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是魔术师吗 为什么总戴个帽子

也许帽子能让他有一种所谓的“安全”感吧！心里因素问题！

真是有人一直在关注顾城的帽子。
戴帽子是一种习惯、一种自我意识的体现、一种安全感的来源、一种创作的灵感。

其实有好多关于顾城帽子的提问和他的回答，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慢慢读下去——
关于帽子的对话：
　　
　　D译：他问你为什么你要戴这样的帽子？
　　顾城：呵，你就跟他说，我还以为美国是自由的社会，不会为一个帽子惊奇呢。
　　谢烨：原来自由是有限的。
　　顾城：这帽子没任何涵义，只是我喜欢罢了。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那么出国以后，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
　　D译：没有什么意义？
　　顾城：呵，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的castle，一个古堡，我的家，于是我可以随时从家里往外看，这样不会丢了。（D英译）
　　
　　D译：他问你二十年前做这样一顶帽子就是为了好玩儿吗？
　　顾城：是这样的。
　　D译：没有什么特殊的？
　　顾城：就是说它适合我的脑袋，或者说我的脑袋适合它。我的脑袋喜欢戴着它呵，这个理由很简单，好像也很充分。
　　D译：嗯，我跟他解释解释。
　　谢烨：她们俩也问你的帽子。
　　顾城：看来这个帽子不错，让大家都挺高兴。
　　谢烨：这有时装模特的效果。
　　顾城：有贡献是吧？（对客人）这是 This is my castle, my city, my home, 戴着它有一个安全感—你看我走遍天下呢，还能一直在家里。
　　（谢烨英文解释）
　　谢烨：她们笑死了，说以为这是什么表示呢。
　　顾城：是，所以得给她们个理由呵，要不然人家该心情不好了。人都是，一个事儿都得有个解释。我们要给生活增添光彩。
　　谢烨：他们还在讨论呢，那你就再多说一点儿。
　　顾城：那你就说这是我修的城堡，也可以看成是个大炮。
　　谢烨：吓他们。（英译）
　　顾城：她说城堡很好，大炮不好；你念诗的时候很优美，干嘛要大炮呵？
　　　　你跟她说，我的诗里说，我要在城垛上转动金属的大炮。
　　——我对小巫女说，你走不出这片国土；早晨的道路上长满凶猛的灌木。
　　【在中间有一段生活——朗诵答问之后 5月12-14日间 纽约】
　　
　　很明显，顾城在应对这些读者和观众的时候，是怎样一种逗乐和有趣的从容心态。
　　
　　二是洞察，即洞察了事物、谈论、表达的本质，使其有一种哲学似地感悟。我们来看他另一段关于帽子引起感慨【《看见睡莲之后——1992年6月10日在阿姆斯特丹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用中文跟她讲，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最后她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很开心，就结束了。
　　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们带跑了，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讲它的来历，我为什么戴它，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而越说呢，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因为所有这些说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开会就要产生道理，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
　　
　　他很明白，道理很可能是问出来，也是开会开出来的，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在他看来，在所有道理之下，别无道理，别无意义。语言是一种沟通工具，也是制造道理的一种工具，是制造沟通障碍的武器。许多时候，放下这个工具，放下这些道理，即是解除障碍、达到真正的沟通。
　　不过，为了保持、收藏小女孩儿的微笑，不让这个微笑消失，这些无用的沟通、无法搬开的障碍，却必须存在。这正是一种诗性的心态，哲学的心态。
　　
　　我想这样来概括对我对顾城帽子的看法：他一开始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只是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然而随着他走进人与人交往的社会（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开始体验这顶别致的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评甚至攻击，他体验着个性遭遇的阻碍，于是，这种个性展示，在选择选择戴与不戴、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戴、直至后来索性无所顾忌始终戴着这顶帽子到处行走，以一种近乎对抗的姿势，表明自己一种自主选择和自由状态的追求。
　　
　　而面对从中国到西方，从黄种人到白种人、黑种人，从传统文化到西方文明对一顶帽子的质疑，他终于以玩笑的口吻，一种体谅和认同的方式，回应而非回避人们的非议，这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态度，一种超脱得失、超越厉害的自由表达。这正是一种审美的诗性的状态，我可以认为，这顶帽子即如他的诗歌，是他逐渐获得个性、追求自由并达到自由表达状态的标识。“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真理是简单的——朗诵之后答听众问 1992年5月13日 纽约】
就是西方国家，直筒圆帽也不稀奇，舞台上的小丑，魔术师的礼帽，——即便是无沿高帽子，圣诞老人也年年要戴出来的。
　　
　　这些形形色色的高帽子，他们一律显得与众不同，或是个性的彰显，个人趣味的表达，或是超脱尘俗的想象，仿佛一个比喻或象征，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挣脱外在、尘世评价的原型，面对他们，我们有时候见惯不惊，有时却大惊小怪。
　　
　　
　　在上引1992年5月12日至14日间在纽约的讲演之后答问里，听众追问他：你的帽子，“你在中国不戴？”顾城回答说：“在中国不能戴。大家穿着都那么规矩，吓唬了人不好。都来研究你有什么用心，就麻烦了。”
　　
　　1993年10月7日——即顾城自杀前一天——所写《写给儿子》第十一节里写道：
　　
　　“Sam，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笑你爸爸的帽子、样子，也有人恨我，因为我恨他们。Sam，只有你应该这样做，可你不笑我，也不恨我，小时候你只是说：调皮的爸爸。

