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我念的是北京市丰盛学校第三部，省称丰盛三部。它是一所实验小学。在这里读满五年，升入丰盛一部，即中学部（我母亲在这里教数学），四年后毕业，成绩好的，保送上大学。在我小的时候，这种进入“九年一贯制”体系的小学，全北京才有五个。比起一般的学校，学期少一年而教学质量要强不少。

　　我念到五年级，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造反的风把好梦吹远。

　　学校在府右街，对面就是中南海。校园的南边开了一个小门，斜朝着中南海的西门。我平日从学校的北门进出。我的家在北边，路近。

　　北门开在椅子胡同东犄角，左面冲着一个大杂院。大杂院颇深，曲里拐弯。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住在里头。我到他们家里做过作业吗？全不记得。右拐，就上了府右街。街上有一片杨树林，一棵一棵，长得非常壮旺。林下有几户人家，院门常常是关着的。上体育课了，老师常领着我们绕着杨树林跑几圈儿。我们爱管这个地方叫“小岛”。它形状椭圆，还真有点像一个岛。后来扩建街面，“小岛”没有了，杨树的绿影也看不见了。

　　有好几年，我的同桌都是陈思豪。我俩坐在第一排。思豪又瘦又小，爱穿夹克。人极聪明，成绩以算术最优。他爱画画，能用几个汉字（好像就是组成他姓名的那仨字）拼绘出军舰图形。放学了，思豪从南门回家，过马路，贴着红墙往南走几步，进了中南海。在班里，像他这样家住中南海的同学，有好几个。

　　我们那时放学，没有家长堵在校门口接的。家离得近的同学，凑齐，排好路队往回走。常常跟我同路的，是王二宁。他的脸，我已经模糊了，只记得是个大个儿，上课坐后排。我常到他家做作业。他家在内务部的院子里，是个院中院：一溜儿出廊的大北房，门窗高敞，歇山屋顶铺着绿色琉璃瓦，有树有草，像座好看的花园。他家那会儿就趁电视了，黑白的。我们都知道，他父亲是内务部的副部长，叫王一夫。有时候，这位老革命会来到桌前转转，我们瞅他一眼，接着做功课。他戴着一副眼镜，神情很稳，一看就是个大干部。

　　我家住羊皮市胡同，挨着内务部的西墙，我每天上学，从家里起身，走出大酱坊胡同，左拐，就该从内务部的前面路过了。无论冬夏，门口总有站岗的。内务部办公的这个大院子，早先是礼王府，后来成了华北大学的校址。老话讲：“礼王府的房，豫王府的墙。”足见这片房子的好。豫王府在帅府园东口，府墙高砌，气派大了。清王朝垮台，三百年王府卖给了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美国人拆了它，就地建起协和医院。

　　我父亲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我翻过他留下的一本毕业册，前面有几张照片，其中一张印着李宗仁。李宗仁当北平行辕主任的时候，把陕西韩城人王捷三请来，接任华北文法学院院长。黎锦熙做过这里的校董，不知道他是哪一年离开的。父亲听过这位语言文字学家的课吗？这个学院若是新胎，它的母体便是蔡元培倡办的华北大学。

　　小学毕业后，我们这拨儿同学，不怎么见面了。升入中学，更是天地各异。不很久，差不多都去了黑龙江或内蒙古，再远的，奔了云南。广阔天地，成了我们这代人的课堂。

　　经了十年兴凯湖的风浪后，我回到北京。有一天，陈思豪到家里来找我。他的模样没怎么变，从小就瘦，过了多年也没胖，倒显得清秀。一聊，才知他也去了北大荒。“少小离家老大回”，相见依然能相识，小学同学，挺亲的。思豪说他考上了人民大学，读的是哲学系。

　　前些年的一个礼拜日，我到府右街那边办事，路过母校，我的步子慢下来。校门朝东，“北京市自忠小学”七字写在牌子上。校名是什么时候改的呢？那天不上课，校园里很安静。我跟传达室的值班老师说，想进去看看。一个几十年前的学生回来了，可以！她瞧瞧我脸上的皱纹，点了头。

　　盖了新楼，塑胶跑道也在我们做过操的场地铺起了。我入学那天，开学典礼就是在这个地方搞的。北面一个院子，垂花门、连廊、藤架，比我上学时精整得多。我们五年级的几间教室，把这个四合院围起来了。院中立着一尊攒尖石碑，刻着周恩来题撰的悼词：“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我的母校，原来是张自忠将军的旧居！借它来做学校的名字，多了纪念意味。张家搬进来，刚住了两年，卢沟桥就响了炮声，一院清景，无心晨夕晤对。枣宜会战，张自忠拼力苦战，勇为沙场之雄。

　　在故居创办一所小学，是张自忠留下的嘱托。张将军殉国七年后，他的侄女把学校办起来了。北京解放，这里的校长是张自忠的女儿，我见过她吗？

　　我上过课的那间教室，青瓦、灰墙、红窗棂，还似当年。隔着窗子往里瞅，我用过的桌椅早该没了。其实，这排北屋，曾是张将军的卧室。古槐的树荫把院子遮得一片清凉。课间的笑闹、天真的面影，那样远，又这样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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