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世界译文版12月刊《借人以图》的结尾是什么含义

《十五夜望月》这首诗的意思是：
庭院地面雪白树上栖息着鹊鸦，秋露点点无声打湿了院中桂花。
今夜明月当空世间人人都仰望，不知道这秋日情思可落到谁家？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是唐代诗人王建创作的一首以中秋月夜为内容的七绝。
全诗如下：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此诗是诗人在中秋佳节与朋友相聚时所作。诗题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可见是寄友人杜元颖的。原诗诗题下注云：“时会琴客”，说明佳节良友相聚，并非独吟。
作品赏析
诗人写中庭月色，只用“地白”二字，却给人以积水空明、澄静素洁、清冷之感，联想到李白的名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沉浸在清美的意境之中。
“树栖鸦”，应该是听出来的，而不是看到的。因为即使在明月之夜，人们也不大可能看到鸦鹊的栖宿；而鸦鹊在月光树荫中从开始的惊惶喧闹到最后的安定入睡，却完全可能凭听觉感受出来。“树栖鸦”这三个字，朴实、简洁、凝炼，既写了鸦鹊栖树的情状，又烘托了月夜的寂静。
诗人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仰望明月，凝想入神，丝丝寒意，轻轻袭来，不觉浮想联翩：那广寒宫中，清冷的露珠一定也沾湿了桂花树。这样，“冷露无声湿桂花”的意境，就显得更悠远，更耐人寻思。
诗人选取“无声”二字，细致地表现出冷露的轻盈无迹，又渲染了桂花的浸润之久。而且不只是桂花，那树下的玉兔，那挥斧的吴刚，那“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嫦娥，也是如此。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以每两句为一层意思，分别写中秋月色和望月怀人的心情，展现了一幅寂寥、冷清、沉静的中秋之夜的图画。此诗以写景起，以抒情结，想象丰美，韵味无穷。
作者简介
王建，唐代诗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人）。出身寒微。大历（唐代宗年号，公元766—779年）进士。晚年为陕州司马，又从军塞上。擅长乐府诗，与张籍齐名，世称“张王”。其以田家、蚕妇、织女、水夫等为题材的诗篇，对当时社会现实有所反映。所作《宫词》一百首颇有名。有《王司马集》。

《十五夜望月》的诗意是月光洒在院子里，地上雪白，院子里树上栖息着喜鹊，冰冷的露水静静地打湿了桂花的花瓣。 今晚的夜晚，每个人都仰望着这个月亮，不知道这个秋夜令人怀念的思念落在了谁的家里。这首诗以中秋月夜为内容，诗性地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思念。思念亲人孤独寂寞的思想感情。
《十五夜望月》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
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谁家?
　　《十五夜望月》主题：诗人与家人失散，表达了从月宫的难过到入骨的感情。 这首诗的意境很美，诗人用意象的语言、丰富的想象，渲染中秋望月的特定环境气氛，把读者带到月明人遥远、深邃的意境，表达出一种非常委婉动人的情意。
　　观赏：　这首诗有两层含义，分别写着中秋月色和望月令人怀念的心情，表现出一个个的寂寥、寂寥、宁静秋夜的画。 这首诗的意境很美，诗人用意象的语言、丰美的想象，突出中秋望月的特定的环境氛围，将读者带到月明人遥远而深思的境界。 作者最后用委婉的译文语气，把诗人对月亮的深厚感情，蕴藉深深地表达出来。《十五夜望月》这首诗的意思是：

庭院地面雪白树上栖息着鹊鸦，秋露点点无声打湿了院中桂花。

今夜明月当空世间人人都仰望，不知道这秋日情思可落到谁家？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是唐代诗人王建创作的一首以中秋月夜为内容的七绝。

全诗如下：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此诗是诗人在中秋佳节与朋友相聚时所作。诗题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可见是寄友人杜元颖的。原诗诗题下注云：“时会琴客”，说明佳节良友相聚，并非独吟。

作品赏析

诗人写中庭月色，只用“地白”二字，却给人以积水空明、澄静素洁、清冷之感，联想到李白的名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沉浸在清美的意境之中。

“树栖鸦”，应该是听出来的，而不是看到的。因为即使在明月之夜，人们也不大可能看到鸦鹊的栖宿；而鸦鹊在月光树荫中从开始的惊惶喧闹到最后的安定入睡，却完全可能凭听觉感受出来。“树栖鸦”这三个字，朴实、简洁、凝炼，既写了鸦鹊栖树的情状，又烘托了月夜的寂静。

诗人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仰望明月，凝想入神，丝丝寒意，轻轻袭来，不觉浮想联翩：那广寒宫中，清冷的露珠一定也沾湿了桂花树。这样，“冷露无声湿桂花”的意境，就显得更悠远，更耐人寻思。

诗人选取“无声”二字，细致地表现出冷露的轻盈无迹，又渲染了桂花的浸润之久。而且不只是桂花，那树下的玉兔，那挥斧的吴刚，那“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嫦娥，也是如此。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以每两句为一层意思，分别写中秋月色和望月怀人的心情，展现了一幅寂寥、冷清、沉静的中秋之夜的图画。此诗以写景起，以抒情结，想象丰美，韵味无穷。

作者简介

王建，唐代诗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人）。出身寒微。大历（唐代宗年号，公元766—779年）进士。晚年为陕州司马，又从军塞上。擅长乐府诗，与张籍齐名，世称“张王”。其以田家、蚕妇、织女、水夫等为题材的诗篇，对当时社会现实有所反映。所作《宫词》一百首颇有名。有《王司马集》。

“启蒙”之所以需要“勇气－audere”，是因为要使自己的理智－理性“成熟”起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一定的“危险”的。人们是冒着“风险”使自己“成长－成熟”的。一切都在“指导者－监护者”引导之下循规蹈矩，常常是最为安全的，自己独立行事，则要付出代价，要面对客观事实和指导者－监护者的双重“惩罚”。于是常常是只有少数人才有这种勇气去让自己“成熟”起来，而多数人宁愿永远在监护者的“襁褓”之中，享受“恩赐”的安康。

“人”虽生而“自由”，但一旦我们的祖先已经把这种“自由”“托付”出去，我们就得付出相当的代价把这种原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宝赎回来。赎回这份财宝，不仅需要物质的力量——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而且需要精神的力量。人们要有克服“懒惰－怯懦”的勇气。

既然是一种“赎回”，则乃是“监护者”和“被监护者”双方的事情，“监护者”中有那开明的、有见识的，认识到时代的进步，感觉到这种步伐，从而向人民逐步的“发还”原属他们的自有权益的。于是也有那哲学家，向欧洲的君主呼吁“讨回”这种“自由”的，康德以后费希特就曾做过这项工作[6]。君主们之所以允许还“自由”于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开明和见识，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还自由于民乃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没有全体人民的创造性的工作，社会就得不到进一步的前进，也就创造不了更大的物质财富，而这种财富，当然也是君主们所最为喜爱的——这个观念，也是康德这篇短文所已经表达了的。

于是，康德在阐述他的“启蒙”观念时，强调的正是这种“自由”的条件。康德说，“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7]康德许诺，只要允许这种自由，公众的启蒙和成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unausbleiblich）”[8]。

“自由”是康德哲学里最为核心的概念，当然，“自由”这个观念并不始于康德，康德的工作是对于“自由”这个概念做了深入的哲学分析，使其明晰化而进入哲学的基础的层面。

“自由”是“理性”的本质属性，是“理性”的存在方式。

“理性”曾经被理解为与“必然”同一。“理性”是“规则”、“逻辑”、“法律”和“权威”。中世纪为使神学带有更大的“必然性”，为神学问题的理性论证煞废了苦心；而文艺复兴为了冲破神学的权威转而求助于“感性”。然而自从笛卡儿揭示感觉经验之“可疑性”以后，“理性”的问题又从哲学的基础层面凸现出来；然则，此时的“理性”，为与感性的可疑性划清界限，则强调了一种“摆脱”、“解脱”的意义——从“感性经验”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获得“自由”。“理性”与“自由”有了天然的联系。在这种思想下，“必然”、“偶然”、“可能”等等哲学范畴，有了新的理解方式。“自由”不是“放任”和“逍遥”，不是“回归自然”，而是“理性”的“创造性”职能。

在论“启蒙”的文章中，康德进一步区分了“自由”、“理性”的两种运用，一种是“公开的”，一种则是“私人的”。康德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der oeffentliche Gebrauch seiner Vernunft）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der Privatgebrauch）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防碍启蒙的进步。”[9]在这里，所谓“公开的”和“私下（人）的”，康德说明了具体的含义。康德紧接着说：“而我所理解的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als Gelehrter）在全部听众（ganzen Publikum der Leserwelt面前所能作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公职岗位(anvertrauten buergerlichen Posten)或者职务（Amte）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10]

