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红包重构人际网络

　　春节期间，各类互联网品牌纷纷用网络红包的形式，点燃舆论话题。文化与互联网的融合，正在深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工作。

　　单从数字看，互联网红包的发展可谓迅猛。以微信红包为例，去年除夕，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到10.1亿次，而猴年除夕一天，微信红包的参与人数达到4.2亿人，收发总量达80.8亿个。事实上，互联网红包不仅数量多，而且玩法更加多样，如微信的红包照片、支付宝的集“五福”活动，无不展现出网络世界的兴旺景象。

　　互联网红包的火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相较于以往互联网产品往往“先流行于美国，后进入中国”的传入方式，互联网红包只在中国真正火爆。一些国家虽有“红包压岁”，唯独中国特别看重。有人曾评估，美国的红包压岁钱约12至125元人民币，新加坡约23至90元人民币，韩国约55至280元人民币，而中国人的红包压岁钱达1000元的也不在少数。

　　互联网红包是红包民俗的数字化形式。正因如此，是否会因抢红包而冷落了亲情，是一种见仁见智的意见。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有42.77%的人认为，只顾抢红包，和家人交流变少了。但也有44.83%的受访者认为二者并不冲突。不管怎样，“互联网+红包文化”，让人际交流更频繁、更密切、更平等，就像长辈与孩子的隔代交流，已经拓展为朋友间的对等交流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红包开始形成一种新民俗，就像一些外媒所言，中国的传统红包习俗进入“数字化时代”。

　　“红包热”的背后，形成了以微信为代表的小世界网络。中国的人际网络与技术网络具有同构性，表现为一种小世界网络，诸如以熟人的熟人关系来认识生人，由此构成更复杂的关系网。这么看，不管是中国的人际文化还是微信文化，都强调短距离的连续邻接关系。这种传统文化与互联网文化之间的“隔代遗传”现象，使互联网在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易被普通大众接受，也可以说是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基础上，农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融合。

　　由此可推及，红包文化蕴藏的人际网络文化，会从生活向工作渗透，小世界网络模式也会有力地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展望2019年，这或许是一个新现象、新趋势。仍以微信为例，从个人移动交流到工作信息互通，实现了个人账号到公众账号的“升级”。2019年，微信上的公共服务账号，只用了9个月就比2019年翻了一番，达到8万个，能提供大约800项公共服务，覆盖68个城市，大约两亿人口，每一季度至少产生30亿次的互动。在这种强调互动的网络商业模式中，许多新的创业和创新机会被创造出来。

　　本土人际文化、网络交往文化与技术的深度碰撞，影响的将不仅是个人生活工作，而且会带动社会民生的发展。可以想象，未来去中心化的工作越来越多，新职业新领域也会不断涌现，“你需求什么”只要“一键式”，“我供给什么”也能“掌中控”。春节红包“摇一摇”“咻一咻”的壮观景象，预示着一个更加节省便利、交互频繁的互联网新世界，正在开启新的创新空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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