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9-03-28 23:51:43 | 作者:夕阳啊不落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9次
“《我们快马加鞭,跑的飞快》,
“我们快马加鞭,跑的飞快,
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
“我的中专”之三 “电322班”陈 健
“我们快马加鞭,跑的飞快,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
“歌词”
“不是歌颂极“左”,只是如实记录那个年代的事情。毕竟,我们是热爱共产党的。”
作者“题记”
终于到最后一个学年。我们也成为可以自豪的“毕业班”了。
我们这个充满激情的“认为”,很快被泼了一盆冷水。
学校宣布,从我们这个年级开始,改为四年制,这是为了减轻同学的学习负担,使大家学的更好一些。针对我们班,把“水电专门化”也取消了,重新回到“电”专业,目的是使大家而后分配工作,可以适应的面广一些。
这就是说,我们还要再上两年,这对一些家在农村,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同学来说,无疑增加了家里的负担。
大家牢骚满腹,无处发泄。
可是,对决定,还必须服从。
开学典礼上,宁校长宣布,全校停课一周,集中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他批评,在过去的一年里,学校有忽视政治的倾向,尤其是取消“政治”课,这是绝对错误的,同学们中间,也出现了一些思想混乱,资产阶级思潮趁机泛滥,这些问题,都要在即将开始的整风中解决。
他提出,在学习中要抓两个重点,一是区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一是“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一段,讲的是辩证法。
每个同学发了一本“问题”
新班主任是女老师,叫朱家星,她曾是全校有名的307班的班主任。我们相信,她能搞好那个班,就一定能搞好我们班。
她将教我们的“电气设备”课。我们,尤其是女同学,对朱老师是欢迎的。
朱老师到班上的第一件事,是选举新班委会。
选“砸”了。
候选人写了一黑板,第一次选,都没有过半数,只好选第二次,勉强过了半数,两个党员,都落选了。尤其特别的是,我们班产生了全校第一个女“灶委”,大家选中了杨月琴,她哭着不干,不少人还欢呼起来。
杨万湘老师很快找班上个别同学了解情况,于载蒙也去了,她回来对我说,杨老师只听,什么也没有说。
她觉得蹊跷。
学习开始了,要求大家先看,然后讨论。薄薄的小册子,很快就看完了。没有人辅导,叫我们各抒己见。文章有十二个问题,只好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大家漫谈,说不上有多少收获,说到学校要开始的整风,大家提了不少意见,一个是改四年制,一个是同学大量留级,有人说,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表现。至于干部作风,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和我们来往最多的老师,他们在学生面前的形象,都是很完美,无可非议的。
我们只盼望赶快上课。
发书了。
精装书,三本一套,苏联巴普季丹诺夫著的“发电厂和变电站的电气设备”,上下两册的“电力网”。
“水电专门化”的课程取消了,增加了一门“发电厂的热力部分”,还是殷老师讲。
瘦小的个子,有神的大眼睛,带有保定一带口音的普通话,青华大学的高才生,这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朱老师。
我们的专业课,全面铺开了。面对学习,大家又恢复了热情。
走了十个人,教室空多了。
朱老师上“电气设备”的第一课。
她首先讲了电能生产的特点,不能储存,必须是外界需要多少,系统供应多少,要时刻维持这个平衡,这就给生产带来了许多配合、调整的问题。
她说,这个学期,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短路电流”的计算,这是我们确定主电路、选择电气设备、拟订保护装置的重要依据,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是必须掌握的。
她也直言不讳的说了这部分内容的学习难点,就是“折算”,这是不能含糊的,她打算给出一个典型的主电路,讲一点,计算一点,讲完,计算完,凑起来,就是一个设计范例。
大家都觉得这样好。
“电力网”老师叫王宏业,是关中一带人,蓬头、厚嘴唇,穿一双火箭皮鞋,他在讲台上跳来跳去,好像在舞场,大家忍不住的笑了,他不在意,仍然兴致勃勃的说着。
王老师讲课不大注意章法,在黑板上东写一个名词,西写一段要义,弄的我们没法做笔记。
不过,他对同学倒是很热情,晚自习他来辅导,问他问题,如果是男同学,他就按着同学的肩,然后和同学挤坐在一个凳子上,详细的把问题讲清楚,直到同学弄明白,他才高兴的站起来。
大家说,这是一个朋友老师。
殷老师这是给我们带第三门课了,他说,电厂的“热力部分”关乎到电厂的安全、经济生产,大家虽然是搞电的,但是,对热力系统和主要设备,还是要有基本的了解。
他先讲“工程热力学”,又给大家引进了许多新的概念……。
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很高兴,又是发月饼,又是会餐,晚上演了电影。
半夜,魏鸿儒的肚子疼,越疼越凶,在床上翻滚,不一会,又有几个同学肚子疼。
很快,全校有几十个人出现同样症状。
学校意识到,可能是“食物中毒”,立即请对面的“陆军医院”诊治,大家把有病的同学送过去, 他们做了紧急处置,几个小时之后,病情缓解了。
有的人说,月饼不新鲜,有的说,红烧鸡的味道不对。
宁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伙食科长,说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国庆节是很热闹的。武汉长江大桥通车,我国自造的汽车、拖拉机、飞机,都展现出来,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了人们极大的鼓舞。
十月四日,一则轰动消息,格外使人振奋。
苏联发射成功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卫星,大家都知道,而“人造的”则是了不起的事情。
广播、报纸,不停的宣传报道,更播放了卫星上的声音信号,好象尖锐的哨音,到处都在用通俗的方法,介绍卫星是如何绕着地球转动的,于是人们知道了“宇宙速度”之类的科普常识。
学校举行了专题报告会,着重讲卫星上天的伟大意义,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对帝国主义阵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教室里的黑板报上,用红字写着“CCCP”,介绍苏联的科技新成就,大家高唱苏联歌曲,歌颂伟大的中苏友谊。
我去看病。
还是那个黄医生,正在口若悬河的给人们讲“相对论”,他说,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七个半人理解,他就是那半个人。
明知他在吹牛,大家还在津津有味的听。
他在大谈高速系统中的时空观,听者都觉得不可思议,不过,我相信了。记得物理张老师在课堂上附带的提过这些东西。
我想弄清楚这里的究竟。
我在钟楼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爱因斯坦和狭义相对论”的小册子,回到学校,张保善先拿去看,两节自习,他就翻阅完了,他把一些令常人无法接受的现象,说给我听。
我从光速、以太、有名的“迈克尔逊”实验,逐渐阅读,终于明白了“狭义相对论”的要点,随着速度的增加,时间可以“膨胀”,而长度则“缩短”,这要抛弃旧有的“时空观”,然而,克服习惯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从这里开始,我忽然有学习一些近代物理知识的强烈愿望。
我准备了笔记本,从图书馆借了史包尔斯基的“原子物理学”,一节一节的阅读,并认真的记下重点,微观世界的奥妙是无穷的,我为此倾注了很高的热情,除了听课,我把大部分自习时间都花费进去。
我又借了一本“量子力学”,第一节就是“拉格朗日”方程,我不懂,去找数学齐老师问,他用简单的方法给我讲了一下,使我知道了一些基本东西。
对这些非专业的投入,必然要影响到正课学习。
终于,在一次测验中,我得了第一个2分。
我为此懊悔不已,心里很难受,我没有搞清“主次”“业余”,不学好眼前的专业课,掌握不了本领,对得起国家吗?
我立即刹车,尽管我对这些东西,还有浓厚的兴趣,但是,现在不是学它的时候。
见异思迁的幻想,终于偃旗息鼓。
齐老师书写的速度很快,他的本子上是一溜“外文”符号,这使我们一些同学很感兴趣。原来他的是用汉语拼音。我和卞知九觉得新鲜,齐老师把他订阅的一些拼音杂志拿给我们阅读。我俩很快的掌握了拼写方法,写起来果然快。
下一次上课,我用拼音来做课堂笔记,老师叙述的要点几乎都可以记下来,我为此高兴不已。
记录的速度确实快,可是阅读时,就要一个一个的拼了,这实在不方便,看一段话,要比原先要多费不少时间。
不能再用这种方法做笔记,只能用在其他场合。
无论如何,算是学到了一个新的书写技巧。
“电工”姜老师调走了,到南郊的“汽车运输学校”去教学,名义上是“工作需要”,可是我们从几个专业老师那里听到,主要是教学副校长把他排挤走了,大家感到惋惜,我们对社会的复杂确实知道的太少了。
姜老师的家暂时还没有搬走,他休息回来的时候,我常去看他,他也很关心我们的专业学习,他再三强调,我们现在学习的内容,都是最基本的,所以要尽最大努力,把这些课程学好,我十分感激老师的教诲。(“塞翁失马”,一年后,这个学校“升格”为“公路学院”,姜老师被“交通部”任命为“教授”,他是当之无愧的!)
