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国一个工人或一个农民生了怪病，是不是国家免费治疗 村里治不好到乡里，乡里治不好到县里

　　医疗保险现主要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社会医疗保险三项保险制度组成。

　　1. 公费医疗

　　公费医疗制度根据国家的有关法规建立，1952年起在全国实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职工及大专院校的在校学生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人员的门诊、住院医疗费用，除个人按规定自负部分外，其余的由公费医疗经费支付。公费医疗经费来源于政府财政预算。

　　2. 劳保医疗

　　劳保医疗制度根据国家的有关法规建立，1951年起在全国实施。国有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享受劳保医疗待遇。享受劳保医疗待遇人员的门诊、住院医疗费用，除个人按规定自负部分外，其余的由劳保医疗经费支付。劳保医疗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的福利基金。

　　3. 社会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在改革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1996年至1997年，分别实施了住院医疗保险和门诊急诊部分项目医疗保险。到1997年底，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企业和事业单位达21000户，被保险的职工人数为489万人，其中退休人员为157万。

　　4. 发展趋势

　　医疗保险的发展趋势，是建立以职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体，附加保险和医疗救济为补充的，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障体系。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保障主体多元化(国家、社会、单位、个人)、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的医疗保障新格局。
　　1995年，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率先在镇江、九江市两市进行试点。国务院于1998年下发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财政、企业、个人的承受能力，建立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改革的原则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水平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是：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将更多的人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来，劳动保障部于2003年5月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并于今年5月份出台了《关于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意见》，将灵活就业人员、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以及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范围。

　　从1994年我国在江苏省镇江市和江西省九江市开始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全国范围内的的医保改革启动至今，也经过了5年的历程，我国的医疗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初步建立起了新型的医疗保障体系构架，确立了新型的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可是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提出了“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观点，其中就包括了医保制度的改革。这使得业内外人士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么多年来所进行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令人困惑的医保制度改革

　　研究报告说的不无道理。主流舆论一直在告诫大家，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要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但是，人民群众的感受却是“改革”越深化，带来的问题越多。
　　于是，近来一些业内外人士把目光重新转向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医疗制度。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那时候，中国那么穷，还有“三大医疗保障体系”，即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企业的劳保医疗和农村的合作医疗。现在，改革开放都已经27年了，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非同日可语，可为什么广大的工人、农民却反而看不起病了呢？近来已经有专家总结出了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三大基本经验”：其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其二，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其三，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同时还下了这样的结论：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也有专家对当前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作了分析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其理由基于两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由此带来的消极后果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当然，也有人持有不同意见，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保障是“低水平”的，是“不值一提”的，根本不能望以CT、核磁共振为标志的现代化医疗装备，和林林总总进口药品等今日大医院豪华之项背。但是，有一点是能够引起人们共识的：最广大底层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不是医院是否豪华，设备是否先进，药物是否进口，而是有没有起码的卫生保障。
　　2004年12月2日，卫生部公布了《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开支后的第三大消费。本次调查发现，由于经济困难和就医不便，我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而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29.6%。

　　问题何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有的医保制度内在缺陷日益暴露出来：第一，享受医疗保障的人群范围狭窄。传统的医保制度只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及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其他劳动者，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劳动者如私营企业职工、外企职工和个体经营者及其雇员没有基本医疗保障。第二，医疗费完全由国家与企业包揽，而医疗开支不断增加，加重了企业和国家的负担。第三，医保费用管理缺乏科学有效的办法，造成医疗费用浪费现象严重。这就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三大动因”。
　　有专家评论，我国的医保改革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体制转轨和机制转换。在体制上，完成了从原来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福利型向社会医疗保险型的转轨，实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费用分担，医疗服务竞争，费用控制以及社会化管理等新的运行机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以各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为补充，以社会救助为底线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框架。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试图革除原有医保体制弊端为动因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历经5年后（从两江试点算起应有10年），竟然出现了更多的问题：
　　其一，社会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狭窄。这本是改革要革除的弊端之一，但从总量上看，目前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只相当于城镇就业人口的42%，在三大保险中是参保率最低的。从结构上看，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的是国有企业和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还包括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大量的其他类型的职工，非正式就业人员，城市弱势群体（低收入或下岗、失业职工，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进城的农民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等），以及广大的农民群众，都没有被制度所覆盖。
　　其二，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尚未真正形成。一是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二是现有体系中各个层次的运行还没有纳入正轨，成效并不显著。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社区医疗服务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其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不配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医院的基本经费来源于财政或企业（单位）拨款，医院的其他日常性成本则通过医疗服务的收费来补偿，因此，医院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不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对国有医院补偿政策发生了变化，补偿的规模逐渐降低，医院以经营收入为主，追求经济效益成为医院的经营动机。为了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允许医院在药品中获得一定的差价作为补偿。这就是“以药养医”的由来，也是“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普遍存在的药品虚高定价，也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医院“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药品生产和流通体制的弊端，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形成了严重的冲击。基本医保基金除了要面临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改变和医疗技术提高等自然原因带来的费用压力外，还要承受由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配套所带来的考验。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医疗统筹基金入不敷出的局面。
　　其四，政府对医疗资源投入不足。改革以来，政府投入到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个人支出增长迅速。国家医疗卫生资金投入不足，是宏观上医疗保险资金短缺的一个原因。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比例总体上是：单位缴纳职工工资收入总额的6%左右，个人缴纳本人工资收入的2%左右（具体缴纳比例各省区有所不同）。由于没有医疗基金的积累和沉淀，对于在实行新制度时已经退休的“老人”来说，他们的医疗保险资金就构成了一笔“隐形债务”。这笔债务要靠在职职工缴费来负担自己和已经退休老人的医疗费用，必将使医疗保险基金的压力增大。其结果使医保金基金短缺，每个在职职工所要承担的医疗保险责任越来越大。医保基金筹集的有限性和医疗需求的无限性，是医疗保险运行的一对矛盾。这一矛盾，在今天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的背景下更为突出。