个人喜好问题

真是有人一直在关注顾城的帽子。
戴帽子是一种习惯、一种自我意识的体现、一种安全感的来源、一种创作的灵感。

其实有好多关于顾城帽子的提问和他的回答，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慢慢读下去——
关于帽子的对话：
　　
　　D译：他问你为什么你要戴这样的帽子？
　　顾城：呵，你就跟他说，我还以为美国是自由的社会，不会为一个帽子惊奇呢。
　　谢烨：原来自由是有限的。
　　顾城：这帽子没任何涵义，只是我喜欢罢了。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那么出国以后，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
　　D译：没有什么意义？
　　顾城：呵，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的castle，一个古堡，我的家，于是我可以随时从家里往外看，这样不会丢了。（D英译）
　　
　　D译：他问你二十年前做这样一顶帽子就是为了好玩儿吗？
　　顾城：是这样的。
　　D译：没有什么特殊的？
　　顾城：就是说它适合我的脑袋，或者说我的脑袋适合它。我的脑袋喜欢戴着它呵，这个理由很简单，好像也很充分。
　　D译：嗯，我跟他解释解释。
　　谢烨：她们俩也问你的帽子。
　　顾城：看来这个帽子不错，让大家都挺高兴。
　　谢烨：这有时装模特的效果。
　　顾城：有贡献是吧？（对客人）这是 This is my castle, my city, my home, 戴着它有一个安全感—你看我走遍天下呢，还能一直在家里。
　　（谢烨英文解释）
　　谢烨：她们笑死了，说以为这是什么表示呢。
　　顾城：是，所以得给她们个理由呵，要不然人家该心情不好了。人都是，一个事儿都得有个解释。我们要给生活增添光彩。
　　谢烨：他们还在讨论呢，那你就再多说一点儿。
　　顾城：那你就说这是我修的城堡，也可以看成是个大炮。
　　谢烨：吓他们。（英译）
　　顾城：她说城堡很好，大炮不好；你念诗的时候很优美，干嘛要大炮呵？
　　　　你跟她说，我的诗里说，我要在城垛上转动金属的大炮。
　　——我对小巫女说，你走不出这片国土；早晨的道路上长满凶猛的灌木。
　　【在中间有一段生活——朗诵答问之后 5月12-14日间 纽约】
　　
　　很明显，顾城在应对这些读者和观众的时候，是怎样一种逗乐和有趣的从容心态。
　　
　　二是洞察，即洞察了事物、谈论、表达的本质，使其有一种哲学似地感悟。我们来看他另一段关于帽子引起感慨【《看见睡莲之后——1992年6月10日在阿姆斯特丹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用中文跟她讲，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最后她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很开心，就结束了。
　　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们带跑了，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讲它的来历，我为什么戴它，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而越说呢，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因为所有这些说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开会就要产生道理，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
　　
　　他很明白，道理很可能是问出来，也是开会开出来的，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在他看来，在所有道理之下，别无道理，别无意义。语言是一种沟通工具，也是制造道理的一种工具，是制造沟通障碍的武器。许多时候，放下这个工具，放下这些道理，即是解除障碍、达到真正的沟通。
　　不过，为了保持、收藏小女孩儿的微笑，不让这个微笑消失，这些无用的沟通、无法搬开的障碍，却必须存在。这正是一种诗性的心态，哲学的心态。
　　
　　我想这样来概括对我对顾城帽子的看法：他一开始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只是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然而随着他走进人与人交往的社会（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开始体验这顶别致的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评甚至攻击，他体验着个性遭遇的阻碍，于是，这种个性展示，在选择选择戴与不戴、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戴、直至后来索性无所顾忌始终戴着这顶帽子到处行走，以一种近乎对抗的姿势，表明自己一种自主选择和自由状态的追求。
　　
　　而面对从中国到西方，从黄种人到白种人、黑种人，从传统文化到西方文明对一顶帽子的质疑，他终于以玩笑的口吻，一种体谅和认同的方式，回应而非回避人们的非议，这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态度，一种超脱得失、超越厉害的自由表达。这正是一种审美的诗性的状态，我可以认为，这顶帽子即如他的诗歌，是他逐渐获得个性、追求自由并达到自由表达状态的标识。“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真理是简单的——朗诵之后答听众问 1992年5月13日 纽约】
就是西方国家，直筒圆帽也不稀奇，舞台上的小丑，魔术师的礼帽，——即便是无沿高帽子，圣诞老人也年年要戴出来的。
　　
　　这些形形色色的高帽子，他们一律显得与众不同，或是个性的彰显，个人趣味的表达，或是超脱尘俗的想象，仿佛一个比喻或象征，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挣脱外在、尘世评价的原型，面对他们，我们有时候见惯不惊，有时却大惊小怪。
　　
　　
　　在上引1992年5月12日至14日间在纽约的讲演之后答问里，听众追问他：你的帽子，“你在中国不戴？”顾城回答说：“在中国不能戴。大家穿着都那么规矩，吓唬了人不好。都来研究你有什么用心，就麻烦了。”
　　
　　1993年10月7日——即顾城自杀前一天——所写《写给儿子》第十一节里写道：
　　
　　“Sam，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笑你爸爸的帽子、样子，也有人恨我，因为我恨他们。Sam，只有你应该这样做，可你不笑我，也不恨我，小时候你只是说：调皮的爸爸。