在这里，康德在运用“公开的”和“私人（下）的”这两个词上有自己的用法，因为通常“私人－私下”带有“个人－隐私”的意义，恰恰是与“（社会）公职”相对立的。而康德的这种用法我们只能在哲学的理论上找到根据。康德把经验的社会职务，一概归为“Privat”，它和最为广泛的“普遍性－公众性”也是对立的，这种哲学上的“普遍性－公众性”是“无限”的，是人人得而参与和享受的，而一切社会的“公职－职务”，无论其职权范围有多大，也都是“有限”的。

康德正是在“有限”、“无限”这样一个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和运用“私人－私下”和“公开－公众”这两个词的。

1784年，在康德出版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三年（1781年，第一版）之后，在当时的《柏林月刊》杂志第四卷第12期发表了应征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而在同卷第9期，该杂志已经发表了一位犹太哲学家默西-门德尔松的同类文章《关于“什么叫启蒙（运动）”？》，按后来康德在发表自己文章时加的小注说，他如果当时已读到这篇文章，就会扣发他自己的文章，“现在本文就只在于检验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两个人的思想一致”[1]。

二百年后，我们再来阅读两位先哲为回答同一题目的文章，固然也会像福科（Michel Foucault）那样注意到在当是德国社会背景下，犹太哲学思想，如何融入进德国哲学思想的大趋势之中[2]，但也会感到这两位哲学家在对于“启蒙”成熟性问题的取向上有所不同。

相比之下，门德尔松的文章在行文上似乎比康德的更加清楚明白，这也许是当时月刊编者更加倾向于门德尔松的答卷的原因。

门德尔松的文章一开始就将“启蒙－Aufklaerung”、“文化－Kultur”、“教养－Bildung”作了区分，认为“启蒙”重在“理论”，“文化”重在“实践”，而“教养”是二者的综合。门德尔松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区分，也许真的表明了犹太思想接受从古代希腊哲学到当是德国哲学进一步深化的这个大的哲学背景，康德哲学正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立又结合的哲学思路上的，而自此以后，费希特、谢林直至黑格尔，莫不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框架之中。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康德觉得门德尔松与自己的哲学有相同之处；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在文章的结尾处，门德尔松提出了一个康德“启蒙”文章中未曾涉及的一个方面，而门德尔松明确指出，这种观念乃来自于犹太作家的教导，即，任何高尚事物愈趋完善，腐败后就愈加丑陋[3]，残花丑于朽木，同样为“尸体”，“兽尸”不若“人尸”可恶[4]。这个问题，的确如门德尔松自己说的，需要另作讨论了。

而我们觉得，康德关于“启蒙”的观念，不是孤立地对一个问题的见解，而是和他的整个哲学的观念密切不可分的。一篇很短的论文，紧密地和他的整个“批判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就会显得太精炼，太概括而不容易读懂，这也许就连当时那《柏林月刊》的编者也不能例外。
一、何谓“启蒙”，何谓“成熟”？
因为是问题回答，所以康德论文第一句就是：“启蒙（运动）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那么何谓“不成熟状态”？紧接着第二句话就是：“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5]

“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或运动，它的旗帜上写着“理性”。这是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进入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文艺复兴为人的感性欲求争取合法地位。这同时意味着，中世纪教会也曾以“理性”的名义行使着自己的权威，托马斯 阿奎那的哲学说明了这一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借助路德宗教改革反对外在教条权威的思路，展示了“理性”的新的面貌。“理性”与外在权威的决裂，形成自身的内在权威，亦即，“理性”与“自由”同一。

“自由”乃是“自己”。一切出于“自己”，又回归于“自己”。

“启蒙”精神，乃是“理性”精神，“自己”精神，“自由”精神，乃是“摆脱”“外在”支配，“自己”当家作主的“自主”精神。所谓“外在”，乃是“它者”，包括了“人－他人”和“事－客观世界”对“自己”的支配；“摆脱”一切羁绊，也是“自由”的基本意义。所以康德谈论“启蒙”，强调的是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理性之一种职能，来认知世界，而不是仅仅依靠“他者－他人”的指导。“启蒙”精神是“摆脱－不需要”“他者”指导的独立自主精神。

这样，康德就把自己的“启蒙”观念和传统的“启蒙”口号——“敢于认知－sapere aude”联系起来。“敢于认知”就是敢于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去独立地“认识”事物，而不依赖也不需要那些外在的“监护者－指导者－Vormuender”。康德很生动地揭示那些依靠它者指导过日子的懒汉，既然已有现成的食谱，何必再费自己脑子。所以康德认为，懒惰（Faulheit）和怯懦（Feigheit），乃是“启蒙”、“成熟”之大敌。

“理性”在“自然”的领地，无“自由”可言，它是“必然”的领域，尽管在这个领域，“理性”同样是从自身出发行使“立法”的权力，而并非从外在的感性材料出发制定“知识王国”的“法律－法则”的；这样，在“知识王国”，理性的“自由”是“受到限制”的，是“有限”的，就如同“自由”在“私下－私人”范围内受到限制一样。“自然（物理）知识”和“社会职务”都受到“经验”的限制。

“知识”“止于”“经验”，超出这个范围，理性要“妄想”行使“立法权”，乃是理性的“越位－僭越－僭妄”，而“理性”之“僭越”乃是“理性”“不成熟”的表现。传统形而上学妄图将“神－灵魂不朽－意志自由”诸观念也当作“自然概念”一样，纳入理性的“知识王国”，正是这种“不成熟”的一大例证。揭示此种做法的“不成熟性”，乃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奠基性的工作。

于是，遂有康德那句名言：限制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
三、理性为“自由”立法
“自由”在“自然－知识”领域，没有合法地位，它当然可以“居住”在这个领域，因而理性并不完全排斥去“思想－思维”“自由概念”但是，“自由概念”在“知识领域”却无权像“自然概念”那样起到“立法”作用，因为在“自然－知识”领域，“自由”无法进入时空直观，因而在经验世界，它是“无对象”的，理性无法为它“建构－建立”一个经验的直观对象，因而它的概念，虽然可以被“思想”，但却不可形成一个知识－科学的概念理论体系，而只是一个“观念－理念”，因而对于“思辨理性－理论理性”，“自由”为“不可知”；然而到了“实践”领域，亦即到了“道德王国”，则理性正是通过“自由概念”来为这个王国立法，它拥有合法的“立法权”。

“理性”这样一种“立法”的权力的区分－权限，对于康德的批判哲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道德领域只允许“自由概念”有“立法权”，乃是划清“德性”和“幸福”界限的重要途径，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石：“德性”与“道德律”有关，而“幸福”则与“自然律”有关。

“道德”涉及“实践”和“意志”领域。“实践”是按照“概念”实现“因果”，但有按照“自然概念”实现因果的，也有按照“自由概念”实现因果的，二者有“原则”的区别：前者遵照“自然”的原则，而后者则遵照“自由”的原则，只有按照“自由概念”实现的“因果”，才是“道德实践”的，而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事实上仍然属于“理论”的范围，因为它们遵循的仍是理论知识的原则，按照理性“自然概念”的立法原则行事，而与按照理性以“自由概念”为“道德实践”立法，有原则的不同。

康德对于“自由”观念之深入分析－批判，在欧洲哲学史上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或许我们可以说，康德通过“自由”的“批判”——即，对于“实践理性”的“批判”，把欧洲哲学－形而上学，推向“成熟”，推向“启蒙”。

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不受限制”，“自由”即“无限”。

“无限”的观念，在欧洲哲学史上并不陌生，但却是相当含混的，也是相当抽象的。

具体科学以“有限”为研究“对象”，“哲学”以“无限”为“对象”，这好像是一种天然合理的划分，然而，这种把“有限”－“无限”分割开来的截然区分，使传统形而上学走入了死胡同。按康德的“批判”，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是理性的僭越行为：“哲学”一方面把自己限制于“理论知识”的层面，另一方面，又要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在经验知识领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内容的“无限”观念。这种“无限”观念，实际上是理论－推理上的一个“跳跃”，因而只是“想象”的产物。

“无限”观念必以“自由”为其内容，“无限”即“自由”，而“自由”是“实践”的，不是“理论”的。“实践”的“自由”－“自由”的“实践”乃是“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

“实践”涉及的领域为“意志”，“意志”为“欲求”；有“自然”的“欲求”，也有“自由”的“欲求”。“自然”的“欲求”受“自然律”支配，“自由”的“欲求”受“道德律”支配，前者为“幸福”，后者为“至善”。康德严格划分了这两者的区别，这种区分是“原则性”的，“幸福”遵守“自然律”，“德性”遵守“自由律”。

表面上看，康德把“意志自由－自由意志”的“不受限制－无限”看成“理性”为道德实践的形式的“立法”，毫不涉及经验内容，这一点的确反映他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无限”观念的阴影，因此也常常受到批评；只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他的形式主义道德学和自由论中，仍然包含有趋向于“现实”的精神，他的自由论－道德哲学并不“止于”“形式”，因而他的“无限”概念，也并不是抽象的、无内容的，而是“趋向于”现实的，这里已经孕育着黑格尔后来的“无限－真理”作为一个“过程”的意思在内。

