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戊戌变法的一员，变法失败后，你会慷慨赴死吗

诚然，孔子思想所盛行下的帝王统治，有了唐朝的雄姿以及宋朝的婉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君主专制思想的加强，儒学成为了帝王禁锢老百姓思想的工具，一切新思想以及新技术在那个时代皆被扼杀。

所以这便有了一个世纪之前，踏足过中国大陆的爱因斯坦的见解，爱因斯坦声称当时的中国是愚昧肮脏的世界，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便是老百姓依然承受着旧时的教育，深陷泥潭，无法自拔。

所以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戊戌六君子自以为自己的慷慨赴死，可以唤起老百姓对于清朝统治之下的天下的觉悟，以此来重振江山。但却没有想到，他们所想象的场面与真实的场面完全是背道而驰。现场的围观群众不仅没有感叹他们的慷慨就义，反而是恨不得唾其面、食其肉，而这一切的根源正如爱因斯坦所论述的，都是教育上的缺陷。

认知的悲哀

在鲁迅先生《药》这篇文章之中，在描述老百姓的麻木不仁之时，并没有夸大其词，确实是有人血馒头的存在。例如聂耳曾经写道，在1928年自己的老师因为伟大的事业而被当局逮捕枪决之时，当时围观的老百姓并没有因为自己老师的死亡而感到哀伤，更没有感觉到自己老师是为这个天下、为他们而死，而是将自己老师的心脏挖了出来，而当时老百姓口中的理论是，心脏可以包治百病。

显然戊戌六君子的慷慨赴义，也是同样的结局，天下并没有为之动容，反而是将当时用来点杀六君子的朱砂笔被人高价买去，而其中理由同样的是愚昧可笑，竟然是这支朱砂笔可以辟邪。

而当时老百姓的愚昧无知，其实就是旧式教育下所遭受到的迫害。要是当时老百姓能够接受到今日这般废除迷信封建的教育，其中国民意志必能早日苏醒，历史上也不会有无数的先烈为了树立中华民族魂，热血洒醒四万同胞灵魂。

满清时的天下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魂是一直存在的，民族气节充斥在历朝历代的各个角落。如汉武帝倾尽70年的国力来抗击匈奴，维护了刚刚形成的中原王朝雏形；宋朝更是十万百姓死于社稷，以祈求维护江山稳定。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具有不缺乏为国而死之人。但是这一切到了清朝，便另辟蹊径。

在1840年，面对列强的进攻，老百姓并没有表现出以往的为国死的气节，反而是像欢迎班师回朝的将领一般，为他们夹道欢迎，甚至是兜售商品，更有可恶者为其指路。之后老百姓越来越没有国家的意识存在，在河岸两边围观的老百姓看到清朝军队被英军大炮轰入水底求救之时，个个拍手叫好；甚至在圆明园被毁于一旦之时，第一个冲进去抢劫的确是中国的老百姓。

如此一来，纵观历朝历代,老百姓的思想从未像清朝一般封建愚昧，也难怪儒学统治下的清朝，八股取士已经将读书人的思想全部禁锢，老百姓又怎能杀出一条血路？

真正原因

而且自古以来，老百姓并没有太大的志向，只求安稳裹腹即可。虽然说清王朝早已经将自己统治下的百姓思想奴化，但老百姓对于清王朝的景仰颇高，并没有生出反抗之心。而戊戌六君子的变法就是与朝廷作对，与朝廷作对就是与老百姓作对，如此之人，天下人自然是共诛之。

与此同时，戊戌变法之前，太平天国运动刚刚镇压，而且历来战争皆是老百姓受苦，耕地房屋被毁。所以在面对刚刚休整的清王朝之时，谁也不愿意再重启战争。而戊戌六君子与朝廷作对，自然是有重启战争的苗头，老百姓此时已经经历不起任何一场灾难，无论戊戌六君子是出于什么目的，老百姓家对其恨之入骨。