苏联十月革命节四十周年到了。
学校开了庆祝晚会,表演苏联歌舞,演唱苏联歌曲,观看苏联影片,大家对苏联的崇拜和向往,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报上也是这样说的,无论是什么建设,前面总要写上“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等等,我们用的国内编写的教材,在“序言”部分,都强调苏联对中国的电力工业的巨大贡献。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红场向群众招手的大幅照片,登在报上最显眼的位置,毛主席特别说,“东风压倒西风!”政治老师在课堂上说,我们这一代,将亲手把帝国主义送进坟墓,他们的灭亡,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了。
社会主义风光无限美好,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
“短路电流“计算,虽然复杂一些,但是朱老师在课堂上,给大家交代的很仔细,我们逐渐掌握了方法。
大家觉得内容混乱的是“电力网“课,王老师不按照书讲,而且系统性不好,更要命的是,他又给我们增加了一些“电力系统稳定”的新内容。
他说,这本来是大学里的知识,你们出去要当技术员,掌握一些全局的东西,对指导生产是有好处的。
问题在于,这涉及到过多的数学,王老师往往写了一黑板的微分方程,还没有等大家抄完,就急忙擦去,而对于物理意义,则一带而过。
这全凭我们在课后去复习了,一些同学为此叫苦不迭,尤其怕期末考试中遇到这些东西。
平心而论,“系统稳定“的知识,对我们以后分析系统的确有用,问题在于老师教学的方法上,没有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所以搞的双方都有些被动。
学校对同学谈恋爱,是顺其自然,不鼓励也不提倡。
经过两年的相处,班里的少数男女同学,开始密切的来往,由秘密到公开,大家开他们的玩笑,他们也司空见惯了。
一篇署名“良心”的黑板报稿件,塞到我的课桌里。
内容是指责一个男同学“不义”,在爱情上“挖了别人墙角”,对这样有损于别人隐私的匿名文章,我和张宝善、杜新民几个负责黑板报的同学。商议后,决定不予刊登。
可是,内容已经透露出去,一些好事者强烈要求公开,几个同学向我要稿子,我曾经为此征求了团支部书记袁兴洲的意见,他说,这不利团结。因此,我不给他们看。
六个女同学集体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匿名作者的不负责任行为,班长黄斌也写了文章,支持女同学的批评,他说,这种现象,在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中,是不正常的行为,有意见,可以通过谈心来交流,暗中搞动作,说明作者的心理是隐晦的,是见不得人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班在思想品德上,还有许多问题。
“良心”的风波,暂时“搁浅”了。
那个很少露面的党总支乔书记,调走了。新来的书记叫王严明,是个很会说话的中年女同志。她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学校的整风开始,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
第一阶段是“大鸣大放”,只在教职工中进行,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们觉得遗憾,也想热热闹闹的贴一通大字报。
不少人议论,夏天已经弄了不少“右派”,“右派”都接受了教训,这回学校里该不会有“右派”了。
这个学期的课程还是很重的,大量的作业,把我们的课外时间,除了体育锻炼之外,几乎全占完了,星期天,多数人都在教室,殷老师布置的一道计算“卡诺循环”效率的习题,他说,两个小时就可以做完,我们实际用了一整天,题目很“刁”,前面一错,后面一连串的都错了。不过,流了汗水,对内容的理解确实深刻多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又感谢老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
困难的还是“电力网”,王老师在课堂上给大家留下许多“悬念”,笔记上没有,书里也翻不出,有时,他出乎意料的问一个同学,“一吨铜有多重?”,搞的人无法回答。
对王老师的教课意见,很快的反映到教务科,科里拿去了几个同学的课堂笔记,又在小范围内开座谈会,大家觉得,主要是系统性差,无法掌握要领。
王老师很快的把编写的讲义,印发给我们,这比他在课堂上的讲解详细多了,也使我们把一些问题弄清了,大家很满意。
缓解了一年多的吃粮问题,又突出起来,伙食科按照定量标准,发饭票给大家,自己掌握,可以相互调剂,这个办法,很受大家欢迎,但是对个别饭量特别大的同学来说,肚皮就要受到一些约束,他们有意见,开会时说,“社会主义好,就是吃不饱!”
我和魏鸿儒在一起吃饭,饭票由他保管,每顿饭他都怕我吃不饱,总要我多吃一点。我有时在广播室,直接到灶房吃饭,不交饭票,所以,我们的饭票“节约”了不少,他支援了别人。
周六的下午,多是会餐,好菜摆了一桌子,鱼和鸡,往往剩下了,陕西同学对条子肉是格外喜欢的。
经过动员,教职工中的“鸣放”开始了,教学办公楼里,顿时热闹起来,一楼到三楼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课间十分钟,我们都要赶去看看。
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到各个方面,教学的、生活的、领导的、群众的,都有,我们当作猎奇,了解到许多不知道的事情,也有不少令人开心的笑话,一个老师写到,教务孙副校长没有修养,和体育宋老师吵架,理亏了,便叫宋老师立马还他借的两块钱。
王书记在全校大会上,肯定了教职工的热情,要求把目标集中在领导上,特别是党员干部上,她张着镶金牙的嘴,大声说,我相信,大家都是热爱共产党的,那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也就是把你的意见发表出来,我们要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对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大家都为领导这样谦和的态度而感动。
群众的确发动起来了。
教学办公楼的墙上,贴了一个醒目的专栏大字报,标题叫“第一炮”,署名是“教师第二团支部”。
“第一炮”的火力果然很猛烈,批评王书记“高高在上”“不下绣楼”的“官僚主义”作风,说她在学校工作,“从不过问教学”,批评宁校长“不抓教学”“一年才看了三十多页《教育学》”,这样的领导,怎能胜任?还有涉及到领导之间不团结的问题,也提出了这两年发展的党员“质量不高”,都是“阿谀奉承”“之辈”等等。
这些内容,很引人注目,观看大字报的师生很多,大家都为文笔犀利,言辞尖刻,切中要害而叫好,不少老师也贴出“坚决支持”的大字报。其中,署名“因斯”的大字报,言辞也很犀利,同学们很喜欢看,回到班里,还议论不断。电网教师周先生画了一幅讽刺宁校长的漫画,他披着军大衣,拿着拖到地面的讲稿,对众人演说……。生动的几笔,把宁校长的脸形,勾画出来,观看的人,都齐声叫绝。还有一幅漫画,画着宁校长在“踢皮球”,因为他在一个会议上说,“小小电校,就和一个皮球一样。”漫画的题目是“看我老宁,玩它一玩!”同样吸引了不少人。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等待下一批大字报出现的时候,制图老师马江彬首先贴出了大字报,说“第一炮”是向党进攻的一炮,紧接着,开始声讨“第一炮”的大字报,成批的贴出来。
形势逆转,“第二团支部”中的一些人,阵前倒戈,贴出大字报,说“第一炮”是精心策划的“阴谋”。
“第二团支部”的负责人、语文教师李先生成了孤家寡人、众矢之的。
很快,西安电力学校的第一顶“右派分子”的“桂冠”,戴到李先生的头上。
李先生写大字报申辩,然而,这招致更多的“讨伐”,大家说他,“疯狂反扑”。
李先生没有给我们带过课,我们听过他做的文学作品阅读辅导报告,他很年轻,侃侃而谈,流露出令人羡慕的才华。
对共产党的热爱,使我们的态度向党倾斜了,我们在团支部会上,也表示了对李先生的愤怒情绪,少数曾经和他来往过的同学,也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
几天之内,衣冠楚楚,受人尊敬的老师,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狗屎堆”。
我们被激烈的阶级斗争风暴震慑了。
政治老师在课堂上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右派”的本性,就是要向党进攻。
更使我们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还在后面。
我们的老班主任、王文源老师,也被“选”(大家对“划”不习惯,一直说“选”)为“右派分子”,我们在下面议论纷纷,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共产党员,无论如何,和“右派分子”都是不沾边的,况且,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的大字报。
班主任朱老师说,王老师是在党总支召开的座谈会上,对“肃反”提出了“批评意见”,因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王老师,你为什么这样不慎啊?
