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作者卡比丘及作品

漫漫何其多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网络小说作者。

作者以甜文出名。甜度+++++，文甜而不腻，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具有细节。主角不是什么傻白甜。人物性格丰满，具有多方面多角度的体现。文体大多数是轻松生活向。
提起漫漫何其多，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awm》。

你是我的AWM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可遇不可求。

现代科幻纯爱
祁醉：老流氓富二代游戏大佬话唠攻。
于炀：新锐黑马外硬内软易推倒孤僻受。
因为的家庭原因导致于炀的性格缺陷，这在两个人最初的相处中发生了一些误会，导致了分离，有一点点小刀，后面会解除误会，破镜重圆，最终走向爱情事业双丰收。
话说祁醉这话唠属性，如果是我朋友的话，我估计也会忍受不了，直接狂扇。
虽是游戏文，但无游戏经验也能看懂哦～

然后我们来看看另一个类型。
《暴君》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别人不害我我尚且还要去害人，更何况那些害过我的人？

典型重生文，打脸、复仇、江山美人两手抓，一篇甜宠爽文。
古代架空养成。
褚绍陵：名副其实的暴君，杀戮果决，但是帅，攻。
卫戟：幼时软萌可爱，长大后忠犬性质暴露无遗，受。
上一辈子褚绍陵眼瞎看错了人，一颗真心喂了狗。死前才发现侍卫卫戟的情深。重来一次，自是要将人放在心尖好好宠着。搞笑且甜。

当然，作者并不只有介绍的这些。还有很多很好的作品。总体来看，发现作者笔下的攻好像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有一点老流氓属性，不但不会令人讨厌，反而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坏坏的帅气感觉，有点骚，也很撩。这也是漫漫何其多作者的一个特点。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作者的其他作品。

漫漫的文真的很好，细节处理的很好，她写的AWM真的是经典，她写的每个文都很好看，FOG也很好看，里面塑造的感情线，人物形象都很好，我真的很爱电竞文，让我们期待漫漫的新文（在微博上有说哦，是没有涉及过得方面），祝漫漫越来越好，期待

真的很喜欢漫漫何其多，在一月初我看了FOG，看完之后追星，看了许多同人短篇，但是真的无法比较，所以，现在在重看FOG，很喜欢余邃和时洛，我可以学到很多，例如小时神明明脾气爆的很，讨厌死圣剑了，偏偏坚持不控分。爱情真的很甜，但是学到人生意义更重要吧。年初与年末都是FOG，一年也会这么有始有终的结束了，感谢漫漫的好作品。希望我也能活成全员恶人的样子吧

是一个很好，很优秀的作者。

看一下他写出来的作品，别人对她的评价去参考一下别人的评价，找你要的答案。

张炜的东西较为小众，与他作品中的高傲有关，他的立意和叙述方式我很喜欢，包括《你在高原》(虽然没全读过)。

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张炜啊，狗吃牛粪只图多！

啥都不说，就这小说名，三流而已

就知道它特别长，有500多万字吧，没读过，好像在中国要排第一了。作家也凭借此书升官了吧

我看到第十本了，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个哈姆蕾特，我觉得还不错，有一定的现实性，虽然文学性很强，可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或许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文学，受时代、社会、政治等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发展变化的阶段性。二十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0-1917)

这一时期的社会和文化特点，实应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当时的维新派于1898年发起了变法运动，即戊戌变法。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代表着革命派的壮大。所以维新与革命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文学研究自是离不开时代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明代文学研究也受到维新和革命以及西方文化思想如进化论的影响。