没有内容的“无限”，乃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只是语词概念的延伸，这种意思，正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批评过的“理性”脱离内容要想“扩展”其“知识内容”而实际上不可能有这种内容的“观念”，是“理性”的“僭妄”；只是到了《实践理性批判》，“无限”与“自由”相结合，而此时“自由”乃是“意志”之特性，属于“实践－行动”的领域，也就是说，在实践领域，“理性”本身就有能动－行动的力量，亦即“理性”有能力按照一个“概念”来行动，而不是非理性的机械活动。这种按照“概念”的活动，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按照“自然概念”的，一种则是按照“自由概念”的。“道德”行为既然是按照“自由概念”的行为，则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也就意味着“行为－行动”，而不仅仅是空洞的、软弱的单纯“观念”形态。

“道德”既然是一种行为，而“行为”总是“现实”的，要在经验中显示出来，可以直观的，在康德意义上，它是“现象”的，因而也是“符合”“因果律”的；然而，道德行为又是按照“自由概念”的行为，而所谓“自由”，是“不受限制－无限”的，于是此种行为虽然“符合”“因果律”，而又是“不受”“因果律”“支配”的，“自由”的“行为”，乃是“因果系列”的“断裂”，是古代的“起始者－始基”，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

“自由”不受任何感觉经验的支配，从自身的概念出发，“产生”“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行动”，就已经是一种“创造”。

我们看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竭尽全力揭示“理性”如何通过“时空”先天直观形式和“范畴”的概念形式对于感觉经验材料加以“建构－constitute”，以成为“理论”的“必然知识”。这就是说，“科学知识”由概念体系组成，这些概念有“经验”的，也有“先验－transcendental”的，因而“知识”也有“经验”和“先验”之分，“先验知识”是那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没有这一条，“科学知识”的大厦（王国）将倾颓坍塌，康德认为自己的工作，为挽大厦之将倾，救科学于危亡，使“科学知识”的王国得以“合法”存在。

康德在这项拯救性工作中，完成其“哥白尼式的革命”。

“知识”何以可能的关键在于“主体”与“客体”－“概念”与“对象”何以能够有“一致性”。康德认为，已往哲学知识论的失误在于“主体”围绕着“客体”转，“主体”力求“符合”“客体”，以取得关于“客体”的正确知识－真理。这样的知识论路线，在康德看来，不可能真正得到“主体－客体”、“概念－对象”的“一致性”。如今把这个关系颠倒过来，使“客体”围绕着“主体”转，亦即，“对象”围绕着“概念”转，这样，在“知性概念”的“立法”职能（Vermoegen, faculty）下，二者才能真正一致起来。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纯粹理性批判》里康德的一句名言：经验可能的条件也就是经验对象可能条件。这就是说，在“理性”为“自然”立法的“条件”下，“经验”与“经验对象”原本源于同一的条件。“知性”的“立法”职能，不仅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而且使经验对象成为可能：通过感官提供的杂乱的感觉材料－sense data成为可能的经验对象。

这就意味着，“知性”的立法，为“经验科学知识”提供了合法的“（可知）知识对象”。同时更进一步，既然“知性”的立法作用，根源于理性自己，而非根据外部提供的感觉材料，则只有那些“通（得）过”理性立法的材料，才能合法地成为“理性知识王国”的“合法”“臣民”，那些通不过这些法律的，则被拒绝（拒签）于这个王国国门之外，不得合法地进入该王国的领地－领土。

在这种法律条件下，如有那“不法分子”“偷渡”入境，一经查出，当被驱逐处境，这一检查的职能，当属“批判哲学”；而如有那“越位”的“立法者”，将那些本不是“经验对象”的“份子－观念”“接纳”入境，则是为“理性”之“僭越”，而对此种“僭越”的审查和揭示，亦属“批判哲学”的职权之内。

“理性”在“知识王国”的领地－领土内所能接纳的“臣民”，只是那些能够进入“时空直观”、可以为诸种“范畴”所“建构”的“经验对象”，诸如那些“神”、“不朽”、“无限－经验之大全”等等“超越（经验）”之概念，皆非“知识王国”之合法臣民，这些概念虽是理性的，但在“知识”的领土内并无“立法权”，因而不能“建立”起“经验对象”，则“无权”成为“知识”；于是，在“知识论”领域内－即在知识王国的领土（领地）内，康德宣布它们只是一些“理性”的“观念－理念”，而“不可知”。

我们看到，理性在知识领域，作为“自然的概念”，其“立法权”是受到“限制”的，厘定理性自然概念的职权范围，是“批判哲学”的工作。“批判哲学”为理性自然概念的合法权力辩护，也对理性在自然概念上的非法僭越加以“限制”。

“理性”对自己的“职权”范围有了更加清楚明了的“界限”，“理性”对自身有了更明晰的认识——“理性”“成熟”了，这正是康德“启蒙”的意思。

在“知识”的领域里，“理性－知性”为“自然”立法，把“自然”“建构”成“（可知）知识”的“对象”，这样，“知识”的“领域”，就成为理性自己的“领地－领土”，在这块领土上的“臣民－自然概念”，就拥有合法的权利，“构成”一个和谐的王国，因为“统治者－理性”及其“臣民－（经由时空直观进入范畴之）概念”原是“一体”；而那些未“进入”“时空”的“感觉材料－混沌”和“理性观念－神、不朽”等，或可“居住－滞留”在“知识王国”，但并非“自然概念”，不是该王国的合法臣民，不拥有合法之权利，“理性－统治者”对它们也没有“立法”的权力，虽然它们也会“符合”理性的“规则”，也可以进行合适的“推理”，在形式上“符合”“逻辑”，但是这些“符合”，或者只是经验的“习惯”因而是“偶然”的（休谟），或者是“超越”“时空”，因而是空洞的无内容的“理念”（神学），对于它们，“理性－统治者”只是起到一种“调节－规整－regulativ”作用，而不能将它们“建构－constitute”成一个知识的“对象”。我们看到，康德对于“调节”和“建构”所做的相当难懂的区别，在这个视角下，也许会变得更清楚起来。

两小儿辩日

本文是一篇寓言故事。文章叙述了古时候，两个小孩凭着自己的直觉，一个认为太阳在早晨离人近，一个认为太阳在中午离人近，为此，各持一端，争执不下，就连孔子这样博学的人也不能作出判断。这个故事说明为了认识自然、探求客观真理，要敢于独立思考、大胆质疑；也说明宇宙无限，知识无穷，再博学的人也会有所不知，学习是无止境的。

故事可分三部分理解。先写孔子路遇两小儿辩斗，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两小儿对于太阳在不同时间距离地球远近这一问题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接着写两小儿凭借人们日常生活中可以体会的直觉(视觉、触觉)阐明所持观点，以反驳对方观点。最后写孔子面对两小儿的争辩，无法裁决而引起两小儿的“笑”。全文仅一百来字，却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通过对话描写来表现人物、展开故事情节是其语言表达上的特点，从中表现了两小儿的天真可爱及孔子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选编本文的主要意图，是使学生初步感悟古文的语言特点，同时认识到知识无穷，学无止境。

字、词古今含义不同是学习本文的难点。如，“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中“去”为“距离”之意，与现代常用义不同。另外，“孰”“汝”等在现代汉语中很少出现，诸如此类的字词要让学生理解。

下面的译文仅供参考。

孔子到东方去游学，途中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孔子询问他俩争论的原因。

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距离人近，而正午时距离人远。”另一个小孩却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远，而正午时离人近。

前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大得像车上的篷盖，等到正午时就像个盘盂，这不是远处的小而近处的大吗?”

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等到正午时就热得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这不是近的时候热而远的时候凉吗?”

孔子听了，不能判断谁是谁非。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知道的事情多呢?”

