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负担

　　我已年近五旬，论工龄三十二年了，论教龄却还不足十年。我是“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摘掉了“臭老九”帽子，自以为从此会“香”起来，便决定“以工代教”当一名人民教师。后头两次调资我都没能调上，家属户口也一直不能“农转非”。因为文件规定工资达到中教五级才能给家属转户口，我属于“以工代教”，五十多元工资还套不上中教七级。有大专文凭也能转户口，我正在进修，还没领到文凭。

　　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后，家里分了责任田，我就有了“后顾之忧”——总还得解决全家的温饱吧！于是教学种田两头忙，两头都难免受影响。受苦受累，春种秋收，到头来口粮仍不能满足。对这我并无怨言，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一般干部和众多老教师家里有责任田的大有人在。怨只怨我命不好，没修下个好身体，又上无父母、中无可依靠的兄弟、下无成丁子女助力，没有人能为我分担一点耕耘之苦。只有妻子能上地，往年大部分农活都由她承担，不幸今年患了骨质增生，连锄草收割的活都不能干。今秋收割打场就只我一人折腾，累得我叫苦不迭，站着干支持不住蹲下，蹲着不行再跪下，都快老牛卧犁沟趴下了。

　　我不禁对天呼喊：各级部门能否发发慈悲，为我们中小学教师解决点后顾之忧？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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