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都讲究押韵，难道古代人的发音和现代一样吗

差远了
很多诗用普通话都不押韵了
建议你可以找本关于中古汉语语音学方面的书看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字在古代读jit
“二”读niih
“三”读sam
你看看和现在差别有多大
然后你再想想为什么日语里一读ichi(iti)，二读ni，韩语里三读sam，就容易理解了。在存古性上，普通话很多地方比日语、韩语都不如。

http://www.acfun.tv/v/ac136126/index.html

不大一样。
古代是平上去入四声，前二平声，后俩仄声
现代入声已经没了
一二声，汉语拼音的，叫阴平阳平，都属平声
三声是上声，四声是去声。
也有字音不一样的，比如：

回乡偶书——贺知章的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不念shuai，念cui才押韵。
这个音韵学吧，专门是个学问，我只懂一点点点皮毛，说的不对，望方家指正

古代的发音好像是6个音阶。现代汉语是4个音阶。

不清楚哦

诗词是非常注意平仄的，诗词最早的来源就是汉乐府，本来就是音乐的形式，所有的音乐音律都是有共通性的，都是起源于大自然。

诗词歌赋的发音主要通过平仄押韵做到，不仅是古诗，现在的歌曲同样遵循这个准则。

通过不断的哼唱。古人的发音和今天的发音是不一样的，传承诗词的音乐准确性可以通过不停的哼唱。

本来这个就不能用现代音去分析的。
平常不研究平仄的话，用现代音来阅读古代诗歌，方便，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作为严格的诗歌爱好者或者文学研究者，就必须熟悉古代的平仄发音。尤其对于律诗而言。

是的，不能以现代读音去衡量古诗。

北京话要是胡音，满语难道又是后期进化了？满语没一句接近汉语！蒙古话更是听不懂。粤语的语言结构都和普通话不同，粤语说话主语和宾语位置不同，比如 你去吃饭了吗？ 粤语是 吃饭了吗你？还有很多一般人完全听不懂，这也是为什么粤语需要单学。而且粤语地理位置的原因，接近东南亚地区的语种，发音结构最接近的是泰语。广东也从来没有出过个别的皇帝，不可能成为主要语种。李白的诗要是粤语读完全是另一个风味了。宋代以南方为主，语言都是吴语也就是苏州话为主。而且唐宋版图很小，只有现在的一半，目前的版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蒙古入侵中原后形成的。
还有中国语言整体语系不可能改变太多，包括很多有名的民国外地名人，都是说带有地方语言的普通话，否则标准湖南话，四川话，包括孙中山的粤语，都很难听懂。而且语言的差异化主要是因为地域发展的缘故。
普通话的标准应该从来没有变过，北京周边，蒙古语，满语，甚至朝鲜话，很难和汉语有互通性。因为北京话是最接近汉语的语种，和很多朝代定都的陕西语系有共通性，发音平顺，没有南方语系的绕舌音。任何朝代都不会以地方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官方语言应该就是普通化的雏形。发音平顺，古代写东西文字更为简洁。包括清代的聊斋都是文言文，这是官方文字结构。所以古代官方语言发展变化不会很大，也不会有巨大的地域差异化。如果你了解历史，你会发现中国历史没有很大的偏差。

1、呵呵，偶是对外汉语专业的，试着回答一下吧。其实古代发音与现代发音是不同的，这一点你自己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举个通俗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七言绝句一二四押韵，如《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照理“斜”、“家”、“花”押韵，如果按照现代读音，“斜”读“xie”的话根本不押韵，所以“斜”在古代读”xia”。汉语的语音演变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字形随读音的变化而变化，但从古代诗歌等典籍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出汉语语音演变的痕迹。
当然，从方言中也可以看出类似的痕迹，尤其是在南方。如我们现在讲“上街”为“shang jie”，可在南方有些地区讲“shang gai”，偶就是南方人，这点可以证明。

2、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地方官员因政绩突出被皇上召见，讲了一大通，皇上却一个字都听不懂。由于这种情况，产生了“通语”，通语是在一个多方言的社会内，产生的一种临时的语言，一般是供上流社会交际。所以皇上、文武百官之间就能交流啦。

