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左传是鲁隐公开篇，而不是鲁惠公或鲁桓公

作者简介：张延国，网名承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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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义理视野下的“隐桓之祸”分析

张延国

[摘要]儒家经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学习经学就是学习其中的义理。春秋是礼义之大宗，春秋义理在五经义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以春秋经学中的“隐桓之祸”为研究对象，探讨《公羊传》和《谷梁传》依据的历史事实及蕴含的春秋义理，分析公羊学派和谷梁学派传授的春秋义理的区别及特点。

关键词：经学 春秋 公羊学 谷梁学

乐器-编钟

1、“隐桓之祸”的经学含义

鲁隐公11年(春秋第11年)鲁国的公子翚杀害了鲁国的国君鲁隐公，第二年鲁隐公的弟弟鲁桓公即位为鲁国国君，公子翚升为上大夫，这一事件就是春秋中著名的“隐桓之祸”。

杀害鲁隐公这一事件的策划人是公子翚，实际执行人也是公子翚，一般认为主犯也应当是公子翚，但是春秋经学却并不如此认为。鲁宣公2年(春秋第116年）晋国的赵穿杀害了晋国的国君夷獆，这一事件在《春秋经》中的记载是“晋赵盾弑其君夷獆”，也就是春秋经学中的“赵盾弑君”。

《公羊传》鲁宣公6年（春秋第120年）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如下：

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亲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何以谓之不讨贼？晋史书贼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獆。”赵盾曰：“天乎！无辜。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史曰：“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如何？”

对比晋国赵盾、赵穿弑君的例子，鲁国鲁隐公的死就不能简单的记载为“公子翚弑其君”，还应该追究不惩罚“公子翚”的鲁桓公的责任。《谷梁传》在鲁桓公元年（春秋第12年）的传文中，直接把弑君的人说成是鲁桓公，《谷梁传》传文说：

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

因此“隐桓之祸”在春秋经学中的含义就是指“鲁桓公杀害了他哥哥鲁隐公”，这一事件的本质是悲惨的兄弟相杀事件。儒家强调尊尊亲亲，试图建立君臣和睦，父子相亲的人间世界，认为兄弟相杀、君臣相弑是人间悲剧。那么这种人间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人间悲剧再次发生? 这些都是春秋经学研究的问题。

2.“隐桓之祸”的历史背景

分析“隐桓之祸”需要了解其历史背景，研究鲁隐公元年（春秋第1年）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参考的文献有《谷梁传》、《公羊传》、《左传》和《史记》。

（1）《谷梁传》的历史背景

《谷梁传》认为鲁隐公的出身比鲁桓公高贵，按礼制应当由鲁隐公即位为鲁国国君。鲁惠公比较喜欢鲁桓公，曾经想把国君之位传给鲁桓公，但是鲁惠公临终前还是遵守礼制把国君之位传给了鲁隐公。鲁隐公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鲁惠公喜欢鲁桓公想把君位传给鲁桓公的心意，于是遵从父亲的心意计划把君位让给鲁桓公。鲁隐公元年的《谷梁传》传文说：

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己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己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2）《公羊传》的历史背景

《公羊传》认为鲁桓公的出身比鲁隐公高贵，按礼制应当由鲁桓公即位为鲁国国君。鲁惠公死后，鲁国的大夫一起拥戴年纪大且比较贤明的鲁隐公当鲁国国君。鲁隐公元年的《公羊传》传文说：

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出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3）《左传》的历史背景

《左传》采用叙事的讲述到鲁惠公的原配夫人是孟子，孟子死的早且没有子嗣，于是就把鲁隐公的母亲声子作为继室。宋国宋武公的女儿仲子出生的时候，手上有字“为鲁夫人”，因此只好把仲子嫁给鲁惠公，并生下了鲁桓公。鲁惠公去世后鲁隐公奉鲁桓公国君。鲁隐公元年的《左传》传文说：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4）《史记》的历史背景