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认识到小说的巨大作用，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一文中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种观点反映了他希望用小说为维新服务的目的。就对小说的认识来看，扬弃了传统的视小说为“小道”的观点，实际上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康有为的《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也反映出他重视小说影响力的观点。这时更有维新派中人借对明代小说的研究，张扬维新的目标。阿阁老人《说小说》[2]“西游记”条称：“《西游记》者，中国旧小说界之哲理小说也。细观其自借炼石化身起点，以至远逝异国，学道而归，恢复昔时一切权利。吾人苟能利用其前半段之所为，即可得今日出洋留学之效果，以精器械，以至富强，保种在是，保教亦在是。”“精器械”、“富强”、“保种”、“保教”正是当日维新派的口号。阿阁老人这段话，实属借题发挥，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研究，但其实用的目的很明显，为变法图强服务，与康梁的主张正相一致。邱炜薆《客云庐小说话》[3]“穷愁著书”条说：“《水浒传》以慕自由著，《三国志》以振汉声著”，邱又在另一条中说：“《水浒传》得自由意境”；定一《小说丛话》[4]“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人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证，岂不谓之智乎?”《水浒》的中心不在追求自由、民主、民权，所谓自由、民主、民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三国演义》有人心思汉的表现，也并不是它的重点。这些研究者提出以上问题，在于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反清、反专制张目，有明确的政治意图。王国维在当年说：“观近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之无异。”[5]当时的文学研究正与文学创作的特点基本一致。此外，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文化界掀起了一个翻译的西方文化著作，介绍并引进西方文化思想的新潮，在这种背景下，学人相当重视方法论，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如梁启超、蔡元培等。而方法总与一定的观点相联系，在观念的指导下运用，自十九世纪末严复翻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之后，进化论对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学研究均产生过深刻影响。文学研究者以进化的观点阐释文学的发展变化，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以进化的观点说明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即是文言文学变为白话文学就是一例。但这种文学上的进化观念要到五四文学革命发难时才大放光芒。而本阶段中提出的对明代小说的推崇观点，实际上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出“平民文学”的观点相通。

第二时期(1979—1949)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正式举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旗帜的文学革命发生得更早，一般认为是1917年。作为这个文学革命发难的重要标志的有两篇重要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中都涉及到明代文学的评价，以胡适提倡白话文学，认为“言文合一”的趋势元代最盛，可惜为明代所阻，“政府”既已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他同时推崇“白话小说”，赞誉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记》是文学“正宗”。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认为，“元明剧本”和“明清小说”是“近代文学之灿然可观者”，明代前后七子和归有光等人是“妖魔辈”。可见他对前后土子是采取否定态度的。

稍后，胡适、周作人等又推崇明代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甚至认为那是明季的“新文学运动”。

以上观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过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明代的小说、戏曲作为“平民文学。被空前地重视，出现诸多著名研究家，成为一门显学。其次，明代诗文(公安派除外)被长期忽视。

胡适身体力行，作小说研究，在明代作品方面，他写了《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三国演义序》等，他对这几部明代文学巨著的成书、作者、演化等问题的研究，实开一代风气。他明白告诉人们，他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或形象地称之为“拿证据来”。这种方法影响了很多学人。胡适研究文学之所长，正在这里。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则十分薄弱，甚至根本不涉及，所以胡适研究明代小说的贡献，多在考证的层面，而不在思想艺术研究的层面。胡适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本是和他遵奉的进化论观念相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水浒传考证》中最早提出“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但他所提供的例子却是浅近浮泛的，比如他说：“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这就是似是而非的浮泛说法。所以，胡适的实际考证成绩超过他宣扬的方法。但在当时，这种方法确又发生过影响。

郑振铎是五四以后研究小说，戏曲的有代表性的著名研究家，他也宗奉“进化的观念”，或也受到胡适的影响，如他说：“文学史上许多错误，自把进化论的观念引入到文学的研究上以后，不知更正了多少”，许多人都相信《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都是元朝人流传下来的，但是有了进化观念的人却很怀疑，当那时，中国小说方才萌芽之时，竟会有那么完美的作品产生……我们有了进化论的观念的帮助，便方可以大胆地改正一般文学史上把小说当作元人盛业的谬误了”。[6]郑振铎还谈到戏曲的进化，认为“元曲中、其结构、人物都甚简单，每剧只有四、五出，每剧中只限一个人物歌唱，到了明人的传奇却在为进步，出烽多至三、四、人物也多了不少，每个人物都可歌唱、有时是合唱、有时是互接的唱这使剧扬热闹了许多，确是一个大进化”。[7]小说、戏剧的演化与生物的进化有相似的一面，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用这种进化的观点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成书年代，有一定的说服力。明传奇体制的变化，也是一种进步。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产物。他把被称为“子部”的小说和被视为“闲书”的白话小说打通起来，写成史著，是别开生面的，其间对明代小说的评价有卓越的见解。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但从鲁迅著作整体看，他的“进化”思想的核心是发展和变革的观点。

