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的外国使馆

　　201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国务委员唐家璇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说，重庆已具备成为西部地区领事中心的条件。唐家璇之说法是有历史根据的。据考证，目前重庆保存完好的抗战遗址有325处，其中外国使馆就有位于南岸区南滨路建设岗特1号的美国大使馆遗址，位于南山的德国、法国、英国、印度和西班牙大使馆遗址，还有位于鹅岭公园内的丹麦、土耳其、澳大利亚大使馆遗址，此外还有美国大使馆、苏联大使馆和塔斯社遗址等。在抗战时期，重庆是拥有外国使馆最多的地区之一。

　　一、外国人到重庆设立领事馆的高峰期

　　1890年3月31日，中英两国在北京订立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正式作为通商口岸开埠。这一年，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正式建立，以禄福礼为首任领事。当初，使馆地址设于方家什字麦家院，即现在的重庆宾馆附近，1900年后移至领事巷。这是西方国家在重庆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五六年之后，法国、日本、美国、德国纷至沓来，先后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这是重庆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外国领事馆的高潮。

　　抗战时期，重庆迎来了第二次设立外国领事馆的高潮，在此期间，苏联、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英国、巴西、澳大利亚、智利、缅甸、波兰、秘鲁、阿根廷、韩国等1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公使、代办等先后来到重庆，并将其驻华使馆近至重庆，或建立了对等的大使、公使级外交机构，还有近三十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具有使馆功能的通讯机关。

　　早在国民政府1937年11月底正式发布迁都重庆办公宣言之前，一些国家的驻华大使馆即相继派出其参赞、代办及秘书等远赴重庆，寻觅馆址。1938年1月19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卢干滋？奥莱斯基偕苏联塔斯通讯总社社长罗果夫及秘书梅拉美德等由汉口乘机抵达重庆，并于1月23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此乃抗战时期最早抵达重庆并呈递国书的第一个外国驻华大使，也拉开了战时重庆外交风云的序幕。随着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与捷克、波兰、挪威、荷兰、巴西、墨西哥、加拿大、土耳其、秘鲁、比利时等国的外交关系不断升级，相继将其外交代办机关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与澳大利亚、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伊朗、阿根廷、瑞典等国的交往加强，分别建立了对等的大使或公使级外交机构。

　　二、外国使馆为何钟情于重庆

　　如果说重庆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外国领事馆的高潮，是中国屈辱的历史。那么，抗战时期的第二次设立领事馆高潮，则更多地象征着中国国际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以及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转变为国际性大城市的跨越。

　　当时，世界列强为什么不把领事馆设在四川省会城市成都，而选择了群山环绕、幽深封塞的远东古城重庆呢？原因有四。一是重庆的政治地位特殊，1939年，重庆就是直辖市，1940年定为“陪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4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负责指挥中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同盟军作战，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重庆设有外事机构，并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组织和中外文化协会。二是经济地位重要，全国有名的工商、民生银行等五百余家金融部门落户重庆，商贾云集，商埠密布，市场繁荣。三是军事地位显要，不但有长江、嘉陵天堑，重庆还是深入四川腹地的关隘门户，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四是水陆空交通发达，仅空中就开辟了多条国际航线，通过香港、仰光、阿拉木图、加尔各答等地中转，国外各种各样的代表团以及众多知名人士频繁地往来于重庆，人流、物流便捷，进出通畅。特别是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流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化、科研机构迁渝，加上战时需要兴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使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信息中心。

　　三、外国使馆集中重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次年6月14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重庆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意志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的首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国际上也有深远影响——这是历史意义。现实意义也很明显。首先，它是研究中国外交史、抗战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证。其次，它是进行革命传教育的活教材，通过参观和反思，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第三，它对挖掘重庆抗战陪都文化、开拓红色旅游、提升重庆形象都具有特点鲜明、独一无二的价值。可以说，重庆抗战使馆文化，是重庆这座历史名城中最富有价值和代表性的文化，是重庆走向世界的一张亮闪闪、响当当的名片。

　　四、如今，还有多少现存的外国使馆遗址

　　抗战时期，是世界上堪称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齐名的四大历史文化名城。当时有30多个国家在此设立了大使馆、领事馆以及公使馆等机构，如苏联大使馆、美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澳大利亚大使馆、荷兰大使馆、加拿大大使馆、波兰大使馆等等，这些使馆集中分布在重庆市区内。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外国使馆或被战火摧毁，或因规划建设而拆迁，或年久失修而破败，或派作它用，有的名存实亡，有的面目全非，有的支离破碎，大多流失在了岁月之中，能够有迹可寻者略略无几。若不是史学家记载，今人还真不知抗战时期重庆是外国使馆的集中之地。

　　经笔者现场考证，一是有位于枇杷山正街104号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的苏联大使馆和塔斯社遗址。二是位于南岸区南滨路建设岗特1号的美国大使馆遗址。三是位于渝中区领事巷15号的英国大使馆遗址。四是位于渝中区领事巷1号的法国大使馆遗址。