《史记》记载说鲁惠公的夫人没有儿子，有一个地位比较低的妾生下了鲁隐公，鲁隐公长大以后，鲁惠公为鲁隐公娶了一个宋国的女子。由于宋国的女子太漂亮，鲁惠公情不自禁就霸占了这个宋国的女子当自己的妻子，并生下了鲁桓公.鲁惠公给予宋女夫人的身份，并立鲁桓公为太子。由于鲁惠公死时鲁桓公太小，不能处理鲁国政务，因此鲁国的大夫共同推荐鲁隐公摄政。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公羊传》和《谷梁传》给出了大概的历史背景，《春秋左传》和《史记》给出了更多的历史细节。如果按照《春秋左传》和《史记》讲述的历史，那么《谷梁传》所发的义理最恰当，《春秋胡传》在论述“隐桓之祸”就采用了谷梁学的义理。但是对于《谷梁传》、《公羊传》、《左传》和《史记》记载的多个版本，无论我们选择那一家的说法，或者综合四家的说法提出自己的独立的看法，都只能是可能，无法全面驳倒其他各家的说法，因此绝对真实的“隐桓之祸”的历史事实我们无法探求。而春秋经学并不强求绝对真实的历史，只是在总结各种假设和推演下的春秋义理，同时探讨“隐桓之祸”避免的一些方法和原则。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家学派

3、鲁国君位的传承原则

参考《史记》，鲁国的第十二代国君（周公的七世孙）鲁惠公在位46年，在鲁隐公元年（春秋1年）的前一年去世。根据当时周朝各个诸侯国君位的传承原则，可以接着鲁惠公当鲁国国君的人可以分为2类，第一类是鲁惠公的弟弟们，这就是礼法中的“兄终弟及”，代表人物有公子益师、公子翚、公子驱；第二类就是鲁惠公的儿子们，这就是礼法中的“父死子继”，代表人物有鲁隐公、鲁桓公。周朝礼法以“父死子继”为主，鲁国是周公之后，周朝的礼法保存的较完备，执行的也比较好，因此鲁国国君继承倾向于“父死子继”，也就是鲁隐公、鲁桓公当国君的可能性最大。

鲁隐公和鲁桓公究竟谁来当国君？谁最有资格当国君？这个问题是当时鲁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从目前资料来判断周朝诸侯君位的更替主要受周朝礼法制度、周天子的意志、现任诸侯的意志、大夫的意志四个方面的影响。

（1）周朝礼法制度

周朝的诸侯大部分是武王-周公-成王以周文王的名义册封的，因此诸侯君位的传承主要依靠周文王制定的一些法度，大部分诸侯的君位都是这样得来的，比如鲁国鲁惠公的君位就是这样得来的。

（2）周天子的意志

周天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决定诸侯的继承人，有些时候甚至可以违背周文王制定的法度而直接指定人选。这种情况，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基本没有出现过，只出现在春秋前的历史中。

（3）现任诸侯的意志

现任诸侯的意志是指当礼法的继承人有大恶时，诸侯可以另择新的继承人。春秋中类似的事件发生在鲁哀公3年（春秋第231年），即“卫灵公逐子而立孙”的事件，孔子亲身经历了这一事件。

（4）大夫的意志

大夫的意志较著名的就是发生在鲁隐公4年（春秋第4年）的“卫人立晋”事件。在春秋之中，大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首先大夫是要择贤，不能世袭，其次大夫要有智慧，要有担当。孔子对大夫的规定表面看是矛盾的，比如先说：“大夫无遂事”，其后又说：“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从亲迎来说：“亲迎，礼也”，但是对于大夫，则有：“礼，大夫任重，为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损旷，故竟内乃得亲迎，所以屈私赴公也”。

