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散文有何特点，是否有值得借鉴之处

亲爱的你是田庄中学的？

　　胡适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文字真正诠释了平等，民主，自由的共和理念，他还为新文学形式做出了初步的设想，开除了一条新的道路。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胡适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究竟什么算是工程师的哲学呢?什么算是工程师的人生观呢?因为时间很短，我当然不能把这个大的题目讲得满意，只是提出几点意思，给现在的工程师同将来的工程师作个参考。法国从前有一位科学家柏格生(Beg ——)说：“人是制器的动物。”过去有许多人说：“人是有效力的动物。”也有许多人说：“人是理智的动物。”而拍格生说：“人是能够制造器具的动物。”这个初造器具的动物，是工程师的老祖宗。什么叫做工程师呢?工程师的作用，在能够找出自然界的利益，强迫自然世界把它的利益一个一个贡献出来，就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以减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幸福。这是工程师哲学的简单说法。

　　大家都承认：学作工程师的，每天在课堂里面上应该上的课，在试验室里面作应该作的试验，也许忽略了最大的目标，或者忽略了真正的基本——工程师的人生观。所以这个题目，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昨天在工学院教授座谈会中，我说：我到了六十二岁，还不知道我专门学的什么。起初学农;以后弄弄文学，弄弄哲学，弄弄历史;现在搞《水经注》，人家说我改弄地理。也许六十五岁以后、七十岁的时候，说不定要到工学院作学生;只怕工学院的先生们不愿意收一个老学徒，说“老狗教不会新把戏”。今天在工学院作学生不够资格的人，要来谈谈现在的工程师同将来的工程师的人生观，实属狂妄，就是，有点大胆。不过我觉得我这个意思，值得提出来说说。人是能够制造器具的动物，别的动物，也有能够制造东西的，譬如：蜘蛛能够制造网，蜜蜂能够制造蜜糖，珊瑚虫能够制造珊瑚岛。而我们人同这些动物之所以不同，就是蜘蛛制造网的丝，是从肚子里出来的，它肚子里有无穷无尽的丝，蜜蜂采取百花，经一番制造，作成的确比原料高明的蜜糖：这些动物，可算是工程师;但是它的范围，它用的，只是它自己的本能。珊瑚虫能够做成很大的珊瑚岛，也是本能的。人，如果只靠他的本能，讲起来也是很有限得很的!人与蜘蛛，蜜蜂、珊瑚虫所以不同，是在他充分运用聪明才智，揭发自然的秘密，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控制自然，为的是什么呢?不是像蜘蛛织网，为的捕虫子来吃;人的控制自然为的是要减轻人的劳苦，减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幸福，使人类的生活格外的丰富，格外有意义。这是“科学与工业的文化”的哲学。我觉得柏格生这个“人”的定义，同我们刚才简单讲的工程师的哲学，工程师的人生观，工程师的目标，是值得我们随时想想，随时考虑的。

　　这个话同这个目标，不是外国来的东西，可以说是我们老祖宗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就有了这种理想了。目前有些人提倡读经;我倒很愿意为工程师背几句经书，来说明这个理想。

　　人如何能控制自然，制造器具呢?人控制自然这个观念，无论东方的圣人贤人，西方的圣人贤人，都是同样有的。我现在提出我们古人的几句话，使大家知道工程师的哲学，并不是完全外来的洋货。我常常喜欢把《易经》“系辞”里面几句话翻成外国文给外国人看。这几句话是：“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人，民咸用之，谓之神。”看见一个意思，叫做象;把这个意象变成一种东西——形，叫做器;大规模的制造出来，叫做法;老百姓用工程师制造出来的这些器具，都说好呀!好呀!但是不晓得这器具是从一种意象来的，所以看见工程师便叫做神。

　　希腊神话，说火是从天上偷来的;中国历史上发明火的燧人氏被称为古帝之———神。火，是一个大发明。发明火的人，是一个大工程师。我刚才所举《易》“系辞”，从一个观念——意象——造成器具，这个意思，是了不得的。人类历史上所谓文化的进步，完全在制造器具的进步。文化的时代，是照工程师的成绩划分的。人类第一发明是火;大体说来，火的发现是文化的开始。下去为石器时代。无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都是人类用智慧把石头造成功器具的时候。再下去为青铜器时代。用钢制造器具，这是工程师最大的贡献。再下去为铁的时代。这是一个大的革命。后来把铁炼成钢。再下去发明蒸汽机，为蒸汽机时代。再下去运用电力，为电力的时代;现在为原子能时代：这都是制器的大进步。每一个大时代，都只是制器的原料与动力的大革命。从发明火以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电力时代，原子能时代;这些文化的阶段，都是依工程师所创造划分的。

