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病：把我关进精神病院，就因为我目击了一起凶杀案？

最近在看《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有个案子，讲一名男子在公园杀害了一个小女孩。辩护方认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在行凶过程中处于病发状态。

最终，法院终审判决凶手无期徒刑。因为，按照法律不能不能判处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死刑。

在剧中，这个结局备受争议，也令辩方律师很纠结，因为凶手一心求死。无期对他来讲，无疑是最可怕的折磨。

律师和精神科医生讨论这件事，希望有可能的话将犯人送进监狱内的精神科病房，或许有好转机会。

医生认为此事无解。一是因为监狱内精神疾病患者数量巨大，病房根本治不过来。二是因为这名男子病情严重，没有“病识感”，就算不坐牢，也很难治疗，家人也无力照顾。

没有“病识感”，就是无法意识到自己生病了。

这确实是一道难解的题。

今晚的《北洋夜行记》就讲一件和精神疾病患者相关的案子，故事里就有一些似乎没有“病识感”的患者。

1923年4月，北京连出几起手段残忍的凶手案，死者都是三十多岁的女性。法医汪亮告诉太爷爷金木，凶手可能有精神问题，他曾在日本遇见过类似的案例。

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汪亮推测出了凶手的特征，金木依据这个线索开始调查。

本期故事，由助手「朱富贵」整理。

最近，我丧的厉害。

昨晚，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乱作一团，合不上眼，翻腾一宿。

心中越烦，就特想抽两口。几次拉开装烟具的柜门，但崩着最后一根神经，还是作罢了。

天没亮，我扯过一条外衣裹上，胡乱用凉水一洗脸，擦也没擦，便出了门。

上个月开始，我患上失眠症。一到夜里，不管愿不愿意，旧人往事总是从爬到我脑壳里，扰的我不得安宁。

街上一片黑沉沉，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我昏昏沉沉，漫无目的，只是顺着街道一直走。

农历二月，天逐渐长了，没多久，头顶的天便发了白。路边的砖墙，渐渐显出一块块斑驳的黑。细看之下，是成片成片苔藓，绿的黏稠，像发了霉。

早上天凉，街上人不多。报童揣着手，躲在路边店铺屋檐下避风，眼睛却直勾勾，盯着早点摊上油腻发亮的竹筐，和筐里枣红色的油炸鬼。

见有人来，报童缩着手，嘴上吆喝新闻，身子带动手上的报纸，像不倒翁一样摇晃。

西边的永定河又闹水患。

大总统跑路天津，北京城竞选新议员。

城里有无常鬼作恶，专挑少妇下手。

北京城天天有事发生，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天塌下来，有城门楼子顶着。

我裹紧衣服，脚下不自觉快了。

少妇杀手

路过交道口时，我鼻子突然一耸，闻到一股刺鼻的腐烂味。

前面的胡同口有个废弃的院子，土夯的院墙塌了一半。没人看护，院子也就成了邻居的垃圾场。砖头瓦块，烂菜叶子，死猫死狗扎在一起，像一个个小坟头。

我捂住鼻子要走，却听见屋里一阵咳嗽声。隔着几近塌掉的窗台，我看见屋里，有一个五岁左右的女童。

女童身材瘦弱，头发乱糟糟扎在后颈，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合体，一双大眼睛怯生生看着我。她捏着一根枯树杈，另一手拎着脏布袋，像是在翻找食物。

我觉得女童面熟，却想不起她是谁。

女童认出我，跑出屋里，拉着我衣角，一言不发，拖着我走。我随她拐进花枝胡同，进到一个院子。

院子已经破败，天井里横着半人高的枯草，但仍能看出人住的痕迹。

屋檐下扔了一口破药锅，墙角倒了一堆黑乎乎的药渣，依稀能闻到一股甜甜的中药味。

刚迈进里屋，我心中一惊。一股凉气从我脚底板直窜脑门，全身汗毛都立起来。

地上扔了块破门板。一具女尸横躺在门板上，脸上的嘴唇，右眼皮，鼻尖都没了。

死了几天了，脸上只剩下暗红色的肉，干了的血块，两排大小不一的白牙，和一只再也盖不上的眼珠。

下半身盖着一件蓝色的桌围子，一条腿伸出木板，却没沾地，僵在半空。

女尸头发散乱，脑后压着一只绿色木簪。我这才想到，地上的女人是华大姐，带我来的女童是她女儿小喜鹊。

我是在几天前认识的华大姐和小喜鹊。

那天，我出门买安眠药。路过方家胡同一家面馆，见门口围满人。

一个的妇人和一个女童，并排跪在面馆门口的青砖地上。旁边一个光头汉子，嘴上骂骂咧咧，抽下脖子上的毛巾，使劲抽打妇人。

妇人三十来岁，一张白净的鹅蛋脸，脑后面梳着发髻，插一根绿簪。妇人身上穿着一件碎花袄，虽然破旧，但还算干净。妇人低着头，一声不吭。旁边的女童咳嗽不停，震得小脑袋上下颠晃。