不少人为王老师难过,作为学生,我们无可奈何!
很短时间,学校弄出了四个右派分子,另外两个是力学教师刘先生和财务科干部李先生。
电校的整风,共产党“请君入瓮”,首战“告捷”,大获全胜!
如果说,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是有一定政治背景的,那么,身为“共产党员”的人,为什么要反对自己的党呢?
政治老师说,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比党外的“右派分子”更狠毒,因为,他们在内部向党进攻。我们通过“大鸣大放”的方式,让敌人自动跳出来,然后“集中歼灭”,这是电校党组织贯彻了党中央“引蛇出动”方针的结果。
我们确实憎恨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但是,对面前的李先生、王老师这些“右派”无论如何,恨不起来!
王老师受到严厉的处置,开除党籍,降了工资,被贬到学校的“线路工程队”监督劳动,他默默无闻的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看到我们,便低下头快步走过去,我们的心中真不是滋味。
铅灰色的天上,落下雪花,一片一片,越来越大,终于,丰富多彩的世界,被白色包裹了,呼啸的北风,无情的肆虐着。
报上说,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不平凡的春天”,我们说,电校一九五七年的冬天,是严寒的冬天。
学生这边,正常的活动,还在按照计划进行。
文艺比赛又要举行。
我从广播室刚刚买回来的新唱片中,选取了一首歌,是男声独唱,“真是乐死人!”,节奏明快,声调优美,很适合改编成男声小合唱,不足之处,就是时间短,不到两分钟。
我和文娱委员、于载蒙、张中林几个同学商议之后,决定就唱这首歌。
定了六个男同学,有张中林、卞知九、耿致军、刘有绪等同学。
我们很快的就学会了,唱的有声有色,加上手风琴伴奏,确实不错。
针对时间短的问题,我们增加了一些诙谐幽默的动作,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情感尽量发挥出来。
我们从学校对面的“军医大学”里,借来学员的军服,领章、肩章、武装带,确实增加了我们的“帅”气。
大家站在舞台上,自我感觉好极了。
这次演出,我们得了第二名。
紧接着就是元旦,学生会举办大型化装舞会,庆祝一九五八年的到来。
班里的几个人在策划之后,决定扮做“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由班长黄斌当“团长”,他的名字是苏联有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魏鸿儒等七个男同学,反串演唱俄罗斯民歌“妈妈要我出嫁”。
于是,大家分头准备,练习歌曲、筹借服装,而“团长”,则要准备一份带“俄语”味道的演说。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饭后,教室里热火朝天,大家高兴的做最后的准备。
男同学化装成“俄罗斯”少女,嘴唇涂的红艳艳,头上包着女同学的纱巾,“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穿上了西服,“团长”带着礼帽,拿着文明棍,小胡子加墨镜,气派十足。
八点钟,晚会开始,宁校长向大家致节日的祝贺,然后,化装人物出场和大家见面。
第一个出来的,是扮做黑人运动员的体育宋老师,他的脸抹得黢黑,在热闹的哄笑中和大家见面,他弯下腰,抓起地上的杠铃,大喝一声,用劲的举起来,获得热烈的掌声。
我们班的“代表团”集体登场了。
“团长”“伊萨科夫斯基”在麦克风前,说了一通谁也听不懂的“俄语”,用夹生的中国话,介绍了“代表团”的成员,然后,魏鸿儒几个同学就开始唱“妈妈要我出嫁”,歌名一报出,全场便大笑不止。男声的粗犷音调,忸怩羞涩的少女表情,把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其他班的化装,也很有特色。
大家热情的跳起交谊舞。
午夜的钟声快响了,“新年老人”在舞台上向大家祝福。
新的一年开始了,人们狂欢起来!
带着白帽子的胖厨师出来,他手托一个大盘子,向大家兜售元宵,他说,他的元宵,“天衣无缝”,美国人用电子显微镜都找不到缝隙,苏联的科学院士都研究不出“馅”是怎样“跑”到元宵里面去的。
这个出色的“厨师”,是团委书记徐志韬。
大家尽兴了,大家盼望着新的一年国家兴旺!我们在专业上继续进取!
元旦早晨,大家正在会餐的时候,学校工会主席韩杰义老师带领老师们,走到舞台上向同学们贺年,师生的情谊充满了校园。
“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名为“乘风破浪”,政治老师向我们讲述了主要精神,就是要在十五年里,赶上和超过英国,他说,经过“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一个热气腾腾的建设高潮,即将到来,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当革命的促进派!
两节课的形势教育,我们心里感到火辣辣的,都希望尽快的投身于伟大的电力事业中。
紧张的复课,期末考试。
第一门考“电力网”。
几乎全班都考“糊”了。
笔试。
王老师只出了一个题,计算一条高压线路。
这类题,我们曾经做过作业,至少要一个上午时间,如今,要在一百分钟完成,实在是困难的事,而且,只要前面的数字有误,后面就一直错下去。
到考试结束铃响,都没有一个人交卷子。
全班陷入沉闷的气氛中,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在自责的同时,也批评老师不该出这样的题。
估计能及格的没有几个同学。
次日上午,我们听到一个突来的消息,张中林退学了。
令人吃惊,一点征兆也没有。
我们赶到宿舍,他的床铺已经空了。
决不能让我们的好伙伴走,我和苏天福、魏鸿儒几个同学,急忙到他家里。
他不停的流泪,说,没有想到,“电力网”考的这样糟,他觉得无望,去找学生组的杨万湘老师,杨老师说,要么就退学,他一横心,说,退就退!
就这样!
大家七嘴八舌的劝慰他,说我们友情的可贵,让他千万冷静,不要做出自己以后后悔的事情。
他总算和我们一起回来,我们感到欣慰。
苏天福去找杨老师说明情况,杨老师收回成命,批评了张中林。
他还是我们集体中可爱的一分子。
晚上,他躺在被窝里,伸着手,让我坐到床边,他只是笑。
“电力网”考试的情况,反映到教务科,学校很重视,调阅了全班的试卷,觉得同学的意见是属实的。
最后决定,每个人增加一分。
这样,班里大部分人是三分,四分是个别的,没有五分,不及格也只有少数几个人。
其他几门课,还算顺利,都考的不错。
要放寒假了。
团委号召同学,利用寒假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这不单是挣点钱的问题,也是在社会实践中,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都想“勤工俭学”,那就困难了,几周的时间,能干些什么呢?
学校又给各班布置了“爱国卫生”任务,假期结束,每个班要消灭若干个老鼠,开学时,把老鼠尾巴交来。
学生组要进行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培训,要占用两周假期,任务和内容都是严格保密的。
于载蒙也被抽去学习,但是,我决不在她面前打听这方面的事情。
假期开始,学校里的学生还不少,因为培训,杨老师让正常开放广播,我只好留下值班,偶尔回家转转。
看了几场好电影,尤其动人的是“柳堡的故事”,影片告诉我们,一个革命者,应当如何摆正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应当如何正确对待爱情,那首动听的“九九艳阳天”,立即成为众人喜爱的歌曲,连广播电台都不断的教唱。宿舍里,大家到熄灯还在议论“二妹子”,说这是最漂亮的女演员。
外班的一些同学,很会动脑筋,他们和百货、文具商店联系,把一些日用品和本子之类的商品,拉到校内出售,方便了大家,也得到了一些收益。
广播室的一些小东西,不翼而飞,连我自己的一个变压器和小风扇也丢了。
我责怪节日临时替我管理广播室的学生会生活委员党宗仁,他说,他们班的一个叫熊名家的很可疑,他的箱子里,有大量的电器材料。
学校的保卫干事,知道了这件事,暗中进行了一番调查,最后,请新城区公安局来人搜查。
在熊名家的物品中,找到了我们丢失的东西,还有,“电工实验室”的“万用表”。
请有关人员估了一下价,超过百元。
熊名家被逮捕了。
他交代,是藉节日松懈,广播室的小窗子没有关好,夜间爬进去的,实验室的仪表,则是利用实验后,顺手牵羊弄来的。
他被判了四年刑。
春节过后,学校整风到了后期,开始下放干部,教师和职工都有,布告栏里贴着红纸写的名单,第一批有二十多个人,他们也写大字报表示决心,要在农村把心炼红!