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之后，社会学批评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批评方法着重从社会时代、思潮，乃至阶级的广泛联系中，考察文学现象，而这正是考证学的方法所缺乏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后，社会学批评方法更为风行。在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社会学批评方法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主宰。这时，一部分学者主张用唯物史观来审视文学现象，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1933年，郑振铎说：“至于那新方法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法呢?当然各人的师授不同，不能执一而论。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的产生，不单只赞颂那产生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还应注意到这作品产生的时代与环境，换言之，必须更注意到其产生的社会因素”。[8]就是他在同一文中所说的经济因素与时代的背景。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作者在这之前对以达尔文进化论观念研究文学的称赞，就可以看出研究方法的前进。1933年《读书杂志》“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特辑”中有李华卿《中国文学史引论》一文，该文淡到方法论时，便主张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文学史的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部明代文学史的著作，那就是宋佩韦的《明文学史》，著者结合时代因素分析明代诗文。他的论说虽也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同时也显出受当时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影响的痕迹。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是一本旗帜鲜明的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编写文学史的著作，他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则文学亦随之发展到某一阶段，社会经济停滞在某一阶段，则文学亦停滞在某一阶段”。这种强调显然流于机械。在研究明代作品的文章中，也当现过一种的做法，而作者主观上也是想用新的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如刘毓松《水浒传的社会思想研究》一文，分析梁山义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革命的政纲政策和坚强的政党领导。这如同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一样，以一般的历史的政治的分析取代了对《水浒传》这一独特的艺术作品的分析。表现出庸俗社会学的倾向。

须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明代文学研究，随着本时期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进展，也有明显的表现。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关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问题，它涉及的是中印文学的比较研究。胡适于1923年作《西游记考证》。他研究了印度古代神话故事《拉麻传》，认为传中的神猴哈奴曼是孙行者的原型。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支持胡适的论点，陈寅恪《〈西游记〉装宗弟子故事之演变》，认为《贤愚经》的《顶生五缘品》和《罗摩延传》的猿猴故事，是《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故事之起源。比较研究至少可以拓宽学人的视野，将中国文学放到世界文学之林中去观察研究，说明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以及规律。

三十年代，出版了两部明代文学的断代史，这两部明代文学史皆能成一家之言。一为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印行，一为宋佩韦的《明文学史》，该书只谈诗文。有关明代戏剧的专著有卢前的《明清戏曲史》，散曲专著则有任讷《散曲概论》，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至于其他有关明代文学的评论，考证文字，也相当的多，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百年中明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个丰收时期。

第三时期(1949-1976年)

本时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确立为全国各项工作、各项事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的领域指导思想，也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指导思想，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方法。上阶段风行一时的实证论与考据说相结合的方法，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批胡适的政治运动中被当作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典型而遭全盘否定。从西方传进来的其他研究方法，也常被忽视。只有考证的方法还很盛行，因为研究作者，探讨时代，都离不开材料的考订。一般地说，社会学批评方法所长在评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政治倾向。它的视角较广，不是孤立地就作品论作品，就作家论作家。它具有理性分析的深刻性，对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社会价值，能洞烛其微。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把社会学的文学批评发展到了高峰，而且本身也已形成一个科学体系。所以在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古典文学研究包括明代文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这十七年间的论著比三、四十年代还要多。而这个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文学研究学术体系的初步建立，也就是说，这时候的研究家们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实际上创造和形成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明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好成绩。如冯雪峰的《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系统地论证了《水浒传》的主题———农民起义说。这在当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陈中凡的发表在1962年4期《文学评论》的《汤显祖〈牡丹亭〉简论》，根据晚明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以及新的社会关系，提出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姻缘是“新的市民阶层狂热追求爱情的愿望在舞台上生动具体的表现”，“只有《牡丹亭》式的杜丽娘才能体现出十六世纪末期市民意识抬头的时代精神”。在有关《西游记》思想内容的讨论中，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在当时也有广泛影响。但张天翼文章中说《西游记》“借天界神佛来描写地主、贵族和皇帝，借妖怪们的造反来描写农民起义”，有流于简单化的弊病。当时类似这种简单化的现象不只一见，有的则已走入庸俗社会学。因此五十年代中期后，研究界曾有批评庸俗社会学的举动。何其芳在《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9]中提出：“没有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规模巨大，以致使得封建统治不能维持或者几乎不能维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样的情节是不可能虚构出来的。”他没有将大闹天宫当作农民起义的直接反映，只是将农民起义作为作者构思这一情节的基础。实际上显示了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倾向划清界限。