围观的人说，光头汉子是面馆老板，这母女俩吃了面，却不给钱，是白吃团。

老板见妇人头上的绿簪，一把抽下，手上一掂，骂道：“妈的，木头的。”

我看不下去，挤过人群，拉开光头汉子，替二人付了面钱，才回家。

快到家时，感觉背后异样，回头一看，妇女和女童跟着我。见我发现，两人一溜跑过来。妇人姓华，女童是她女儿小喜鹊。

华大姐把头发简单绾在脑后，满脸干笑，拉我胳膊，不断道谢。我提着精神，勉强应付几句。

华大姐拉着我，往边上走了几步。我感觉胳膊一软，猛抬头，华大姐正直勾勾地盯着我，身体像蛇一样扭动，蹭我胳膊。

我抽出胳膊，扭身就走。华大姐脸色一变，抓紧我胳膊，说：“都怪大姐，是大姐小看你了。”然后扑通坐在地上，哇哇哭了起来。

华大姐是河南人，六年前和村里的一个男的相好，背着家人和男人私奔到北京。两人在北京生下小喜鹊，生活却越过越苦。

半年前，男人不堪忍受，偷跑去关外当兵，扔下母女二人，无人照应。

小喜鹊不会说话，身体还不好，男人一走，小喜鹊连饭都吃不上，更不提治病。

华大姐问我家里缺不缺老妈子，想给她母女俩某条生路。

我心中气恼，让她去石牌胡同的妇女习艺所，兴许那里有人帮忙。

我转身正要回家，却听见后面的小喜鹊咳的厉害。摸出身上剩下的几块钱，叫住华大姐，递给她，去给小喜鹊买药。

完全没想到，几天后她横尸于此。

小喜鹊一边咳嗽，一边从布袋中捞出半个烂苹果，放在那张破碎的脸边。又从地上捡起块长条板，跪在旁边，扇动木板，驱赶尸体上的苍蝇。

我心中一阵难受，心里想：如果我当时答应华大姐，小喜鹊会不会还有妈妈。

我牵着小喜鹊，把她送到百花深处胡同，找戴戴帮忙照看。又到警察厅报了案，跟巡警一起，把华大姐的尸体送到法医汪亮那里。

汪亮是我的好朋友，还没看尸体，先瞅我半天，说：“你这个脸色有麻烦啊，还睡不着？”

汪亮转过身，围尸体简单转一圈，说：“不用看了，跟前几个一样。”

汪亮扯开华大姐的衣领，脖子和锁骨中间，露出一个小拇指粗的血窟窿。“这是致命伤，看不出凶器是什么。”半个月里，汪亮已经收到三具这样的尸体。

“死者都是三十来岁的女性，致命伤都在脖子，先杀后奸。而且.....”汪亮一眨眼睛，说：“脸是被啃烂的，人啃的。”

”一般人干不出这事，我在日本见过这样的案例，凶手精神有问题，而且脸上很可能有疤痕。”

汪亮突然转向我，笑着说：“你前一阵不是说，再不掺和这些事了么？”

我没吭声，想起离案发地不远的宝钞胡同，就有个疯人收容院。

疯人收容院

疯人收容院不光收容，也能对病人做些简单治疗，是个医院。

我到疯人收容院时，正是大中午，阳光猛烈，晒得我发晕眼花，直犯恶心。

疯人院在胡同交叉口，是个不大的小院。门口有棵怀抱粗的槐树。树荫下站了俩人，一个穿马褂的中年人，揪着穿白大褂的衣领，像是要打起来。

见我过来，中年人撒开手，转身忿忿走了。白大褂边整理衣服，边问我做什么。

白大褂长了张国字脸，浓眉小眼，梳着油亮的二分头，脚上的皮鞋锃亮，能照镜子。

我亮出假侦探证，说城里最近疯子流窜，有人报告是从疯人院跑出来的，我来调查情况。

白大褂脸色刷的变白，头摇的像货郎鼓，连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白大褂叫汤和辉，是疯人院里的医生。我看他面色古怪，便要他拿出病人名单，我进去一一核对。

汤和辉几次推辞，直到我搬出警察厅，才松口答应。

进了院门，我像进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身材矮小的汉子，穿着宽衣大袖，一边甩胳膊，一边唱青衣。

屋檐下坐着个老头，手指着一块破木板，像是在教书。

地上坐着几个跟老头一般大的人，各行其事。抠脚的，翻跟头的，还有俩人扭打起来，抱在地上打滚。

几个白大褂，抱胳膊靠在墙上闲聊，像没看见。整个院里弥漫着一股浊臭，像是谁拉了裤裆。

病人都住在倒座房。一间屋里塞进十多张床。几个病人被铁链铐在床边，地上的屎尿盆没人清理，屋里臭气熏天。

这时，我身上一疼，一个小石子砸在我肩窝上。抬头看，院里的核桃树杈上，坐着一个人。

这人瘦脸大眼，猴里猴气，笑嘻嘻的看着我。汤和辉一指名单，说：“他就是这个张赖子，以前演猴戏的。”