名单里有殷老师等给我们带课的老师,那个没有多少事情的“专职”广播员老冯,也在其中。
学生会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敲锣打鼓的把他们送到灞桥的一个农业社去。社里给他们准备的不错,住处打扫的很干净,房间还生了炉子。
同学们又欢聚到一起,大家相互诉说假期见闻。
“卫生”任务,都没有完成,有的班同学,把白箩卜根剪下来,沾上炉灰,拿去充数,上面也收下了,还表扬了这些同学。
开学了。
先劳动三天,任务是植树,从学校东面的“苗圃路”一直到“万寿路”,马路两边和中间,都栽上树苗,领导说,要让“韩森寨”一带的“信箱”都淹没在绿荫中,使敌人无法察觉。
挖坑、培土、浇水,搞的大家很累,学校请来剧团演出,观看的人很少,大家都抓紧时间睡觉。
王书记给全体同学做了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动员报告。
她说,大学里,在学生中进行“反右斗争”,学生里,划了一些“右派”,对中专学生,开展正面教育,通过大辩论,弄清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合作化运动、教育方针等大是大非问题,不搞“反右”,不划“右派”,大家可以针对一些问题鸣放,没有任何框框。
规定每周停课一天,加上几个晚自习时间,估计两个月。
书记最后说,现在,全国已经出现了跃进的局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人人都要做革命的促进派。
这个学期的课程变化不大,“电力网”改由高永昌老师上,“热力部分”因为殷老师下放劳动,由谷应鸣老师上。
新增加的一门课是“高压工程”,老师叫赵文中,是和朱老师同样精干的女专业教师。
我们对这门课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一开始讲的放电理论,确实有些难度,不过赵老师很有耐心,大家不懂的地方,她两遍三遍的讲,直到大家明白,我们很感动,又遇到一位好老师。
赵老师对实验很精通,到实验室实验,都是她亲自讲解操作要领,她特别注意检查安全。
高老师讲“电力网”,大家很满意,他讲的很有条理,重要的结论,他讲清意义和应用,对王老师上个学期的讲课,他说,这主要是大家不习惯的缘故,其实,王老师讲课,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谷老师讲课,则是另外的风格,他突出的优点是,语言精练,概念清晰,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他在课堂上,从来都是严肃的,因而,一些同学有些怕他,尤其是课堂提问,如果回答的不对,他微笑的看同学一眼,紧跟着就是“2分”,所以有的同学说,“谷老师笑,两分到。”
这个学期,“热力部分”开始讲“汽轮机”,这一部分,我们几乎没有一点感性知识,所以,还是比较难接受的,特别是“调节部分”,困难更大,不过,因为是“考查”课,死背一些结论,测验能过关,就可以了。
王书记动员几天以后的一个晚自习,“社会主义大辩论”正式开始,班主任朱老师主持会议,在这之前,班里的党员、积极分子已经在班主任那里开了几次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朱老师说,“大辩论”的第一个阶段,是提意见、谈认识,什么都可以“鸣放”,然后进入“专题辩论”,最后,每个同学都要制定自己的“跃进规划”。
她解释为什么要定规划,也就是把自己的奋斗目标提前,两年干完三年的事情。
有人小声议论,既然要跃进,那为什么还要延长我们的学制呢?
会场很沉闷,没有人发言。
我站起来,就一个同学对助学金的使用情况,提出质疑,这个同学做了回答。
又有几个人,对学习负担重,提了意见。
第一次开会,没有涉及到“大是大非”问题,朱老师让大家再准备一下。
团支部开会,再进行动员,书记说,积极发言是热爱党的表现,共青团员一定要走在前面。
下次开会,大家就活跃多了,纷纷起来说话。
家在农村的同学说,成立“高级社”以后,许多农民的生活,不如“初级社”时期,分的粮食少了,几乎没有钱花。
大家对上个学期的大批“留级”,特别有意见,说这是蓄意“整”同学,个别老师,对同学进行报复。
牵扯到大政方针的意见也不少,多是对情况不熟悉。
谈到“反右斗争”,大家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还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对我们身边的“右派”,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对原来的班主任王文源划为“右派”,大家想不通,有人说,也许他是“右派”中的“好人”。
两个女同学更敞开了心扉,她们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去安慰过王老师。
外班的“鸣放”似乎比我们班更热烈一些,课外时间,大家也相互交谈发言情况。
为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学校允许大家贴大字报。
教室大楼里,顿时升温,大家挤在走廊,对大字报进行品评,发表个人看法。
学校决定,停课三天,集中“鸣放”,大家的热情更加高涨,饭后就到教室写大字报。
内容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贴老师的大字报,主要是给学生组的杨万湘老师,说他负责学生的思想工作,可从来不出面给大家讲党的方针政策,总是在下面“悄悄的”了解,“鬼鬼祟祟”,像个“特务”。
有的同学说,共产党是“坐轿的”,人民是“抬轿的”。
有的说,“右派分子”是“墙倒众人推”。
有的人还给毛主席提了意见。
有的同学说,苏联从来不是真心真意的帮助我们,赫鲁晓夫不是个好玩意。
一些同学在大字报里说,前两年在学生中发展的党员,只会“喊口号”“说空话”,“质量很差”。对我们班的两个党员,大家对袁兴洲的意见似乎多一点,主要是他接近群众少,喜欢用大帽子压人等。
同学之间,也互相贴大字报。
上个学期的“良心”稿件,也被提出来,我不得不公布出原稿,不过,这些小事很快的淹没在大是大非的声浪中。
在“党的领导”和“自由与纪律”的专题辩论中,一些同学几次提出去年秋季班上选举的事情,按照杨老师的判断,这其中一定有幕后操纵,特别是在全国反右斗争已经取得决定胜利的时候,还能把党员都选举下去,他并且提出了几个怀疑的同学,让注意他们的言行。
有的党员,在发言中,认为自己就是代表党的,“党员不代表党,还要你群众来代表?”咄咄逼人的口气,令人不爽,学习委员赵友忠立即贴出大字报,“你谦虚一些吧!”。对待选举,魏鸿儒站起来,和几个同学进行辩论,他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认识来套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用辨证的、历史的态度来对待一些事情,这段有水平的话,赢得不少同学的赞许。 (爱情语录 )
杨老师没有弄到什么证据,对我们班的注意松了一些。
我比较懒,换下来的衣服经常不及时洗,影响集体的卫生,理所当然的受到批评。
广播室的门前,也有一些大字报,说我们经常播放“四季歌”之类的“靡靡之音”,对同学喜好的秦腔,很少播放。
在写大字报的同时,各班“鸣放”会,如烈火干柴,越烧越猛,发言争先恐后,一个接一个,大家无所顾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似乎少说一句就吃亏了。大家热爱共产党的情感,毫不亚于年前“鸣放”中的教职工。
班主任、党员,在不停的记录。
情况很快的汇报上去。
一些尖锐的意见,被特地“剔“出,让大家讨论,如“坐轿”问题,对毛主席的意见、对苏联的批评等。
在各班党员的引导下,大家对这些意见,由评论到批评,由批评到批判,逐渐升级,最后认定,这些说法的本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立刻,成批的大字报,集中到这几个同学身上,大家愤怒的声讨他们“反党”的“狼子野心”。
他们也贴大字报为自己辩解,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开展运动,继续停课两周。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已经在等待他们,我们这一级,有五个同学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名字,比“右派”更难听。
有的同学私下议论,王书记不是在会上说,不戴帽子吗?