　　今后之路怎么走？
　　回顾历史，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事业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在那些年里，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实施。从城市到农村，建立了一个在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医疗体系。特别是当时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模式，更是在解决农民实际问题方面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的认定。从历史经验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中，适当借鉴我国传统体制的合理成分，结合转轨时期的社会条件，创立一种以政府为主导，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因素的新型社会医疗保障的制度体系，也许是今后医保制度改革要走的一条符合实际之路。
　　一、总体思路
　　总体思路是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尽管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目前我国医疗保障还不可能是全民统一的制度，但是建立适合不同群体要求的医疗保障制度，还是可以实现的。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国家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险制度，其目的是保障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但目前在我国不少企业由于经营困难，缴不起医保费用，致使这些企业难以被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所覆盖。因此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对策就是做到“应保尽保”，让制度外的职工也能进入制度的范围。
　　要加快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使参保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一旦发生大额医疗费用时，可以通过补充医疗保险途径得到补偿。补充医疗保险有多种形式，利用市场优势的商业保险应是比较好的选择。
　　近年来出现了灵活就业人群，而且这一人群今后还会扩大。政府应因势利导，针对灵活就业这种就业的新形式，建立特殊医疗报帐制度。对灵活就业者宜采用灵活多样的管理办法，在参保方式、缴费办法、待遇给付、基金管理和服务等方面都要有不同的安排。
　　医疗救治制度也很重要。对于弱势群体中没有工作或失去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如残疾人）就医，要给予更多的帮助，使弱势群体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能够得到享有健康的权利。
　　今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指导方针，以政府为主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村居民健康保障的重要途径，从制度上保证了农民对公共卫生产品的获得。要让这个制度顺利推进，应当在制度上考虑城乡统筹的问题。应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并轨与集中管理，实行统一管理机制、统一经费管理、统一运作模式（在筹资渠道、报销比例方面允许有差异），从而建立起一个突破地域界限、打破农村和城镇居民身份、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
　　总之，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应该是：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特殊医疗保险、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所构成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网络。在这个医疗保障网络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公平地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和保障。
　　二、政策建议
　　（一）加大政府对医疗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为医疗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奠定基础
　　政府的资金投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供方（医院）的投入，二是对其他医疗保障制度，如灵活就业群体的医疗保险、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和农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投入。
　　对医院，政府应考虑增加财政资助的比例，从补偿机制上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状况。在医疗保障的投入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外的其他医疗保险制度，各级政府有责任投入资金。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方向，就是建立由政府和其他多种社会力量，如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共同编制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对于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各级政府也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已经明确了政府出资的标准，关键问题是应切实履行职责。
　　（二）“四改联动”，创造医疗保障制度的良好环境
　　近几年来杭州市政府大力推行的医疗、医保、医药、救助“四改联动”，应当可以看作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四个组成部分。只有“四改联动”，才能保障整个医疗系统正常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
　　首先，政府对公立医院或其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正确定位，通过补偿机制转变医院“以药养医”的经营模式。其次，政府要下决心彻底解决医药生产和流通领域环节中的问题，扭转药品虚高定价的局面。第三，调整好医疗保险供、需、保各方利益。第四，对弱势群体实行医疗救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的医疗制度改革目标。
　　（三）加快医疗保障制度的立法步伐，为制度的推行提供法律保障
　　医疗保险实行三方付费制度，所以，规范需方、供方、保方三者的责任和行为十分重要。因此，要尽快对医疗保障进行立法。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筹资，要以法律手段保证，强化企业和单位的基金征缴力度，保证基金的足额到位。
　　建议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门立法。虽然国家已把合作医疗写入了《农业法》，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业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因此，必须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工作，把政府举办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纳入法制化轨道，从而将参加合作医疗作为公民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牢固树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法制观念，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和重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完善和巩固。

中国经济这么强大为何还搞不了“全民医保”

时间：2006年03月15日08:02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于宗河】
本文原题为：医改的关键不在钱

以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打造“全民医保”指日可待

人们都在为医改“把脉”，比较集中地都把板子打在医生、医院的“屁股”上。这点中的，是“症状”还是“病根”？

从一名老医生、老医政和医院管理者的角度，笔者想按照问题的内在逻辑，一层层地剥开治本的方子，算作是向决策者们进的“编外提案”吧。

10％和90％：哪个更重要

医疗服务系统在整个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地位、作用虽然重要，但也只占其一部分。他们是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同时肩负降低成本、减少浪费的责任的机构。据专家按其现在运行的结果估计，搞好了能降低10％、最高15％左右的医疗总费用。但其余85％至90％的医疗总费用，仍然需要全社会支付。若要再降低，那就可能另付代价了。

这就是说，把主要精力、目标、措施放在这10％至15％的问题上，而对那90％左右的大部却关注和考虑得不充分，似乎有些本末倒置。

再说，中国医院从宏观体系架构到微观运行机制，在管理上我们是要思路有思路，要理念有理念，要理论有理论、要经验有经验、要标准有标准。只要大政方针正确，不“逼良为娼”，中国的医生、医院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好的。

理由如下：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并作为全世界的基本卫生准则运行到上个世纪末（不过到那时我们己经丢弃了）的《阿拉木图宣言》，其主要精髓的原型就来自中国；城、乡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建设、划区、分级、分工医疗制度、以医院为中心扩大预防（如每所医院都开展地段保健、指导基层）、医院的分级管理和医院评审制度；医务人员在重大防病救灾和抗击SARS中的出色表现等等，都是明证。