名单上总共不过三十来人，没一会就核对完了。疯人院所有人都在，没有走失。

右边又轰的一声，不知道谁敲了铜锣，震得我耳朵嗡嗡响，天旋地转，一屁股坐在地上。

张赖子吊在树杈上，像一只树懒，哈哈大笑说：“你可算来了。”

汤和辉把我搀到一个长条凳上，紧挨着我坐下。我嗅到他身上一股花露水味。

汤和辉凑到我跟前，笑着说：“北京城的疯子可多了，哪能都是从我这跑走的。”

我心中烦恼，没理他。汤和辉开始掰着手指，跟我盘点北京城的疯子。

“前门外有个方疯子，有一回发病，把自个脸塞进火炉，烧了个稀烂。”

听见汤和辉这个描述，我精神一振。

裸奔疯子

方疯子住在前门外李纱帽胡同，门楼上有镂空造型，看起像是个富贵人家。

我连砸了几下门，没人应声。对面一个老妇，坐在台阶上剥豆子，看着我，不说话。

胡同口传来一阵喧闹声。不多时，有十几个小孩呼啦转进胡同，边跑边喊：

天皇皇，地皇皇，

你家有个疯二郎。

过路君子念三遍。

二郎睡觉压倒炕。

小孩后跟了一个成年人，乱糟糟的黑胡子，浑身白花花，一丝不挂，边跑边跳，像只大白兔。

摘菜的妇人“啊呀”一声，忙用手遮脸，嘴里却低声嘀咕：“还挺白。”

成年人三十来岁，左脸上有一大片烧伤痕，身材高大，体格健美，正是方疯子。

小孩四散跑开。方疯子一跃，跳上路边的井沿，侧脸平举双臂。夕阳下，像一尊希腊雕塑。

周围街坊听有热闹，从门后闪出半个身子，鹅一样吊着脖子，等方疯子跳井。

方疯子全不在意，一叉手，一拱腰，往井眼里撒尿。围观的人这才急了，几个汉子冲出门，把方疯子拽下井台，甩在地上，抬脚就踢。

“哎呀呀，打不得。”一个十七八岁，身着短衣的小伙子，扑在方疯子身上，一边挡，一边给众人道歉。

众人踢了几脚，骂骂咧咧散了。小伙从方疯子身上翻下来，坐地上喘粗气。再看方疯子，竟然趴在地上，打起呼噜睡着了。

短衣小伙给方疯子套了个裤衩，抱着方举人，把他拖往院里。方疯子后脚跟拖在地上，划出两条长长的白线。

我看短衣小伙满头大汗，走过去，一手拽住一只脚腕，抬方疯子进院。

院子不小，却有一半支上棚。棚下有个烘炉，和一个半人高的风箱，旁边扔着铁毡子，水桶，钳子和锤子，是套打铁的家伙事。

我俩把方疯子抬进里屋，放在一张黑木床榻上。环顾四周，发现墙上贴满了一个长须男子的画像，像街上的大字报，细看是魏晋名士嵇康。

桌上散乱扔着一些书，是各版本的《嵇康集》。

短衣小伙这才松口气，连向我道谢。见我摆弄桌上的书，嘟囔说：“您小着点心，这书邪门！”

短衣小伙是方疯子的佣人，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着方举人，替他收拾烂摊子。

小伙说：“二爷就是看这些书，才中了邪。”

方疯子实际不疯，不到20岁就中了举人。但他运气不好，还没轮到做官，大清先亡了。

官没做成，方举人变得愤世嫉俗，再后来，直接蔑视世俗，自比当代嵇康。嵇康打铁，他也打铁，嵇康吃五石散，他也吃五石散。

五石散跟鸦片一样，不光上瘾，还致幻。吃完后浑身发烫，像着了火。

有一回，方举人吃完五石散，跑院里打铁，一兴奋把脸塞进烘炉，烫成了大花脸。

即便如此，方举人还经常吃，吃完就胡来。方举人成了别人眼里的方疯子。

我问方举人会不会伤人。小伙摇头说方举人吃药后，行为确实古怪。但向来只挨打，从没伤过人。

这时，屋里有了动静，方举人披了一件长衫，晃晃悠悠走出来。看见我，几步冲到跟前，一拉我的手，要算命。

我一抽手，发现方举人力道不小。方举人把我手掰开，皱着眉看了会，说：“你在受苦啊。”

我一惊，嘴上没说话，心里却等他说下去。

这时，院门却哐的一声让人踹开，是警察厅侦缉队的白队长。几个穿黑制服的巡警跟在身后。

白队长跟我是熟人，见我先是一惊，又略带得意的说：“老金也在啊，咱俩又想一块了。”