但这并不能完全阻止批评方法的僵化。主要原因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阶段斗争被人为的加激，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提高到决定一切的地位。而文学批评方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阶级分析方法，如果演变为纯以阶级斗争理论审视文学遗产，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文学遗产定性，而这种阶级分析又是简单的地以作家的出身为依据，那就易于乃至必然导致对文学遗产的全面否定。当时，有一部文学史称明初杂剧”只是贵族文人的制作”“完全走向了形式主义”。朱有墩是王室成员，便说他的杂剧是典型的贵族文学，除了消极思想和浓艳词藻，并无其他。至于当时王室内部权力斗争，这种斗争给予朱有墩心理、创作的影响则一概不问。可是在杂剧发展史上，明初一段便成了空白，杂剧形式的变革也难以说清。

当时文学批评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随着不断地突出政治，政治第一必然发展为政治唯一。这也是专业生硬、简单和僵化的原因之一。可见问题不在马克思批评方法本身，症结在于当时左的政治运动的影响。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明代文学研究，仍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尤其是“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学术讨论的展开大有裨益。五十年代组织了一些有关明代文学的讨论，以讨论名家名作为主，讨论的结果，汇集在几部讨论集中，有《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水浒传研究论文集》、《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以及《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作品的作者，主题思想、人民性、人物形象、成书经过及创作方法等，除了在刊物上进行讨论外，还以研究座谈会的形式作学术交流，如1953年11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部分专家参加的关于《三国演义》的座谈会。这些讨论虽然仅仅是开始，还有待深入，但参加讨论者的态度都是平等的，大家实事求是地各抒己见，展开争鸣，虽然这一时期对时代文学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小说、戏曲方面，但无疑是相当活跃的。可以说，五十年代初、中期，是二十世纪后六十年间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的后十年，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配和制约，古典文学的研究一片萧条、荒芜，明代文学研究自不例外，虽说评说《水浒》一度相当热闹，成为运动，但实际上是一种异常情况。

第四时期(1976-世纪末)

这是二十世纪后六十年间，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提出，是“五四”精神在更高层次上的再起。在这种形势之下，明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各个阶段，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突破禁区。第一是思想理论上的禁区，此前三十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学术研究的领域的禁区相当多，尤其是“文革”十年，更是思想禁锢的时期。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两年，政治决定学术走向的现象，还未真正改变。只有在批判现代迷信，批评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以后，在思想理论领域才得以拨乱反正，学术研究也才得以正本清源，即以《水浒》研究来看，由于“文革”中的“评《水浒》”运动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在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中，《水浒》研究也就成了突破口。虽然不免带着意识形态色彩，但我们从1978年几篇讨论《水浒》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已经不仅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论《水浒》了。稍后，也就出现了不以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为基调的文章。1979年第期《文学评论》刊出了丁振海的《〈水浒〉研究三十年简评》就有所突破，作者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水浒》的内容，宋江形象的复杂性，发表了比较公允客观的意见，对《水浒》评论中的简单化、形而上学、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八十年代以后的《水浒》研究已经回归到《水浒》本体。第二是研究范围的禁区。最明显的例子是对《金瓶梅》的研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以《金瓶梅》作者考证为突破口，逐渐深入到书中的其他领域，乃至于书中的性描写。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使一些研究者棘手的问题，而研究《金瓶梅》它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学术界思想的活跃，学者们敢于直面这一问题了，或论述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或评说它的人文色彩，或称它有反礼教禁欲主义的作用，或分析它与晚明社会思潮的关系。有从审美角度探讨的，有从性学、性文化这一新的视角进行探讨的，等等。不妨这么说，《金瓶梅》在八十年代以后一度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在很在程度上显示了明代文学研究中突破禁区的成果。