二、学习目标

1.学会本课3个生字，能根据课后注释疏通文意。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并复述故事。

3.理解课文内容，学习古人为认识自然、探求真理而善于动脑、大胆质疑的精神及孔子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体会学无止境的道理。

三、教学建议

1.课前，教师可查阅课文中涉及的科学常识。也可布置学生课前就“太阳与地球的距离一天之中有无变化?为什么早晨太阳看起来大些，中午却看起来小?为什么早晨感觉凉些，中午热些”等问题自己搜集资料。

2.本文虽行文简洁，但古今字义不同仍是学生阅读理解的难点，如在现代文中很少出现的“乎”这一语气词，在文中出现了三次。解决这一难点建议分三步。(1)学生在读通课文后，根据注释初步理解每句话的意思。对于学生不懂的，教师可稍作点拨，使学生能贯通上下文。(2)反复诵读，理解故事的内容。(3)用自己的话讲一讲这个故事。

3.这个故事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教师可组织学生讨论交流一下读了这篇课文想到些什么。要鼓励学生畅所欲言，从多种角度有所感悟。如，两小儿喜欢探索，精神可嘉；两小儿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结果就不一样；孔子能正确对待小儿提出的问题，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

对于文章结尾，孔子“不能决也”，应让学生知道，许多自然现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些普通的科学常识，但在古代由于科技不发达是难以解开的谜，所以孔子“不能决”是可以理解的。可见宇宙之大，知识之广，上下纵横，虽智者也不能事事尽知。孔子没有“强不知以为知”，而是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教学时不要把两小儿笑话孔子作为主旨去理解。

4.初学文言文，反复诵读是最主要的方法。学习本文仍应注重指导朗读。朗读本文可按以下提示读好句中的停顿。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两小儿的语言、对话描写是教师指导学生朗读的重点。

第二自然段，两小儿针对太阳在不同时间与地球距离的远近摆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应该指导学生用肯定的语气读出两小儿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态度。

第三、四自然段两小儿根据各自的感觉、体验提出理由证明自己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观点。两段句式、结构一致，都以反问句式结束，应注意反问句的读法。其中“大如车盖”“如探汤”应重读，“如盘盂”“沧沧凉凉”应轻读，使之读起来有对比的语调，这样才会形成两峰对峙，争辩不下，亟待解决的高潮。

第五自然段两小儿见孔圣人不能裁决，笑曰：“孰为汝多知乎?”也采用反问句式，这里应明确两小儿的笑并无讥讽之意，应指导学生读出活泼、轻松的语调，以表现小儿的天真可爱。

指导学生朗读文言文应注意范读、领读。在学生理解文章内容、能有感情地朗读全文的基础上，再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力争达到当堂背诵。

5.课后扩展。建议安排一次语文实践活动，表演《新编两小儿辩日》。活动前，教师提供活动构想：一现代少年穿越时空来到遥远的古代，遇到两小儿辩日，两小儿请少年裁决。活动中，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创编表演，然后在班上交流。

四、参考资料

1.本文选自《列子·汤问》。《列子》相传为战国时郑国人列御寇(约公元前450—公元前375)所著，其中保存了许多先秦时代优秀的寓言故事、民间故事。

2.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一生言行被他的学生编成《论语》一书，留传于世。

3.有关《两小儿辩日》中的科学知识。

早晨和中午的太阳距离地球的远近是一样的。为什么早晨的太阳看起来较中午时大呢?这是视觉的差误、错觉。同一个物体，放在比它大的物体群中显得小，而放在比它小的物体群中显得大。同样道理，早晨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背衬是树木、房屋及远山和一小角天空，在这样的比较下，此时太阳显得大。而中午太阳高高升起，广阔无垠的天空是背衬，此时太阳就显得小了。其次，同一物体白色的比黑色的显得大些，这种物理现象叫做“光渗作用”。当太阳初升时，背景是黑沉沉的天空，太阳格外明亮；中午时，背景是万里蓝天，太阳与其亮度反差不大，就显得小些。

中午的气温较早晨高，是否此时的太阳较早晨离我们近些呢?也不是。主要原因是早晨太阳斜射大地，中午太阳直射大地。在相同的时间、相等的面积里，直射比斜射热量高。同时，在夜里，太阳照射到地面上的热度消散了，所以早上感到凉快；中午，太阳的热度照射到地面上，所以感到热。温度的凉与热，并不能说明太阳距离地面的远与近

学弈
弈秋（2），通国（3）之（4）善弈者也。使（6）弈秋诲（7）二人弈，其（8）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9）；一人虽（10）听之（11），一心以为有鸿鹄（12）将至，思援（13）弓缴（14）而射之。虽与之（15）俱（16）学，弗若（17）之矣。为（18）是其（20）智弗若与（20）？曰（22）：非（23）然（24）也。

（1）弈：下棋。

（2）弈秋：秋，人名，因他善于下棋，所以称为弈秋。

（3）通国：全国。

（4）之：的。

（5）善：善于，擅长。

（6）使：让。

（7）诲：教导。

（8）其：其中。

（9）惟弈秋之为听：只听弈秋的教导。

（10）虽：虽然。

（11）之：指弈秋的教导。

（12）鸿鹄：天鹅。

（13）援：引，拉。

（14）缴：本课指有丝绳的箭。

（15）之：他，指前一个人。

（16）俱：一起。

（17）弗若：不如。

（18）矣：了。

（19）为：谓，说。

（20）其：他，指后一个人。

（21）与：吗。

（22）曰：说。

（23）非：不是。

（24）然：这样。

《学弈》参考译文：

弈秋是全国最会下棋的人。让弈秋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教导；而另一个人虽然在听着，可是他心里总以为有天鹅要飞过来，想拿弓箭去射它。这样，虽然他同前一个人一起学习，却学得不如前一个。能说这是他的聪明才智不如前一个人吗？我说：不是这样的。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译文
孔子到东方去游学，途中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孔子询问他俩争论的原因。

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距离人近，而正午时距离人远。”另一个小孩却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远，而正午时离人近。

前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大得像车上的篷盖，等到正午时就像个盘盂，这不是远处的小而近处的大吗?”

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等到正午时就热得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这不是近的时候热而远的时候凉吗?”

孔子听了，不能判断谁是谁非。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知道的事情多呢?”

学弈
弈秋（2），通国（3）之（4）善弈者也。使（6）弈秋诲（7）二人弈，其（8）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9）；一人虽（10）听之（11），一心以为有鸿鹄（12）将至，思援（13）弓缴（14）而射之。虽与之（15）俱（16）学，弗若（17）之矣。为（18）是其（20）智弗若与（20）？曰（22）：非（23）然（24）也。

（1）弈：下棋。

（2）弈秋：秋，人名，因他善于下棋，所以称为弈秋。

（3）通国：全国。

（4）之：的。

（5）善：善于，擅长。

（6）使：让。

（7）诲：教导。

（8）其：其中。

（9）惟弈秋之为听：只听弈秋的教导。

（10）虽：虽然。

（11）之：指弈秋的教导。

（12）鸿鹄：天鹅。

（13）援：引，拉。

（14）缴：本课指有丝绳的箭。

（15）之：他，指前一个人。

（16）俱：一起。

（17）弗若：不如。

（18）矣：了。

（19）为：谓，说。

（20）其：他，指后一个人。

（21）与：吗。

（22）曰：说。

（23）非：不是。

（24）然：这样。

《学弈》参考译文：

弈秋是全国最会下棋的人。让弈秋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教导；而另一个人虽然在听着，可是他心里总以为有天鹅要飞过来，想拿弓箭去射它。这样，虽然他同前一个人一起学习，却学得不如前一个。能说这是他的聪明才智不如前一个人吗？我说：不是这样的。

弈秋是全国最会下棋的人。让弈秋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教导；而另一个人虽然在听着，可是他心里总以为有天鹅要飞过来，想拿弓箭去射它。这样，虽然他同前一个人一起学习，却学得不如前一个。能说这是他的聪明才智不如前一个人吗？我说：不是这样的。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912年被译入中国①，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长期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②；但是关于都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永远是普法战争，是《最后一课》。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后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经验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土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受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陌生，只有《最后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们自己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兴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中所牵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

本文从《最后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经验和民族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④。此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以《最后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与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样在上海，创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以娱乐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女士”译的《最后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天所见最早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季报》不同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后一课》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译”的《最后一课》⑤，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个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现，都从不同层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

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准确无误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选用开启了本土经验、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造。《最后一课》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鲜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学童对自己“最后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一读者胡适，放弃了直接将其译为《最后一课》这样合情而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本质直接推向前台，“割地”一语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国土沦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承载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刻骨铭心地日夜感受着亡国焦虑的经验促使他做出了对这一词语的选择。在为译本写的短序中，胡适看似随意地交代了译名的变化，字里行间也清晰地透露了译者对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点:

著者都德生于公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公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鲁士国开衅，法国大败，普国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围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后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⑥。

下笔所及，处处以法国反观“吾国”，涉及赔款，则折以“华银”，比照“庚子”。对于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可以说是驱之不散的梦魇，是“亡国”命运的压迫，而译者本人正是在这压迫的痛苦中发现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这一词语交织着接受者情感历史与现实的积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脱口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集体意识借青年胡适之手的“自由写作”。

当时的胡适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在美国已经两年。这种经历和处境是他作为《最后一课》译者的独特资源。尽管被美国“泱泱大国之风”浸漫，并已渐生第二故乡的感情，故国之忧未能稍减。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可见其“远人焦思”随国内风雨而动。在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多汇报异国见闻，记述友人仁善，学业长进，尽管也难掩对故乡局势的关切，对家境窘迫的担忧；而在对同辈朋友的书信中，在日记里，“亡国”之威胁与贫穷之压力是当时并悬于头上的双剑，尤其是侧身于优游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感受的贫穷，更加剧着对弱国、对亡国的体味。可以说，作为译者的青年胡适，是在某种极其个人化的背景中，独特地经验着亡国的惨剧和弱国的悲哀。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他或许应是幸运的，庚款留学，脱离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职谋生的苦境，来到“风俗极佳”、“无不有泱泱大国之风”⑦的美国。但是，这一幸运却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国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学本身正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他的“幸运”又正是家国不幸的镜子。因此，他的留学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温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国人更痛切地体认割地赔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而这压迫使他反省，分别写于1913年和1914年的《赔款小史》和《非留学篇》，见证了他对自身处境与家国命运的独特敏感。所以当他被都德的小说所感动时，他顺从自己的情感波澜，在翻译活动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历的经验，并借移译都德之作一浇心中块垒。

