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下身边社会人的故事

　　安元奎是一个历史追溯者。

　　这就好。这就把安元奎与当下那些着迷于酒吧、花季雨季、邂逅夜总会的写作者区别开来。

　　我一直赞成这样的作家：把写作视为苦难的见证，责任的承担。

　　追溯历史是需要勇气的。

　　一种文体的纵横拓展与它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散文，作为一种最自由与活泼的文体，它的发展当然得考察当前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包括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特别是政治事件，它以它的强大和不可逆转深嵌入意识形态领域，对文学的话语边界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就绕不开过去不久的文革。林贤治先生说：“真实性和随意性是散文的两大特点，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就是自由。是自由赋予散文以灵魂，失去它，所有的文字便成了一堆沙粒，潮湿的劈柴，没有生动的火焰。社会本来是杂色的，散文写的清一色，当然不能说是真实的文学。”（《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就有人说过，文革之后，我们中国人成了最没有历史感的民族。这当然不是对抗，而是强调一种反省意识的必要。没有反省就谈不上灵魂的拯救，谈不上责任的承担，更莫说达到鲁迅先生所期求的“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了。以此观之，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小女人散文”和余秋雨“文化散文”现象值得细究，细究之后可以发现现象背后的环境自由与散文拓展的程度。很显然，景象不容乐观。

　　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经济事件影响了散文的发展，最明显的是“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并增多。这些体制外的作家按理说本可以为散文的发展带来一线新的气象，但经济的铁钳显然使“注重责任承担”的文字越来越少，轻飘飘的适于一次性阅读的文字越来越多。学生手中花花绿绿的“雨季花季”类型读物足堪见证。

　　越来越多人纷纷在商品大潮中奔跑的时候，安元奎，转过身去，寻访过去的遗迹，走出书房阁楼中的想象，为我们打捞历史深处逐渐风化的记忆。我想这正是他的散文写作在黔东赢得尊敬的原因。

　　与他相比，我足见身边同龄人的虚弱和喧嚣。

　　二

　　那么，安元奎的散文书写会否余秋雨“文化散文”套路的延续？

　　答案是与否，我们还是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

　　当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成为一种现象之后，对他作品中缺陷的批评也一同出现并流传开来。这是一种成熟的文学现象。朱大可把余的散文缺陷主要归结于两点：1、媚俗；着力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母题。2、矫情；采纳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如大量使用“伤口”、“滴血”、“下跪”、“恳求”、“哭泣”这样一些辞藻。

　　安元奎的散文让人欣慰，他没有步余的后尘。我想这有必然的原因：1、文化视域与余的不可比性使他安于对一条江的追寻，并投入全部身心；2、安元奎的视点着力于打捞身边的记忆，“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生活的有效部分”（朱大可语）。这样的视点因为其边缘的特性，使安元奎的书写远离了绸密的人群，这非但与媚俗无关，甚至于是相反的。他踏寻着过去先人走过的足迹，在江边徘徊、呤唱：“如果十多年前来乌江，你还可以在江畔听到那些野性粗犷的船号。那神秘的歌吟，宛如乌江天籁，蕴涵着一种亘古的悲壮与苍凉，总让你悲从中来，欲摆不能。而今，纤道和船帆已定格为永远的历史，那些般号一如历史的余音，正在幽幽远逝。”（《虚拟的船号》）

　　这种追寻，因为时间的消褪，事物的影像变得模糊、难以辨认——这增加了心中的忧郁，并因为这种忧郁，他的呤唱和叹息，也更具备了迷人的质地。我们穿过呤唱中升起的迷离烟尘，看到一些复活过来的细节，听到了历史的余音，它们像丝带一样缭绕在我们贫瘠的精神领地，充当着历史传承的见证。