　　这种理想，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的。工学院水工试验室要我写字，我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苟子》“天论篇”里面的。《苟子》“天论篇”，是中国古代了不得的哲学，也就是西方柏格生征服自然，以为人用的思想。《苟子》“天伦篇”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这个文字，依照清代学者校勘，稍须改动。但意思没有改动。“从天而颂之”，是说服从自然。“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两句话联起来说，意思是：跟着自然走而歌颂，不如控制自然来用。“大天而思之”，是问自然是怎样来的、“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是说：问自然从哪里来的，不如把自然看成一种东西，养它。制裁它。把自然控制来用，中国思想史上只有苟子才说得这样彻底。从这两句话，也可以看出中国在两千二三百年前，就有控制夭命——古人所谓天命，就是自然——把天命看作一种东西来用的思想。

　　“穷理致知”四个字，是代表七八百年前——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宋朝的思想的。宋代程子、朱子提倡格物——穷理——的哲学。什么叫做“格物”呢?这有七十几种说法。今天我们不去研究这些说法。照程子朱子的解释，“格物”是“即物而穷其理。……即几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样的格物致知，可以扩大人的智识。程子说，“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习而久之，自然贯通。”有人以范围问他;他说，“上自天地之高大，下至一草一木，都要格的。”这个范围，就是科学的范围，工程师的范围。

　　两千二三百年前，苟子就有“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七、八百年前，程子、朱子就有格物——穷理——的哲学。这是科学的哲学，可算是工程师的哲学。我们老祖宗有这样的好思想、哲学，为什么不能作到科学工业的文化呢?简单一句话，我们不幸得很，二千五百年以前的时候，已经走上了自然主义的哲学一条路了。像老子、庄子，以及更后的淮南子，都是代表自然主义思想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发达的太早，而自然科学与工业发达的太迟：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大缺点。

　　刚才讲的，人是用智慧制造器具的动物。这样，人就要天天同自然界接触，天天动手动脚的，抓住实物，把实物来玩，或者打碎它，煮它，烧它。玩来玩去，就可以发现新的东西，走上科学工业的一条路。比方“豆腐”，就是把豆子磨细，用其他的东西来点，来试验;一次，二次，……经过许多次的试验，结果点成浆，做成功豆腐;做成功豆腐还不够，还要做豆腐干，豆腐乳。豆腐的做成，很显然的，是与自然界接触，动手、动脚，多方试验的结果，不是对自然界看看，想想，或作一首诗恭维自然界就行了的。

　　顶好一个例子，是格物哲学到了明朝的一个故事。明朝有一位大哲学家王阳明，他说，“照程子、朱子的说法，要做圣人，要‘即物而穷其理’。‘即物穷理’，你们没有试验过，我王阳明试验过了。”有一天，他同一位姓钱的朋友研究格物，并由钱先生动手格竹子，拿一个凳子坐在竹子旁边望，望了三天三夜，格不出来，病了。王阳明说：“你不够做圣人，我来格。”也端把椅子对着竹子望;望了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到了七天七夜，王阳明也格不出来，病了。于是王阳明说：“我们不配作圣人，不能格物。”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传统的不动手动脚，拿天然实物来玩的习惯。今天工学院植物系的学生格竹子，是要把竹子劈开，用显微镜来细细的看，再加上颜色的水，作各种的试验，然后就可以判定竹子在工业上的地位。为什么王阳明格不出来，今天的工程师可以格出来?因王阳明没有动手动脚作器具的习惯，今天的工程师有动手动脚作器具的习惯。苟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终敌不过老子，庄子“错(措)人而思天”的哲学。故程、朱的格物穷理的思想，终不能应用到自然界的实物上去，至多只能在“读书”上(文史的研究上)发生了一点功效。

　　今天送给各位工程师哲学的人生观，又约略讲一讲我们老祖宗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有了这样好的征服天然的理想，穷理致知的哲学，而没有造成功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老祖宗让西方人赶上去了。同时，从西方人后来实现了我们老祖宗的理想，我们亦就可以知道，只要振作，是可以迎头赶上的。我们只要二十年，三十年的努力，就可以同世界上科学工业发达的国家站在一样的地位。

　　二十年前，中国科学社要我作一个社歌，后来请赵元任先生作了乐谱。今天我把这个东西送给各位工程师。这个社歌，一共三段十二句。

　　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一个刁钻古怪;我们要捶他，煮他，要叫他听我们的指派。

　　我们要他给我们推车;我们要他给我们送信。

　　我们要揭穿他的秘密，好叫他服事我们人。

　　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

　　明知道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前香太炎先生，话里面说现在青年的四种弱点，都是很可使我们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凭藉已成的势力;三、不要虚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骛远。这四条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一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和各位同志商酌。