白队长是来抓人的。从方举人外貌和行为，警察厅认为，他是杀害几个少妇的最大嫌疑人，要抓回警署问话。

听说进局子，方举人脸上竟然焕发光彩，说要去警署见见世面。一伸胳膊，催促白队长拷上他，带他走。

白队长回头招呼巡警，抓了方举人，回警局。

短发小伙拦不住巡警，急得直跳脚，见我认识白队长，求我帮忙救方举人出来。

我觉得这样认定方举人就是凶手，太过草率，便应下小伙。等查出真凶，自会有结果。

黑衣人

嘴上答应容易，怎么继续查，我却毫无头绪。肚子开始咕咕叫，我才想起今天还没吃过饭。

路边有个馄饨摊，我找了个干净位置坐下。没一会，一大碗冒着热气的馄饨端上来。

我抄起筷子，没吃几口，听见后面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汪亮。

“安定门又死了个妇人，第五个了。”汪亮往旁边一坐，呼哧呼哧问我，在华大姐家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我扔下筷子，简单描述了一下院里的情形。听到黑色药渣时，汪亮一拍大腿，说：“这就对了。”

其他几个妇人，身上都待着外敷的药囊或药膏。汪亮推测凶手可能对中药味很敏感。

我问那些药囊药膏有什么特点，汪亮想了一会，说从药囊的标识上看，都是从神农药房卖出来的。

天色将晚，我顾不上烫嘴，胡乱塞了几个馄饨，结账都没结，赶往神农药房。

神农药房在铁狮子胡同，药房掌柜叫白守仁，因为是当下议员选举的最热门人选，经常能在报纸上看见他的名字。

我在药房对面的茶摊找了个座位，眼睛紧紧盯着药店，和进进出出的人。

没多久，天色慢慢暗下来，对面的药店的伙计出门，收拾外面的瓦罐器具，准备打烊。

过了一会，街上已经没有人，我看没什么异常，准备起身回家。却发现路对面一闪，一个蒙着脸的黑衣人钻进旁边一条胡同。我赶忙跳起来，追了上去。

黑衣人腿脚利索，而且对胡同很熟悉，七拐八拐，我虽没跟丢，却也逮不着。

追过两条胡同，我见路边码放了一堆砖头，随手抄起半块，往前一甩，正砸中黑衣人后心。黑衣人叫了一声，身影一个趔趄。我猛扑上去，把黑衣人按在地上。

黑衣人玩命挣扎。我几乎被甩开，顺势伸手抓住他的蒙脸布，往下一扯，里面露出一张俊俏的男人脸，是疯人院医生汤和辉。

汤和辉见蒙面布被扯掉，索性不跑了。转而朝我冲过来，跟我扭打在一起。不知什么时候，他手上多了一块医用纱布，一把捂在我脸上。

我闻到一股刺鼻的甜味，紧接着，开始头疼，身体软下去。

飞越疯人院

我做了个很长的梦。

梦里，我身处一片燃着的火场中。一股股热浪涌过来，冲击着我的面门，全身都火辣辣的疼，还闻到烧焦的头发味。

我想找火场的出口，却发现手腕，脚腕被人死死卡住。低头一看，都是旧相识。

抱腿的是嫖尸的徐林丰，箍胳膊的是恶徒魏小七。我脖子骤然一紧，喘不上气。一个带着巨大的鸟头面具的脑袋，从我肩膀上伸出来，缓缓看向我。

我猛地睁眼起身，身体刚离开床半分，就被拉回去。我被绑在一张床上，身上穿着疯人院的病号服。衣服早已经湿透，粘在身上。

一张猴脸从床边伸出来，盯着我笑个不停，是疯人院的张赖子。

“醒啦，昨天见你，我就知道你会来，没想到这么快。”张赖子笑着说，“认识一下，我叫孙大圣”。

我问张赖子我怎么在这。张赖子边笑边挠手，说昨晚半夜，汤医生把我送来的，还特意交代，说我疯的厉害，要看严。

我看一个医生从门口路过，大声喊他，要他松开我。那医生朝我一瞥，像在看病人，没说半句话走了。

张赖子笑着说，没用的，进了这道门，汤医生说谁疯，谁就得疯。

突然张赖子一脸正经问我，是不是唐僧。见我一脸懵，张赖子扔给我一件发黑了的红床单，让我披上，说：“披上法衣，你就是师傅了，我要救你的。”

我心急如焚，懒得理他，大喊大叫，吸引医生们的注意力，要跟他们解释。

几个白大褂进了屋里，却毫不理睬我说什么。一个留着卫生胡的医生说我发病了，要助手带家伙事过来。

没一会，助手推着一个小推车，车上的东西我也不认识。卫生胡医生从车里拿出两个连着电线的小薄片，揪了揪线，朝我走过来。

我这才明白，这是要电击我。左右挣扎却脱不了身，我慌了神，大喊一声：“悟空救我。”