其次，我国卫生总投入较低与“看病贵”的反差，折射出真正的“病根”是：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

疾病风险没有分摊给社会大多数成员。在抵御“疾病”的问题上没有实行“一人有难大家帮”的机制。而且，单纯或主要采取一味压低医疗和医药费用的办法，意味着将要以牺牲服务水平、医学科技进步、民族医药发展为沉重代价，值得商榷和深思。

以2003年为例：我国当年卫生总费用为6595亿元人民币，占GDP的5.6％，今年初国家对经济统计进行调整后，则占5％多点。其中用于医疗的总费用（除医学教育、科研、预防、管理费用外）按80％的比例粗算，为5276亿元人民币；以13亿人口计，年人均医疗费用为405.846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在国际社会中算是很低的了。

而有粗估数字表明，在全世界卫生总花费用中，我国的只占2％，而我国的13亿人口，却占全世界人口的22％。至于其他国家，尤其发达国家，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都比我国的高，如英国、日本是8％，加拿大10％，美国近15％。

“全民医保”指日可待

我国实行“全民医保”根治“看病贵”，应立为指日可待的目标。之所以这么说，还得用数字说话：

还以2003年为例，全社会用在医疗卫生上的花费，己经支付了GDP的约5％——6595亿元，年人均医疗费是408.465元。这表明我们已经具备了支付这么多费用的能力，也是今后发展的基础或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全民医保”）的前提。

这笔按总额、按人均或按千人口计算的极低的费用，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保证到了何种程度？可以说，在医疗服务的高技术领域，外国发达国家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而且还超过了他们，我国医生的临床经验和技术水平毫不逊色。所差的，主要是常规设施、环境的人性化等方面。同时，覆盖面不足，特别是农村。

就是说，我们用人均400多元的花费，达到了一些国家数千美金才能做到的事。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医生、护士等人员的成本极低，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差距悬殊。

需要指出的是：“全民或社会医疗保险”，与全民免费医疗，不是一个概念，不可以完全画等号。说中国搞“全民医保”，就是让政府拿钱给全民免费医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以此臆造困难，来捆绑自己的手脚，更是大可不必。全民免费医疗是政府用税收支付国民的医疗费用，不过是全民医疗保险的一种形式而已。而以政府出面，依法规定，自政府、单位、企业或雇主到每个社会成员，都各自出一点资金，正是建立（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经典原则和做法。

我认为，在中国启动、建立“全民医保”绝不是理想或空想，而是时机己经成熟。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潜力已经到了“我能”的程度——

如GDP已到13.65万亿元、财政收入逾3万亿元、民间存款达16万亿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在全世界已经形成大势。

可参照的是：德国最早于1883年俾斯麦宰相执政之时，英国1911年，美国1936年,日本1938年,法国1956年,加拿大1947年，越南1992年……近百年来，160多个国家都先后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此外，中国的台湾省1993年也建立了“全民健保”。

其实，我国也已有相当基础——1951年政务院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有了“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50年至100年前就能建起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他们当时的GDP情况总不会比我国现在还好吧？

可见，21世纪的当今，在中国要不要提出“全民医保”的目标，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是否真抓实干的问题。

必须改变掏百姓腰包的思路

“全民医保”的钱，其实已经在握。说到底，医疗改革，就是要把给老百姓看病必须花费的钱，从不同的“存钱”之处筹集到手，管好用好，而且还要依法形成良性运行机制。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为此，首先得从理论、政策、手段上，改变那种“迫使医院和医生从老百姓兜里直接掏钱”的思路和做法。

路子对头了，钱从哪里来？算一算就知道了——

1、政府拨款。2003年各级政府拨款占卫生总费用17.2％，按其中80％用于医疗，已达907.472亿元；加上实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按全国9亿农民人均30元计，再增270亿元，总计1177.472亿元。

如前述，我国国民经济GDP和国家财政收入都已经翻了几番，己经具备了以此为基数，以后适度增长的能力。建议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卫生事业费为基础，建立中央和各地方两级“政府医疗扶助基金”，用于以下方面“兜底”：特困人群医疗费用全部救助；对确有困难支付不起医疗费用人群的部分补贴；对路倒等无主病人救治欠费的减免等等。

用于农村合作医疗部分的政府资金，亦可以纳入该基金，单开户口，独立管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2、继续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使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比例由现在的27.3％上升到30％或更多，与将要建立的“全民医保”衔接起来。

3、坚持实行合理的自费医疗。结合实际并参照国外的做法，享受全民医疗保险的个人，大致承担20％左右的医疗费，应该是人们可以承受又能抑制过度利用服务的程度。当然，对自费有难度的人，要动用政府的和社会的救济、扶助机制或基金。此举恰能显示出政府的作用，其政治意义重大。

4、以医院为主体的医疗服务提供机构，在整个医疗保险体系中，充当消耗卫生资源的角色，故而总体规模、设备引进，必须依法进行规划并加控制，争取节约10％至15％的医疗总费用。

这要求，总体架构及运行要合理，要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合理利用二三级医院，实行分级、双向转诊、分层次和有序的诊疗体系。内部运行机制要适当借鉴市场机制，发掘内涵，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5、政府主导、全社会努力，再筹集10％至26％（匡算一下就是527.6亿元至1371亿元人民币之间的）资金。这部分资金看似尚无着落，实际上将大有出处，而且正是医改的着力点。但需要政府主导，拿出政策—

充分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允许发行医疗扶助有奖彩票，为医疗救助筹集资金。现在已有体彩、福彩、足彩发行，证明可行、有利。

