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老舍的《生死场》

因为鲁迅和胡风是两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就评价不一样了。

鲁迅看待事物和胡风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理解不同。鲁迅对萧红更赏识。在思想解放上更彻底一些。

因为每一个读者对每一个作品的看法都不一样。

立场不一样，观点所以也不同评价不一样是正常的。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35年，她首次以萧红为笔名出版了小说《生死场》，这是她的成名作。 萧红生命短暂，但颠沛流离、充满坎坷，因而对底层民众充满同情，以其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笔力非凡。鲁迅曾为《生死场》亲笔作序，对这部作品作出了高度评价：“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试述《生死场》的独特意义如下，希望给你一些帮助：

1.历史意义：1935年 ，抗日战争还在徘徊酝酿之际 ，萧红笔下最愚钝的农民已在血海中盟誓开拔 ，成为抗日的先行者 ，《生死场》因此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显示出巨大的社会价值。

2.现实意义：大半个世纪后，《生死场》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使现代阅读者跨越时空阻隔 ，排除句法障碍 ，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情节、人物标准 ，而获得心灵的冲击和震撼 。它引领读者与作者一起关注人生、探寻生命的底蕴 ，这种非同寻常的阅读效应产生于《生死场》所释放出的生命能量。

《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她成为三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特别是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都使《生死场》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生死场》是萧红一部传世的经典名篇，写于1934年9月。是鲁迅所编“奴隶丛书”之一。它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作家。不过，它在艺术表现上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有人称之为文本的断裂。换言之，小说的后半部，是由人的生存死亡问题而转向了革命前途问题。鲁迅在为《生死场》作的序中，称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生死场》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
为《生死场》创作的封面，萧红设计了半黑与半红的图案。在经典的男性批评家看来，触目的红色是人民的鲜血。而在女性批评家看来，那是女人生产时流的血。
在解读《生死场》的近七十年历史中，民族大义的话语占到了长期的主导。
东北的沦陷使得几乎所有的阅读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抗日题材作品。但是，这样的角度却无法解释年轻的萧红为什么如此迷恋描述女性的生育、死亡以及病痛。当然，激进的女性主义为这一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个角度。但是，这亦并不能解释抗日题材在这里的比重。而话剧《生死场》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的版本：即民族国家的话语与女性身体的交结。即在民族国家话语的掩藏之下，关心的是女性身体本身。
对身体阐释由成业与金枝之间的私会开始。在不名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的身体开始变化，同时连带着羞耻、辱骂、焦虑以及恐惧。她的相好成业，在得知她有了身孕时是诅咒的――你的肚子真不好使，真不争气！她的父母因此而感到的是羞辱，村民们则是耻笑。在逃离的过程中，因为她的想念母亲，成业愤怒地撕咬的亦是她的身体。最终，当她在极度痛苦与屈辱中生下女婴时，她的父亲剥夺了这小生命的生存权。女性的身体在这里是被使用，被咒骂，被毁坏，以及被扼杀。原本属于人与人之间最欢愉的关系――男女关系因这女性身体的变化及诅咒被笼罩上了巨大的阴影，而这一切的最直接的承受者，则是身体的主人――金枝。