张赖子像是早就准备好，马上抡着棍闪进门，一棍砸烂小推车。张赖子一手抡棍，呼呼带风，腾出另一只手，帮我松绑。医生虽然人多，却不敢近身。

解掉我的绳索，张赖子又把那件红床单扔给我。我毫不犹豫，抖开缠在身上。

这时，外面热闹起来，传来一阵念经声。

顺着窗户看出去，几个喇嘛，手持着胳膊粗细的香，熏得外面烟雾缭绕。

一排喇嘛站在门里，嗡嗡念经。几个戴鬼头面具的人，跳起一种怪异的舞。我认出这是雍和宫的“打鬼”仪式。

民间有种说法，人发疯是被鬼附体，驱赶走鬼，人就能好。

几个端着钵盂的喇嘛往病人群中洒水，祛病消灾。病人也不客气，脱了上衣，开始搓身上的渍泥。

外面有热闹，屋里也乱起来，张赖子和我趁乱冲出到院子。张赖子把棍子扔给我，跑到屋檐下，蹬来一辆自行车。

我跳上后座，站在上面抡起棍。张赖子脚上飞快，我身上的床单吹成斗篷，哗啦啦散在身后。

念经的喇嘛见自行车冲过来，呼啦散开，闪出一条道。张赖子一加速，我俩冲出疯人院。

喊妈的疯人

安定门内大街上的人熙熙攘攘。张赖子猛的刹住自行车，差点把我从座上甩下来。

张赖子扔下自行车，捡起木棍，扛在肩上，说外面的人没意思。然后跟我要走红床单，自顾自回医院去了。

我蹬着自行车往警察厅赶。快到时，却看一个熟悉的背影，慢悠悠往前走，是方举人。

方举人说，他见警察厅门没关，就出来吃了碗卤煮，听了两段评书。听我要去警署报案。方举人跳上后座，要我载他回去。

我两腿一抡，和他一起到了警署。

刚进警署门，我看见白队长满脸焦急，在院子里转圈。看见方举人，白队长跳起来，要巡警赶紧把方举人拿下，“这么多人看着也能逃出去，功夫挺深啊。”

白队长很激动，说起话唾沫星子横飞，还有一股大蒜味。不一会，方举人身上多了两副镣铐。

我屏气走到白队长跟前，大致说了一下我的调查，疯人院的汤和辉肯定有问题。

再到疯人院时，卫生胡见我带着警察，顿时傻眼。一问他，我才知道汤和辉不在。

卫生胡一指后面一棵皂角树，说那边有个院子，汤和辉不在医院，很可能就在那。

我和白队长围皂角树转了好几圈，没找到院门在哪。我从旁边找了个垫脚的木板，斜靠在墙上，踩着翻进院子。

院里一片死寂，我喊了几声，也没人回应。前院正厅的门大敞着，还没进去，我就看见了汤和辉。

汤和辉大张着嘴，浑身是血，双手绑着绳，吊在房梁下，脖子被捅了好几个血窟窿。

这时，白队长也进来了，看见房梁上吊着的死人，说：“这方疯子真的不简单，一出来就杀人。”转过身，让手下封锁现场，他要回警察厅，审问方举人。

我独自在院子里检查，到后院时，我发现这里就是个缩小版的疯人院。从床铺，铁锁上看，最近应该关过人。

检查屋里时，我闻到一股呛人的烟味，看见旁边一个桶里装了半桶烟叶，有些叶子还完整，大部分已经被嚼成碎渣。

这时，旁边屋里出了声。我冲过去，看见一个少年，捂着头坐在地上。

少年十六七岁，眉毛上长了一颗黄豆大的黑痣。见了我，神情立刻紧张起来，嘴唇抖的厉害。

看见我的侦探证，少年立刻翻滚过来跪下，直磕头，说都是汤医生让他干的。

少年是汤和辉的助手，三年前被汤和辉带进这个院子，看管一个疯子。

说到疯子，少年脸色突然变的铁青，说汤医生就是今早被疯子杀掉的。

少年说，他来这时，疯子就已经关在这里了。他不知道疯子的来历，也没见人探望过疯子。只有一次听汤医生无意说起，有人付钱，让汤医生看管疯子。

疯子也不总疯，清醒的时候就跪在地上哭，不说话，不停自抽嘴巴子。但一旦发疯病，他跟汤医生两人都按不住。

疯子常年被锁在黑屋里，只要发病，就得挨汤医生一顿辫子。而疯子一挨打就喊妈，几年下来，被打的满身都是鞭子印。

半个月前，一个胖子找到汤医生，要他把疯子放出去。汤医生收了胖子钱，就照办了。但汤医生又担心疯子彻底走丢，对以前的雇主没法交代，就和少年二人轮流，暗中跟着疯子。

少年说，没想到疯子第一天出去，就在东岳庙杀了个妇人，他吓的要死。汤医生却压着他，要他别声张。两人继续换班，盯着疯子。

昨晚，汤医生出去找疯子，没到换班的点就回来了。今天早上天没亮，疯子爬墙回来，把一根勺子柄插进汤医生脖子，血直喷到房顶。少年也吓晕过去。

我这才知道，昨晚汤和辉是在追踪疯子，却被我暴露了踪迹，最后丢了性命。

少年依稀记得，汤医生临死前，一直在向疯子求饶，说是白掌柜让他干的。也就是神农药房的掌柜白守仁。

我正准备离开时，回头问少年，认不认识让汤和辉放人的胖子。少年摇头，说只记得胖子下巴上长了个大痦子。

神农药房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来到神农药房，药店已经开张。伙计正拿着湿布，一点点擦拭木柜上的铜拉环。