这话,立即遭到党员们的反击,他们说,没有给他们戴“右派”的帽子,但是,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各班的学生党员的权威性,立即大增,我们无论是敬佩,还是畏惧,大家都开始紧跟他们,按着他们的号令行事,党是什么?就是我们身边的党员,听他们的话,就是听党的话。
我们班上没有戴帽子的“分子”,但是,那两个同情“右派”王老师的同学,成了众矢之的。尤其是其中的一个团干部,招致了猛烈的“火力”,包括我在内的一些表示坚决跟党走的同学,对她们批判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她们一次次的检讨,都过不了关。
对共产党的热爱,使一些同学越来越激进,把什么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来认识。
一个同学说,“中国青年”杂志不好看,招致了批评,又一个同学说,共产主义远着呢,现在“劳而无功”,受到严厉的批判,被迫作了检讨。
我在去年“反右”初期说的“放长线、钓大鱼”,被贴了大字报,党员要我从立场的角度检查。
这个问题暂时结束,又开始了关于“红”与“专”的大辩论。
党员说,“红”是统帅,没有“红”,就没有前进的方向,因此,要“先红后专”;另外一些同学说,没有“专”,“红”是空的,喊叫几声,铁塔就会立起来吗?;还有几个同学提出“红等于二分之一加ε”的说法,“ε”是希腊字母,在数学中表示微小的“增量”,这个意思就是说,“红”和“专”各占一半,但是略微偏“红”一点。
这场关于“红专”的辩论,颇为激烈,各说各的理,班主任请政治来做专题讲解。
政治老师说,“红”就是政治,“专“就是业务,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和业务从来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没有什么“半斤八两”的平等,政治永远是统帅,是灵魂,业务永远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业务,当然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自然,只有统帅,没有兵,也不能作战,所以,政治和业务,也就是“红”与“专”,是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我们的正确提法是,“又红又专”。
这个结论,很快的被“红透专深”代替了。
“专”的标准容易解释,那么“红”的标准是什么呢?
有的人说,是入党。但是,这种说法,很快的被否定了,六亿人口,党员毕竟是少数,那么跟随党前进的广大群众都不“红”吗?也不能这么说。
班主任朱老师说,入党是政治上进步的必然结果,但不是一个度量的标准,一个人政治思想的进步,必然会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对于同学们,就是为了国家电力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学习。
大家总算明白一些,说来说去,还是要学习本领。
一些刻苦学习的同学,会心的笑了,他们不怕党员给他们戴上“只专不红”的帽子。
反击了“双反分子”,加强了党的领导,端正了学生的政治方向,“大辩论”的目的基本实现,剩下的几个小专题便无足轻重,很快的过去了。
学校召开全校大会,对“整风”和“大辩论”进行总结,宣布了学校的“跃进规划”,各个学科的老师都登台发言,信心十足,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大干一场,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体育教研组说,要培养若干名包括“健将”在内的“等级运动员”;理化教研组则表示要在“基本粒子”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语文教研组要发动同学大搞文学创作,争取拿出几部有名的“长篇小说”;专业课老师表示,在搞好教学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新型电器的设计、试验,争取创新。最后,学校宣布了“三勤”方案,即“勤俭办校”“勤劳生产”“勤工俭学”,要大搞电器制造,创造利润,不用国家开支,自己养活自己。
听着诱人的数字,我们热情的欢呼电校新时代的到来,大家摩拳擦掌,决心投入到这个伟大的洪流中。
誓师大会,开了一天,所有的人,都是喜气洋洋的。
按照上级精神,电校下放给省电业局管理和领导,也就是中央部里不再管我们了,尽管这是领导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有一点失落感。
宁校长调走了,他走前,给师生留下一个“笑料”。
他的秘书是贼,是在下放劳动干部中发生的一件盗窃案件中被查获的,据他交代,偷了学校不少东西,就连他代管校长的工资和饭票,他也偷了不少。
不过,这两年,宁校长为学校带来的新变化,大家还是念念不忘的。
新来的校长叫胡秉坤,原来是省电业局的办公室主任,他是“智取华山”的英雄团长。
大家对这个矮个子,有点胖的校长很敬佩,他一来,就到操场和大家一起踢足球。
运动搞了一个段落,开始正常的上课。
我们按照老师要求,都写了“跃进规划”,重点都是在专业技术学习上下工夫,多看一些参考书。
团支部改选,袁兴洲任书记,韩守潼当组织委员,我当宣传委员。
团委立即下达了“整团”的通知,目的是清理共青团员在“反右”和“大辩论”中的错误思想。
那个同情王老师的同学,在团内又受到严厉的批判,最后,给了“留团查看”的处分。
贯彻学校的“三勤方案”,学生中开展“勤工俭学”是重点,这个学期,各班专门设了“勤工俭学委员”,刘有绪负责这项工作。
我们买来铁纱、搞了些竹片,做起蝇拍,星期日,大家都在教室忙着。
四百个蝇拍很快卖出去,赚了六块钱,我们把第一笔收入,做了班费。
刘有绪觉得这样费工,挣的钱少,下个星期天,他组织男同学到铲河捞沙子。
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就步行到十多里外的铲河,大家跳进齐腰的水中,捞河底的沙石,一锨弄不了多少,饿了,就吃带的馒头。
一方沙石,给六块钱,我们三十多人,干到下午,才捞了四方多,已经累的直不起腰,回到学校,许多人都没有上晚自习。
干了一天,一人还没有赚到一块钱。
还要继续想办法。
团委在团干部会上提出,要批判“勤工俭学”中的“单纯经济观点”,也就是为了“弄钱”,可我们付出了劳动,得不到收入,那如何来帮助自己的学习呢?
刘有绪觉得无所适从了。
不过,大家还是肯定了他的热情,选他出席学校的“勤工俭学积极分子代表会”。
各行各业都在跃进,领袖提出以“除四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
“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麻雀。领袖指出“麻雀”为其中首恶,全国必共诛之。
繁殖力极强的麻雀,到处都有,要彻底根除,确实不易,领袖从群众中汲取经验提出“疲劳战”的战略思想,就是全民出动,扰动麻雀在天空飞翔中,不得休息,最后,疲劳而死。
这个作战方针,一经提出,全国上下,闻风而动,一场陷麻雀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立即在神州大地展开。
西安市委发出了动员令,要在“五一”节前,在全市进行一次对麻雀的“围剿”。
任务下达,层层落实,党团部门都做了“战前动员”。
大约是四月二十七日,五点钟,大家就起床了,吃完喷香的红豆小米稀饭,带着馒头,到操场集合。
出征的大部队由胡校长带领,身体不好的教职工,在校内坚守,由王书记负责。
王书记最后给同学们鼓劲。
扩音机搬到三楼的“临时指挥部”去了,因而无法使用麦克风,她憋足了声音,大声说,“右派分子”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麻雀”则是自然界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我们要把“打麻雀”提到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党中央已经下了决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同学们!加油干!毛主席在等待大家胜利的捷报!
胡校长则反复叮咛大家,注意安全。
出发了。
我们的“阵地”在北关外很远的一个大村子,大家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农业社的社长和书记在打麦场里等候大家。
男同学一律上房上树,女同学在下面。
村上的广播响了。
八点整,市长张锋伯在广播电台发布“总攻”命令,一时,喇叭里杀声震天,鞭炮声、呐喊声和
喉叫声交织在一起,加上广播员热情洋溢的语言和音乐,组成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值得回味的乐章。
我们在树上,脖子上套着哨子,胸前的小挎包里,装着零散的纸炮。
声音由远而近,表示“敌人”已经出现,于是,我们大喊,“麻雀过来了!”“麻雀过来了!”同时吹哨子,放炮。
一群落魄的麻雀飞过来,在一片巨大的震慑声中,无枝可依,只得摇摇晃晃的飞走了,其中一只,竭尽全力挣扎,最后,像中弹的“敌机”那样,直线坠地,一个女同学跑到麦地,检起麻雀,只见嘴里含着一小团鲜红的血,终于衰竭而死。领袖“用兵”真如神!