《割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报纸，而报纸作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直接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敏感。胡适留学在美，长期处于“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报纸是他借以关注故国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译《最后一课》前后，1911年3月24日日记:“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⑨。在1912年11月14日，则有“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⑩等语，真实记录了青年胡适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则成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后一课》的精神土壤。

胡适与《大共和日报》的联系，在于他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叶德贞，当时叶在这家创办于1912年初的报纸工作。在胡适的日记中，1911-1912年间曾频频出现与“德征”书信交往的记载。如:1912年9月28日，译《割地》期间(据日记载，9月26始，至9月29日译毕)，“夜作长书寄德征” ，9月29日“夜译《割地》成，寄德征，令载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见“得德征寄报甚多，一一读之。 ”可见，此时德征和报纸更直接联系起了在异乡的胡适与祖国。而故国的报纸对游子来说总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为它常常传递着“国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剧着远游者的焦思。查阅仅见的《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割地》题名与连日各版面警报般的标题相互呼应，彼此和谐，感染着那个时代知识者层体认亡国在即的高度紧张:10月27日社论《呜呼蒙古，竟为朝鲜继也》，10月28日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10月29日《呜呼蒙古，呜呼青岛》——来自故国的消息声声入耳皆为泪，成为亡国危机下译者胡适以中国悲怀演绎异国之《最后一课》的基本语境。

同样浸润着故国焦虑、伴随译文发表的周边文本——译者的前言后记，更直接地体现了其作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指向:借“他者”之历史，写“自我”之现实。在前引译序中，他以法国命运对中国的比附，不仅使译文的读者更贴近都德，也使中国人遭遇的割地赔款的历史直接介入对外来文本的解读。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译者识”表现了青年胡适对都德短篇小说艺术的欣赏，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作品艺术地表现的“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痛”，并呼吁“读者勿轻易放过” 。胡适的译文为白话，简洁朴素，尽管有细节的删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传递的深挚的伤痛以其朴素平实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在胡适译本对细节的删略中，有一点比较突出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更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人名的尽量简化: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现，而译本从未出现。这一改变削减了由于陌生的名字带来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读者与异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呼应。尽管也要看到，在胡适译本以后的广泛传播中，译文载体——白话的崛起和译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译本本身及其产生之初的基本语境已然奠定了这一作品的总体接受指向，并给后世以深刻影响。

当胡适译本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时，处于欧战背景下的中国进一步从历史在现实的延续中再度选择了都德。如果说《留美学生季报》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涉及最为敏感的精英的社会阶层，那么，同期出现在通俗文艺期刊《礼拜六》的另一个译本则可能从不同层次揭示《最后一课》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础。

《礼拜六》是创办于1914年6月的小说周刊。在编者为其发刊写的“赘言”里有编辑者钝根的著名言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仅解释了该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张起了健康休闲的旗帜。而在该刊创办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说”，《赌》的“著者曰”中说:“时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说，然小说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国民之迷梦 ”。在他的寓言中，子孙众多、曾广有财富的“华老头”家成了赌场，被来自“西村”的赌徒“英”“法”“德”“俄”“管领”，而又有阴险的紧邻“东方”的欺凌觊觎……

都德《最后一课》的又一译本，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就刊出于同时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后，关于战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现于《礼拜六》，如《血性男儿》、《爱国少年传》、《裸英雄》等等，小说实已成为“惊起迷梦”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万虑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应马二先生的感慨，说，“时局如此，吾人非特无暇做小说，且亦不忍作小说，……呜呼，强邻狼突，或战衅将开” 。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剑侠”的短篇小说《弱国余生记》则全然没有一般小说的艺术架构，只是用几百字，叙写了一个青岛少年在日德交战中家破人亡的惨剧。作者在后记中说，“此次日军德军战于青岛，我国人民被害者甚众，特识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 。编者钝根也特别为此篇加了“按语”，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时代印记:“剑侠此作投到时，日军初下青岛，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条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国之势。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何暇悲少年哉!”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使都德《最后一课》进一步参与了被时局激起的救亡合唱。这一文言译本本身也许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如同胡适译本的反响，而且如同许多当时的译文，它在刊出时甚至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国接受进程中，结合此时的《礼拜六》对民情民心的真实记录，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后一课》与本土语境的深刻和谐，体现了都德这篇小说中国接受与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导健康消闲为已任的《礼拜六》，与远在异国的留学生胡适一起，在国事危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报国”，并在唤起迷梦的努力中，使来自异域的声音汇入本土文化的激流，获得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

与《礼拜六》休闲不得继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杂志》的主办者是忠实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在国事艰危中更痛切关注外侮之下民族内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贫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育疗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译的《最后一课》在该刊是以“教育小说”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译文基本上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 ，而发表时间仅在《大共和日报》刊出《割地》几个月内。这一速度与频率，再次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读者与青年胡适敏感共通的例证，也在《最后一课》的中国接受史上留下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一页。

纵观以上所见，《最后一课》入华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而后，当胡适译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它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今日所见最早收入胡适《最后一课》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在半年内出了四版；而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编的《国语教科书》在七年中印行曾高达112版，传播及影响甚远。在1932年，当出版这两种教材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几个月内，它就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这篇小说的“国难版”教材的战火经历具有象征意义，它所掀开的将是《最后一课》中国接受新的一页:抗日战争的血与火将使它最终定型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代码，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参考书目《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亚东图书馆1919年。《胡适年谱》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适传》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杂志》(第2-3年)湖南教育杂志社1913-1914年。《礼拜六》(百期汇订)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21年。《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四年春季号)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5年。《白话文范》洪北平等，商务印书馆1920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圣陶等，商务印书馆1923-1932年。《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适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苏华，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科书百年回眸》温立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

①关于《最后一课》最早的译入时间，近年研究界有一说为陈匪石译，刊于1903年《湖南教育杂志》，此说的缘起大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施蛰存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错误信息造成的。事实上，1903年并无《湖南教育杂志》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现在掌握的情况，1912年胡适译本为首译。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汉译的粗略统计数字为15篇(部)，其中《最后一课》重译或改写共计5次，其他几种译文分别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载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梁荫曾《最后一课》，载《工读杂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澜(末次之课程)，载《南开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转引自[法]让一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艺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206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见于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报》第10页的仅是《割地》的后半部分。当时该报版面为“四大张”八页，而11月5日则多了一张，可能此前还有一次这样的临时“附张”，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笔者查阅的北图《大人和日报》中未见留存。
⑤《湖南教育杂志》创办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后一课》，译者署名“匪石”。《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在收录该译文时变动了署名，并把出版年误为1903年，致使不准确的信息流传。
⑥胡适《割地》译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报》本尚未见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
⑦1910年致同学胡绍庭等，见《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6页。本小节未加注之片断引语皆出自胡适书信及日记。
⑧1913年致母亲，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第9页。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记，同上，第70、53、54、57页。胡适《割地》“译者识”，见《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引自《礼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适删去的原文内容均未出现于“匪石”译，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与胡适略同