中国的历史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中国的文化内容是在不断丰富的，语言是文化的最明显的特征，中国现在的语言和古代中原地区的语言是差了很多的，随着历史的演变，每朝每代都会有不同的语言融合到中国的语言中来，因为每朝每代的皇帝都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就算是一个地方的人，也会因为战争、交流、婚姻等很多原因杂合了很多其他地方的语言，所以说现在和古代的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可以相通，并不能相等。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如果朱熹回到了春秋时期去听孔子讲课，他就完全听不懂，就算是讲同样一句话，他们也未必能够明白对方在讲什么
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官方语言，这个语言基本上是以首都的语言为官方语言，因为总不能让皇帝跟着大臣的方向走吧，所以大臣都是跟着皇帝说话，皇帝如果是长安人就讲陕西话，大臣也要讲陕西话，如果这个大臣是南方来的，即便不太会讲陕西话，那么他讲出来的话至少也要是皇帝能够明白的，皇帝讲的话他也要听得懂，就像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不是每个地方的普通话都很标准，但不妨碍交流就行了。
另外，唐朝人讲的话，清朝人未必听得懂，意思是说，不是全部听得懂，但也不是完全不知所云的那种，语言么，都有一定的相同性，更何况都是汉语，是有传承性的，只是时代不同了，发生了些变化而已。

你可以参考，普通话的来源：
“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三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这个定义实质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普通话的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如何理解呢？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并不是把北京话一切读法全部照搬，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北京话仍有许多土音，比如：老北京人把连词“和（he）”说成“han”，把“蝴蝶（hudie）”说成“hudiěr”，把“告诉（gaosu）”说成“gaosong”，这些土音，使其他方言区的人难以接受。另外，北京话里还有异读音现象，例如“侵略”一词，有人念“qīn lue”、也有人念成 “qǐnlue”；“附近”一词，有人念“fujin”，也有人念成“fǔjin”，这也给普通话的推广带来许多麻烦。从1956年开始，国家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因此，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当前应该以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200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 就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的是以广大北京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语。北京话词语中也有许多契丹各地的土语，例如北京人把“傍晚”说成“晚半晌”，把“斥责”说成“呲儿”，把“吝啬”说成“抠门儿”；北京不少地区将“玉米”称为“苞米”，将“肥皂”称为“胰子”，将“馒头”称为“馍馍”。所以，不能把所有北京话的词汇都作为普通话的词汇，要有一个选择。有的非北京话地区的外来词汇有特殊的意义和表达力，北京话里没有相应的同义词，这样的词语可以吸收到普通话词汇中来。例如“搞”、“垃圾”、“尴尬”、“噱头”等词已经在书面语中经常出现，早已加入了普通话词汇行列。普通话所选择的词汇，一般都是流行较广而且早就用于书面上的词语。近年来，国家语委正在组织人力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对普通话词汇进一步作出规范。 普通话的语法标准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包括四个方面意思：“典范”就是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白话文”就是排除文言文；“现代白话文”就是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白话文；“著作”就是指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它建立在口语基础上，但又不等于一般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 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言。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期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雅言以洛阳雅言为标准。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地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在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秦汉开始，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南方。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话为标准音。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汉族知识分子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参考洛阳话和建康话为主。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另外，隋唐时代，江南经济跃居全国前列，又是南朝时代的文化中心，因此吴语仍然有一定流行度。金陵话、苏州话和扬州话都是当时吴语的代表。隋炀帝曾经在扬州学习过吴语。 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基础，制定《中原音韵》，作为标准音。并且废除《广韵》的标准音地位。这样，中国北方的方言有朝着大都话靠拢的趋势。有专家也表示，元代的标准音是蒙古式汉语，丢失了很多传统汉语的特征。明代以后，朱元璋将南京话为基础的《洪武正韵》作为标准音，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清代雍正帝在（1728年）设正音馆，制定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作为标准音。而当时的北京话是在元大都旧北平话的基础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话融合后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满语的影响。此外，在民间，由于南京和扬州在近代成为北方话地区，因此南方的吴语开始以苏州话为主要代表，以继承南朝的南方雅言，并且以当地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中国通行的语言之一。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吴音最流行的时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说苏白为荣。当时越剧、昆曲、评弹都以吴语文读为基础。另外，明清时期，粤语也因为经济发展逐渐流行，粤语实际上是唐宋北方移民影响当地语言形成的，也是公认比较接近宋朝标准音《广韵》的方言之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民国五年广东蒙学教材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推广民族共同语是非常必要的，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历史上曾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平等，而民国时期的国语实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