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9-05-30 01:39:30 | 作者:朱自清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2次
杨振声先生在本年十月十三日《大公报》的《星期文艺》第一期上发表了《我们打开一条生路》一篇文。中间有一段道:“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不是譬如,它真的死亡了;帝国主义的死亡,独裁政体的死亡,资本主义与殖民政策也都在死亡中,因而从那些主义与政策发展出来的文化必然的也有日暮途穷之悲。我们在这里就要一点自我讽刺力与超己的幽默性,去撞自己的丧钟,埋葬起过去的陈腐,从新抖擞起精神作这个时代的人。这是一个大胆的,良心的宣言。
杨先生在这篇文里可没有说到怎样打开一条生路。十一月一日《星期文艺》上有废名先生《响应“打开一条生路”》一篇文,主张“本着(孔子的)伦常精义,为中国创造些新的文艺作品”,他说伦常就是道,也就是诗。杨先生在文后有一段按语,提到了笔者的疑问,主张“综合中外新旧,胎育我们新文化的蓓蕾以发为新文艺的花果”。但是他说“这些话还是很笼统”。
具体的打开的办法确是很难。第一得从“作这个时代的人”说起。这是一个动乱时代,是一个矛盾时代。但这是平民世纪。新文化得从矛盾里发展,而它的根基得打在平民身上。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他们我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是他们的岗位,他们的工具。他们要靠文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有社会的使命,得是载道的东西。
做过美国副国务卿的诗人麦克里希在一九三九年曾写过一篇文叫做《诗与公众世界》,说:“我们是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时代,公众的生活冲过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私有经验的世界已经变成了群众,街市,都会,军队,暴徒的世界。”他因而主张诗歌与政治改革发生关系。后来他做罗斯福总统的副国务卿,大概就为了施展他的政治改革的抱负。可惜总统死了,他也就下台了。他的主张,可以说是诗以载道。诗还要载道,不用说文更要载道了。时代是一个,天下是一家,所以大家心同理同。
这个道是社会的使命。要表现它,传达它,得有一番生活的经验,这就难。知识阶级的文人,虽然让“公众的生活冲过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但是他们还惰性的守在那越来越窄的私有的生命的角落上。他们能够嘲讽的“去撞自己的丧钟”,可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从新抖擞起精神作这个时代的人”。这就是他们我们的矛盾和苦闷所在。
古代的文人能够代诉民间疾苦,现代的文人也能够表现人道主义。但是这种办法多多少少有些居高临下。平民世纪所要求的不是这个,而是一般高的表现和传达;这就是说文人得作为平民而生活着,然后将那生活的经验表现、传达出来。麦克里希所谓“革命的时代”的“革命”,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然而这确是一种革命。革命需要大勇气,自然难。
然而苦闷要求出路,矛盾会得发展。我们的文人渐渐的在工商业的大都市之外发现了农业的内地。在自己的小小的圈子之外发现了小公务员。他们的视野扩大了,认识也清楚多了,他们渐渐能够把握这个时代了。自然,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作者早就在写农村,写官僚。然而态度不同,他们是站在知识阶级自己的立场尽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任务。现在这时代进一步要求他们自己站到平民的立场上来说话。他们写内地,写小公务员,就是在不自觉的多多少少接受着这个要求,所以说是“发现”。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个人主义一度猛烈的抬头,一般作者都将注意集中在自己身上,甚至以“身边琐事”为满足。现在由自己转到小公务员,转到内地人,也该算是“发现”。
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时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作这个时代的人”了。
现在举例来说,文人大多数生活在都市里,他们还可以去发现知识青年,发现小店员,还可以发现摊贩:这些人都已经有集团的生活了,去发现也许并不太难。现在的报纸上就有这种特写,那正是一个很好的起头。
说起报纸,我觉得现在的文艺跟报章体并不一定有高低的分别,而是在彼此交融着,看了许多特写可以知道。
现在的文艺因为读者群的增大,不能再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了,它得诉诸广大的读众。加上话剧和报纸特写的发达和暗示,它不自觉的渐渐的走向明白痛快的写实一路。文艺用的语言虽然总免不掉夹杂文言,夹杂欧化,但是主要的努力是向着活的语言。文艺一面取材于活的语言,一面也要使文艺的语言变成活的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杂文、小说和话剧自然就顺序的一个赛一个的加速的发展。这三员大将依次的正是我们开路的先锋。杨先生那篇文就是杂文,他用的就是第一员先锋。
北平《新生报》,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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