阿尔丰斯·都德
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Daudet,1840－1897），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
他出身于法国南方尼姆城一个破落的丝绸商人家庭，迫于穷困，十五岁起在小学里担任监学(类似自修课辅导员)，独自谋生。
1857年他17岁时带着诗作《女恋人》（1858）到巴黎，开始文艺创作，1866年散文和故事集《磨坊书简》的出版给他带来小说家的声誉。
这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作者以故乡普罗旺斯的人情风物、传说掌故为题材，用充满诗意的笔调，抒发深厚的乡土感情。其中有几篇是美丽的童话，例如《塞甘先生的山羊》，叙述塞甘先生的一头温和而漂亮的小山羊,酷爱自由,不满足于后园的青草，偷逃到附近小山上漫游,勇敢地和狼搏斗,直到精疲力竭被狼吞噬。
《高尼叶师傅的秘密》描述塔拉斯孔城开设面粉工厂后使当地磨坊的风车都停顿下来，但高尼叶师傅磨坊的风车却照旧运转不休，原来他用生石灰冒充麦子磨成粉。他的苦心却博得了居民的同情。
《磨坊书简》发表两年后，都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东西》（1868）出版。
《小东西》半自传式地记叙了作者青少年时期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的经历，以俏皮和幽默的笔调描绘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这部小说是都德的代表作，它集中表现了作者的艺术风格，不带恶意的讽刺和含蓄的感伤，也就是所谓含泪的微笑。因此，都德有法国的狄更斯之称。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征入伍。战争生活给他提供了新的创作题材。后来曾以战争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不少爱国主义的短篇。1873年他发表了著名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其中大多是是以这次战争为背景的。其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更由于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而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杰作。
《最后一课》描写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一所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通过一个童稚无知的小学生的自叙，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痛苦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作品题材虽小，但精心剪裁，记叙详略得当，主题开掘得很深。小弗郎士的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腻动人。教师韩麦尔先生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
《最后一课》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常被选为中、小学生的语文教材,中国也有译文。小说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现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都德的短篇具有委婉、曲折、富于暗示性的独特风格。1878年、1896年又先后发表了《故事选》与《冬天故事》。
普法战争以后是都德长篇小说的多产时期，共创作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讽刺资产阶级庸人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揭露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腐朽的《小弟罗蒙与长兄黎斯雷》(1874)，以及刻划巧于钻营的资产阶级政客形象的《努马•卢梅斯当》(1881)、《萨福》(1884)、《不朽者》(1888)等。
都德在《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中塑造了一个自吹自擂的庸人的典型形象，小说以漫画的手法讽刺资产阶级中某些人虚张声势的英雄主义。
《雅克》叙述一个贫苦男孩的生活经历和奋斗过程，与《小东西》类似。
在《富豪》中，作者写一个暴发户到巴黎后遭到破产以至身亡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勾画了第二帝国时期丑恶的的社会风尚。
《努马•卢梅斯当》写的是一个善于钻营的政客如何爬到部长的高位，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形象。
《不朽者》主要是讽刺最高科学机构法兰西学院，书中的主人公只是一个平庸的学究，他毕生努力奋斗，终于混进了法兰西学院，成了被称为不朽者的院士，但他的论著却被发现是假科学。
《萨福》写一个浪漫女子萨福的庸俗的爱情故事，曾受到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拉法法格的批判。都德是位多产作家，除著有大量小说外，1888年还发表了《一个作家的回忆》和《巴黎的三十年》两部回忆录。他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1872)曾由法国音乐家谱成歌剧。
他一生共写了十三部长篇、一个剧本和四个短篇集。长篇中较著名的除《小东西》外,还有讽刺资产阶级庸人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和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小弟弗罗蒙与长见黎斯雷》（1874）。都德赞同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论，但并不是无动于衷地描写现实。
他的近百篇短篇小说，每篇一般两三千字，文笔简洁生动，题材丰富多彩，构思新颖巧妙，风格素雅清淡。
都德在文学理论上，对左拉的许多自然主义的创作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他在创作实践中，却并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纯客观地记录人类的活动和无动于衷地描写社会现实。正像他在《小东西》里所说的那样，我的故事只是借用拉•封丹的寓言，再把我自己的经历加进去罢了。都德的作品都加进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欢乐、忧郁、愤怒和眼泪。他对当时法国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世态人情，作了幽默的嘲讽和温和的批判，作品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
他的创作倾向，总的说来，是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不过他的社会视野不够宽广，批判不够深刻，揭露的锋芒往往限于社会世态和人情习俗，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到不幸的普通人的同情则又近乎悲天悯人。他往往以自己熟悉的小人物为描写对象，以亲切的略带幽默的眼光观察他们。他的观察细致入微，善于从生活中挖掘某些有独特意味的东西，又以平易自然的风格加以表现，并把自己的感情深深注入字里行间。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带有一种柔和的诗意和动人的魅力。
关于《磨坊文札》
成名后的都德，在普罗旺斯乡间购买了一座山上的旧磨坊，告别喧嚣的巴黎，隐居在此，写作了他著名的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

有趣的是，都德这本集子的《前言》竟然是那座磨坊买卖交易过程的记录，颇具历史现场感：

……当地业主，在他本人作出了法律保证与经济担保的条件下，明确宣称并无任何债务、特殊权益以及抵押的情况，当众出售并转让下述产业，给当事的承受方阿尔封斯·都德先生，诗人家住巴黎，此产业为一座风力磨面粉的磨坊，地处罗纳河山谷……一个杉树成群、橡树四季常青的小山冈之上；该磨坊业已荒置二十多年，不能再用来磨粉，现已布满了野葡萄藤、苔藓、迷迭香以及一直爬上了风翼的其他攀升植物。

尽管该产业的状况如上所述，且其大转轮已经破损，平台的裂缝中已长满了青草，但都德先生声称，此磨坊正合他意，他可以以此作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地方，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对卖方无任何要求，不言而喻，修缮概由他本人自行解决。

此次交易由当事双方商定价格，诗人都德先生已经用通行的货币，将售款如数交付事务所……交易过程有公证人当场目睹……各有关人士签字……

交易签约在邦佩里古斯特事务所举行，奥诺哈主持其事，在场的有吹短笛的老艺人法郎赛·玛玛依，有人称基克的持十字架的白衣修士路易塞……

这是我迄今见过的最别致的《前言》！这个《前言》引发了我无限遐想……我对都德先生的写作甚至写作状态产生了极大兴趣。

都德先生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在接下来的一篇《安居》中，都德先生迫不及待地向读者描绘他的磨坊新居：

一大群兔子……足足有二十来只，在平台上围坐成一圈，正靠月光暖和暖和它们的小爪子呢……我刚把天窗打开半扇，呼噜一声，这支露营部队就东逃西散了，一个个露着白色的臀部，高高地翘着尾巴，溜进了矮树丛中。我却巴不得它们再回到磨坊里来。

都德先生的“房客”，还有一只“阴阳怪气”的猫头鹰，据说是个“喜欢沉思冥想的家伙”，倒是与都德先生相安无事。他接着描写磨坊的白天：

房门大开，阳光灿烂。

一片郁郁葱葱、翠色悦目的松树林，从我的磨坊前一直伸展到山坡下。天际，阿尔比尔山峻峭的顶脊清晰可见……万籁俱寂……只是在远处，偶尔传来一声笛音，薰衣草丛中一声鸟叫，大路上骡子的一声铃铛声。如此优美的普罗旺斯景色……

然后，都德先生不无得意地对他的读者或者友人写道：

现在，您要我怎么来对您那个嘈杂而昏暗的巴黎表示惋惜痛心呢？我住在这个磨坊里是何等的舒适自在啊！这是我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一个角落，一个充满芳香、煦和温暖的小天地，它远离报刊媒体、车马喧嚣与乌烟瘴气！……在我身边，有这么多美妙的东西！在这里才安居八天，我脑子里就已经联想翩翩，思如潮涌……您看，就在稍前的昨天傍晚，我亲眼看到羊群回到山脚下农庄时的情景，我向您发誓，我是绝不会用这幅景色来换取您这个星期之内在巴黎所观看的那些首场演出的。

就是这样一位归居田园、满心甜润的都德，他写下的又怎能不是一个个好的故事。

《繁星》，写一个牧童爱慕田庄主人的女儿斯苔法奈特，但他只能怀着这没有希望的恋情孤独地待在放牧的高山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斯苔法奈特来到高山上为他送粮食，突遇山洪爆发而不得不在高山牧场上过夜；牧童怀着纯净的柔情，自持操守，与自己心目中的仙女度过了一个星光灿烂、充满诗意的夜晚。

《高尼勒师傅的秘密》，是在高尼勒师傅的风力磨坊即将被蒸汽磨坊取代的历史变迁中，在一种哀而不伤的基调上，突出描写了普罗旺斯人淳朴友爱的乡风人情——村人知道了高尼勒师傅风车空转的秘密，重又回到高尼勒师傅的磨坊磨麦子，直到高尼勒师傅死去。

读着《磨坊文札》会有种感觉，就是：其中每一篇小说都染上了都德先生沉醉田园的微醺的酒意，读者也随着都德先生坠入甜蜜梦乡，那里处处呈现着童话的纯净和牧歌的天真……

即使是像《波凯尔的驿车》那样写老实的磨刀匠娶了漂亮放荡的女人而被人嘲笑的故事，那人性的缺陷与弱点也透出质朴与淳厚；即使是写《三遍小弥撒》那样讽刺宗教善男信女的篇什，妙趣横生中也蕴藉着温情。而像《赛甘先生的山羊》那样一篇探讨自由、冒险与生命代价的付出的寓言，都德也能将严峻深刻的主题写得清新有趣、天真烂漫、精致隽永。

可以说，《磨坊文札》是都德归居田园的怀乡之作，他的温柔的目光遍抚普罗旺斯的山冈、草木、牛羊，他的精致的文笔写出了此地的人情、人性、风俗，一个从没到过普罗旺斯的人，读了此书，都会有恍如置身其中的感受，都要陶醉在那美好的乡间。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田园牧歌般的《磨坊文札》又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这印象是在与法国另一位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相比较得来的：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们、《项链》那样的环境，都是赤裸裸的一派世俗(或曰现实)景象，可没有都德式温情脉脉的面纱笼罩。这里且不论优劣短长，只是说，都德短篇小说有他独特的气质，他笔下的世界是一个被作家的柔情蜜意过滤了的世界，恬静、清朗、精致，就连苦难也是安稳的，丝毫没有峥嵘、乖戾之气。

不知道都德的磨坊生涯是否结束于普法战争，抑或在其后才开始？若在战前，那就更可理解都德的《最后一课》何以如此沉郁悲怆；若在战后，那是对作家心灵的最大安慰。

本书的翻译者柳鸣九先生，是中国法语界的权威，他的著述与翻译以及主持的大项目可以列出长长一串。而翻译《磨坊文札》，即有他青年时代的系念，又因不急不缓、徐徐译来，他颇为谦虚地说：自己觉得倒也译出了一点原汁原味。