同以上突破禁区的情况有关，早先的那种出自政治原因而因人废言的不正常现象也陆续被冲破。在《西游记》研究中，胡适提出过《西游记》的内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而是滑稽玩世。这一观点，在五十年代被批判为“反动论点”[12]，这是政治性的宣判。八十年代，有学者再次提出胡适的这种观点，并把它归结为游戏说，且不少学者对此说加以论证，成为《西游记》主题研究中的一说。自五十年代批判胡适运动以后的近三十年中，胡适除了作为大批判的靶子之外，对他学术上的成就是讳莫如深的。正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胡适在明清小说研究中的贡献才又重新获得肯定，这不能不说同当时突破学术禁区的口号与行动有关。这一阶段明代文学研究的活跃，还表现在诗文研究上突破了长期存在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框框，即对前后七子诗歌主张的基本否定，乃至于对他们文学地位的基本否定。这实际是“五四”时期就已出现的观念。对这种否定，虽然也有不同看法，但自五十年代以来的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中，基本上还是持这种否定看法。到了这个时期，也是八十年代以后，这种长期存在的否定看法受到了挑战，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作了新的较为切实的分析，指出了它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同时又对前后七子成员的同异作了较为符合实际的分析。这样，也就带动了明代诗歌研究。可以说，这一阶段的诗歌研究，呈现出百年来最为繁荣的局面。

其次，这一阶段的学术界出现了“方法论热”，或叫“新方法热”。这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各种方法的多元互补，易于形成学术研究的全面繁荣，本阶段的研究实践证明了这点。由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西方的各种研究方法纷纷被介绍到国内。经过十年禁锢的学者们，如饥似渴地吸收新鲜事物，一时间形成了方法论的热潮。在明代文学研究中，运用新的方法最为突出的是小说研究，如运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符号学、人类学、语义学、比较学、渊源学，等等。与方法论相联系的还有多视角问题，即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四大奇书来说，研究者们的研究角度颇见相异，美学角度、心理学角度、大文化背景角度、民俗角度、宗教角度，等等。由于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多元化，在明代小说的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如用审美批评研究西门庆这一形象，说明了这一形象的美学意义，这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用比较学、渊源学继续研究孙悟空的原型问题，多数学者取得了共识，肯定这一形象与印度文学有一定关系。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三国演义》，曾有全国性的讨论会，其成果反映在《〈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中。还有多篇用系统论研究《水浒》的文章。在明代诗文研究领域，象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也有新颖思路，作者将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结合起来，作交叉思考，开辟了一条诗文研究的新路。

新的研究方法虽然使得明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兴旺局面，但也要指出，部分学人在运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时，并未见得能得心应手，有的论文显得生硬难读，反映出论者本人对于这新的方法并没有了然于心，仅仅一知半解而已。这种现象，反映了学术界部分人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九十年代以后，那种生搬硬套外来方法的现象已大为减少，这反映了学术界的更为成熟。从这一阶段的明代文学研究中也可发现，传统的研究方法，仍显示了它不可替代的功能。乾嘉学派的考证学研究方法在“四大奇书”的作者、成书、版本、辨伪等研究中，仍然独领风骚。有近百年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在摆脱了极左政治的束缚后，重整雄风，它在明代文学，如小说、戏曲、流派的研究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与人们越来越熟练地掌握的美学批评方法相配合，相得益彰。

第三，这一阶段明代文学的研究深入与拓展，呈现了新的面貌。我们看到世纪初对明代小说研究的简单甚至幼稚，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在作者、成书、版本等考证方面，第三阶段的研究发展到对小说内容、人物形象的分析，但主要定位在社会性、阶级性上，对小说艺术性的分析显得薄弱。本阶段的研究则大为深入，以小说与戏剧的研究而言，深入到了文化学、美学、心理学、宗教、民俗等等领域。深入到从前的禁区———人性及性学的领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宏观研究的加强，宏观和微观当然是相对的，比如研究明代小说史，在概括明代小说史全貌的基础上，从史的发展中论述明代小说，这便是一种宏观的把握。宏观的研究能更为全面地描述文学发展，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研究的深入还体现在改变了将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单一化的作法。如从前只是把公安派作为前后七子派的反对派看待，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这时一些学者论到了另一面，前后七子派中的人提倡真情和崇尚民歌，实是公安派的先导，公安派继承了这一传统。这就说明两者异中有同，这就是研究深入的一种表现。