书记很快把死麻雀拿走了。
广播里不断报导各区的“战况”,三百、五百……,不断上升,一个区的复转军人,组成“突击队”,专门用枪来击毙“敌人”。
我们不知打退了敌人多少次“来犯”,大家在树上呆了几个小时,也很累了,便顺势靠在树叉上休息,眼下正是槐花盛开的时候,一串串白色的花朵,散发着醉人的香味,我望着远处已经“灌浆”的麦田,想着农民一个多月开镰后的喜悦,情不自禁的高唱起“丰收之歌”。
在下面的任兰英,拿出一个书包,递给树上的一个同学,让弄些槐花。
我看到那个同学在捋槐花,立刻愤怒起来,共青团员怎能置党的任务而不顾,居然干起自己的事情。我立即写了一个条子,扔下来给任兰英,要她马上停止。
她接受了我的批评。
午间热的要命,我们的手脚都感到不灵活了。
胡校长不停的巡视,他鼓励大家坚持到底。
下午四点,市长终于下达“停战”的命令。
我们从树上下来,腿麻了,坐在地上休息了好一会,才恢复。
全校班师,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完了将近二十里的回程。
全市出动五十万大军,用了八个小时,消灭了大约两万只麻雀。
胡校长笑着说,真有些得不偿失。
不料,这话被某党员干部听到,汇报到党总支王书记那里。
两年之后,在“反右倾”运动中,这成了校长的“罪行”之一,时任党委副书记的王某,主持批判了党委书记胡校长,迫使他做了检查。这是后话。
第二天下午饭时,任兰英用饭盒装着蒸好的槐花,拿给同学尝新,大家要我吃,我坚决拒绝,我觉得她在坚持错误。
团支部听了我的汇报,让她在支部会上做了检查。
四十多年,我一直为自己的偏激,感到内疚,我伤害了任兰英,当我的手指在轻敲键盘的时候,这几个字,不由自主的跳出来:
“任兰英同学,对不起了,你能原谅我吗?无论你能否看到这些文字,你的同学都已经为此反思了。”
“五一”节来了。
红旗如林,歌声如潮,人们为跃进的局面而欢欣鼓舞。
新城广场的铜管乐队奏出的强劲乐曲,通过广播,震撼着人心。
“跃进!跃进!大跃进!
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
十五年要赶上英国,
中国人民有信心!
跃进!跃进!大跃进!
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
我们的口号是多快好省,
社会主义早建成!”
游行的部门,都在努力显示自己的豪迈气魄。东郊的军工厂,把自己造的小拖拉机开在游行的队伍中,人们轰动了。
各种新产品、新设计都展示出来。
电校把“三勤方案”中的具体措施,作成图表,也很引人注目。
这是一个鼓干劲、长志气,催人奋进的盛大节日!
“干劲”是衡量一个人对党抱什么态度的重要指标,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
我们每天清早唱的歌,就是:
“拿出革命干劲来,
拿出革命干劲来!
我们快马加鞭跑的飞快,
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
踢开困难,排山倒海!
咱让那工业农业大跃进,
咱让那社会主义鲜花处处开!”
普选开始了,经过选民登记,红色的选民证发到大家手上。
我拿着选民证,越发不安起来,十八岁才够选民资格,可是我今年才十七岁啊!那多出的一岁,是我在三年前,为了报考电校加上去的。
这不是欺骗党吗?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找班里负责选举的党员李兴林说了这件事,他立即汇报上去,学校核实了我的户口,证明我确实是十七岁,收回了我的选民证,批评了我,也向我解释,年龄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算不得隐瞒。
我卸了一个包袱。
选举的结果,406班的谢俭同学,当选了人民代表。
团委在教学办公楼三楼的大阅览室举行批判会,重点批判划为“双反”分子的那几个同学,各个班派代表参加。
分给我的发言内容是,批判一个同学“反苏”的言论。
我在阅览室翻阅了“电力技术”杂志,就苏联帮助我国发展电力工业写了简短的发言稿。在一篇文章里看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北欧电力系统,在1947年,已经建成380千伏的输电线路,而我国最高的电压等级才是220千伏,这何等落后啊!这对我们,应当是一个激励。
团委副书记、403班的同学、团支部书记孙建德主持会议。
我用三分钟的时间,完成了任务。
别的发言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批判。
一个发言者批判,某某说,共产党是“坐轿的”,人民是“抬轿的”的反动论点,他的批判文章很长,引用了许多经典语言,大家为他有力的批驳感到振奋,他可能忘乎所以了,索性放下稿子,即席发挥,他说,共产党解放了我们,是人民的大救星,“坐轿”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心甘情愿的、高兴给共产党“抬轿”,我们感到光荣……。
与会者面面相觑,孙建德制止了他的发言。
各行各业都要跃进,都有具体的指标,最后都还要落实到我们的身上,所以除了正常的课程之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被“政治任务”占满了。
“除四害”,麻雀首当其冲,几乎断子绝孙。下一个重点,就是苍蝇,规定每人每天二百,逐日统计上报,学生会在饭厅门前,立着显示各班进度的“评比牌”。
完不成任务,是有压力的,尽管没有受到点名批评,人们也会把这提高到对“党”的态度上来认识。
课间操的休息十分钟,我们快步跑到学校围墙外的大粪堆,对着成群的苍蝇,狠狠的拍打,午饭后,本是睡觉时间,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不得不冒着炎热出击。
团委号召各个团支部,开展“团的工作自动化”,意思是主动的开展工作,让党放心。
团市委在青年路礼堂,召开了大中专院校团干部的大会,大家纷纷登台,拿出具体措施,决心大干一场。
精神还没有传达到团支部,这项“自动化”的创新,便被共产党市委封杀,理由是,“有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
团委遂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要实现“报刊发行”的跃进,团员和团干部,尤其要带头。
班上有“西安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都是学校给订的,加上阅览室丰富的报刊,足够大家阅读,现在还要大家自费订报,无疑增加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不订还不行,于是我在报刊目录上找内容可以还便宜的报纸。
“中国电力报”,每周一份,每份三分钱,一个季度不到四角钱,于是订了。
其他同学,也这样办。
总算完成了任务。
食堂搞跃进,在早晨的稀饭上下工夫,熬稀饭时增加一倍多的水,稀饭快好的时候,加入一些面糊,这样,一两饭票可以吃到两碗稀饭,女同学根本吃不了,以后,加水更多,索性交一两饭票,随便吃,饭量大的同学欢迎,可是,再也感受不到老早稀饭的香味了。
市上要开中专系统运动会,各班的体育“尖子”都抽出来,集中训练,我们班的王运生、苏天福、张中林、刘有绪、魏鸿儒、韩守潼、张金河、于载蒙、任兰英几个“名将”都在其中,清晨五点钟就在操场上练习。
我很羡慕他们,我的体育成绩,只是中游水平,没有什么长项,仅是长跑的耐久力好一些。
王运生,我们称他“飞毛腿”,发令枪一响,他像出弦的箭那样,快速的向前奔跑,他的步子很大,双臂摆动的极为和谐,几秒钟以后,他已经超越了别人好几米,大家不断给他加油,他一股劲的冲向终点。
于载蒙的个子小,同学开玩笑的叫她“三毫米”,可她的短跑在全校女生中是出类拔萃的,她的百米记录,在中专系统保持了好久。
我和他们的关系,都还不错。
王运生,也爱好无线电,我们有许多这方面的共同语言,星期天的清早,我们常相约到城墙边的破烂市去看零件,他神经衰弱,头疼,学习有些吃力,我们常在一起讨论功课。
可是,他在“大辩论”的一次发言中,断言我和于载蒙在“谈恋爱”,这使我们感到难堪又被动,一些好心的同学,都来解劝我们。对这种“突然袭击”,我有点气愤,于载蒙要我冷静一些,不要理睬他的话,我们还要一如既往的搞好集体的工作,至于感情上的事情,她说,我们的年龄都轻,不能因此在毕业时要求组织照顾,至少在“二五”期间,我们不能谈论这些问题,我接受了她的话,心中像掠过一阵暖风。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做了“总路线”的报告,我们这才知道,总路线不仅是那简单的十二个字,有许多具体的内容,党向各行各业都提出了具体的跃进目标,其中有关电力工业的内容,使我们更加振奋,我们为自己即将参与赶超英国的神圣事业而自豪,不少同学修改了自己的跃进规划,表示要尽快掌握本专业的内容,向高等学校的目标进军。
从这个学期开始,我们的劳动增加了,教室大楼下面的“教育计划“玻璃框”被取走了,大家关心的是里面培养目标里的“技术员”三个字,胡校长在大会上解释,党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他说,大家要做能劳动的技术员,我们不明白了,技术员就不劳动了?班主任朱老师说,这里主要是指“体力劳动”。
说干就干了。
六月初,关中地区小麦开镰,农民搞跃进,人力告急,市委立即命令学校停课支援。
课正上个半截,电铃突响,于是全校师生立即集合出发。
先在东十里铺的农田里割了大半天,正在返回途中,市委又命赶到灞桥。
路边的麦子还不太干,麦杆还是湿的,我们只好连割带拽的把麦子给弄下来,王书记带汽车给大家送了两次吃的和水,人们感到精疲力尽,走路都摇晃起来。
回到学校,已经半夜。
睡了几个小时,又匆匆起来上课,高永昌老师正指导大家作“放线曲线”的计算,一条曲线没有算完,又接到市委命令,出征北郊。
赶到村里,天已经黑了,没有月光,社长让电工拉临时照明,大家干干歇歇,实在累的不行,就躺在麦垛间呼呼睡起来。
回到学校,太阳刚出来。
这段时间,学校最热闹的地方,还是后面的实习工场,气锤沉重的敲击声和白亮的电焊闪光,成了夜间生动的景象,学校抽调的专业老师作为技术骨干和工人师傅,同心协力,在铸就电校的辉煌篇章。
六月初,刻有“西安电力学校”铭牌的第一台变压器制造成功,工场敲锣打鼓的向党报喜,办公楼前成了欢乐的海洋,望着变压器上闪亮的高压瓷瓶,我们心潮彭湃,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一天啊!全校师生在大饭厅开会庆贺,欢呼“三勤方案”的伟大胜利!紧接着,自己制造的大批的变压器、机床,出厂了。
与此同时,在水力老师的指导下,实习劳动的同学,在高陵、泾阳县一带,协助当地装了几座小型水电站,农民大为振奋,送来了锦旗和牌匾,欢呼“农村电气化”时代的到来!
