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诗为什么这么美

中华诗词之美是中华诗词滥觞于先秦，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

严格的格律韵脚、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是中华诗词美之所在，诗词是中华数千年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南开大学知名教授叶嘉莹 以独特的视角向你展示这一世界文学艺术的奇葩。

中华诗词的特点

1966年，叶嘉莹被台湾大学赴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嘉莹教学与研究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叶嘉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用英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中国学者之一，叶嘉莹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与哈佛大学亚洲系主任海陶伟先生合作从事研究工作。

出席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如今这些成果已被哈佛大学出版。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的长期隔绝，叶嘉莹的教学研究活动，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中国文化的特征包括：

一、富有轮回色彩的宿命论 

在论及佛教思想传入中国之原因时，张东荪曾提到儒家对天的态度。他认为，原始儒家把“天”推得远些，所以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但是汉朝之后的儒家则又把“天”拉近了，提倡“天人感应”之说，以至于谶纬大为流行。后来天人感应论破产后，老庄思想及佛教才应运而起。 

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说，原始儒家将天推远之后，在人心灵中将造成一个空缺，恐怕这正是造成《易经》、老庄和佛教乘虚而入的主因。秦汉时代，于乱世生灵涂炭之际，在儒家所不屑于说的“怪力乱神”部分，以及儒家所不知的“死”的部分，佛教都提供了一些相当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填补了中国人世界观中原本所欠缺的空白，因而构成现今中国人世界观的一部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轮回”的观念。 

中国人早有鬼神的观念，但是中国人对鬼神只讲祸福，不讲轮回报应。把轮回报应与鬼神连在一起的，是受了佛教之影响。如今轮回的观念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所以中国人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这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所致。这种宿命论式的人生观，容易导致消极、悲观的心态，趋于守旧，少求突破。这种轮回观念，使印度世袭的阶级制度沿袭至今，无法铲除。因此，两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受到灾异谶纬及轮回思想的影响，不论是个人或国家，到了面临困境的时候，莫不归之于气数。这似乎是促使中国人流于消极自安的原因之一。 

二、重直觉的知识论 

在知识论方面，儒家原本就有重直觉轻理智的传统，所以孟子提出“四端”之说，王阳明则倡“良知”，其实都是诉诸于直觉的道德判断，对于理性的知识，则多少存着排斥的态度。佛教方面，尤其是禅宗，更有同样的“反智”色彩及直觉倾向，例如禅宗强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至于佛教所追求的“涅盘”，则更是“灰身灭智”的最高境界。所以，经过儒学与佛教的“相乘作用”，宋朝之后的中国知识份子，唯心论的色彩益形浓厚。宋儒陆王一系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完全排除经验知识。程朱一系虽强调“格物致知”，但所追求的知识乃是人生的绝对真理，而非科学的知识。 

这种强调内省功夫的思维方式，当代儒家学者韦政通称之为“内向观点”，与近代科学的“外向观点”大相迳庭。“外向观点”重经验不重先验，重印证不重臆度，重怀疑不重信古，重实效不重空论。这种外向观点的思考，才是促成科学发展的主要推力。但是在中国，由于儒释道三家对知识问题有不约而同的见解，更使得内向观点成为两千年来中国思维方式的主流，使科学发展更加滞碍难行了。这是中国科学无法大步迈进，以至于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之一。 

三、以性善为主的人性论 

中国自古以来有关人性论的观点极为分歧，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譬如孟子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大力提倡“性善”之说。两千多年来被视为儒家道德实践的基本前提假设。孟子之后的荀子则因为人有耳目之欲、自私之心，所以他认为人是“性恶”的。他认为善乃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而由“本性”到“行为”（即经学习而得之者是“作做之伪”），得借助教化之功。这是他格外重视“礼教”的原因。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法治”政治哲学，也是建立在人皆有自私本性（“自为心”）的基础上的。他与荀子的不同在于：荀子因人“性恶”，故提出以“礼”来约束；韩非则主张顺应人性的“自为”，来达到法治的目的。因此以荀子为桥梁，从儒家过渡到法家学说，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到了后来，随着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科举取士的制度确立之后，“性善”的人性论就逐渐成为官方钦定的主流派观点，很少人敢质疑其正确性。然而事实上，中国两千年来，都是采取“阳儒阴法”的办法治国。一方面倡导“性善”之说，在法令执行上，却似乎又认定人皆“性恶”。 

另一方面，佛教是一种倡导“内在超越”的宗教，是重视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宗教哲学，与同样高扬内在超越及主体思维的儒道思想是异曲同工的。而佛教的“众生皆有佛性”的心性论，不但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与中国固有哲学思想旨趣最为契合之点。儒家学者虽有多人排斥佛教，但对佛教的心性论，则多持肯定的态度。 

当代学者韦政通曾指出，这种“人性本善”的观点，特别是与基督教比起来，对生命的体验较为肤浅，对罪恶的剖析不够深刻。他还说儒家的思想多“知常”而不“知变”，能“应常”而不能“应变”。 

四、向往逍遥的人生观 

刘小枫在《逍遥与拯救》一书中，曾从《红楼梦》（原名《石头记》）的叙事中指出，中国人所向往的，乃是老庄和禅宗式的“适性逍遥”，在这个超时空、超生死的境界中，人最终将变成无知识、无爱憎的石头，对一切都无动于心。这逍遥之境什么都好，唯一缺乏的只是真情、纯情的温暖和对苦难世界的关怀。 

当然，对刘小枫所提出的批判，每个人或许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大家至少都能同意，中国人的人生观，的确是在追求那无所窒碍的逍遥之境。无论是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或是贾宝玉的“飘然而去”，或是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悄然隐退”，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种阻断人对尘世的关怀，使个体心智进入一种清虚无碍的空灵之境的修为方式，固然是渊源于老庄思想，却是由禅宗佛学完成的。换句话说，禅宗大大推进了道家“适意逍遥”的精神，强化了中国儒道精神中“自然本性”自足的立场。至此，中国人对人生的看法，经由儒释道三家的融通，逐渐形成这种出世的性格。这可能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之一。

诗歌运用美的语言，目的还是为了创造出美的意境。比如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仅用了28个字就描绘出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人以精粹的笔墨将山路、人家、白云、红叶等景物有机地组织起来，在层林尽染的枫林秋色中寄寓了一种对于大自然的无限深情，使全诗具有含蓄深远的意境。诗歌的意境由情景交融而构成，但相对说来，情处于主导地位，情往往由景触发而起，同时又使得诗中的景色带有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诗歌的这种语言美和意境美，令人咀嚼不尽，滋味无穷，给欣赏者带来蕴藉隽永、无限丰富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