这一阶段的明代戏曲研究在侧重名家名作的同时，研究者也发出了重视二、三流作家的呼吁。以前很少提及甚至无人提及的作家作品，也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有的明代戏曲家如被视为临川派的阮大铖，以其人品卑劣，对他的作品的评论往往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而本阶段出现了多篇研究阮大铖及其作品的论文，黄钧的《阮大铖〈石巢四种〉平议》，便是其中之一。该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阮的思想，为人与剧作。在如何评价历史上的“反面人物”的文学作品的问题上，有所推进。

在领域的拓宽方面，出现了思想史与文学史的综合研究，如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在阐释二者的关系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审视明代文学，这就突破了文学本身的范围，拓宽了研究的空间。

本阶段的明代文学研究还加强了比较研究，有纵向比较，从史的发展对文体，流派等作比较，如台阁体与茶陵派，茶陵派与明七子，明七子与公安派，公安派与竟陵派，它们之间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有横向比较，是文体之间的比较研究，如明代诗文与小说、戏曲之间的关系，小说与戏曲之间的关系。有明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种种比较都是对研究领域的拓展。

二十世纪明代文学研究，是逐步现代化的演进过程。由世纪初的从传统研究到现代研究的开始转型，到二、三十年代为研究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尔后的十多年因战争原因而暂时停滞；到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发展，接着十年动乱，无学术研究可言；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明代文学研究突飞猛进。回顾这一演进过程，其曲折，可以使人警醒，其成就，可以成为今后研究的起点和基础。那末，二十一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将更为辉煌，是可以断言的。