但我特别注意到的却是，柳鸣九先生在译后记中所表达的对于都德的田园的向往。谁不向往呢？阳光下，那像一只大蝴蝶停在绿油油的小山冈上的都德先生的磨坊……

都德
都德 1840年5月13日，法国小说家阿尔封斯·都德出生于尼姆城一个破落商人家庭。

17岁时，都德带着诗作《女恋人》来到巴黎，9年后以发表散文和故事集《磨坊书简》一举成名。这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作者以故乡普罗旺斯的人情风物、传说掌故为题材，用充满诗意的笔调，抒发深厚的乡土感情。

1968年，都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东西》出版。这是一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以轻淡的风格叙述了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这部小说是都德的代表作，集中表现了作者不带恶意的讽刺和含蓄的感伤，也就是所谓“含泪的微笑”。都德因而有了“法国的狄更斯”的誉称。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征入伍。战争生活给他提供了新的创作题材。1873年他发表了著名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其中大多是反映普法战争时期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普法战争以后，都德创作了长篇小说《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1872～1890）、《小弟弗罗蒙与长兄黎斯雷》(1874)、《雅克》(1876)、《富豪》(1877)，《努马·卢梅斯当》(1881)、《萨福》(1884)、《不朽者》(1888)等。此外，他还在1888年发表了《一个作家的回忆》和《巴黎的三十年》两部回忆录。

1897年，都德病逝。

都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巴黎公社革命后，进一步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同时又感到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的严重威胁，因而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呈现出深刻的矛盾性。左拉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后，创作出了包括20部长篇小说的作品集《卢贡—马卡尔家庭》。该作品从各个侧面反映法国第二帝国时期亦即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生活，其中一些作品，如《小酒店》、《萌芽》等在反映工人生活方面弥补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不足，在艺术性上亦达到相当的水准，堪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作品。左拉是自然主义理论家，其《卢贡—马卡尔家庭》难以避免地染带着自然主义理论的某些印痕。但总的说来，左拉仍不失为19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位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一生创作了13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等。其作品反映了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社会生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象，对普通人民表示深切同情。自传性长篇小说《小东西》是他的代表作。该作品描写外省某贫困青年爱洒特，虽极富文学才干，但处处遭到冷遇。社会堵塞了他的创作道路，最后他不得不放弃创作而去经商。小说表现了一个孤苦无靠的青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的孤独感，烘托出那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柏林之围》是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脍炙人口的名篇，富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涵与卓越的艺术技巧，享有极高的世界声誉。总的说来，都德属于一位文笔精练、富有敏锐洞察力的作家，善于运用不显露的嘲讽和轻松的幽默，以简洁的笔触描绘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事件。

都德(1840—1897)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出身法国南方一个破落的丝绸商人家庭，迫于穷困，十五岁起就独自谋生。先在一所小学校里担任学生自修辅导员。后来到巴黎，从事文艺创作，过着清苦的青年文人生活。186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才引起人们注意。1868年，长篇小说《小东西》出版，获得巨大成功，都德因此赢得了著名小说家的声誉。《磨坊文札》以都德故乡普罗旺斯的日常生活为题材，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小人物的苦恼和不幸，抒发作者对家乡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的怀恋之情。《小东西》半自传式地记叙了作者青少年时期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的经历，以俏皮和幽默的笔调描绘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征入伍。1873年，他发表的又一著名短篇小说集《月曜故事集》，就是以这次战争为背景的。其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更由于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而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杰作。《最后一课》描写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一所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通过一个童稚无知的小学生的自叙，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痛苦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作品题材虽小，但精心剪裁，记叙详略得当，主题开掘得很深。小弗郎士的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腻动人。教师韩麦尔先生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
都德一生写过近百篇短篇小说。每篇一般两三千字，文笔简洁生动，题材丰富多彩，构思新颖巧妙，风格素雅清淡。
普法战争以后是都德长篇小说的多产时期，共创作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讽刺资产阶级庸人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揭露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腐朽的《小弟罗蒙与长兄黎斯雷》(1874)，以及刻划巧于钻营的资产阶级政客形象的《努马.卢梅斯当1881)等。
都德在文学理论上，对左拉的许多自然主义的创作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他在创作实践中，却并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纯客观地记录人类的活动和无动于衷地描写社会现实。正像他在《小东西》里所说的那样，“我的故事只是借用拉.封丹的寓言，再把我自己的经历加进去罢了。”都德的作品都“加进”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欢乐、忧郁、愤怒和眼泪。他对当时法国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世态人情，作了幽默的嘲讽和温和的批判，作品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
《磨坊书简》是一本优美的小书。远离巴黎的喧闹浮华，在美丽的普罗斯旺乡间，作者用谦卑而静默的心灵感受着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纯朴、美丽、贫困、忧伤……。下面是《磨坊书简》中的部分摘要：

“在我们的四周，群星依然静静地运行着，驯服得宛如一个庞大的羊群；
此刻我不禁想象着群星中的一颗星星，它是最美丽的，是最明亮的，只因迷失了路，来到这儿枕着我的肩膀睡熟了……

每当西北风或北风刮得不太厉害的时候，我就置身于几乎与海水相平
的两堆岩石之间，与海鸥、河鸟、海燕为伍。在那里，我几乎整天都沉溺在一种因凝望大海而产生的麻木和妙不可言的沉默状态中。你是否理解这种神秘的灵魂的陶醉？一个人无须思考，也无须幻想。你的整个心灵都同你分离了，它在飞翔，它在扩散。仿佛就是潜水的海鸥，是阳光下荡漾于两堆巨浪之间的泡沫，是渐渐远去的巨轮上的一缕白烟，是挂着红色风帆的采集珊瑚的小船，是一粒水珠，是一抹烟雾，万物俱在，唯独没有自己……”

都德（1840～1897）
Daudet，Alphonse
法国作家。1840年5月13日生于普罗旺斯，1897年12月15日卒于巴黎。1857年到巴黎，在其兄历史学家艾尔莱斯特·都德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1860年进莫尔尼公爵办公室工作，有机会回到南方及阿尔及利亚等地游历。短篇小说颇有成就，最有名的是《磨坊文札》与《月曜故事集》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写过 12 部长篇小说 ，以《 小东西》、《达拉斯贡的达达兰》和《萨福》等最为出色。都德是左拉自然主义的信徒，也写过《富豪》、《努马·卢梅斯当》和《不朽者》等揭露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现实的小说，不过他的作品以讽刺和怜悯的笔调为主，不像左拉的小说那样大刀阔斧、气势磅礴。42岁起患神经官能症，在后15年中带病坚持创作。
都德的作品带有他的出生地普罗旺斯地区的特色。其中《磨坊文札》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叙述了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小东西》可以说是他的自传，尤其是第一部主人公埃赛特在法国南方的经历更是如此。因为写的是自己的切身经历，所以格外真实动人。
《达拉斯贡的达达兰》是一部漫画式的小说。主人公达达兰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庸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便胡思乱想要创造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对世界之大毫无印象，到阿尔及利亚猎狮，结果把毛驴当成狮子，又上了骗子的当，打死了一只修道院驯养的瞎眼狮，结果大吃官司，出尽洋相又赔光钱财，好不容易回到故乡，却被家乡人当成英雄来欢迎。达达兰因此成了夸夸其谈、一事无成的庸人的典型。都德利用这部小说善意地讽刺了法国南方小城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刻画了南方人爱慕虚荣、浮夸怠惰的性格。

《最后一课》通过阿尔萨斯省的一个小学生弗郎士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中的见闻和感受，真实地反映了法国沦陷区的人民惨遭异族统治的悲愤和对祖国的热爱，以及争取祖国解放和统一的坚定意志，集中地表现了法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小说的全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那天早晨上学”到“赶到韩麦尔先生的小院子里”。这一部分描述了弗郎士在上学的路上的见闻和心理活动。作者以简洁的笔触，交待了故事的背景和弗郎士的身份、性格特征，同时为情节的发展作了巧妙的铺垫。

小说先写弗郎士上学晚了，加之没有复习好功课，害怕挨老师的“训斥”，因而闪过想逃学的念头。这一独白式的心理描写，生动地刻画了弗郎士的稚气、贪玩，是个不爱学习的学生。而后写了弗郎士在上学路上对景物的感受。他感到天晴日暖，听到林边鸟语，看到普鲁士军队在操练，而他认为“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然而他没有为之所动，而是“急忙向学校跑去”。这里一方面突出了弗郎士天真好玩的性格，而另一方面，也正是作者要强调的一面，就是突出了弗郎士的意志力，他终于战胜了想逃学的念头。