《一代人》这首诗一经发表，就吸引了很多的读者，诗人顾城也因此得名，成为朦胧诗派的代表，可是谁能相信，作品如此积极向上富有灵魂的诗人，在做人方面却并不成功，不仅包养情人弃养孩子最后更是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在穿衣打扮上也很特立独行，总是喜欢戴着各种奇怪的帽子，最后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顾城的妻子名叫谢烨，顾城对谢烨一见钟情，两个人的相遇也十分的偶然凑巧，因为同坐一趟火车，并且座位相邻，谢烨长得漂亮身上散发的迷人气质，让顾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于是开始对谢烨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他们的缘分也就这样开始了。

顾城给谢烨写了很多的情诗，把深情都写在了诗里，谢烨也是一位非常有才情的女子，她非常欣赏顾城的才华，所以不顾父母的反对也要跟顾城在一起，可是谢烨却并不真正的了解顾城是怎样的一个人，也造就了他们婚姻的不幸。

顾城因为工作原因要远赴国外谢烨陪同，义无反顾的跟随着顾城奔波辗转，最后他们定居在了激流岛。婚后生育一个儿子，顾城却选择把他送人，因为顾城觉得儿子的出生会剥夺妻子对他的爱，这样的想法非常的极端不正常。婚姻生活才开始两年，就有了另一个女人的闯入，因为仰慕顾城的才华，所以对顾城这个人也十分的偏爱，两个人之间也因为女方的崇拜变成了炽热的爱情。这个女子顾城叫她英儿，之后顾城跟谢烨英儿三个人开始了一起生活。

可是在真正的了解顾城之后，英儿发现自己仰慕的顾城跟现实中的他差距太大，喜怒无常外加十分阴郁的性格让英儿无法接受，之后便跟一个外国老头私奔了，英儿走后顾城彻底崩溃了，顾城一直以为英儿是红颜知己，谢烨是温柔贤妻，三个人的生活会一直幸福下去，可是这只是他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英儿走后，谢烨也跟一位德国的留学生相爱了，两个女人都纷纷要离开顾城，让他崩溃了，最后走了极端，竟然选择杀害妻子再自杀，结束了悲剧的一生。顾城在作诗方面非常的成功是一位很优秀的诗人，但是在为人处世上面却显得太失败了，这样的失败也就注定了他的结局不会很完美。

关于顾城的帽子，说法很多。顾城自己也解释过，而且不止一个说法。

“这帽子没任何涵义，只是我喜欢罢了。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那么出国以后，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

“这是我的castle，一个古堡，我的家，于是我可以随时从家里往外看，这样不会丢了。”

“那你就说这是我修的城堡，也可以看成是个大炮。我的诗里说，我要在城垛上转动金属的大炮。”

“海豚人询问我的帽子，最后判断我同外星人有关。”

“有一个生长在美国的朋友，……他才问我，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我就说，这是一个天线，可以收听福音。他听了表示满意，因为帽子是有用处的。我也感到满意，/好像我眼睛上头还有眼睛。”

人们有很多种猜测，他自己也有很多种解释。比如”帽子就像一个天线，可以接收福音“，或者”是与外界隔离的一个边界，可以让他有安全感“。

可能是因为天才在某些方面总是过于极端吧，他觉得爱他的两个女人纷纷爱上其他的人，弃他而去，所以很受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