抽屉上的中药标牌贴的很规矩，横平竖直。甚至连包中药的芦苇纸也整齐码在一起，像块豆腐。

药店里整洁的过分，反而显得呆板，让我不舒服。

这时，屋里闪出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穿着紫色的长衫加大褂，顶上稀疏的头发梳到脑后，是掌柜白守仁。

我这才想起，我第一次去疯人院，和汤和辉在门口争执的商人就是白掌柜。

白掌柜显然也认出我，一声不吭，退回店里。我紧跟进院子。白掌柜坐在一个石桌旁，铁青着脸问我干什么。

桌面上放了几个小泥娃娃。我知道这是“拴娃娃”，从庙里捐回来求子的。

我刚提起汤和辉，白掌柜就说不认识，喊来老管家，送我出去。

白掌柜显然不老实。我决定先出去，打探一下这白掌柜的底细。

离了药店，我看不远处有一家粮油店，门口有个小烟摊。还没走到，我就听见粮油店老板的抱怨声，店里昨晚遭贼，丢了两大桶菜籽油。

烟摊上没有我常抽的烟，我随便买了盒哈德门烟。借买烟的机会，跟老板打听白守仁。

老板开始并不愿谈，最后却感慨说：“这白掌柜确实有本事。”

以前，粮油店和神农药房还都是小店。十几年过去，粮油店一点没变，对面的神农药房却扩了三次店面，生意越做越大。

老板一摸脸上的胡子，说：“但你要我跟白守仁掉个位置，我也不干。”

老板的意思是，白掌柜没孩子。这些年，白守仁一个接一个娶姨太太，但就是生不下半个孩子。

一个老妇打断老板，说：“白掌柜以前有个儿子，只是不出门，据说袁世凯当总统那年，儿子让一个黑猴子给掳走了。”

我离开粮油店，找了面馆，吃碗烂肉面。等再回到神农药店，却发现才刚下午，神农药店已经关门了。

我在对面的茶摊一直坐到天黑，药店没一点动静，心里奇怪。天黑透，我从一面矮墙，翻进了药方院子。

出我意外，院里灯火通明，人也都忙得不可开交，没人注意我。我省的躲藏，跟着人群，在院子游荡。

我看见前院正厅里摆上灵堂，几个穿孝服的妇人跪在蒲团上，哭哭啼啼。原来，白家办起了丧事。

我探头往灵堂上一看，穿过供桌上的贡品香火，桌子最中间摆了一张照片，是掌柜白守仁。

疯母子

旁边几个人悄悄聊起白守仁，说白掌柜上午在房里抽鸦片，突然说胸口疼，滚到床底下。老管家赶到，发现人已经没气了。

一个风水先生装扮的老头，说是因为白家院里的假山位置不对，冲掉了主人家的福报。

我觉得白守仁死的蹊跷，留意到停灵的地方在后院，摸进后院。

后院人少，我见老管家从正屋出来，小心翼翼合上门。待他走远，我推门进了正屋。

屋里灯光昏暗，房间正中央放着个平板床。一个人躺在上面，被黑布从头蒙到脚。

掀开黑布，映入眼帘的正是白守仁的脸，眼睛瞪得很大，瞳孔已经散开，像浑浊的玻璃球，嘴巴大张，像目睹了巨大的恐怖。

我扯开他身上寿衣的衣领，发现脖子上被捅了好几个血窟窿。

这时，房间门吱一声开了。老管家手上端着煤油灯进来了。见我先是一愣，问我在这干嘛，接着拉门，要出去喊人。

我一把将老管家搂回来，说我知道白掌柜不是暴毙。老管家张嘴还要喊，被我捂住。我说，如果不说实情，我现在就去报告警察。

老管家身子软下来，不再挣扎，半天没吭声，最后长叹一声，要我保证不传出去。

老管家扯过一条凳子坐下，说：“老爷啥都好，就是太严厉。”