（一）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中外古代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文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将文学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现代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文学等体裁。在各种体裁中又有多种样式。
文学是个好东西！！但是到了现在乱七八糟的文章到处都是！
我认为看书就要看对自己有长进的书！ 这是我对文学的了解！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
　　其文化散文以其学者的独特视角，独到的表现方式以及深沉思考得到高度评价。
　　余秋雨散文评价
　　1.余秋雨在类似《道士塔》《阳关雪》《上海人》《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散文中，所表现的诚然是一种“感性体验”，同时又包容着他的理性思辨。他的“感性体验”发自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典章经籍、山川风物、世俗人情的领略、体悟，他以双重文化人格对它们予以谛视与观照，既是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积淀文化传统基因的大学教授，又是受西方文化思潮碰撞、为当今改革大潮与商品大潮所拥抱的现代人。于是他以继承文化传统、又批判文化传统的悖论，导入他的审美观照，因而生成某一种文化的与哲学的焦虑，一种浸濡历史沧桑感的困扰，以及走出困扰的使命意识，即他自己所称谓的“文化苦旅”。其实这正是余秋雨既与历史“撞击”、又与现实“撞击”，既欲走出历史、又欲走出现实的思想的“苦旅”。(吴周文《90年代:中国散文现在时》)
　　2.余秋雨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境界上，还表现在强烈的主体意识方面。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有很强的感召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笔端，而这个具体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的。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家的文化生命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于是，一处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出文化，最终由文化而透显出民族的存在状态。就这样，余秋雨的散文终于摆脱了以往40年散文的樊篱，从“小体会”“小摆设”“小哲理”等小家子气的审美规范中走出来，树立起了一座真正高大独立的主体形象。……余秋雨散文中鲜明的主体意识固然来自作家渊博的文史知识和良好的文学天赋，但如果只靠这些，也只能写出掉书袋式的怀古悼亡之作，决不会将一座“精神道场”弥漫于天地之间。因此，真正纯净的主体意识，需要对历史的洞察，对现实的忧患，对未来的执着，对人生的定力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感悟，借用先贤的话说，就是要摆脱“小人儒”而达到“君子儒”的境界。余秋雨的散文对俗常生活乃至社会政治层面上的东西已无所关注，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对现实历史进行着极其深切的眷顾，其中的欢愉、忧思、欣慰、苦恼都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紧密契合，与当前处境中的高尚与卑微、深刻与虚浮息息相关，由此而构成了散文的多维结构立体化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以其丰富、高大和纯净的特质把当代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如果说余秋雨从人生的角度给出了文化以丰富生动形象的涵限，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话，那么立于民族、国邦角度的关切，则是宏观上对文化的构架。
　　这种关切体现于作者把祖国山水、民族感情、华夏文化三者交融浑然为一体。他视文化为民族的魂灵，把对民族的情感又付之于山水之上。《道士塔》中作者由莫高窟的文物遗藏联想到外夷入侵、民族劫难，“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何止是几箱文物被运走了，作者分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呻吟着。
　　透过余秋雨散文把祖国河山、民族情感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的形式，我们会看到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华夏文化的精髓和内核——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们仿佛看到作者那颗拳拳赤子之心，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和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他那凄切的乞求和呼唤，不仅仅要保存莫高窟的文化遗产，而且更深刻地蕴藏着爱国的内涵。
　　……余秋雨的苦旅“文化”，不仅有着强烈的人生感、民族感，而且更富有历史感。余秋雨散文的精邃的思辩、丰富宏魄的内涵，都导源于他的渊博精湛的史家修养。他的“文化”所富有的历史感，并不是对过去僵死的白描，而是把历史作为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用文化把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在他那里，文化如同充满着旺盛生命力的滚滚浪涛，推动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
　　作者站在人类历史的高阔视角之上来看待文化，文化成了历史的积淀，文化和历史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山水”是“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悠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自序》）。《莫高窟》一文中的描述更具典型，“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历史的韵味可谓浓矣!《莫高窟》一文哪里是对文物古迹的欣赏，实在是对中华几千年沧桑历史的活生生的再现。他从画像的色流中，竟将几千年文明看了个玲珑剔透。历史在他那里与文化相结合，便没有了冷漠和严峻，历史的生气驱除了“文化苦旅”的单调和干枯，呈现给我们的则是活泼与洒脱，或许这也正是“文化苦旅”津津有味的原因之一吧！（张昭君等《血凝·精灵·积淀——〈文化苦旅〉的文化观》，《社会科学探索》）
　　4.余秋雨走出了书斋，走出了都市繁华，一个人，悄悄地，从秋风塞北到春雨江南，一任唐朝的风沙宋朝的烟尘的扑打，又黑又瘦，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鲜活血脉，而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发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这是真正的大忧患大悲怆，说是历史的泼墨一点都没夸张。你看整个“文化苦旅”，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大西南的武侯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南洋的垒垒丛冢。起初，你还会拥有一份自豪，一丝安慰，因为我们毕竟拥有过一个大唐盛世以及大唐盛世所创造下的辉煌的敦煌文明，尽管后世不肖子孙是如何地把她糟踏了。接着你便感到了寒冷，因为文人的孤魂野鬼出现了，慢慢地你会沉默，你会忧伤，你会呜咽，最后面对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华裔却不再操华语的异乡故人，你能不悲鸣?中国的文化啊，难道你真的就断送于此吗?难道你真的最终也像古埃及、古希腊一样文明沉沦了吗?不，不会的！
　　《道士塔》《莫高窟》应是劫后的苏醒。《阳关雪》则早已跳出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圈子。《上海人》是在祭奠古上海文明的同时对今上海文明又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小市民”“大市民”的概念。
　　余秋雨是那种乐意把笔浸润在历史沧桑之中，眼睛却时时关注着今天，也眺望着明天的文人，经历着山一程、水一程的坎坷，领纳着风一更雪一更的寒冷，这里面怎能没有沧桑?一座破旧斑驳的牌坊，一堵朱红剥落的庙宇的断壁残垣，一条海岸边被风霜侵蚀的废船，那是岁月的层层结痂的痕迹，那是岁月无声却残酷的铁蹄，人类所无法承受的无奈。在这里，沧桑成了一种人文景观，该需要多么高品位的审美心境啊！(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
　　5.《道士塔》中，当我们随着作者愤懑冲激，也意欲随作者横立沙漠中，喝阻那些西方的文化强盗浩劫敦煌文物典籍的车队时，忽然又被作者“拦下了车队，又怎么办”的提问所震慑，情感的痛苦转瞬间转为思想的痛苦。
　　《道士塔》写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个早晨“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开始他的粉刷”。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在这里读出黑色幽默，因为王道士粉刷的是千年流传的敦煌壁画!——这种生动又时时转换感情内涵的描述，充满在全部的余氏散文中，且经常是写得更精彩。
　　(偌大的中国句)如此忧愤之语，道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爱以及对文化命运的无奈，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道士塔》正好印证了鲁迅的一段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