赵三，戏中重要的男性角色，扬言要杀掉二爷（压迫者）、被公认为村里最胆大，最是“男人”的男人，其尊严与胆气的获得是经由那床上的女性的身体。在他与王婆关于男人的对话中，既是性行为中丈夫与妻子的对话，亦是习惯观念中的强势男性与弱势女性的一个对白。田沁鑫显然别有深意。王婆对赵三的多次肯定成就了他的狂妄与野心，一个原来怯懦的男人在性中――在对女性的征服中获得了力量。因而一个经典的颇有意味的场景如雕塑般定格：瘦弱的王婆（女性）背起了强势的赵三（男性）。女人的声音也是那么明亮而充满期待：“她爹，你高高地！你高高地！”性别意味强烈的让人无法忘怀。而这之后，赵三面对更为强势的“二爷”时那种懦弱、善变、奴性也与此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监牢里的赵三对二爷感恩戴德，而充满反抗意识的王婆则在痛苦、失望之中喝酒并吞下毒药。一高一矮，一明一暗的换位后彰显的是剧作的潜在用意――男人赵三的怯懦、苟且与女人王婆的坚韧与清醒。
于女性身体的关注之上，死亡是剧作的一个关键词。每一次灯笼的点起就会喻示着有人死去。但死亡越来越变得有重量，当一片灯笼同时点起时，死亡开始变得悲壮。（在这死亡的人群中，女人占到了大多数）。
男性赵三、成业以至二里半的觉醒与怒吼，是在金枝被杀害的那一刻。她是他们的女儿、相好，她的身体是他们的。但这身体要被外力所毁坏了。这外力如此蛮不讲理，于是，他们不得不起来。换言之，他们――这些村民们的起来，不是因为要亡国、亡村，而在于他们连活下去的最起码的条件都被剥夺了――他们女人与女儿被抢了。亡国奴的吼声更意识形态了些，或者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真正能让象蚂蚁一样生活的人们站起来、重新要求获得男性尊严的理由，是因为这女性身体的被杀害以及他们自我身体的死亡将至。
年轻而美丽的女性身体再一次成为符号。她刚烈，没有受到外族男人凌辱，以及最后死在日本人（侵略者）的枪下的结局。在此基础上，剧中人喊出了死也要有死的法子，要看是怎么死的话。女人的死在这里被赋予神圣的意义：不当亡国奴。女性身体在此刻，亦即在民族大义之下获得了完满。这样的结局，是一个讨好大众的结局。大众乐见这样的结局并为此付出眼泪，因为这样的处理显然是他们所能接受的层面。
但是，在小说中，萧红的金枝是活着。日本鬼子来之前，她为自己日益膨胀的身体与男人无休止的欲望困扰，而日本鬼子来之后，她的处境依然未变，依然要面对需要逃离男性欲望、骚扰以及侵害。无论是日本鬼子，还是成业，在民族国家之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男人。萧红从女性身体的角度表达了对生死、对男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理解，同时也表达了对民众真正觉醒的质疑。
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中，田沁鑫在最后一刻让金枝――那年轻的、痛苦的、焦虑的、不安的身体在敌人的刺刀下倒下，高昂且悲壮的情绪使整部话剧获得完满――台下唏嘘、掌声四起。煽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响应。剧中各种人物的复杂性在结局处戛然而止。这只属于公众意义的理解。换言之是对公众理解的一种妥协，为民族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虽然戏剧不同于小说，但我依然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表示不解。虽然在剧作中田一直表达自己的质疑，但最后她又浓墨众彩地把这种质疑自我消解，说实话，这样的消解，与萧红原作的本义有着不小的距离。
还好，田沁鑫又有意识地让剧作充满多个声音。在金枝死之前，她又言说了另一个女人――二里半老婆的死亡。这个被认为缺心眼，受到众人嘲笑的女人，临死前指着两个日本兵对二里半说他们两个操我一个，之后便屈辱得倒下。但意料之外的是，她死亡的身体因为失贞又挨了二里半――她活着的丈夫的一记耳光。不被认为是男人的男人二里半，在倒下的这个女性身体前面获得了一种权力，耳光使他更象个男人。而倒下的女性身体，其屈辱则是双重的：被两个男人凌辱（个人的），被两个日本男人凌辱（民族的）。同样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一个因为身体纯洁受到褒扬，一个因为被凌辱而受村民诅咒。――并不是所有女性身体的被杀害都能象金枝一样完成民族话语的解释。二里半老婆之死其实是田沁鑫对这所谓民族尊严与男性尊严的的别一种注解。甚至不由不想到这里的处理是对萧红的一次遥遥响应：女性身体――生死场。“它”存在、孕育、死亡，不进入国家话语，也具有意义。
看话剧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惊讶于文字在这舞台上的复现。而另一方面是感染力――这是电影院、碟片所无法给予的。在最后的十几分钟里，愈到后来愈会落泪。在不当亡国奴的雄性吼声中无法不感动。
但是，必须坦言，真正让我动容的是王婆死而复生后对着受人诟病的女儿金枝说：“你生下孩子，我来养。”而当赵三把襁褓的之中的女婴摔死时，让我泪水夺眶而出的不只是那被摔下的婴儿，还有那舞台正中的金枝。刚刚生产后的金枝柔肠寸断地亲眼看着她自己的父亲――赵三把孩子摔死。而她在生产中被捂住了嘴，失声失语而陷入死寂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这样的震动，犹如柔软而又坚韧的力量，疼痛地直击你内心深处。
个人的的意见，望采纳、