　　一、少年中国的逻辑逻辑即是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一般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正当的方法。因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几种现象：(一)灵异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坛及各地的各种迷信;(二)谩骂无理的议论;(三)用诗云子日作根据的议论;(四)把西洋古人当作无上真理的议论;还有一种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状，我且称他为“目的热”，就是迷信一些空虚的大话，认为高尚的目的;全不问这种观念的意义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说：“我主张统一和平”，大家齐声喝彩，就请他做内阁;明天又有人说：“我主张和平统一”，大家又齐声叫好，就举他做大总统;此外还有什么“爱国”哪，“护法”哪，“孔教”哪，“卫道”哪……许多空虚的名词;意义不曾确定，也都有许多人随声附和，认为天经地义，这便是我所说的“目的热”。以上所说各种现象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们既然自认为“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我且略说科学方法的要点：第一注重事实科学方法是用事实作起点的，不要问孔子怎么说，柏拉图怎么说，康德怎么说;我们须要先从研究事实下手，凡游历调查统计等事都属于此项。

　　第二注重假设单研究事实，算不得科学方法。王阳明对着庭前的竹子做了七天的“格物”工夫，格不出什么道理来，反病倒了，这是笨伯的“格物”方法;科学家最重“假设(sgntness)。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

　　第三注重证实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有时候，证实是很容易的;有时候，必须用“试验”方才可以证实。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二、少年中国的人生观现在中国有几种人生观都是“少年中国”的仇敌：第一种是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固然不消说了;第二种是退缩的人生观，如静坐会的人，如坐禅学佛的人，都只是消极的缩头主义。这些人没有生活的胆子，不敢冒险，只求平安，所以变成一班退缩懦夫;第三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这种人虽不退缩，但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见，所以他们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紧要。关头，不惜作伪，不惜作恶，不顾社会的公共幸福，以求达他们自己的目的。这三种人生观都是我们该反对的。少年中国的人生观，依我个人看来，该有下列的几种要素：第一须有批评的精神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点批评的眼光;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习俗，都最容易陷入机械的习惯，到了“机械的习惯”的时代，样样事都不知不觉的做去，全不理会何以要这样做，只晓得人家都这样做故我也这样做，这样的个人便成了无意识的两脚机器，这样的社会便成了无生气的守旧社会，我们如果发愿要造成少年的中国，第一步便须有一种批评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

　　第二须有冒险进取的精神我们须要认定这个世界是很多危险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俗话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我们要想造一个“少年的中国”，岂可不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面皮，拚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吗?那些厌恶这个世界梦想超生别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说了。

　　第三须要有社会协进的观念上条所说的冒险进取，并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们既认定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又须认定人类的生活全是社会的生活，社会是有机的组织，全体影响个人，个人影响全体，社会的活动是互助的，你靠他帮忙，他靠你帮忙，我又靠你同他帮忙，你同他又靠我帮忙;你少说了一句话，我或者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我多尽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和你多尽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点事，社会的全体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便是社会协进的观念。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自然会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觉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社会有关，自然不肯为社会造恶因，自然要努力为社会种善果，自然不致变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机家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批评的、冒险进取的、社会的人生观。

　　三、少年中国的精神少年中国的精神并不是别的，就是上文所说的逻辑和人生观;我且说一件故事做我这番谈话的结论：诸君读过英国史的，一定知道英国前世纪有一种宗教革新的运动，历史上称为“牛津运动”(TheodbrQMbveTTlellT )，这种运动的几个领袖如客白尔(Keble )、纽曼(Newman)福鲁德(Fide)诸人，痛恨英国国教的腐败，想大大的改革一番;这个运动未起事之先，这几位领袖做了一些宗教性的诗歌写在一个册子上，纽曼摘了一句荷马的诗题在册子上，那句诗是You shll see thes diftbrellce now thatwe re back sgatn!翻译出来即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北京大学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来，题目是论“土大夫”(见《独立》第十期)。他下的定义是：“士大夫”者，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殁所可加者也。虽然孟先生说的“士大夫”，从狭义上说，好像是限于政治上负大责任的领袖;然而他又包括孟子说的“天民”一级不得位而有绝大影响的人物，所以我们可以说，若用现在的名词，孟先生文中所谓“士大夫”应该可以叫做“领袖人物”，省称为“领袖”。孟先生的文章是他和我的一席谈话引出来的，我读了忍不住想引用他的意思，讨论这个领袖人才的问题。

　　孟先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叹息近世居领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领袖的人格风度，既抛弃了古代“士大夫”的风范，又不知道外国的“士大夫”的流风遗韵，所以成了一种不足表率人群的领袖。他发愿要搜集中国古来的士大夫人格可以做后人模范的，做一部“士大夫集传”;他又希望有人搜集外国士大夫的精华，做一部“外国模范人物集传”。这都是很应该做的工作，也许是很有效用的教育材料。我们知道《新约》里的几种耶稣传记影响了无数人的人格;我们知道布鲁达克(Plutarch)的英雄传影响了后世许多的人物。欧洲的传记文学发达的最完备，历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详细的传记，往往有一篇传记长至几十万言的，也往往有一个人的传记多至几十种的。这种传记的翻译，倘使有审慎的选择和忠实明畅的译笔，应该可以使我们多知道一点西洋的领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间接的可以使我们对于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一点具体的了解。