　　作为黔东大地的子民，家园的母题比都市霓虹更恒久地覆盖我们。与此同时，世界的敞开让人应接不睱，犹似一个巨大的万花筒，展现它令人眼花缭乱的诱惑。在这种诱惑面前，安元奎表现出可贵的安静。他继续着自己的寻找：“除了自然之美，对我而言草海有着更深的意义。草海与乌江之源仅一山之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草海与乌江有着神秘的内在联系。我倾向于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草海是事实上的乌江之源。”（《草海泛舟》）

　　在这样不疾不徐的“速度”中进行自己的“走笔”，使安元奎的追寻充满了自觉意味。人们仿佛看到，一个热爱家园的游子，在荒芜了的乡村去找寻浦育自己的母亲，找寻那些像时间一样老去的歌谣和已经淡色的碎花摆裙，完成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感恩。

　　安元奎的追寻似乎固执，却透出朝圣般的虔诚。

　　三

　　家园母题于今似乎已成一陈腐的文化符号。这也难怪。从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迄今，这个主题一直重复着，到了不用看只需闻就能够辨别的地步。

　　曾经看过这样一篇文章，作者因为厌倦城市生活，便周末返乡。他把乡村看作是调养身心的疗养院，然后听到了河水的呢喃，听到了松涛的低语，看到了油菜花装饰的天堂——这样的文章让我恶心得要命，因为那骨子里的抒情显现一种招摇过市的媚俗和惊天的虚假，而这种媚俗与虚假竟出自一个文化人（假设可以把一个文字写作者看作文化人的话）之手！在后来的年月中，我以一双审视的眼睛观察身边的文化人。我发现居然趋者若骛。我想，他们荫翳的双眼，将使本就贫困的乡村更遭盲目之灾！

　　回到故乡——这个被某些人借以披挂的爱心与温情的口号，像一个戴花的老鸨让我敬而远之。然而这样的人还很多，当我看到他们结队扛着厌倦城市的旗帜，乐此不疲地赶回故乡，幻化自己在虫声如雨蛙声似鼓的交响乐中，在松涛与河水的浅浅呢喃中沉入梦乡，我由恶心转为愤怒。他们笔下那些缠绵优美的文字，无异于光天化日下群体自慰时吐出的滔天浪声。他们回去故乡，在阳光下，防晒霜露出了他们精神的马脚。

　　安元奎的散文写作是警惕于此的。他书写乌江，是基于一种对历史记忆的拯救。这见出了他的诚实。“我们走的时候，这些昔日的纤夫用粗糙的手和不太习惯的姿势与我们握手告别，一直目送我们上了机动船。细雨之中，张羽生老人站在泥泞的坡地上一直挥着手，眼神里溢出一种失落与惆怅。酒醒之后，他还会吟唱得那么潇洒和奔放吗？明天，还有谁来听他的船号？”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感情，饱含忧思，充满了对消逝事物的赤子之痛。

　　我非常赞成林贤治先生说的：“关于写作，诚实是起点，思想代表深度”。说起容易，但要做到，在今天来说变得困难。因为今天的人们普遍是对物质未来的幻想大于对过去错误及责任的追究。真实在功利主义面前注定要打折扣。

　　散文是最能暴露一个人品行缺陷的文体，正所谓文如其人。读安元奎散文集《行吟乌江》，一个中正、博雅的形象展立于我们面前。让我们来读读安元奎的近作《水西，一个土司王朝的千载兴衰》一文中的段落：“检点当时的地方史志，至今我们也不得不为当时黎民百姓付出的惨重代价感到触目惊心。安邦彦所到之处，自是一路烧杀，盛怒之下甚至丧失理智地尽掘城外墓冢，殃及死去的先人，天怨人怒。而官军的招数也大同小异，出现频率较高的也是‘焚’‘燔’等词语，甚至有焚烧寨子数十里的记载，而杀掉的叛军有数万之众。如果我们撇开政治与军事来说，这些‘贼寨’，其实都是百姓栖身之所，被焚毁的是他们的家园啊。而‘叛军’，也是平头百姓，他们苟活在土司与朝廷的夹缝中间，命如蝼蚁，任人操纵和践踏。数万颗头颅，遂化骷髅；缕缕冤魂，化作夜郎故地的惨雾愁云，鬼泣神惊，日月难明！满目疮痍的水西，哀鸿遍野。遍地热血，肥沃了百里杜鹃。”在这里，没有故作的矫饰，没有刻意的深沉，有的只是据史实而来的切肤之痛感。安元奎写作的诚实、博雅正直的襟怀，仅这一段文字已足够照见。