大夫渴望贤明的君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列国大夫在国家危难时为了避免亡国往往会弃正而立贤。而对于大夫来说，君臣以义合，当君不君时，大夫当自动退位，孔子传言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就是此意。从公羊学来说，诸侯为国体，大夫为股胘，士民为肌肤，鲁国者又并非仅仅是鲁候之鲁国。因此对于大夫来说，往往忽略礼法而遵先君之命，如果不能遵先君之命则又会本大夫之志选择贤者。

齐国公孙无知杀齐襄公而自立，齐人平定无知之乱后去鲁国迎接君位的礼法继承人公子纠，但是受到鲁国的胁迫，于是改立齐小白为君，是为齐桓公。

晋郤缺率领大军，要立接菑为邾娄国君的时候，邾娄大夫并没有强调礼法，而只是说二者皆可，但权在先君之命或大夫之志而已。

从这里而言，君位传承的礼法是需要天子、诸侯来维护的，大夫并没有维护君位传承礼法的责任，只有维护先君之托的忠诚和维护国家安危的责任。从这里来看大夫强立鲁隐公、卫宣公、齐桓公均无大过，谁让周天子和天下诸侯不作为呢。若天下承平，大夫又何必废正求贤。那么到底应该由谁来继承鲁国的君位呢？

4、《榖梁传》义理分析

4.1《榖梁传》认可的历史事实及推演

以《榖梁传》的传文为基础参考其他文献做出的推演如下：

鲁惠公有两个儿子，从礼法制度上应当立鲁隐公为君，但是鲁惠公更喜欢鲁桓公,因此鲁惠公在思考继承人时，长期在鲁隐公和鲁桓公之间犹豫，但最终在临终前战胜了自己的私欲，尊先祖之礼法，将君位传给了鲁隐公，并上报周天子。

鲁隐公作为长子，非常理解父亲鲁惠公对鲁桓公的疼爱，作为孝子，他不愿意违背父亲晚年的心愿，于是他在很多场合表示自己只是暂时当一段时间的国君，等鲁桓公长大以后就遵照鲁惠公的心愿，把鲁国国君的位置让给鲁桓公。当然虽然鲁隐公多次表示自己要让位，但却并没有太多的实际行动。

在鲁隐公8年（春秋第8年）的时候，鲁国的上大夫无骇去世，鲁国上大夫的位置暂时出现空缺。公子翚非常想得到这一位置，为了得到这个位置公子翚就想讨好鲁隐公，为鲁隐公做一些私密的事情来表示忠心。公子翚对鲁隐公说：“鲁国国内的大夫和百姓对你非常认可，周围的诸侯也对你赞赏有加，那你是不是就别让位了，继续当下吧。如果你担心我那个侄子鲁桓公不同意，我就直接替你把他杀了”。鲁隐公不同意他叔叔公子翚的提议，他说他正准备让位，已经开始修建让位以后的住所，并开始安排让位以后的生活。公子翚听了以后大惊，按鲁隐公的做法，不但自己不能当上上大夫，自己今天提出要杀鲁桓公的想法要是传出去，自己的生命就会有危险，于是公子翚跑到鲁桓公那里跟鲁桓公说，鲁隐公不打算归还君位，并且鲁隐公还想杀掉鲁桓公以绝后患，如果鲁桓公不想死，就要想办法把鲁隐公除掉。鲁桓公最后同意了。然后在春秋第11年（鲁隐公11年）的第11月，公子翚杀害了鲁隐公，第二年鲁桓公即位，公子翚当上了上大夫。

4.2《榖梁传》提出的避免方法

在《榖梁传》中鲁惠公是一个知错能改的好君主、好父亲，他有正心、也有邪心，他曾在正心和邪心之间徘徊挣扎，最终正心战胜了邪心，将鲁国的君位传给了鲁隐公。世上偏心的父母比比皆是，偏心而最终能秉持正义的父亲又如何不是好父亲呢？因此在《榖梁传》中鲁惠公对于“隐桓之祸”没有太大责任，最大的责任人就是鲁隐公。