医药合一，把医药企业和医疗卫生服务统筹归卫生部管理，在总体即国家级水平上实行“以药补医”的战略。这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就实行且起到了支持我国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历史性作用，这也显示了中国卫生事业适应国情的特色之一。

医院自身直接或间接筹集资金，助一把力。医院管理体制创新，医院集团经过法定程序，利用自身的业绩，进入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券等等直接筹资。医院还可通过银行进行间接筹资。建议论证国家成立商业性“卫生发展银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减免所谓营利性民营医院税收，由行业团体出面组织他们建立公益性“民营医院医疗救助基金”……

此外，吸纳社会资本向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投入，为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这一公共领域提供巨大空间。但这不属于为“全民医保”直接筹集资金的问题。民营资本引进公共领域，在国际上已不是新鲜事，具有依法进行的“游戏规则”。

要双管齐下，在建立“全民医保”的同时，大力、充分发展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商业性或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办的不同形式的会员制特需服务也包括在内）。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后，每个公民都可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但在服务上有较特殊要求者，如高档的查体、住高间单人病房、选择自费医疗项目、自选医院、医生等等，就以另购的商业性补充性医疗保险支付之。

当所匡算的我国医疗总费用，在政府主导下，各部分（包括政府的预算拨款17.2％至20％、社会支付27.3％至30％、个人负担的20％、医院应节约至少10％至15％、其余的15％至26％，均制定出政策并落实后，就是我国“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之日。

于宗河

1964年起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任住院医师、总值班医师、主治医师；1984年2月调至卫生部医政司，一直从事医政管理和医院管理工作，曾任该司司长。1998年以来，相继任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民营医院分会会长、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医院报》总编辑。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earch.asp?ModuleName=Article&Field=Title&Keyword=医保&ClassID=0&SpecialID=0&page=1

新华社西安7月6日电（记者刘羊旸）记者6日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994年，开始 “两江”试点。国务院决定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进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为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探索经验。
1996年，在40多个城市扩大试点。在“两江”试点取得初步经验后，将试点范围扩大到40多个城市，进一步探索统账结合的具体方式和运行机制。
1998年，决定在全国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确定了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政策。
2000年，决定同步推进医疗保险与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为了解决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面临的体制性障碍，国务院做出了同步推进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的决策和部署。（完）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于1892年5月生在克罗地亚的一个贫农家庭。他的童年生活非常艰苦，15岁就外出谋生，先后当过放牛娃、饭馆招待员和学徒工，并在国内及捷克、奥地利和德国当过五金工人。20岁时，他加入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1913年，铁托应征入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因鼓动反战而受处分，后被俄军俘获。1920年他回国参加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工人开展革命斗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铁托曾3次被捕。1934年刑满出狱后，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铁托以巴尔干书记处候补书记身份，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这段经历使他在理论上有了很大提高。193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出现问题，共产国际准备解散南共。铁托说服了主要领导人，在整党基础上保留了南共，他也随之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从此南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1941年4月6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以23个师的兵力迅速占领了南斯拉夫，6月27日，南共中央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发动了全国规模的七月起义，并在塞尔维亚西部山区以乌日策为中心，建立了第一个解放区。同年12月，在抗击德军的进攻中，铁托创建了第一支正规军——“第一无产阶级旅”。他领导这支队伍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抗战二十几个月，粉碎了敌人的7次进攻。在苏捷斯卡战役中，铁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在战场上负伤的总司令。1943年11月，铁托被授予元帅称号。他不顾大国的反对，宣布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1年后，已发展到近百万人的人民解放军与苏联红军配合，解放了贝尔格莱德。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铁托任联邦政府主席、最高统帅。

　　铁托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活动家。1955年的亚非会议给他以启发，使他产生了不结盟思想的萌芽。1961年9日，在南斯拉夫的参与发起下，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鉴于铁托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争取人类进步的事业中所起的独特而卓越的作用，有59个国家授予他98枚勋章。

　　1980年5月4日，在临近88岁寿辰的时候，铁托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根据他生前的愿望，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德迪涅的花房里。这个小小的花房，是他平时最喜欢去灌浇花草的地方。南斯拉夫人民爱戴铁托，为他在库姆罗韦茨铁托纪念馆、卢布尔雅那博物馆等门前塑了雕像，以示永久的纪念。

