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谈《极花》

　　2019年4月14日下午，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著名作家梁鸿参加了发布会。活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贺超主持。
　　
　　著名作家贾平凹可谓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风向标。他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铸就了中国文坛一个又一个高峰。他自1973年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至今，从事文学写作四十余年，今年又推出长篇力作《极花》。
　　
　　农村惊人的衰败让我的心情像“失恋”
　　
　　贾平凹一直在关注当下的现实，在关注飞速发展中的城市与乡村，还有发展和停滞中的巨大反差，尤其是深处在这个时代漩涡中的人的命运和处境。
　　
　　贾平凹一直强调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关于乡土文学，他说五四时期鲁迅写的农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五、六十年代虽然有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但那时的写作是以“阶级成分”为基础的写作。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这十几年的乡土文学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也有很多令人悲伤的东西，无论揭露也好、批判也罢，或者书写农村的变化，都有很丰富的内容。但是近十年，贾平凹说，“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而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知道它们在消失。在我目力所及之处，农村的衰败速度极快，令人吃惊，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这种痛还没有落处，无论批判还是歌颂，都没有了对象，只剩下了空，剩下了痛苦，而这种痛还无法与人言说——就像失恋的人看到恋爱中的人那种心情。”
　　
　　这种“痛苦”促使贾平凹创作了《极花》，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到，“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
　　
　　《极花》创作素材来自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
　　
　　小说的创作素材来源于贾平凹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是10年前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解救回来之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重又回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而这10多年来，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力度很大，但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仍在发生。《极花》虽然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我多年来对于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极花》后记）
　　
　　与贾平凹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带灯》一样，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女性。《极花》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故事从胡蝶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男性家庭开始，用全息体验的方式叙述她的遭遇，展示了她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胡蝶是当代中国众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中的一个，她不甘于重复父辈的生活，急于摆脱农村的一切，尤其要摆脱农村姑娘的身份，她梦想着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到了城市里，哪怕是栖身在收破烂的贫民窟里，她也希望按照城市人的标准去生活去审美，她喜欢高跟鞋、小西服，喜欢房东的大学生儿子，这既是她对未来生活的想往，也是她试图摆脱农村印记或枷锁的一种无声抗议。但是，这个虚无缥缈的城市梦想在胡蝶第一次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被割断了，她稀里糊涂地被人贩子卖到了中国西北一个叫不上名字来的村子里，偏僻、穷苦、无望。故事从这里开始，胡蝶的抗争、撕扯、疼痛也从这里开始，又到结束。
　　
　　虽然作品是从拐卖人口的事件入手，但真正的着眼点却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是城市不断壮大农村迅速凋敝的问题，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冲击力。《极花》不仅保持了作家的既有水准，而且在写作方法上推陈出新，是贾平凹创作中又一特色鲜明的作品。
　　
　　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极花》是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小说，作家将贫瘠之地写出了人性丰饶和世事纷繁，既有对人的体恤、对乡村的探察，也有风俗志式的地方知识谱系的精妙书写。
　　
　　作家梁鸿说，如果仅仅是关注拐卖妇女和农村男性婚姻问题，不需要贾平凹来写，《极花》最大的好处，或者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恰恰是把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原成一个日常形态下一个更有力量的碰撞，在日常中去探究主人公的内心，是什么原因令她离开或者不离开，而不是做简单的、二元化的道德评判。
　　
　　“说我不尊重女性让我觉得委屈”
　　
　　《带灯》《极花》的主人公都是有文艺气质的女性，都在现实面前不断抗争，一个是萤火虫，一个是胡蝶，都是飞蛾扑火式的小虫子。虽然抗争无力，最终在现实面前妥协，但是她们代表着微弱的理想之光，是对抗无奈的悲情花朵。尤其是《极花》中的胡蝶，她在巨大的现实车轮中北碾压，毫无还手之力。如果说《带灯》中的带灯，还是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的萤火虫，那么《极花》里的胡蝶，却成了更加卑小低微的毛拉虫儿，到了冬日就休眠而死，夏天里，即便长成草开了花，也是要被晒干卖了的。
　　
　　提起笔下的女性，贾平凹说“当年《废都》出来的时候，他们老批判我，我很委屈，我对女性是尊重的。那里面写的情节不代表作家的事情，但是对于女性的命运、女性的同情这方面，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不能说你写女人的什么就是对女人的不尊重。我希望尊重女性，我觉得女性给人一种我向往的东西”，提及心目中理想的女性，贾平凹笑说，“我喜欢的女性一是面孔干净，二是性情安静。”
　　
　　尝试“水墨意境”　写出“最短”长篇
　　
　　熟悉贾平凹作品的读者可以发现，《极花》的叙述方式很独特，与他近年来创作的《古炉》《带灯》《老生》也完全不同。确实如此，贾平凹在写《极花》时尝试了新的写法，他尝试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方式来写小说。众所周知，贾平凹不仅在文学上成就斐然，他的书画作品在书画界亦自成一家，受到行家和市场的重视。这部小说，就借鉴了水墨画的手法，试图达到中国传统美学物我合一的境界。“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极花》后记）一张瀑布挂在那儿，要追求中国式的真实，就得写意。写意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它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贾平凹说：我的小说喜欢追求一种象外之意，《极花》中的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石磨，水井，走山，剪纸等等，甚至人物的名字如胡蝶，老老爷，黑亮，半语子，都有着意象的成分，我想构成一个整体，让故事越实越好，而整个的故事又是象征，再加上这些意象的成分渲染，从而达到一种虚的东西，也就是多意的东西。#p#分页标题#e#
　　
　　这种“多意”也体现在《极花》看似“戛然而止”的结局上，贾平凹说希望给小说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留下空间让读者去想象，至于主人公胡蝶回到农村以后的生活——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贾平凹说。于是，在新的写作尝试中，《极花》也成了贾平凹迄今写得最短的一个长篇。
　　
　　每年一部新长篇 创作只是为“内心安宁”
　　
　　2008年，贾平凹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词上说：“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这也是他对文学一以贯之的追求。他的所有作品，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现实命运和历史变迁，为中国作文，为中国作传，于是，他关照现实中国的系列作品，就有了生命和力量。继2019年出版67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之后，贾平凹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2019年出版《带灯》、2019年推出《老生》，今年又有《极花》问世。他几乎以每年写出一部新长篇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一位职业作家不竭的创作热情。
　　
　　著名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曾用“一头沙漠里的骆驼”形容贾平凹，“30多年来，他迈着沉重雄厚的步伐，跋涉在现实生活的泥浆之上。他的创作反映了当代乡村的急剧变化，隐含极大的社会历史信息量。”在评论界看来，现实主义风格与中国当代文学形影相随，融入了许多作家的艺术探索，可以说，观照时代浮沉与人心悲喜的现实主义创作，不仅是一套观念或方法体系，也代表一种文学精神和情怀，正是因为与时代情绪紧密相连的强悍生命力，现实主义书写依然令读者感动。既有对世间万象的迷恋，也向现实提问。
　　
　　而对此，贾平凹只是淡然地说，一方面，写作已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这个社会最大的幸福就是“心安”，现在很多人特别焦虑、恐惧、紧张，就是神不安、心不宁，对他而言，写作是一个让“内心安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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