《谷梁传》认为“隐桓之祸”的根源在于鲁隐公的不“自正”，鲁隐公作为君位的正式继承人，作为得到父亲之命、天子之令的正式诸侯，一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一直做出要让位的姿态，但直到鲁桓公成年也没有让，由此导致其叔叔公子翚的误解，所以公子翚才有杀鲁桓公求媚于鲁隐公以求高位的想法。如果鲁隐公堂堂正正的当自己国君，以先祖周公之命为重，不露出自己要让位给鲁桓公的意思，那鲁桓公和公子翚就只能乖乖的当好自己的公子，“隐桓之祸”也就不会发生，兄弟相亲，叔侄相辅，鲁国又如何不会兴盛。总结起来就是“君无推国之意,桓无篡弑之情”，这样“隐桓之祸”才能避免。

在《谷梁传》看来，善人依善心行事，若不能用礼来指引，不明白正道之所在，有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谷梁传》提出人应当行正道，蹈道而直行。杨士勋在《榖梁传》疏文中进一步解释说：

今隐公上奉天王之命，下承其父之托，百姓已归，四邻所与，苟探先君之邪心，而陷父於不义，开篡弑之原，启贼臣之路，卒使公子翚乘衅而动，自害其身，故谓之“小道”。

因此，《榖梁传》认为鲁隐公应当弃小惠而行正道，安安稳稳的当好自己的国君。在这一条里，行正道就是指尊周文王之礼、尊周天子之命，尊君父之托，尊百姓之志，尊四邻之意，正道就是周文王之礼、周天子之命、君父之托、百姓之志、四邻之意。而鲁隐公私自让君位，虽然是善心，但是却不正，对应而言就是不合“正道”。

春秋形势图

谷梁学义理中有正和礼两个原则，若一切正常，是非的准则就是“礼”。礼是先圣相传的弊端相对较少，是最接近中道的行为准则。但当世事变迁礼不能指导某些特殊事件时，就要遵循正的原则。

对于君位传承，《谷梁传》非常强调先君之命，而如果深究起来这个先君之命乃是受之于周朝的受命之王——周文王。在“隐桓之祸”中，《谷梁传》的事实认定是鲁惠公最终传位给鲁隐公，如果采用《公羊传》的事实认定，鲁惠公最终传位给鲁桓公，那么榖梁大义会如何发挥呢？

在《谷梁传》中没有按礼的规定传位的有两个，一个发生在卫国，论述在春秋第230年（鲁哀公2年）；一个发生在齐国，论述在春秋第234年（鲁哀公6年）。

齐国的故事是这样：按礼制齐景公的正式继承人为公子阳生，但是由于齐景公非常喜欢小儿子荼，于是在临死前将其他的儿子都驱逐出国，立荼为国君。后来公子阳生联合大夫陈乞夺回了君位，杀死了国君荼。《谷梁传》在论述荼的时候，是把荼当国君对待的。但是并没有把杀害国君的责任上追到公子阳生，即“阳生入而弑其君，以陈乞主之，何也？不以阳生君荼也。其不以阳生君荼，何也？阳生正，荼不正，不正则其曰君，何也？荼虽不正，巳受命矣。巳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君。入者，内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巳命立之，於义可以拒之。阳生其以国氏，何也？取国于荼也。”。

卫国的故事是这样：卫灵公的世子蒯聩有恶行，于是卫灵公逐蒯聩而立蒯聩之子。卫灵公去世后，蒯聩回卫国争夺君位，《谷梁传》说：“纳者，内弗受也。帅师而后纳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辄不受也。以辄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从齐国和卫国的故事来看，若鲁惠公最终传位给鲁桓公，那鲁桓公就可以受君父之命而为国君。如鲁国大夫不接受鲁桓公，而强立鲁隐公，那就是卫国的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第11年（鲁隐公11年）。