　　因为有他，所以那时连苏联大哥的话都敢不听。

　　另一种观点：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前南斯拉夫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铁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人民军队，为人民不惜赴汤蹈火，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解放了祖国，成为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在战后和平建设的日子里，铁托团结全党和各族人民，战胜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铁托热爱人民，他既伟大，又平凡。他的伟大，在于他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永远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铁托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他鼓励青少年培养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和广泛的兴趣，引导人民追求美好而文明的生活。他的一生对前南斯拉夫的历史、政治生活和外交政策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铁托于1892年5月25日诞生在克罗地亚库姆罗韦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学成钳工手艺之后，曾先后在萨格勒布、斯洛文尼亚、捷克、德国和维也纳当过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铁托是克罗地亚25兵团的一名战士，在喀尔巴阡地区的俄罗斯前线，在同哥萨克—吉尔吉斯骑兵师的一次交战中身负重伤被俘。先是长期住在医院里，后来被遣送到乌拉尔山东部的俘虏营。他在那里学会了俄语，能阅读俄国的书刊，从而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宗旨有所了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逃出了战俘营，来到彼得堡，参加了七月示威游行。他还曾试图逃往芬兰，但未成功，被押往西伯利亚，途中逃往鄂木斯克，参加了国际赤卫军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铁托回到了于1918年建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该王国自1929年起称为南斯拉夫）。回国后，他在萨格勒布当工人，参加当时的工人运动，组织地下共产党活动。铁托和他的家庭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他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夭折。1927年他开始担任地下斗争的领导职务。1928年被判处五年监禁。服刑期满后，他被驱赶回自己的家乡，且受到当局的监视。1937年底他开始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
　　鉴于法西斯国家日益嚣张的侵略气焰，南共致力于动员和组织南各族人民进行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主张建立一个能处理国内民族矛盾的救国政府。1941年4月6日，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军队入侵南斯拉夫，战前的南斯拉夫政府和国王逃亡国外，占领者企图通过恐怖政策实行对南的统治。他们建立集中营，进行大规模流放，扶植卖国政府，残酷迫害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共产党，还建立了一个以法西斯分子阿·帕维利奇为首的“克罗地亚独立国”。1941年5月南共宣布共产党是唯一领导南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力量，并成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铁托被任命为统帅。在铁托领导下普遍开展了武装斗争，1941年建立了无产者第一旅，解放了1／5的领土，当时在铁托领导下的8万名游击队战士牵制了51万德、意等国军队和15万伪军。在解放区建立了人民政权机构。1942年由最高司令部指挥的南斯拉夫解放军和游击队共有15万人，抗击着63万侵略军和30万伪军。解放区面积由占全国领土的1／5发展到2／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土地进行过许多激烈的战斗：1942年的科扎拉山战役和1943年上半年的余雷特瓦战役和苏捷斯卡战役都是十分著名的。由铁托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1943年春，盟国司令部派遣了英国军事小组和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建立了联系。1943年11月29日在亚伊采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宣布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全国反法西斯人民委员会为全国最高执行机构。建立了临时政府，会上通过了确定南斯拉夫以联邦制为原则的决议，从法律上肯定了反法西斯的成果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在这次会议上铁托被授予南斯拉夫元帅的军衔。1943年敌人集中了53万侵略军和39万伪军向解放区进攻，其高潮是1944年5月对德尔瓦尔的空袭，敌人忘图一举摧毁以铁托为首的领导机构，遭到了失败。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盟国决定承认南斯拉夫人民军。1945年11月29日，在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宣言。
　　南斯拉夫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下，进行了四年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解放了全国，建立了民族平等的南斯拉夫联邦。南斯拉夫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17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1％，与波兰和前苏联一样的，是损失最大的国家，也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贡献最大的三个欧洲国家之一。
　　1948年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一致拥护下，铁托坚决并成功地反对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情报局企图限制南斯拉夫主权的粗暴行径。当国家中央集权制成为发展经济的障碍和开始助长官僚主义的时候，铁托于1950年倡导在企业中实行工人自治，后来工人自治发展成为社会自治。
　　南斯拉夫各族在平等基础上团结起来并不断加强一致性也是铁托的伟大创举。
　　铁托是全民族防御思想的倡导者，根据这一思想，保卫国家不只是正规军的职责，也是全体劳动者的义务。一旦发生战争，全体劳动者立即成为战士，组织并进行地方防御，以此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
　　铁托是不参加任何集团的不结盟主义的创始人。他倡导并且身体力行地贯彻了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和民主的原则，他是不结盟国家团结、合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使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股重要的道义和政治力量，并对国际事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保卫和平、促进平等合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的、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在世界上的地位，铁托访问了很多国家，同时作为东道主，也接待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杰出的政治人物。他参加过许多为寻求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而举行的国际会议。作为现代世界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对全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铁托于1980年5月4日逝世。来自全世界128个国家的209个代表团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中有122个国家代表团、68个政党代表团、4个解放运动组织的代表团、9个国际组织代表团和6个其他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中有3位国家元首、4位国王、8位国家副主席、6位王子、22位总理、11位国民议会议长、12位副总理和47位外交部长。
　　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流行的看法认为，东欧剧变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但是，前南斯拉夫国家解体，使在与斯大林模式对抗中产生的自治制度消亡，让人们颇为困惑。曾一度显现出相当的活力，为世界所瞩目的体制，最终也归于失败，原因何在？追其根源，不能不说与铁托的政治经济理论有关。纵观前南斯拉夫的发展情况和今天的这种局面，实难为贤者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前南斯拉夫是个农业国，生产力相当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解放初期，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表现在所有制方面，就是全面推行国民经济全盘国有化。1948年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决议导致了铁托与斯大林的对抗，进而导致前南斯拉夫与斯大林模式的决裂。他们批判了斯大林经济模式的两个主要部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计划体制。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初期，铁托就大刀阔斧地将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
　　社会所有制是自治经济模式的基础，由于所有制的变革，企业实行工人自治，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调动了工人劳动积极性，同时市场机制的作用也逐步扩大，使整个经济出现了活力。到1978年，前南斯拉夫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社会生产每年增长6．2％，与1947年相比，1977年社会生产总值增加了15倍，农业生产增加了2．5倍。参加农业生产的人数由77％降到30％。
　　但是好景不长。在以后的年代里，虽然前南斯拉夫在改革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进行过各种尝试，然而经济发展速度却持续下降，到了80年代就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长期得不到控制，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威胁到社会经济的稳定。
　　铁托去世后，前南斯拉夫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以及后来的政局变化和联邦的解体，除了东欧剧变等外部因素外，应该说，主要原因是自治制度的失败。
　　现代商品经济要求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生产资料的产权必须明确，这样，商品生产者才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和自我约束的机制。按照前南斯拉夫的观点，社会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任何个人、集体或团体，而是属于整个社会，属于所有劳动者。用他们的话来说：社会财富“既属于每一个人又不属于某一个人”，其特征就是没有所有制的体现者，它是真正的“无主所有制”。
　　这种“无主所有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权利有人争享，责任无人承担。前南斯拉夫宪法明确规定，每个劳动者通过参加联合劳动，即可取得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权利，从而取得决定自己的劳动、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的自治权利，同时也要承担对整个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很显然，宪法确立了在使用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方面的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但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由于法律只注重规定企业和工人在管理生产资料和分配劳动成果等方面应享有的权利，对他们因享受这些权利而应担负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则没有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从而导致企业在经济生产中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当要求享受各种权利时，他们把生产资料看成是自己的；而当需要履行社会义务时，特别是在经营失误或亏损的情况下，需要承担经济责任时，他们就把生产资料看成是社会的。从理论上说，社会所有制企业是自治性质的，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实际情况是，企业负盈不负亏。长期以来，前南斯拉夫大批社会所有制企业严重亏损，到1989年，亏损面达1／8，而真正因亏损倒闭的企业却廖廖无几，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手段维持这些企业的生存。
　　其次，强调消费忽视积累，社会资产不能增值。社会所有制企业在确定分配比例关系时，缺乏自我约束的机制，企业和工人往往只注重短期效益，忽视企业的发展后劲，结果导致企业积累很低，助长了企业“多分少留”的倾向。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前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商品经济的，认为不仅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但是他们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理由是，如果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将沦为雇佣。
　　在前南斯拉夫，根据社会所有制的性质，强调按劳分配的纯洁性，只承认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是占有劳动成果的唯一基础。一般地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里，应该建立与其生产力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多种所有制结构决定着分配关系的结构，这意味着必须打破按劳分配的一统格局，允许按资分配等其他形式的存在。前南斯拉夫长期限制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发展，不允许企业以集资的办法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更反对推行股份制，因此资金来源只能依靠银行贷款和向国外借款。前南斯拉夫居民手中积有大量的闲散资金，这主要是国民收入超量分配的结果，还有境外侨民寄回的外汇收入。他们既不能进行投资，将庞大的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又不愿意将资金存入银行，因为银行利率一般低于通货膨胀率，于是居民的资金只能冲击商品市场。
　　投资资金不足，迫使前南斯拉夫引进外资，在引进外资中偏爱外国贷款，忽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原因同样是“外国投资会剥削本国工人”。由于对外借贷缺乏宏观控制，借贷结构不合理，以及使用贷款效果差等原因，前南斯拉夫的净外债从1970年的23．5亿美元猛增到1980年的173亿美元。后来国际资本市场的高利率，更加重了前南斯拉夫的债务负担，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前南斯拉夫很早就意识到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并于50年代初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自动建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市场固然起着主导的调节作用，但国家的调控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前南斯拉夫取消指令性计划后，实际上，国家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并未减少，只不过是权力下放到各共和国，从而大大消弱了联邦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职能，丧失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中央银行成为协调机构，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货币、信贷和外汇政策。税收政策更是各行其是，就连全国的铁路系统也被分割，统一的市场为行政割据所取代。
　　经济上的失败，导致前南斯拉夫解体，分裂成为五个独立国家。