　　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了，所以中国的历史人物往往只靠一些乾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传流传下来;很少的传记材料是可信的，可读的已很少了;至于可歌可泣的传记，可说是绝对没有。我们对于古代大人物的认识，往往只全靠一些很零碎的轶事琐闻。然而我至今还记得我做小孩子时代读的朱子《小学》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这一个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认模范人物的传记，无论如何不详细，只须剪裁的得当，描写的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尝不可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

　　但是传记文学的贫乏与忽略，都不够解释为什么近世中国的领袖人物这样稀少而又不高明。领袖的人才决不是光靠几本“士大夫集传”就能铸造成功的。“士大夫”的稀少，只是因为“士大夫”在古代社会里自成一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久已不存在了。在南北朝的晚期，颜之推说：吾观《札经》，圣人之教，箕帚匕著，咳唾唯诺，执烛沃盆，皆有范文，亦为至矣。但《神经》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仟陌亦自可知。(《颜氏家训》“风操”第六)在那个时代，虽然经过了魏晋旷达风气的解放，虽然经过了多少战祸的摧毁，“士大夫”的阶级还没有完全毁灭，一些名门望族都竭力维持他们的门阀。帝王的威权，外族的压迫，终不能完全消灭这门阀自卫的阶级观念。门阀的争存不全靠声势的暄赫，子孙的贵盛。他们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风操”，即是那个士大夫阶级所用来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即如颜氏一家，遭遇亡国之祸，流徙异地，然而颜之推所最关心的还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所以他著作家训，留作他家子孙的典则。隋唐以后，门阀的自尊还能维持这“士大夫风操”至几百年之久。我们看唐朝柳氏和宋朝吕氏、司马氏的家训，还可以想见当日士大夫的风范的保存是全靠那种整齐严肃的士大夫阶级的教育的。

　　然而这士大夫阶级始终被科学制度和别种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打破了。元明以后，三家村的小儿只消读几部刻板书，念几百篇科学时文，就可以有登科作官的机会;一朝得了科第，像“红鸾禧”戏文里的丐头女婿，自然有送钱投靠的人来拥戴他去走马上任。他从小学的是科学时文，从来没有梦见过什么古来门间里的“士大夫风操”的教育与训练，我们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维持士大夫的人品呢?

　　以上我说的话，并不是追悼那个士大夫阶级的崩坏，更不是希冀那种门阀训练的复活。我要指出的是一种历史事实。凡成为领袖人物的，固然必须有过人的天资做底子，可是他们的知识见地，做人的风度，总得靠他们的教育训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

　　这种领袖人物的训育的来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阶级(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门阀，如日本的贵族门阀，如欧洲的贵族阶级及教会)的特殊训练。在近代的欧洲则差不多全靠那些训练领袖人才的大学。欧洲之有今日的灿烂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时代留下的几十个大学的功劳。近代文明有四个基本源头：卜)是文艺复兴，(二)是十六七世纪的新科学，(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业革命。这四个大运动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大学的产儿。中古时代的大学诚然是幼稚的可怜，然而意大利有几个大学都有一千年的历史;巴黎，牛津，剑桥都有八九百年的历史;欧洲的有名大学，多数是有几百年的历史的;最新的大学，如莫斯科大学也有一百八十多年了，柏林大学是一百二十岁了。有了这样长期的存在，才有积聚的图书设备，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继长增高的学问，才有那使人依恋崇敬的“学风”。至于今日，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那一个不是从大学出来的?即使偶有三五个例外，也没有一个不是直接间接受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的。

　　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一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等!八股试帖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做书院课卷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当日最高的教育，——理学与经学考据——也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现在这些东西都快成了历史陈迹了，然而这些新起的“大学”，东抄西袭的课程，朝三暮四的学制，七零八落的设备，四成五成的经费，朝秦暮楚的校长，东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员，十日一而五日一风的学潮，——也都还没有造就领袖人才的资格。

　　丁文江先生在“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第十一期)里曾指出“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后”，所以多数的军人都“因为缺乏最低的近代知识和训练，不足以担任国家的艰巨”。其实他太恭维“任何其他的教育”了!茫茫的中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处是训练财政经济专家学者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教育大师的所在?

　　领袖人物的资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在古代还可以有刘邦、刘裕一流的枭雄出来平定天下，还可以像赵普那样的人妄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