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史景迁的《王氏之死》

　　解放周末：历史上修地方志的过程一般是怎样的?

　　王家范：地方志的编撰不是一两年的事，最短的也需要三五年，像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从民国2年(1913年)起始编纂，一直到民国25年(1936年)完成，整整编了20多年。

　　这本《川沙县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修志者，地方之事也，志久失修，疆域、户口、田赋、学校诸要政，代远年湮，见闻舛误，耻莫大焉。”可见，修志是地方上的一件大事。一般有能力、有文化、有志向的县官，觉得本县方志有几十年时间未修了，世相变迁那么多，就会下决心组织修志。而具体主持修志的，皆为当地公认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比如黄炎培时任江苏省教育局局长，虽公务繁忙，但他欣然出任《川沙县志》主纂之职，并亲身参与田野调查。

　　解放周末：当年的田野调查是如何展开的?

　　王家范：据统计，在这本《川沙县志》的前言部分，共收录了62名采访员的名单，他们实地走遍了川沙县城和所有乡村进行调查。比如，民国18年4月27日，黄炎培在川沙县调查后亲笔写下的实录：“大都夫妇两人，三个幼童帮助，可种10亩田，但农忙时，仍须雇工。工资每天0.4元，饭须优待，又是0.4元。种棉着重去草，俗名‘捝花’，有雇工的，也有包工的。大约每亩雇工费，至少须以3元计，种稻灌水，用脚踏车的渐少，因人工太贵。大多用牛车，牛每头约100元，食料如棉饼、稻草，年约30元，牛车、船只及一切器具，约130元，常年修理抹油，约又须20元。不养牛的农家，如有田10亩，4～5亩棉花，尚可自种。5亩种稻，必须分种于养牛人家。”

　　就是通过这样挨家挨户的调查，黄炎培最后得出结论：“测量所及有61户，共田971亩，农民一年净得收入共9969元……照以上收益统计，每亩平均仅得10元有零，则八口之家，给他10亩田，亦且不能过活。”

　　其调查之精之细，不得不让人由衷钦佩。这本《川沙县志》中，还加入了道路交通、工业、电气事业、卫生、慈善、司法等全新内容，面面俱到，呈现出一幅鲜活生动的社会生活全景图。

　　除方志外，也可以找些“官箴书”来读读，都是古来的经验之谈啊。

　　解放周末：读旧方志，还会发现其有较大篇幅是为好官、清官立传的。

　　王家范：各种地方志的体例大多类似，但在分类、篇目的标题和内容上有各显神通的余地，少数的还别出心裁，在个性化创造方面很是出彩。总体上地方志主要分两大类，除各类专门“志”之外，就是人物“传”，这其中包括为好官、清官立传。

　　这里，我想特别说说知县。一县之长，“七品芝麻官”，现在的人不怎么看得上，但古代却不是这么看的。从皇帝、宰相、尚书到乡贤、文人，他们说的比较一致的是：若县令做得好，县县如此，定邦安民，天下何愁不治?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一大堆，不胜其多，只有知县才是真正的“亲民之官”，直接面对老百姓。因此，在地方志中，对做过好事、办过实事的县令，都毫不吝啬地予以表彰，有的还立祠堂纪念。这么做，意图十分明显：希望后任知县“发扬传统”，做个好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解放周末：树立榜样，激励来者，地方志还承担了正面引导的作用。

　　王家范：是的。美国史学家史景迁写过一本故事体史书《王氏之死》，说的是康熙初年山东郯城县令黄六鸿在任时发生的故事。王氏是农民任洪的妻子。她可能因忍受不了生活的贫困，离家出走，后又突然归来。任洪既恼怒妻子，又怀疑邻居高某引诱王氏，就杀妻移栽，诬告高某为奸夫。幸好黄六鸿精明强干，发现种种破绽，成功侦破此案，避免了一件可能发生的冤假错案。据此案，他还引申出一条法律伦理，意思说，如果证据不足，千万不可搞严刑逼供，更不能容忍轻易判人死罪。当然，黄六鸿的政绩不止于此，对此在乾隆《郯城县志》里有详细记载。可见，这位在立功立言上作为超群的县官，就是靠地方志得以青史留名;乃至350多年后，连美国史学家也对其赞叹不已。

　　解放周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一名有政绩的县令，能断案还是远远不够的。

　　王家范：审案确是县官的日常工作，但也只是其中一项。全县的事情，千头万绪，事事须由县官做主，不胜其烦。从宋元明开始，过来人为准备做官写的`“任职指南”(编者注：统称“官箴书”)逐渐多了起来，大概就是看准了这个市场需求。例如《初仕要览》《州县须知》《牧令须知》之类，从京城候选直写到卸任交差，事无巨细，逐一交代，很是实用。建议现在做官的，除方志外，也可以找些“官箴书”来读读，都是古来的经验之谈啊!