第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斯大林模式的人就是铁托。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5.25－1980.5.4），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南斯拉夫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曾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人民军元帅。
1918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南斯拉夫支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赢得国家独立做出贡献。曾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战后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推行“不结盟运动”，反对苏联的干涉，20世纪反对霸权主义、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1980年5月4日铁托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逝世，享年88岁。

是铁托
反法西斯战士，有自己的思想，被开除初社会主义阵营又不愿与西方妥协

你说的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是1954年生，1972年高中毕业，那时上学都是自己带面交到学生伙上，每斤面交5分钱的加工费发饭票，吃一碗面条二两票再加二分钱盐钱没有油，吃菜咸菜每份二分，一个月也用不了五块钱，就那也交不起。81年我参加工作了每月28元钱，在单位吃饭用粮票，每月大约15元伙食，也不敢吃太饱。那时本科大学生毕业几年才51元工资，大专干多年才40几元，中专生31块5，就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县长每月才70多元，你一个79年的高中生每月花费55元伙事费，你就是省长中央领导的孩子也不可能。那时有55元工资十其码是个科长局长，月收入55元的家庭是富裕家庭，能养活一家几口人。

您父亲年龄大了，可能有点健忘症状了。1979年时，我1975年高中毕业后在供销社干合同工营业员，月工资36元，交生产队一半，再交三毛钱房费，毛剩17.70元人民币。

我四弟考上军校是1978年，恰逢军校第一次从地方高考生中录取，他是幸运儿。上学时的每月津贴为8元，发军服，不用交学费了。他在高中读书时，我每月只给他2元钱生活费。

你讲这个时间段高中学生生活费55元确实是听错了，或者是记错了。

这个问题我最有发言权，我六五年出生，八二年高中毕业，当时高中二年，我初中念了三年，我上初三那年正赶上春季升学改为夏季升学，当时我们那一届有上高一的，有上初三的，而我就是考的县二中的初三。

记得念初三时，我们还没有住校，都是我们几个同学搭伴走着上学的，天还没亮就从家里出发，走一个来小时，太阳刚出来，我们已来到学校，正赶上上早自习。

(这是我初二毕业的合影)

初三中考，我又考上了县二中的高中，这时学校的学生宿舍已经建好，我们也就不用跑校，改为住校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住校伙食费每月九元九角，三十斤粮票。我父亲是国办教师，在我们邻村任教，父亲每月工资34.5元，每月3号开资。记得每个月，我的饭票都是由生活委员给我先领来，等三号父亲开资后给我送到学校，我再自己交到后勤处。你说你父亲79年上高中，伙食费每月55元，我觉得不太可能。