白守仁实际有个儿子，叫白启。是白守仁和正妻郑氏的儿子。

郑氏精神有点问题，时而清醒，时而疯癫。白守仁是个好面子的人，就把郑氏关在后堂，不让出门。

后来郑氏生下了白启。大家却发现，白启左右脸各长了一个青绿色的胎记。粗看之下，像以前犯人脸上的刺青。

因为这两块胎记，白守仁心中很不高兴，不喜欢白启，对这个儿子也比其他人更严苛。

白启性格也很闭塞，从小不爱说话。等白启五六岁的时候，白守仁发现了个更大的问题，白启跟他母亲郑氏一样，时常会发疯病，发起病来不睡觉，拿头撞墙，经常撞得头破血流。

白守仁说白家是开药铺的，家里两个疯子，还怎么做生意。就把白启和母亲郑氏一起，常年关在后堂。

管家长叹口气说，在他看来，小孩都爱学大人。白启还小，很可能只是在模仿母亲。但白守仁听不进去。

就这样，五岁的白启被关进后堂，一关就是八年，结果酿成大祸。

白启十三岁时，和母亲乱伦了。

白守仁发现后，怒不可遏，把白启送到疯人收容院，找到医生汤和辉，把白启单独看管起来。

白守仁痛恨白启做出灭人伦的事，八年间，从没探望过他。

但随年纪越来越长，白守仁发现，他生不出第二个儿子了。这才想跟白启缓和关系。去了疯人院才知道，白启从疯人院跑了。这几天晚上，白守仁都带着家丁，出去找人。

今天中午，管家伺候白守仁抽鸦片的时候，白启从门外闪进来。二人还没反应过来，勺子柄已经插进白守仁的脖子。白守仁没叫出声就断了气。

管家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房子不大，里面放了两张单人床，一面方桌，桌上的灰有一指厚，桌下放了两只木凳。白启和母亲郑氏就是在这里一起生活了八年。

我看到墙上，挂了一幅爬满蛛网的相框，里面的照片已经有点褪色。但依然能看出，相片上是白守仁和一个妇人，妇人搂着一个男孩。

男孩很瘦小，看上去甚至有点怯弱，手上握了一把亮晶晶的勺子。

管家说，白启已经不是这个招人怜的小孩了，现在的他，是个怪物。

房间的拐角放着小炉子和砂锅，像是煎药用的。管家说，以前白启和母亲每天都得吃好几服药，这个屋里永远都是草药味。

我心中一颤，白启之前袭击的目标，都是三十多岁的妇人，这些人无一例外，身上都带着中药味。

我明白了，白启是在找妈妈。

我问管家，郑氏现在被关在哪里。管家说，城北的北顶娘娘庙。

北顶娘娘庙

我跟管家借到一辆自行车，蹬出安定门，一路向北。

城外一片寂静，只有车链的摩擦声，和我的喘气声。月光洒下来，地上白茫茫一片，像是下了雪。

骑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到了北顶娘娘庙。

北顶娘娘庙建于明朝，里面供着碧霞元君，乾隆年间香火最盛，民国后却快速衰落。

北顶娘娘庙原来是“五顶八庙”，现在却仅剩钟楼和两个大殿。因为没钱修缮，其他庙宇都荒废掉了。

管家告诉我，郑氏被关在最北边的庙里，外面用铁链锁着。我找到时，发现关郑氏的是座大庙，门上的锁链已被人砸开，扔在地上。

我慢慢推开门，前面是一块巨大又破烂的木屏风。合上门，屋里一片黑，什么都看不见。我摸着墙壁往里挪，摸到窗户时发现，已被木板钉死。

庙里有两个人说话。一个老妇，声音细微，似乎没了气力，不断说“作孽，作孽...”

“马上好，马上就好....”是个男人声音，语调急促，声音干涩刺耳。

我在庙里适应了一会黑暗，听见男子尖叫一声。我浑身一激灵，提着气，绕过木屏风，来到大殿。

大殿里破烂不堪，正中央是碧霞元君塑像。彩色颜料已经风化，只剩下一座灰白的人俑，面容露着笑，看起来瘆得慌。塑像底座斜的厉害，全靠几根麻绳拴在房梁，才没倒下。

大殿屋顶有三个的洞，两大一小，月光从洞里扫下来，把半个大殿照的亮堂堂。

透过月光，我看见雕像店面的供桌上，有两个浑身赤裸的人。一个人趴着，一个人吊着。

吊着的是老妇，手腕上系着绳子，吊在供桌上方的房梁上，缠的像粽子般的小脚，只有脚尖能勉强够上桌子，身上的白肉松松垮垮，花白的头发被打湿，顺着脖子贴在身上。

老妇就是郑氏，背后的男子应该就是白启。

白启背着头趴在桌上，看上去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浑身精瘦。全身随着胸脯起伏，再没其他动静。

这时，我脚底一滑，啪的摔在地上。白启猛地转头，看向我。月光下，我看见白启左右脸已经没有胎记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大窟窿。透过窟窿，还能看见嘴里的牙和蠕动的舌头。

白启吐掉嘴里的烟叶，露出一口黑迹斑斑的烂牙，攥着一根尖锐的勺子，朝我扑过来。

白启本来就黑，进了月光照不到的地方，就跟黑暗融为一体，看不见踪影。我掏出勃朗宁，还没看见人，手上就挨了一脚，枪脱手而出，掉进黑暗里。

我借着一点光，抓住白启胳膊，拉向我。没想到白启浑身滑溜溜，像长满鱼鳞，嗖的从我手中溜走。

我瞅准前面一片月光，冲过去，脚下却被人绊住，摔了个结实。粘的一身滑腻腻的，是菜籽油。

白启扑倒我身上，左胳膊肘顶住我的脊椎骨。我脖子一热，勺子擦着皮捅到地上，扎偏了。白启鼻子喘着粗气，吹得我脖子一凉，我身上一沉，感到他又抬起右手。

“啊啊...”郑氏喊了一声，声音痛苦又悲凉，像是撑不住了。这一声引走了白启的注意力，我趁机挣扎开，爬出了几米，才回过头。

白启情绪很激动，对郑氏喊：“妈，你等我，咱一起走。”

