经世阅历就是一部生动的民国文学史和生活史
旅美作家、耶鲁大学教授苏炜记录下张充和在晚年的口述故事，成为《天涯晚笛》一书，在得知张充和过世的消息后，他表示“吃惊而沉痛”，他说：“她的经世阅历就是一部生动的民国文学史和生活史，她的学识才华就是一代民国知识分子的写照和缩影。张充和先生的离世，让人在悲痛之外还有种深长的文化惆怅感。稍感安慰的是，得知她是在平静的安睡中离开的”。
苏炜向记者回忆：“张充和先生的丈夫任教于耶鲁的东亚系，张充和就一直以兼职状态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两人在系里一直享有很高的评价，退休后张充和先生与丈夫依然为系里做一些工作，耶鲁的东亚博物馆也一直是他们夫妻的心血所在。张充和先生教授的书法在耶鲁受到许多外国学生的喜欢，昆曲能理解的就较少。”
苏炜说：“张充和老人是在睡眠中离世的，可以说是寿终正寝，走得很安详，没什么痛苦。”他透露，近两年来，张充和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意识也不太清醒了，不太认得人了。“我和好友孙康宜老师通了个电话，很幸运能在老人意识比较清醒那几年，把她的书出版，记录下老人的一些往事。”
张充和的生前好友、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向记者回忆说，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1月初，那时小说家沈从文及夫人张兆和正好自北京来访，张充和与傅汉思始终相陪。一日，孙康宜和普大的蒲安迪教授在饭桌上向张充和提出演唱《金瓶梅》曲子，发现她并没有反对。几个月之后，张充和就在纽约明轩演唱了《金瓶梅》曲子，包括《双令江儿水》、《朝元令》等。2008年10月间，张充和被查出患有癌症。医生发下通知当天，孙康宜正好去拜访了张充和。“她对死生之事看得很淡薄，同时也很勇敢。她一方面告诉我那个坏消息，一方面安慰我：‘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总要有个什么病。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