说起这些事，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都不相信，当时住校时，早晚两顿饭都是二两高梁米粥，外加半个玉米窝头，中午是两个馒头或四两米饭，外加一勺白菜汤，一星期也许会改善一次伙食，也就是汤里或许有两片肉。那时，孩子们根本没有零花钱。我饿的实在不行，有时中午就会偷偷跑回家，就为了吃顿饱饭，有时奶奶会给我个三毛两毛钱，自己也舍不得花，留着买个笔本啥的。

你父亲在79年就能每月花55元的伙食费，不知你家当时啥条件，反正我的同学里没有一个！

当时昆明的一般工资三四十元，上海也难超六十元。

我所在的单位好一点，月工资也就六十多元，媳妇五十来元。

两个孩子加父母六人，一百二十来元过的也还可以了。

你父亲月生活费55元，属贵族生活。

你爷爷咋地也应是县处级以上干部，否则养不起你爹。

这才是百分之百的胡说八道呢，我姐1975年高中毕业，那时高中上两年，上学时住校，每个星期回家都是用脚走三十多里地路回家的。

回去时，妈妈给姐姐做好吃的，就是玉米饼子(因家里人还要吃红高粱和豆饼面的饼子)装两布书包，三瓶子咸菜带回去上学吃。

玉米饼子学校食堂给加热，吃到星期四五时，那玉米饼子都扯粘咸涨白毛了，照样吃(要现在说都是致癌因素了想想都可怕)整个宿舍整个学校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月也用不了两块钱。

1977年高考时，我姐急性阑尾炎手术住院错过高考，78年我姐考上师范，国家每月给生活费是14.5元，大学每月19元，其他中专给11.50元。

但大多数人都够吃的，我姐还能省下来给我妈妈补贴家用呢。

我姐毕业后参加工作时，工资是30.05毛，那在我们家、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村里、都是一笔最最大的收入了。

我姐毕业后就回我们公社离我家很近的村里教学，吃住在家，钱全给我妈妈补贴家用。

后来挣过49.50元，直到86年工资改革挣64元。

你父亲1979年上高中每月生活费55元，咱不说你家没钱，说你家有钱，有条件，请问那是个什么年代你知道吗？

那是物资极其贫乏的年代，一切都是供应制，吃用粮票，穿用布票，各种付食品肉糖油各种糕点………等等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都是买什么东西用什么票才能买到的，各种票都是按人头发放的。

农村的粮食看收成好坏定量，但是布票是国家规定的，每人，每年是:一丈七尺三寸布票，包括穿衣被褥，不像现在能造假。

那个年代人穷，但是哪家也不是独生子，多则7一一8个孩子，少则4一一5个孩子，一个人上学就花55元的生活费，那你们一家人的生活费一个月得多钱啊？难道那时候你们家就能造假币和造各种票证了？

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你家特有钱，吃的起，穿的起不差钱，想吃什么买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就是有钱，说明你们不是生活在国内。

那个年代在国内，一句话:

有钱你也买不来东西，当时国内就不存在你说的那个消费水平。

我们公社还真有一个老社长，当时好像一个月赚85元钱，老社长在地里干活热了时，脱下上衣，前后身两只手臂都是伤疤，说还有没取出的弹片。

老社长是四野部队的老军人，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老人家工闲时常跟社员们说:自已还活着回来的，国家还给80多元钱工资，特别知足

老社长说:

在他的记忆里，牺牲了多少战友数都数不清，说有次在冲锋时，一个战友的肚肠子在外边还有很多血，他自已不知道还在冲锋，旁边的战友说了一句，你的肠子出来了，这个战友低头一看便倒地身亡。

扯远了，我是说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高收入的人，城里是国家固定工资是集体所有制，农村是土里刨食，不许搞资本主义(就是业余时间赚钱干私活)。

说1979年，一个高中生月生活费55元真的真的是不靠谱的。

题主你好，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我是六三年出生的农村人人，八 年高中毕业。你父亲1979年高中毕业，他说他上学时一个月生活费是55元，你问可能不可能，要我说，如果你父亲说的是真的，那么，恭喜你，你的爷爷肯定是位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否则，有这几个可能，一是你父亲在人面前吹牛逼，故意炫耀自己。二是你父亲是个富二代、花花公子。但是，无论如何，你父亲都忽失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在那个年代，什么样的家庭能每个月能拿得出55块钱来供人消费。

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七十年代未的高中生活。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全国上下开始重视教育工作了，老师们开始收心专注地从事教学，学生们也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一九七八年考入高中，我们班有五十多位学生，升入高中的只有九位。

虽然有幸升入高中，但面临的困难是重重的，主要的就是生活问题，家里的粮食，一年中总是要断接两三个月，经济条件就更不能提了，我们家兄弟姊妹四个，就爹妈是劳动力，一年劳动下来，粮食分的不够吃，钱也就几十块钱。那时上高中，学费是很少的，记忆中也就不到十块钱，主要的就是课本费，杂费是没有的。其次就是交通问题，学校在离所在的村子近二十里路的公社驻地，我们九人中，只有村支书的儿子有一辆破自行车，而我们只有两条退，每星期来回往返一次，回家带干粮、咸菜和一周的花费。

那时，还是两年制高中，生活完全是自理，自带被褥铺盖，自带口粮，自带生活用品，学校提供开水，我们这些农村人，主要的口粮就是玉面煎饼，玉米面煎饼也只能吃几个月，到了春天，家里的粮食缺了，只能是背上十斤借来的玉米粒去学校，换成学校里的窝窝头票，小拳头一般大，没有上面的尖，换票时再向学校交很少的加工费，十斤玉米也就几毛钱。只有到了过完麦后，家里分得了小麦，才能吃上娘烙的白面饼，一带三天的，多了会长白毛，发霉就没法吃了，一星期来回跑两趟，或是拿小麦去学校换白面卷子，也是交少量的加工费，每天吃多少就订多少，只有家里是工人、干部身份的人，才有可能带着粮票去上学，到学校换成馒头饭票，才能吃上白面馒头，馒头比卷子即白又好吃。但是，两年的高中，我没有吃上一口学校的卷子和馒头。