真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这是了不起的奇迹,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总路线盛开的鲜花!
全校热气腾腾,跃进指标一改再改,人们觉得,“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就在眼前。
高年级的班级,都要轮流到工场参加制造劳动,我们班安排在假期,所以,匆匆考试以后,就放了假。
没有回家的同学,要进行勤工俭学活动,学校对大家的要求是“身体受到锻炼、思想得到改造、经济有所收益!”团委介绍大家去挖土,虽然累一点,但是对思想提高有好处。
支部书记袁兴洲决定带领大家参加。
地点在学校东面的仪器学校门前,那里要安装下水管,要挖两米深的沟道,工人已经挖了一米多,把最困难的给学生们干。
天刚亮,我们十多个同学,来到工地,施工部门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工具,我们就跳到沟里挖起来。
下面不通风,不一会,就大汗淋漓,大家索性脱掉上衣,只穿一个裤头,很快也湿透了。
把土挖出,扔到外面,更是费劲的活,这样强度大的劳动,连农村来的同学也觉得累,仪器学校传达室的老校工说,好干的话,这里的学生早就干了,轮不到你们!
回校吃了早饭,九点继续干,伏天的烈日当头,像火盆一样烤着地面,大家都觉得这活实在不好干,有的说,这钱挣不来!
下午,只来了几个人,效率也明显的下降了。
袁兴洲说,咱们坚持一下,晚上凉快,多干一点。
最后,只剩他我和勤工俭学委员刘有绪三个人。
这活动是自愿参加,不来也可以。
挖土只坚持了两天,每人分了几块钱。
我们在宿舍休息了两天,学校的线路工程队,要制作大量线路金具,希望我们去干。
我们有初步的钳工基础,又在室内干,工程队给的费用比较高,而且实行计工资,这就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我揽了一些套丝的活,六十公分长、直径十五的园铁,两端各套十二公分的丝。
我在钳工台上,望着墙上的挂钟,测算自己的工作速度,开始一个干了十五分钟,慢慢的我得了窍,速度提高了,最后到十分钟干完一个,三天下来,我一共套了一百多根。可是,手也肿的像面包,疼的拿不起东西,张中林说我是“二杆子”,我只好休息。
手好以后,我又和别的同学搭伴干别的。
十天下来,我们完成了任务。
我得到了七十元的劳动报酬,实在开心。我给了家里五十元,下余的钱,买了不少科普小册子。
晚饭后,大家都聚集在操场,今晚,团市委要召开共青团工作跃进誓师广播大会,团委书记老徐要在会上发言,我们多么希望听到自己领导人的声音啊!
是他的声音,大家欢呼起来,老徐还是用在校内讲话的口气,精神抖擞的讲述了我们在各个方面的跃进指标,听到这些豪言壮语,我们各个摩拳擦掌,当他说到体育大跃进时,特别强调,“努力锻炼身体,争取健康的为祖国工作五十年!”大家热烈鼓掌,他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二十天的暑假很快过去,我们要开始期盼的劳动了。
班主任朱老师做了安排,我们主要参加变压器制造,她按工艺的需要,把大家分成拔丝、包纱、裁片、绕线、总装、钳工各个组,安排了上班时间,我和几个同学分在裁片组,我是组长。
电工实验楼的北面,盖起一溜平房,是制造的各个车间,每个车间由一位专业老师负责,车间门前的空地,搭起了凉棚,一大堆变压器的铁壳,落在那里。实验楼的南面,临时盖起了一个工具材料保管室。
我们的第一个班是后夜。
凌晨一点多的风,已经凉爽了,望着闪烁的星空,我们快步走向喧闹的工场。老师和师傅们,还在夜战。
一间不到卅平方米的房子中间,摆放着像乒乓球案那样大的台子,很结实,两台人工操作的裁片机,摆放在那里,新的矽钢片放在地上,墙上贴着不同规格变压器铁心的尺寸图。
我们组的负责老师叫李文成,是个新来的大学生、电工老师,中等个子,浑厚的脸上,显示出诚恳的表情。
他说,铁心是变压器的基础部件,它的质量,关乎到变压器的效率,要裁出合格的心片,要严格控制误差,这就要把刀具的线性调整好。他把我们领到装有锋钢裁刀的机子前,向我们说,刀具后面的一排顶丝的松紧,可以改变线性。
他做了示范,就把设备交代给我们,说要在一周内,裁出五十台变压器的铁心。
我们围着裁片机,开始认真的操作,调整一次,裁一张样片,测量一下误差,很快,我们发现,这是一件十分精细的事情,要把误差控制在许可范围,是难度很大的。
三点多钟,李老师招呼我们到饭厅吃夜餐。
炊事员已经在饭桌上摆好了可口的菜,比我们白天的伙食要好的多,老师解释,夜餐费是工场出的,既然已经赚到了钱,那就给大家吃好一点吧。
我不感到饿,只喝了一大碗西红柿蛋汤。
我们接着调整,也发现了一些有规律的现象,就是动了一个顶丝后,前后顶丝的误差也要变,这样,我们就可以人为的控制尺寸的误差。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终于调整好一台设备。
下班了,回到宿舍,反而睡不着了,大家都在叙述自己的感受。
是啊!从课本上学习变压器的理论,到亲手造出变压器,这是多么大的飞跃啊!
第二个班,我们一鼓作气,裁了将近十台的铁心,看到整齐的心片摆在桌子上,我们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喜悦。
趁工余的时间,我到另外几个车间参观。
在拔丝车间,拇指粗的铜棒,经过一个小孔模具,拉成了光亮的铜丝,然后送到包纱车间,就制成了漂亮洁白的纱包线。
外面大棚下,戴着面罩的袁兴洲,正在焊着变压器外壳,焊枪下,火花飞溅,耀眼的白光,划破夜空。
我们很快的发现,调整好的裁片机,用了不长时间,裁出的心片,尺寸就超差了。
李老师又和我们一起,琢磨这个问题。
他一不小心,手没有离开刀口,就踏下踩板,只听的他一声惨叫,就倒在地上。
鲜血淋淋,他的右手中指被轧断了一截。
工场场长和老师们赶忙过来,大家七手八脚的把他送到对面陆军医院。
他面色苍白,右手放在托板上。
我们去看他,大家心里格外难过,他叫我们接受血的教训。
他把近期生产上的事情,交代给我。
我们商量了一下,对超差问题,不再处理,刀具一次调好,裁上十台,校正一下尺寸,再继续裁,这也耽搁不了多少时间。
五十台的任务终于按时完成。
接着把矽钢片涂上清漆,烘干。
没有专用的烘炉,在车间外做了一条五米长的木炭炉,把矽钢片放到上面的铁丝网上烘烤,天气很热,加之近距离接触碳火,大家的手都烫的起泡了。
可是保管室不发给我们手套,我气的和保管员大吵了一顿,又到前面叫了还在休息的李老师。
他看了一下现场情况,和场长协商后,发给了我们手套。
报纸上以“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做通栏标题,整版的发表各地群众创作的“墙头诗”,编者按语中,热烈赞颂大跃进中的这一新生事物。
这些“诗歌”,多是一些豪言壮语的堆砌,或是顺口溜之类,可居然也得到了郭沫若等诗人的肯定,那就非同一般了。
我们响应团委的号召,几乎每个同学都写,有没有诗味也不知道,只要像快板就行。
黄斌、张保善几个写字好的同学,在教室的两块黑板上,写满了作品,团委老徐来看了后,说可以挑一些寄到团市委的“青年生活”专栏去发表,我和于载蒙、杜新明一起选了几首,还真给登出来了。
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张中林几个同学,坐在操场的平地上,望着眨眼的星星,唱起我们喜爱的歌曲:
清清的河水啊,你从哪里流过来?