生从何来，何为生，生的意义与价值，为何生过要死，死是生的终结？为何要死，怎么死，生死哪个更重？文学的价值观去分析一下就很简单了

这是一本女人的书，一个女人写一群女人。
　　故事的背景在东北，抗战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受中国传统封建道德礼仪影响的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农民的生活贫苦无告，辛勤操劳，却依旧过着马牛一样处处受迫的生活。他们没日没夜的劳作，换来的是地主的剥削和小日本的掠夺。
　　他们终日在土地里麻木不堪，但是，和传统农民形象相一致的时候，这样的麻木会到一个时候彻底地爆发，但是这样的爆发的目的不是史书宣扬的那样决心改朝换代，仅仅是出气。自然，他们干革命不是因为有革命的意识，而是一种很大程度上可称作为盲从的抗争性。甚至他们也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东西，要革谁的命，反正只要是他们觉得不满的就想去革。
　　萧红建立的这些人物形象和鲁迅先生的《药》中的角色很相似。人民麻木到要用革命先烈的血去治病。
　　这不能说是这个农民的无知，事实上他们深受多重的压迫和倾轧，对于事物的认识是很局限的。
　　《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正是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抗日作家的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为这本书写序，胡风写后记。鲁迅先生说，这本书“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对于这本书的评价可见一斑。
　　
　　萧红不是张爱玲，所以她的小说的主人公没有诗意的名字，基本上都是一些诸如从身体特征而来绰号，这一点，暗合了农村的特点。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而在某些时候，部分农民会觉得名字不能取得太大，否则小孩的成长会很艰难，取而代之的是，名字越贱越好，比如，狗子、麻子等。在这本书里，出现的是罗圈腿，二里半，麻面婆……
　　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很难去理解为什么这些女人对于生活是如此的麻木和妥协。慢慢才明白，在那一个时代那样的环境以及那样的传统仍然强大得不可战胜的情况下，书中的人物很少能够像王婆的女儿一样“能干得很，背着步枪爬山爬的快呢”，多数的女人的形象是像月英叫嚷“我是个鬼啦！快些死吧！快活埋了我吧！”
　　　　
　　金枝想要解脱。她的孩子“小金枝来到人间才够一月，就被爹摔死了！”
　　金枝过了三天去乱坟岗看孩子，但什么也没有，被野狗“扯得什么也没有了”。
　　后来，金枝想去城里，待在农村连自己都养不活了，还不时有日本兵来抓女人。刚到哈尔滨的金枝，什么也不懂，所以她一直重复着“我是新来了，新从乡下来的”。最后终于幸运地被一个老婆子领走，做了缝婆，替人缝衣服缝被子。缝婆，当然在那个年代不是单纯的缝婆，还兼任另一个职业，那就是性工作者，因为她们的顾客一般都是单身汉。
　　起初金枝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本职，即使同事经常开开玩笑也觉得羞怯，更不用说去兼职。
　　但老婆子说，慢慢也就会习惯的。
　　终于，金枝抵不住诱惑，女人的心很多时候是很脆弱的，特别是在困境中得到了来自男人的安慰和保护。
　　尽管得了很多钱，但是二元钱也会被夺得只剩下5角。
　　金枝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娘。但这样的想法多多少少很无助。
　　缝婆的生活已然是悲惨的，比如“炕尾一个病婆，垂死时被店主赶走。”
　　再后来，金枝想去做尼姑，但是局尼姑庵的邻居说“尼姑字事变以后，就不见了，听说是跟造房子的木匠跑走的。”
　　所以金枝最终没有作成尼姑，尼姑庵早就空空如也。
　　
　　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人们的生死，是不由自己掌握的。
　　而在农村，“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应该说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年代。
　　社会，不过是生与死的演练场。
　　想起某个哲人的一句话：“妈妈生下了我，世界就多了一座坟墓。”
　　
　　秋夜长，秋风凉，
　　谁家的海尔没有娘，
　　谁家的孩儿没有娘，……
　　月亮满西窗。
　　
　　昨晨落着毛毛雨，……
　　小姑娘，披蓑衣……
　　小姑娘，……去打鱼。
　　
　　萧红，和她的《生死场》，和一群叫做卑贱的农人一起生生死死，死死又生生。
　　生是死的报应，死是生的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