接着作者描写了弗郎士经过村政府时的心理活动，展示了他的性格的另一侧面，即对敌人的恨。当弗郎士看到不少人在布告牌前时，就立即想到：“最近两年来，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同时，想到“又出了什么事啦”？说明这个看来稚气的孩子的内心是爱憎分明的，统治者的罪恶行径他是牢记在心的。铁匠的话，他以为是和他开玩笑，讽刺他，所以他气急败坏地跑进了韩麦尔的院子。这说明他是有很强的自尊心的。铁匠的话也给读者造成悬念，为什么说“用不着那么快呀，孩子，你反正是来得及赶到学校的”!吸引读者追读下文。

这部分，在直接描写弗郎士的同时，也间接地表现了韩麦尔老师的严厉，这对下文写老师态度的变化，突出主题，有烘托的作用。此外，作者独运匠心，安排了人们看布告牌的细节，巧妙地交待了故事的背景，而且对刻画性格、情节发展，有一举多得的效果。

第二部分从“平常日子”到“我将永远记住这最后的一课”。是小说的中心部分，主要写弗郎士和韩麦尔老师在“最后一课”中表现的爱国热情。按情节发展，又可以把这部分分为三层。

第一层，从“平常日子”到“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写弗郎士跑到学校以后发现的种种不平常现象，渲染出一种严肃、悲愤的气氛。弗郎士看到教室里用极端肃静代替了往日的“喧闹”，他走进教室，平日严厉的韩麦尔老师和蔼地说在等待他来上课，当弗郎士“稍微平静”之后，注意到韩麦尔老师今天却穿着只有“督学来校视察”或是“发奖的日子”时才穿的服饰；最使他“吃惊”的是课室里坐着许多本村的人，他们“个个看来都很忧愁”。这一切通过弗郎士不同心境，由粗到细的观察，一步紧一步地烘托了“最后一课”的严肃、庄严、悲愤的氛围。

再一层，从“我看见这些情形”到“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在这一层里，正面揭示了“最后一课”的严肃意义，点明了主题。正当弗郎士对这一切不平常的情景感到奇怪的时候，韩麦尔老师说道：“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韩麦尔的话，点明了“最后一课”的含义。普鲁士统治者禁止阿尔萨斯、洛林人民学习自己祖国的语言，妄图用这种阴险、毒辣的方法奴役法国人民。韩麦尔老师在这种情况下，连连强调这一课无论是对老师对学生说来都是“最后一课”。这样，“最后一课”本身就是抗议侵略者奴役法国人民的爱国举动。在悲剧命运的打击下，弗郎士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爱国情、亡国恨一齐迸发出来。这是“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这句话，作者让它独立成段，是为了突出韩麦尔老师的话，在弗郎士感情上引起的共鸣和反响。听了老师的话，弗郎士的感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他对这“最后一课”的珍惜，为“再也不能学法语”而无限惋惜，为过去“旷了课去找鸟窝，到萨尔河上去溜冰”而悔恨。其次他对于感到“讨厌”的书和严厉的韩麦尔老师在感情上也变了：书，“像是我的老友”；老师“责罚”自己的事，全都忘了；再就是，他刚才还迷惑不解的现象，豁然明白了：韩麦尔老师穿上节日盛装，村里的老人到学校里来，是为了“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是为了上这“最后一课”。这一段心理活动，表明了老师真挚深切的爱国热情，也通过弗郎士对老师的怜悯、尊敬和感激之情，表明了孩子的心灵上爱国意识正在成长。

最后一层，从“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到“我真永远忘不了”。这一层，写韩麦尔老师和学生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在“最后一课”中认真教学的感人情景。

德国侵略者强行剥夺阿尔萨斯、洛林人民学习自己祖国语言的权利和自由，激起了韩麦尔老师、弗郎士和全体学生、村里的老人们的悲愤和爱国热情。他们把法语和祖国视为同义语，爱法语就是热爱法兰西祖国。因此，他们对统治者的恨和对祖国的爱，都凝聚在这“最后一课”中。

弗郎士珍视这最后一堂法语课，并且把学好自己祖国的语言作为热爱祖国的神圣职责，因而产生了高度的学习热情。所以，当韩麦尔老师让他背书时，心里想的是“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法从头到尾说出来”。当他一句话也拼不出时，心里想的不再是害怕挨老师的“训斥”，而是“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他有了羞耻感。弗郎士在学习文法时，他自信“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过去一个字也记不住的文法，现在觉得很容易懂。这使他自己都感到“奇怪”。当他听到学校屋顶上鸽子咕咕的叫声时，他想到“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这联想，表现出弗郎士对敌人禁教法语的卑劣行径的轻蔑和对祖国语言的深厚感情。

韩麦尔老师对祖国的深情和尽职精神，在“最后一课”中是极其感人的。这个平时严厉的老师，当弗郎士背诵不出分词规则时，他不再“训斥”他，而是沉痛地总结以往的教训：“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同时指出自己也有应该“自责”之处。总结过去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珍视这“最后一课”。他针对侵略者禁教法语的阴谋，赞美法语的优点，强调掌握法语的重要意义：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这段话，寓意深刻，语重心长，以此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法语，用它作为武器，为法兰西祖国的自由统一而斗争。韩麦尔老师的高度责任感，使弗郎士感到他“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感到他“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韩麦尔老师为了学生们上好习字课，还别出心裁地在字帖上用圆体字写：“法兰西”，“阿尔萨斯”，象征着阿尔萨斯和法兰西祖国永远在一起。使弗郎士感到“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韩麦尔老师忍受着离开服务了四十年的本乡的痛苦，认真地教好“最后一课”。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从“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到小说结尾。写韩麦尔老师在“最后一课”结束时的悲壮和不屈精神。

正当每个人的炽烈的爱国热情都凝聚在“最后一课”中，而这感人的情景又激动着每个人的心的时候，教堂的钟声和普鲁士军队收操的号声，令人心碎地宣告了“最后一课”的结束。韩麦尔老师此刻的悲愤和哀痛难以形容，他“脸色惨白”，到嘴边上的话，却哽住了，说不出来。于是，他“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法兰西万岁”这振奋人心而又含义深刻的两个大字。这几个光彩夺目的大字表达了韩麦尔老师的心声，也是法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的意志的集中表现。这样收尾，使小说的主题深化，同时收到意境深远的艺术效果，给读者以丰富想像的余地。

《最后一课》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不仅由于它在内容上表现了爱国主义思想，还在于它具有卓越的艺术特色。

艺术结构的简朴和紧凑。《最后一课》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以弗郎士作结构的中心线索，通过主人公在“最后一课”中的见闻和感受，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自然而生动地展示出来。小说从弗郎士走出家门、跑向学校，到“最后一课”结束，情节的发展层次清晰、紧凑、井然有序。作者把普鲁士侵略者颁布禁教法语令，作为情节发展和展示人物性格的关键。异族统治者强行施教德语，表明它对阿尔萨斯、洛林人民的奴役加深了，民族矛盾激化了，这就更加激发了弗郎士、韩麦尔老师以及郝叟老人的爱国热情，他们崇高感人的形象跃然纸上。爱国主义的主题，也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充分揭示，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最后一课”的结束，情节发展到高潮，并急转为尾声，小说的主题进一步升华。结尾表明：“最后一课”结束了，然而它已经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法兰西一定会重获解放。

出色的心理描写。这篇小说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是成功的。作者巧妙地用了多种方式描写了人物心理，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形象，突出了主题。

小说对人物进行心理描写时，成功地把景物描写、细节描写、人物行动描写与心理活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把弗郎士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感融为一体。这样使弗郎士所见到的景物、人物等都笼罩上一层感情色彩，它和那极其简洁的直接对心理活动的刻画相配合，协调一致地反映出弗郎士的心理状态。如：“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画眉在树林边宛转地唱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普鲁士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这样就把景物描写与直接写心理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生动地表现了作为小学生的弗郎士那种因怕迟到而急于到学校去，而又为路旁景物所吸引，既留恋，又不敢再停下来观赏、玩耍的复杂心情。有许多地方作者是把心理描写和人物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如弗郎士进教室：“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像，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这样的例子很多，从这些例子看出作者是多么自然、多么贴切地把人物的心理和行动结合在一起进行刻画的。

总之，这篇小说描写心理活动的段落很多，作者灵活地运用了多种心理刻画的方法。但无论用什么方法描写心理活动，都准确地把握住了弗郎士的年龄特征和性格特征，非常真实，非常生动。

“烘托”和“重复”的手法的巧妙运用。作者为了突出主题和人物性格，独具匠心地运用“烘托”和“重复”的手法。为了突出爱国主义的主题，作者着意用烘托手法描绘了“最后一课”的庄严、悲壮的气氛。通过弗郎士在上学的路上和到学校以后的见闻，层层深入地描写了一系列不平常的景象。这些不平常的情况，就为爱国主义的主题，烘托了庄严、悲愤的气氛，突出了主题。同时为刻画弗郎士的性格作了巧妙的铺陈。作者还多次重复“最后一课”，每次出现这句话，用意不同，而意义却一次比一次深刻。这句话，像珍珠一样贯穿全篇连成一线，光芒四射，从而加深了主题，同时，对突出人物性格也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