　　凡有思想高度的“官箴书”，在交代所有事务之前或之后，则必强调县官的好与不好，办事干练有成效固然重要，但人品端庄，有一颗仁爱之心，更是根本的根本。

　　肃贪倡廉，还是应该建立有长效机制的制度保障。古人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成功

　　解放周末：从地方志看历史上的官场体制，您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家范：中国古代的官制，呈倒金字塔形，上大下小，县一级的行政设置极为简陋。从秦汉到明清，官制的演变，最大的弊病，历史学家吕思勉曾一针见血说过：治官之官越来越多，而治民之官越来越少。直到明清，县衙门正式有俸禄编制的官吏也不过十来人。事务繁多，又不肯放手让基层自治，这就逼得县府只能大量添设编外人员。以乾隆《吴江县志》为例，我曾经通过其财政收支细则作过统计，发现编外人员有所谓“选役、编役、长役、赋役”四大类，总计竟达10000余人。过去有人拿古代县政府与现在的县政府比较，说古代县政府如何精简，显然这是没有好好通过方志去做具体调查分析，不了解真实情况的错误结论。

　　地方官府既要完成特定向中央交纳财税的任务，维持好社会治安，又不容许挪用国家财税，生出地方债务。因此，官府给予编外人员的生活补贴极微，以致他们只能靠“灰色收入”来夯实生计。造成的现象是，贪官跟这些人里通外合，清官打击吃里扒外的恶行。但再怎么打击，事务究竟是精简不了的，无奈只能不断换人，却不过是故态复萌。因此，不少方志的编者在序言或篇首引言里，屡屡感叹“扶得东来西又倒，何日方能除恶务尽”?

　　解放周末：如何肃贪倡廉，从旧方志中可以读到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或教训?

　　王家范：曾经有人问过我，方志里有没有专设“贪官”一栏?这是不可能有的。但讲述清官事迹，实际已经将贪官作为反衬，这是中国特有的春秋笔法。另外，在卷末“杂闻”或“佚事”里，有时也通过民众受害的一些故事，曲折反映出官吏的贪腐情况。

　　被康熙帝亲谕“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其反贪禁腐的事迹，乾隆以来的苏松府、县志，莫不做突出报道。《松江府志》“名宦传”称于任上“贪墨吏望风解绶(编者注：解下印绶)，豪猾迁徙境外，奢侈僭逾者亦皆敛戢(编者注：收敛)。”姚廷遴是亲眼见过于成龙的，在他的日记里曾经提到，被于成龙抓的江南江西两省的贪腐知县官就有20余人，青浦县官也在内。

　　但在于氏去世十多年后，上海县就又出了一个极恶的贪官陈善。姚氏在康熙32年到35年的日记里，用了不少篇幅记述其贪赃枉法的恶行，称其“贪酷无比，上海百姓不意又遭此恶劫”。

　　康熙35年，上海各乡遭受严重风灾，灾饥民万人。陈善不仅不加以有效赈济，还严酷逼令百姓限时交足钱粮，动辄施刑。12月初，“有人将陈知县劣迹贴到苏州、松江，府城、省城遍地俱有。”次年5月，民变最终爆发，愤怒的民众拥进(陈县)私宅门外，大骂尽畅，然后一齐涌进他用贪赃买进、大加扩建的花园别墅，放火焚烧。陈氏别墅极尽豪华，金银财宝、书画古董玩器无数，烧至第二天下午，火犹未息。

　　历史告诉我们，靠清官整治贪官，老百姓当然是拍手叫好，但若是光靠苛察，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使贪腐行为收敛一时，却保不住长久。所以说，肃贪倡廉，还是应该建立有长效机制的制度保障。古人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成功。我相信今人有更高的智慧，一定会比古人做得更好。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篇幅不大，再现的是清初山东郯（tan）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丈夫手下。《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作者则一向偏重在文学性的叙事，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以资料而论，《郯城县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是《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的重要依据。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写的：《王氏之死》，关于清代妇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