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满清与太平天国划江而治，你会选择满清的北京还是天国的天京生活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里作为“六朝古都”历来是王气所在，但同时，也有人评论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是失败的开始。

这派人的观点是，南京虽然繁华地近富庶的东南地区，但是当时的行政心中在北京，满清的主力部队和核心力量也在北方，太平天国定都于南京将主力留在南方，后期只派出偏师北伐，是鼠目寸光是偏安之象。

这派人的观点是，太平天国应该在早期实力强大的时候直接北伐中原，直捣黄龙，而不应该顿师东南，最后被满清所困。

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首先，建议太平军在早期就直接北伐还真有记载可循，据说太平军在攻陷武昌顺江东下的过程中，有一位掌船的老翁对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建议，建议他们不要在南京久留，而应该直接挥师北上进攻北方，先占领开封，然后攻占北京，最后将满清逐出关外。

而根据李秀成后来所撰写的《天朝十误》称，太平天国内部确实有过一场关于东下还是北上的战略讨论，当时洪秀全是主张直接北伐，而杨秀清则反对这个建议，力主定都南京。（李秀成是赞成直接北伐的）

最后，“东下派”成为主流，太平军顺江进攻南京，最后在那里定都，长期经营，只派偏师北伐。

那么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来看，当时的北伐派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是有一定道理的。

首先，当时太平军战斗力正在鼎盛，而满清政府的八旗军和绿营兵彻底腐朽，完全无法抵挡太平军。

其次，当时的湘军刚刚成形，战斗力并不强，湘军初战太平军并不是太平军的对手。

第三，太平天国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猛，满清政府根本来不及做全面部署，可以说是疲于奔命。

假如当时太平天国以主力北伐，未必不能直捣北京。

但是，这仅仅是我们的一种猜测，而实际上，直接北伐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我们要知道，前面所说的关于掌船老翁的北伐建议并不那么可靠，或许有些这样的说法，但太平天国高层绝对不会因为一个老翁的建议就改变自己的大战略。

当时关于北伐和东下的争议恐怕只是很短暂的争论，最终东下成为压倒性的战略，说明太平军高层大多数是赞同东下的。

以当时的形势，东下无疑是更稳妥的方式。

满清在南方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东南地区又是财赋重地，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难攻，可以作为太平军长期发展的基地。

太平军先占领南京再北伐的战略并没有什么不妥。

要说不妥，那也是后来占领南京后，太平天国高层被花花世界迷惑，逐渐丧失斗志，再加上内讧导致力量被严重削弱。

这才有以偏师北伐的败笔，假如太平天国有一位英明强干的领袖，有一个类似于明初开国集团那样的领导层，那么以南京为根据地北伐满清，是很有希望成功的。

太平天国最后的失败主要还是领导层的腐化堕落和内讧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单纯的定都问题。

如果说定都天京后全军扫北，会因丧失根据地和扶老携幼而造成战斗力锐减，那么在定都天京前直接从武昌北上，这个问题会更严重，因为和虎踞龙蟠且有镇江、扬州作为掎角之势的天京相比，自古就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的武汉三镇就更难安置辎重老幼，而清廷对北路的防御部署也更从容，事实上早已在鄂豫边界部署了一道防线，在荆州方向部署了另一条。

相反，由于低估了太平军顺江而下的速度，长江下游的布防是几个方向中最不严密的，简单说，如果太平军直接从武昌北上，失败得恐怕比先占领天京再以全军或主力扫北更早更惨。

王庆成先生在其《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前后围绕建都问题的争论考据甚详，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他们的确是低估了敌人，高估了自己，并为此铸成大错，然而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们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这当然应该批评，但因此而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干王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庚申十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因不切实际遭到抵制而未果，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

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其次，占领南京后，分军镇守江南，而主力北进取河南为业的战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其实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主力北进，能北上之战士估计也不会多于八九万，盖江南留兵太多则北上兵力不敷，留兵太少，则不足以保固南方。历史上起义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鲁景仁只堪退守连州一隅。且当时天国眷属老弱，多达数十万，随军北上则无舟楫便利，必碍军情；留江南则力不能佑，北伐将士后顾有忧。历史上吕子明白衣渡江，尽取荆州军户家口，使关羽数万得胜之师旬日崩溃的前鉴，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俱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因而不论攻守进退，较诸拖家带口的部队，在战略上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而若是全军北进，利钝相杂，妇孺相望，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也常常因为此。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系因有舟船万计以安顿妇孺，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北上中原，无此舟楫之便，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东王不愿迁都河南的顾虑是“水小而无粮”，这个顾虑是不无道理的。淮北以至河南，当时是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捻幅打粮之众才此伏而彼起。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王先生在文中部分承认了上述困难的现实性，但认为革命应有勇于冒险的精神。话虽不无道理，但冒险必须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即冒险可能得到的收益应远远高于可能遭遇的风险，冒险才有其合理性，而从上述分析上看，这样的冒险，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必须指出的是，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迁都的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他后来不顾敌情，强行“进北攻南”的恶果，不正血淋淋地验证了这一点么？

当然，定都天京后，诸王矛盾激化，生活腐败，享乐主义抬头，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此事系诸王因胜利冲昏头脑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等部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在流动作战的情形下发生如此事件，损失必然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以当时天国之力，只能倾全力于一个战略方向，先定东南而后北图，则是最稳健的选择。然诸王虽定都天京，却计不出此，而是置百里外的清军于不顾，分兵北进以取燕京，这种战法如同只手搏双鹿，结果导致两个战役方向都不足以致敌于死命，窃以为，这才是扫北无功的症结所在，却不能因北伐的失败而认定“建天京于金陵”是一项错误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