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9-11-09 10:57:51 | 作者:水均益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2次
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但是父亲的离去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我心中的痛,而且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痛。
我在家里是老小。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大哥、姐姐、二哥、我。我跟我最小的哥哥要差将近9岁,我跟我最大的哥哥差15岁,父亲有我的时候已经将近40岁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特别关爱。除了姐姐以外,大哥、二哥小的时候都挨过父亲的打。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属于“热血青年”,有西北男人的豪爽,也爱喝点酒,脾气当然也不小,大哥和二哥小的时候没少挨父亲的揍。但是到我这儿,却是个例外,父亲从来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
刚上小学的时候,由于我爷爷被划为“大右派”,号称“甘肃省头号大右派”,因此家族里我父亲他们这一辈几乎人人都受到牵连。我的几个叔叔、姑姑全都被下放到甘肃省一些偏远贫困的地区劳动改造,甚至被关在牛棚。我这一辈自然也很难幸免于难。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是很难迈过的门槛,我们都属于“地富反坏右”子女。我们低人一等,需要夹着尾巴生活。
我一上小学,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很快就知道我是“大右派”水梓的孙子。刚开始是在上学、放学的时候有人在我后面指指点点。没过多久,我便成了直接攻击的对象。经常有别的小孩嘴里喊着“地主崽子”,从后面向我扔石头、砖块。有一天,在放学路上,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把我堵在一个街角里暴打了一顿。回到家,父亲看到我的样子,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找到了那几个学生的家,正告他们的家长下不为例。不仅如此,第二天,父亲又领着我到学校,找到了学校领导和那几个同学的班主任老师。结果,在学校老师和我父亲的见证下,那几个同学排成一行当面向我道歉,并保证以后绝不再打人。那一刻,我感觉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天。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开始了一个人的闯荡。尽管由于时空的关系,我跟父亲的交流变得不那么随时随地,但从未间断过。到我调到了央视,开始做一个“电视人”以后,已经退休的老人家又开始对我格外地关心,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还改改我发音的错误。我隐隐感觉到父亲的自豪感与日俱增——我时常从别人嘴里听到老人家对我大加赞赏,并因我而自豪。
那个时候,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坚持上课。父亲是兰州大学俄语系的教授,教授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另外还教授西方戏剧史和古代汉语。在文史方面,父亲是一个杂家。新中国建立前,他在西北大学专修中文和历史,无论是历史还是中文功底都非常好,知识面又非常广。在我的记忆中,就没有我父亲不知道的事情。乃至我到了央视后在采访报道中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请教的人就是父亲。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还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在家里,有的时候他喝点小酒,兴致上来就会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诗;甚至还会引吭高歌,用俄语唱上两句。另外,父亲喜爱戏剧,他对京剧的热爱近于“票友”级别,而对话剧就更是情有独钟,达到“发烧”级了。我读大学期间,他除了在俄语系当老师以外,还兼任兰州大学工会主席和兰大戏剧社的荣誉社长。我大二那年,他带着中文系七八级的同学们排演了打倒“四人帮”后风靡全国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老人家还自告奋勇在剧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2004年的7月30号,我在家中接到二哥从兰州打来的电话,说老爷子住院了。我赶紧打电话到电视台,安排了当晚节目的替班,然后直奔飞机场。在机场等着登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父亲。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依然洪亮,他说:“没事儿!别听你哥说,我就是有点感冒,估计是肠胃感冒。没问题,过两天就好了,没那么严重。”我说:“不管怎么说我回去一趟吧,您先在医院静养,好好检查一下。您等我回来。”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一生我与父亲的最后对话。
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兰州中川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7点多了。刚把手机打开,电话就打了进来。“到了吗?赶紧的,老爷子不行了。”电话那头慌张地说着。我不敢相信地回应道:“开玩笑!我上飞机前还在和老头说话呢,怎么可能呢?!”那边说:“你赶紧来吧!已经昏迷了好几次了!”中川机场离兰州市区有七十多公里,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快9点了。走进病房,我看到父亲躺在那里,双目紧闭,微微开启的双唇透着绛紫色。我走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嘴贴近父亲的耳朵说:“爸,我回来了,您放心,没问题的。”父亲没有回应。旁边的医生说了句:“已经昏迷了。”
就在我要松开手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父亲的手轻轻地捏了我一下,仿佛是在告诉我,他知道我回来了。医生们很快开始组织抢救,20分钟后,父亲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试图忍住悲伤,强迫自己平静地接受现实。但一分钟,也就熬过了那最初的一分钟,我的泪水无法控制地夺眶而出。我从省人民医院的二楼病房冲下来,跑到院子中间的一个花坛旁,蹲下来,双手掩面,开始号啕大哭起来。男人哭起来有的时候会很难听。我不记得自己这辈子有没有那么难听地哭过,反正在兰州那个仲夏的夜晚,我哭得撕心裂肺。
父亲的去世其实在我内心一直埋有一个难言之隐。在我看来,以父亲第一次心梗手术之后恢复的状况,老人家不应该走这么快,他应该还能够再多活几年。而我却隐隐约约地认为,我在2004年年初在酒吧泼了服务员酒那件事或许某种程度加速了父亲的离世。那件风波发生后,我并没有过多向父亲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力图轻描淡写地告诉他那只是个小小的误会,被媒体放大了。
在父亲心中,多年来他一直以我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但当众多媒体,甚至连家乡的媒体都在报道关于我的负面消息时,我无法想象对于老人的内心那是何种的创伤和折磨。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因为父亲的去世而自责,也为自己的鲁莽而深感愧疚。也就是从那以后,我选择了更加低调和谨慎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不能再让家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我更是牢牢记住了父亲生前经常告诫我们几个子女的那句话:夹着尾巴做人,更何况我还是个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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