　　此外，还有位于南山的德国大使馆、位于鹅岭公园内的澳大利亚、丹麦、土耳其大使馆遗址，位于现南山植物园内的印度、西班牙大使馆遗址等。

　　五、当年的外国使馆发挥

　　过何种作用

　　苏联大使馆：1938年1月，苏联大使馆先遣人员到重庆建馆。馆址在枇杷山正街飞来寺（现市三人民医院）。新任大使奥莱尔斯基由武汉飞抵重庆递交国书。10月，奥莱尔斯基回国，由卢斡滋代理。次年9月，潘友新继任驻华大使。1941年为避免日军轰炸在南山建立了郊外大使馆潘友新任大使。1945年5月8日，彼德洛夫接替潘友新。期间，苏联大使人员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完成了几个条约的谈判。在促进苏联三项对华贷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使国民政府获得三亿多美元的苏联贷款。在推动苏联空军来华参加对日作战，推动欧亚交通线的开辟，推动苏联开辟东方第二战场，促使日本投降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对于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苏联大使未予坐视。潘友新直接晋见蒋介石，并提出苏方意见。苏军驻华顾问崔可夫将军向何应钦、白崇禧慷慨陈词：“皖南事变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大敌当前，政府同人民发生武装冲突是咄咄怪事”。抗战期间，市区内枇杷山苏联大使馆四次遭日机轰炸，损失严重，后又几经修复。1946年初苏联驻华大使馆迁回南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首先承认新中国政府，苏联大使馆从南京直接迁至北京。

　　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1938年6月15日，美国大使馆人员来到重庆。他们先后在渝中区中四路(中四路小学)、李子坝正街40号、健康路1号(现急救中心)、南岸建设岗特1号（望耳楼80号和建业岗50号）、龙门浩枣子湾等地办公。美国首任大使詹森，1938年6月由汉口来重庆。1941年5月初奉调任澳大利亚大使。5月21日，新任大使高思由香港飞渝，5月21日递交国书。1944年11月29日，高思奉调回国，由先期来重庆的总统特使赫尔利接任大使。1945年11月赫尔利回国，改由马歇尔接任美国大使。抗战八年中，美国派驻重庆的四届大使，以高思任期较长。高思在对国共两党的看法上有时与蒋介石相左。在促成新闻记者访问延安，向延安派军事观察员方面起了较好的作用。派往延安的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向高思和美国政府较为客观地报告了延安的情况，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战斗精神。对美国政府客观地对待国共两党的斗争，促进共同抗日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1946年4月24日，美国大使馆迁返南京。

　　英国大使馆：1938年10月，英国派出驻华大使卡尔爵士飞抵重庆设馆。先后驻领事巷15号，峨岭正街176号，南岸区马鞍山4号。1942年2月26日，新任大使薛穆抵重庆，3月6日呈递国书。1943年4月，新任大使史密斯到重庆。6月30日，史密斯返英，由赛远士代理。1946年1月3日，薛穆抵重庆回任驻华大使。抗战期间，英国大使馆被日机轰炸次数最多，损失也最严重。1941年7月8日，日机炸弹直接命中英大使馆，使馆房屋全部被毁。5月至7月期间，日军炸弹三次命中使馆和大使官邸，致使部分房屋被毁，5名使馆人员受重伤，20余名中国雇员受伤。1946年5月，英大使馆迁往南京。

　　法国大使馆：1938年3月，法国大使人员在领事巷1号法国领事馆内开始办公。为避免日军轰炸，大使馆先后迁住李子坝、建设新村151号和健康路1号。1939年3月5日，新任法驻华大使戈思默抵重庆。1941年迁至南山郊外办公。

　　六、几点遗憾

　　重庆抗战时期的外国使馆，应该是中国外交史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中国抗战史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但是，多少年来，它却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而使其留下了诸多遗憾。

　　遗憾之一：缺乏系统研究。笔者通过网络、图书馆查证，对重庆抗战时期使馆文化的研究文献少之又少，甚至出现了一些“断档”现象，对大多数外国使馆居然没有了相关档案或其它文字记载。

　　遗憾之二：没有了一席之地。笔者前往“重庆抗战博物馆”、“重庆三峡博物馆”、“重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南山植物园、峨岭公园等实地考察，居然没有发现介绍“抗战时期重庆外国使馆”的文字，以及相关实物等。

　　遗憾之三：遗址惨不忍睹。几年前，据媒体报道，位于“市急救中心内的美国大使馆旧址被拆得仅剩四根柱子。”如今却连那“四根柱子”也没了踪影。位于南山文峰塔一侧的德国使馆，房檐腐朽，墙体斑驳，门窗破碎，四壁透风。如果不是门前黄葛树下那块石碑上“重庆南岸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德国大使馆”的字样，谁也不知道它就是当年对中国抗战起过一定作用的德国大使馆。

　　遗憾之四：忘却了那段不该忘却的历史。笔者询问了十余名同事、市民、博物馆工作人员、导游和游客，居然无一知道抗战时期重庆外国使馆情况。甚至连在那里面办公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那就是当年的外国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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