　　归根结底，写作的诚实，就是不媚权媚俗，所吐声音皆出自生命的刻骨体验；关照个体生命，倡导人性、博爱、理性和秩序。惟此，所吐之言才出自良心，不负苍生。

　　四

　　毋庸置疑，当下处于一个泛散文化时代。广大的报纸媒介辟出大量版面刊登散文作品，散文成为一种人人可以操持的文体。但是当我们俯下身来，却找不到真正的散文，我们看到的全是消费时代的休闲时令、茶余饭后补妆舞会的口红谈资、可口可乐的小品闲书……散文铺天盖地而惟独不见真正的散文。

　　法国伟大作家普鲁斯特认为，进行艺术创造的不是社会实践中的人，而是人的“第二自我”或所谓深在的自我，他认为艺术作品只有在精神领域才可能被创造出来，只有“深入到生命的生处”，强调“写人所具备的本质和深在的一切”，才能求得艺术作品中含有艺术应有的“永恒的东西”。安元奎的系列“乌江文化走笔”，笔在事物，而意在内心，非游记移步换景，走马观花。其每每考察事物，笔触深在了辽远的过去，打捞沉船的记忆。在他的笔下，事物恢复了历史的面目，让人在沧桑之外，触到人类过去的微笑和伤痕。

　　因此他笔下的事物，除了本原的面貌，还有丰厚的象征意味。美国哲学家埃里希·弗罗姆说：“物理世界的现象能充分地表达内在经验，物理世界也可以作为心灵世界的象征，这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身体是心灵的象征——而非寓言。切身感觉到的情绪，甚至切身感受到的思想，在全部的器官中可以表达出来。”（《被遗忘的语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从人的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兼之上述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安元奎的“乌江文化走笔”，就是个体精神世界的一种突围。乌江，在作为母亲的传统比拟之外，也是嵌在安元奎身上的某一根血管，他要顺着那根血脉，找到精神胚胎的源头，在另一重意义上完整地实现自身。有如哲学，哲学的存在与产生是为了对事物的“去蔽”，使事物还原本来的容貌……这即是安元奎的乌托邦。他的“走笔”是他的乌托邦建设的“正在进行时”。我在他的散文集《行吟乌江》中，在他近期创作的篇什里，发现并找到了他进行建构的努力！

　　工业化、城市化已使广大知识分子精神上赖以逃逸的农村田园不复存在，而都市的浮躁喧嚣又与精神需求的宁静平和水火不容，个体的突围方式呈现出多样与无力。安元奎选择了乌江，乃是选择了一种不羁之旅，在最后的精神上完成皈依。

　　在个体精神逐渐消泯的今天，安元奎却选择对一条江不懈挺进，这不由让我感喟。他的行动，让我看到在这个时代，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和精神修养，以及他在各种走马一样的风潮面前的处变不惊！他的文字宁静、平和、优雅，自有一种内在的底气。正是这种内蕴，使他与黔东众多的散文书写者在本质上区别开来。我的这篇小文，与其说是对他的评论，毋宁看作对安元奎在精神领域的持久叩问表示致敬，我们有义务对他的坚守给予彰显和支持。在此意愿上，我期待安元奎在个体的精神深度上勇敢向前，再走远一些，他在个体的精神深度上走得越远，离人类的精神母体就越近，就愈能带给喜爱他的读者以欣慰与灵魂的滋润。

　　叶赛宁诗云：“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在黔东大地，乌江贯穿安元奎的一生，我们期待，安元奎“乌江文化走笔”系列散文，归属所有黔东人！

　　祈愿其文思若滚滚乌江，浩荡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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