所以在清朝统治之下，弱民、疲民、愚民，老百姓早已失去了国家的概念，这天下谁当家做主，老百姓漠不关心，只要统治者能给予他们安稳裹腹的生活，自然是夹道欢迎。至于千百年来所树立的民族气节与民族魂，其实早在清朝入关、推行八股之时，已经全然丢弃。

结论

所以旧时教育的陋习，以及清王朝为了统治百姓禁锢思想的目的，皆是造成当时老百姓对满清天下麻木不仁的根本所在，如此一来，自然有了哀莫大于心死的可悲的民族气节。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觉醒，一些有志之士开始走上变法图强的道路。比如戊戌六君子，他们意识到，想要不被欺凌，想要变强大，就要解放思想，改革落后的制度。所以，在晚清时期，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以及康有为等人通过光绪帝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后来，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打压，变法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后，除了康有为逃亡国外，其他人均壮烈牺牲。那么，为何谭嗣同等人慷慨赴死，唯独康有为要逃亡呢？

谭嗣同之所以在变法失败后，没有选择逃跑是因为：首先，他的父亲是清朝的官员，如果他当时逃跑，那么，他的家人和族人就会受到牵连，出于对家人的考虑，他没有逃走。其次，谭嗣同本身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他自知寿命不长，所以他没有逃跑的必要。再次，谭嗣同认为自古变法哪有不牺牲，不流血的，他想要通过自己的热血唤醒沉睡的中国人。所以他没有逃走。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行刑时，谭嗣同淡定从容，面无惧色，高吟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是史料有关于谭嗣同被捕和临行前的记录。他还留下了《谭嗣同全集》，在入狱时，他还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诗句。从这些内容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谭嗣同以死殉国的志气。

至于康有为逃跑到国外，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贪生怕死，是一个背叛革命的小人。也有人说他是为了保存革命火种而逃亡的。但是，他作为保皇派，倒行逆施，拒绝共和的行为，又让人不禁怀疑他的目的。所以，历史就留给后人评论吧，是非功过自在人心。

因为他是个虚伪的激昂的变法者。真正有作用的是谭嗣同，而不是康有为。他不过就是贪生怕死，连舍生取义都不敢，还有什么资格谈变法呢？不过就是想利用变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罢了。

康有为其实是一个虚伪的改革者，他看似顺从了这个时代，可偏偏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哪一样是符合他身份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个保守的改革派，更像是一个革命派。他选择参加这场运动，更多的是为了进入那个朝廷，更了解那个时代，才能够找到最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事端。只是现实并没有谭嗣同想象的美好。

谭嗣同,是中国大家熟知的政治家，戊戌六个君子其中之一。戊戌的变法失败之后，并没有与梁康二人一起出逃，只留下大气赴死的诗句慷慨就义。为何他做出这种壮烈的自动求死？

戊戌变法活动失败以后，本来谭嗣同是有机会逃走的。那时候，有日本朋友的支持，可以逃去日本。也有其他有能力敬佩他的人帮助他逃到别处。但是被谭嗣同全部拒绝了。我们会看一下他当时的处境，就明白了他这个选择。

当初光绪帝慧眼识人，让谭嗣同从一个布衣底层人士，突然阶级飞升，一步登天，位同宰相。更重要的是，光绪帝为他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负的巨大舞台。实施变法，志在兴国。对于光绪帝的知遇之恩，君子谭嗣同必然会滴水恩情，当成涌泉相报。

所以光绪帝深陷囵圄，他致自己安危于不顾，一心多方奔走积极营救。

谭嗣同，自幼生长在世代官宦之家，父亲是一品大吏，可谓身家显赫贵公子。这样的人必定生性高洁，不愿苟活，更不愿连累家人亲戚。而且就算逃跑，他的家族还是留在京城，百分百会被慈溪用狠毒手段对付。这是谭嗣同死都不会允许的。

最后就是谭被捕时已是带病之身。他年轻时得过一种严重的传染病，最终奇迹般地痊愈了。康复后，他就改复生为字。以残弱之躯，能够改变国家困境，也算是了却人生意愿吧。

所以最后谭嗣同决心为变法不惜一死，以血来唤醒国民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