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普遍的都不好，计划经济时代，除了粮食是靠集体分配，其它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给制。学校里，能给学生提供的生活也是有限的，一年中，吃饭都是在教室的课桌上，学校提供开水，以班为单位由值日生去锅炉房用水桶抬到班里，绝大多数同学是自带的干粮和咸菜，一个班里四五十号人，也就几个人时不时地吃上次白面馒头。学校里，早晨可以给学生提供的只有部分咸菜，是青萝卜、胡萝卜腌制的，切成丝加上点油、葱、姜沫一拌，一毛钱一份，能吃两次。中午、晚上有菜，而菜也就只有两种的，一种是五分钱一份，清煮白菜，熟了加上点明油和盐，一种是两毛钱一份带点肉丝的，豆芽、芹菜、白菜丝之类的，就这样，每次打饭的时侯，去晚了排不上队也就没了。

因此，整个的两年的学习生活是相当的艰苦的，豪不忌会地说，两年中，我没有吃过学校里的卷子和馒头，最好的时侯，是一星期吃上次五分钱份的水煮白菜，大多时侯，就是煎饼、窝头、咸菜，所以，一个星期的花销也就少的可怜了。那时侯，每星期回家，父亲最多的时候，就是给我一元钱，而大多时候是五角钱，这五角钱的计划是，一份五分线的菜，一角多钱的窝窝头加工费，二角多钱的咸菜，其它的就是学习资料。因此，即便是家庭条件好的学生，顿顿吃白面馒头、带肉的菜，一天也消费不了1元钱，说破了，撑破天，包括学习资料在内，正常的话，一个星期也花不了IO元钱。

现在，回到你父亲的问题上来，他能在一个内花掉55元，也就等于一个星期按近14元，这可是超奢侈的水平了，要说全部都用在生活和学习上面了，谁也不信，除非他还有其它原因，这就无从猜测了，即便是他想花这么多钱，也没有可消费的。话又返回来讲，那时一个家庭，能每个月掌出55元的现金来的，可不是一般的了，普通的干部、工人都不可能，据我所知，那时的公社干部，工厂里的工人，每月的工资都不超50元，况切，还有家庭平时的花销，那就要近百元了，这可是县处级以上干部的工资待遇。

因此，你爸爸的话值得推敲，更值得怀疑，追究的话肯定有问题，这就不在夲文范围之内了，你们爷俩闲来无事时，嗑着瓜子或喝着小酒漫漫聊吧。

上世纪的1979年上高中每月的生活费55元已经够高了。那时本博上中等师范学校，国家为每个学生提供每月18元钱的助学金，还有33斤粮食指标。家庭贫寒的同学全靠这点助学金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甚至还要从这18元钱中节约二到三元用予其它方面的开支。

也许是题主或他爸记错了，那时上高中尤其是基层高中，根本就需要不了花那么多的钱。55元相当于本科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收入，高中学生的生活费怎么能用那么多的钱？是不是题主少点了个小数点？若是5.5元还差不多。本博是1973年上的高中，上了两年半时间。由于是自带原粮，每个月也就用4元钱。到了1978年为了参加高考，返回高中复习了一个学期，仍然是每个星期一元钱的生活费用。

上世纪的七九年，国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无论城乡人们的收入仍然按照计划分配来执行。农村劳动力出工按劳计酬，最高每日10分，年底统一核算，10个工分值三角钱就不错了。

而城市职工多数人的月工资也就在三到四十元之间。本博初中在大队读的，班主任老师的月薪54元，属最高的。民办教师每月6元钱，主要报酬由户口所在大队核定工分指标由小队执行。

当时整国家由于的经济发展属于恢复阶段，老百姓生活所需要各种日常消费品诸如肥皂、洗衣粉，热水瓶等等，全是凭票供应。也就是仅有钞票也不好使，必须要有购物券。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本博当时刚刚入学，人生地不熟，穿了半月的衣服需要换洗，洗衣服所用的肥皂、洗衣粉由于学生没有购物券，也就只好到河里用手使劲搓一搓。后来只有寄信给在附近油田上班的堂兄，让他帮忙给买了几条肥皂、几袋洗衣粉才解了个人的燃眉之急。

当时的物价并不贵。本博某个周末在山坡上散步，碰见同学要上街，问我有事要办吗？我随手掏了一元钱递给他，让他帮忙给买块香皂。他又问要什么样的？答:买最高级的。同学笑骂，给了一元钱，还要最高级的，其实彼此心里都有数。当时香皂一共就两种规格，一种小块形椭圆状的仅售一角九分钱，而另一种大块型的是上海出的檀香型售价不到伍角钱，就是买最高级的香皂一元钱也用不完。

1979年高中毕业，上学时每月生活费55元，这可是高消费水准了。我当时在师范学校读书，每个月生活费24元，已奖是高于一般城镇居民的生活费了，更是广大农民难以企及的了。1971-1972年，我读高中时，每个星期父亲给我的菜金是一元。这可能是当今年轻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的，但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不知你父学业怎么样，这个问题能看出，你父的记忆力不咋地！改革开放以后，工资改革是1985年之后陆续开始，全国的“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基本工资是40元，外加一些地方津贴也不过是50元上下，若月消费55元肯定你爷爷是“高官”或“富豪”，可惜那是全国在没有富豪，“万元户”都是在1985年后听说的词汇。就说到这，请你回顾一下你家的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