顾不上管我，白启一步跳上供台，蹲下摸出个火折子，对嘴一吹，堆在桌上的衣裳马上就烧着了。

桌面和地上都有油，火势立刻蔓延到门窗和柱子。大火卷着黑烟，朝我扑过来。那一瞬间，我仿佛回到疯人院里做的梦。

白启从背后紧紧抱住郑氏，供桌上的火引到二人身上，大片红色的烧伤痕在白启和郑氏的腿上蔓延。

我看了眼出口，回过头，捡起一根烧火棍，跳上供桌，给白启背上来了几下。白启只是哭，接着喊妈，手上却一点不松。

我扔下火棍，拼命掰白启的胳膊，却发现白启胳膊如铁铸一般，纹丝不动。

火蔓延到我身上，烧了我的裤子，腿上火辣辣的疼，鼻子里全是烤肉香，不知是谁身上的。郑氏毫不动弹，已经死了。

供桌轰的塌掉，带着我跟白启摔在地上，只剩郑氏吊在半空。周围的火势越来越大，白启伸着手想挣扎起来，但腿部烧伤太重，已经站不起身。

头顶砰的响一声，吊碧霞元君塑像的绳子，在火中绷断了。塑像轰然倒下，一只手正好砸在白启头上。白启的头像西瓜一样拍碎，脑浆四射，五颜六色，像一个烟花。

我从火里冲出来，跑出十几米，身体一软，仰着脸躺在地上。

我隐约听见有夜间赶路的流浪艺人，在呜呜咽咽唱小调，眼皮越来越沉。

我儿子睡觉了。

我花儿困觉了。

我花儿把卜了。

我花儿是个乖儿子。

我花儿是个哄人精。

尾声

案子结束了，我先到警察厅，救出方举人。又从汪亮处领走华大姐的尸体，找人埋在城外的义地。

汪亮告诉我，他在协和医院精神科问过了，白启的状况确实像是疯癫病。

我不以为然，说如果一个小孩，五岁就被认定是疯子，然后被监禁和虐待了十六年，周遭的所有人不断告诉他，他是疯子。那么，他的疯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这样的事，总让我绝望。

▲

几天后，我和戴戴一起送小喜鹊去育婴堂。戴戴和小喜鹊一边走，一边玩，甚是高兴。

小孩就是好，再坏的事情，转过头就能忘。不像我，心中总有个疑问。

整个案件的始作俑者——让汤和辉放出白启的那个胖子，到底是谁？

路过一个报亭，我瞥见一条新闻，议员选举的名单公布了。报纸正中央，贴着入选议员的照片，一个的胖子笑的格外开心。

我注意到，胖子下巴有一颗葡萄大的黑痣。

突然，方举人出现了，还是一样邋里邋遢，拉着我的手道谢。我想起方举人上次跟我算命，还有一些没说完的话。

方举人哈哈一笑，说：”三界不安，如入火宅。火里的人，能不苦吗？“

方举人说，街上这些忙碌的人，和我一样，都被别人的期望束缚，总憋着让别人满意。

“期望就是火，而且是永远烧不完的火。你身在火中，哪知道我有多逍遥自在，清凉快活呢。”

方举人得意的甩了甩手，晃着脑袋走了。

我停下想一会，抬头看见夕阳下，戴戴和小喜鹊的身影。

手往裤子上一蹭，擦掉方举人留下的泥垢。向着戴戴和小喜鹊，快步追上去。

残阳如血。

▼

这场悲剧里，白守仁看起来是根源，因为他无法正视患了精神疾病的家人，甚至担心会影响自己的事业。

不过，这是他的错，也不是他的错。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这么一则“虚构”的新闻，精神障碍患者疗养中心附近的居民这样告诉记者：

以这种方式看待精神疾病患者，或直接以“疯子”、“坏人”等危险性标签简单粗暴地对待，不正是很多人有意无意的行为吗？

民国时期，国内医院已经有了精神科，但更多还停留在学术研究和诊断层面，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是极其落后的。

当时北京只有一家收容所，叫疯人收容所，隶属京师警察厅。这些病人被当做对社会治安有潜在威胁的群体，“治疗”的方法是监禁和镣铐，民间则会以打鬼、驱邪等“巫医”的方式对待这些人。

或许可以说，这是社会和文化上的一种无“病识感”。

比如，有人自杀。会有很多人凭空揣测和评论：“TA就是被惯坏了”、“TA抗压能力太差了”、“TA家庭条件不错啊”等等。当有人尝试了解和分析这种悲剧时，还有观点认为这是在“开脱”。

这种讨论令人很绝望。社会残酷，压力巨大，好像只有“扛得住”和优胜劣汰才是正确。

这是病吗？当然是。

《我们与恶的距离》里的精神科医生是个丁克族，他对是否要孩子一直很纠结，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确实如此，我们还远远没有学会，该如何面对这场席卷而来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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