光闪闪的锦鸡啊,你从哪里飞过来?
啊!——,
黑眼睛的姑娘,你从哪里走过来?
……
夏夜的凉风吹拂着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充满了对明天美好的憧憬,我们感到幸福,我们深信大跃进将尽快把我们带到社会主义的乐园,而我们也要为这个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休息天,于载蒙约几个同学到刚刚开放的“兴庆公园”去玩,我们在碧波荡漾的湖边漫步,指点着哪里曾经是我们劳动过的地方,自豪感油然而生。
要在宝鸡峡的地方修渭河的水库,搞一个装机两万千瓦的水电站,局里决定,从我们这个年级中抽人到北京官厅水库去培训一年。
我们班抽了黄斌,大家依依不舍的告别,一个阴雨天的下午,他们出发了。
八月初,我们在当天的报纸上看到,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对这个生疏的名称,开始,大家不以为然,可不久,全国掀起了公社化的高潮,农村里的若干个高级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而对它的伟大意义,我们还体会不到。
这段时间,报纸的内容十分引人注目,全国不少地方开始放丰收“卫星”,粮食单产有的达到几千斤,超过一般的农田好多倍,大家开始不信,可是看了有开国元勋陈毅元帅亲自在实地验收的报道后,大家信了,毕竟是大跃进时代,什么都可以打破常规。
于是,把突飞猛进的生产指标,都称为“放卫星”。
学校也要“放卫星”了。
要在国庆节前生产出电动机。
这比变压器就难多了,主要在于有转动部分,工艺上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制造电器的劳动还在进行,矽钢片的边缘有裁切留下来的毛刺,这会加大损失,要清除掉,我们用人工,在砂轮机上磨,效率很低。
领导指示,制作清理毛刺的机械,李老师把任务下达给我们组,大家脑子是空的,不知如何下手,他建议我们外出参观。
我们到了市内的“矿山机械厂”,那里果然有一台机器,矽钢片自动进去,出来边缘就光洁了,清除效果确实好,而且减轻了工人的劳动。
拿着画的草图,我们讨论起来。
一切都是空的,领导叫我们“白手起家”,可我们连一个齿轮都没有。
过了两天,又把我抽调出去,帮助筹备电动机生产。
“电机”女教师张爱莲,带我到西大街的“中兴电机厂”。
我们看到最关键的工艺,“转子铸铝”,这是生产鼠笼电机的难点,张老师说,一时半会难以解决。
学校很快成立了“攻关小组”,做出了设计。
要铸造装置底座,需要大量的铸铁,学校一两也没有,胡校长在系统内求援,送变电公司给了不少线路瓷瓶,后坐都是铸铁的,于是让我们砸。
瓷瓶很结实,几个小伙子,抡了一个下午的八磅榔头,才弄了不到一百公斤的铁。
内行的师傅过来看了看,说,这是白口铸铁,铸造要用灰口铁,用不成!
白干了!
宿舍里像炸开的锅,吼叫的、谩骂的、发牢骚的,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其中最突出的声音就是,“头可断、血可流、专业不能丢!”“誓死保卫电专业!”。
先是消息,很快的得到了证实。
要把我们改成“热专业”!
说实在的,大家对“热”的印象很粗浅,在学校三年的时光,我们受到的专业教育,基本上是“电”的,这种熏陶,培养了我们对“电专业”——也就是事业的热爱和情感,这将会转化为工作的动力,而现在,在我们已经把“电”的专业课大部分学完之后,突然要我们从新走路,一年后的工作怎么办?我们能适应现场的要求吗?
正当的想法,加上青年人的“冲”劲,不满情绪自然爆发出来。
快要结束的劳动,不想干了,再干也没有什么意思。
大家的工作效率明显下降,已经知道情况的老师,也无可奈何,只得由我们了。
学校很快的掌握了同学们的思想动向,先党员、再干部、再团内的开会。
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大局必须服从,这是纪律,是党对大家的考验!
还能说什么呢?几个月前的“大辩论”,大家记忆犹新,青年人的世故不深,但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的结局,大家还是明白的。
这次改专业,还要“合班”,拆开这个年级的前面两个班,把原来的八个班合成六个班。
三天以后,召开全班大会。
我们班和由原314班过来的十二个同学混坐在一起,还有一些老师。
胡校长讲话,他先赞扬同学们顾全国家利益,“全国一盘棋”的高尚思想。
他接着说,毛主席说,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陕西省的电力工业,在大跃进中,要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几个大型电厂即将上马,前景是十分美好的,电业局从全省电力工业发展的情况出发,测算了各类技术人员,结果是搞动力的太少,因此,决定把两个电专业班分别改成“热专业”和“水专业”。
这是学校在大跃进中新设的专业,师资、设备的力量都显得不足,我们要发扬“敢想”“敢干”“敢闯”“敢说”“敢革命”的“五敢”精神,就可以克服面临的困难,针对教学时间紧、学习任务重的实际情况,“热专业”的老师们,将调整教学计划,努力使大家学到本领,党相信你们班这个热专业的第一个“卫星”,一定会胜利腾空!
他最后希望两个班的同学搞好团结。
不满的情绪转化成热烈掌声,我们毕竟还是听党的话的。
一个新班级,“热405班”,诞生了。
新专业只有四个老师,他们是,谷应鸣、李恩辰、杨文范和林应师,谷老师是专业主任。
李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
几个老师先说了些干劲冲天的话,然后描述热专业的可爱,最后给大家鼓劲。
新过来的十二个同学是,郭新民、熊世光、程长快、刘振隆、康健民、钱秋鸣、吴兴义、李盈昌、梁灵君、刘学义、高琴子和牛育甫。
大家很快的熟悉了。
我们的劳动,虎头蛇尾的结束了,也没有什么“评价”“总结”。
连阴雨,还有几天开学。
我们都在校内活动。
一九五三年与电校同时设立的许多中专学校,在大跃进的热潮中,都戴了“帽子”,升格为“大专”,于是,南郊一带,诞生了“公路学院”(汽车运输学校)、“地质学院”(地质学校)、“邮电学院”(邮电学校)、“矿业学院”(煤炭学校)、“统计学院”(统计学校)等一大批高等学校。
对这些院校的“含金量”和以后对学生的影响,我们没有过多的议论,反而嘲笑他们是“南郭先生”,我们是“老牌的”中专,是“货真价实”的,一些领导则说,无论是什么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劳动者”。
大跃进使招收新生发生了困难,中学毕业生供不应求,招生人数大于报考人数,几乎是报名就录取,少数同学遗憾的说,我们失去了上大学的好机会。
我们的下一级“电328班”,也改成了热专业,新招了一个热“大专”班,一个电“大学”班,新生中设了一个“热133班”,这样,新设立的热专业,有四个班了。
还没有开学,几个专业老师,就给我们透露,开学上课一段时候,到陕南去安装热力设备,时间大约是一个多月。
尽管大家盼望尽快的接触新的专业知识,但是外出,毕竟是有诱惑力的,即可以学到实际本领,还能观光,年轻的心,又在激烈的跳动。
2003年8月6日初稿于罗敷
(如有兴趣,可读拙文“江畔炉火”和“悲耶?驯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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