卫国立公子晋的故事：卫国祝吁杀害了卫国国君完，其后卫国诸大夫诛杀了祝吁，诛杀祝吁之后，卫国大夫并没有拥护礼制的顺位继承人，而是选择了一个年长且贤明的公子晋立为国君。

如果以谷梁义理为基础，在面对“隐桓之祸”采用《公羊传》的事实，那《谷梁传》发的义就和《公羊传》一样了。

5、《公羊传》义理分析

5.1《公羊传》认可的历史事实及推演

《公羊传》对“隐桓之祸”的事实认定与《谷梁传》略有不同，《公羊传》认为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一辈子只能结一次婚，这一次婚礼最多可以娶9个老婆（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9个老婆来自3个不同的国家(同姓国)，其中来自第1个国家的是嫡夫人、嫡夫人侄、嫡夫人娣；来自第二个国家右媵、右媵侄、右媵娣；来自第三个国家的是左媵、左媵侄、左媵娣。这9个人的身份排名是1嫡夫人、2右媵、3左媵、4嫡侄、5嫡娣；6右媵侄、7右媵娣、8左媵侄娣、9左媵娣。在一般情况下“父死子继”都是嫡夫人的大儿子继承君位，不过鲁惠公的嫡夫人死的很早，没有留下世子，因此鲁国的君位就只能从剩下的8个人的儿子中选择了。

《公羊传》认为，鲁桓公的母亲是按“右媵”的身份娶进鲁国的，因此按礼法应该让鲁桓公继承君位，但是鲁桓公继承君位存在一定的危险。鲁国第十二代君主鲁惠公在位46年，鲁惠公晚年鲁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在鲁惠公死时，鲁国需要一名能决断、有担当、能很好的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贤明君主。很显然，年仅10岁左右的鲁桓公是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春秋后期大夫秉政，君主年幼不年幼关系不大，但在春秋初年，大夫秉政还比较少，国家的权力主要掌握在国君的手里，因此即便鲁国的大夫们都拥护鲁桓公当国君，要10岁的鲁桓公和宋国、齐国、邾娄国、莒国、戎人等结盟周旋，恐怕也难以取信于他国。而鲁隐公在春秋1年的年纪也合适，处事也贤明，因此在这个危机的时候，鲁隐公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国君人选，鲁隐公当时应该得到了鲁国贵族公子益师、公子翚、公子驱、司空无骇等等实权派大夫的支持。《公羊传》记载这一件为“诸大夫扳隐而立之”，这里的“诸大夫”就包括公子益师、公子翚、公子驱、司空无骇（这些人多是鲁隐公的叔叔）等等实力派人物。诸大夫支持鲁隐公当鲁国的国君，那么鲁隐公自己的态度呢？

鲁隐公作为鲁惠公的儿子，一要遵守礼法，二要考虑他这些叔叔们的意见，此外他更要遵从他父亲鲁惠公的意见。那么鲁惠公生前是什么态度呢？

从现有史料来看，鲁惠公生前对君位的传承也是摇摆、犹豫。还有根据《左传》鲁桓公的母亲仲子可能是后娶，年龄要比鲁惠公小很多，老夫少妻的情况下仲子在鲁国的实际地位可能较高，而鲁惠公生前对幼小的鲁桓公多一些疼爱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按《公羊传》鲁惠公在弥留之际最终还是决定把君位传给鲁桓公。

然而不管鲁惠公在弥留之际最终把君位传给了谁，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鲁隐公登上君位，全力周旋鲁国才能转危为安，这是鲁国诸大夫的共识。鲁隐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决定暂时登上君位，等国家平定了之后再把君位让给鲁桓公。因此在《公羊传》中，鲁隐公就是一个有仁心，能审时度势能行权的贤明君主。

5.2《公羊传》提出的避免方法

从《公羊传》来谈“隐桓之祸”，其根源在鲁惠公的“妃匹不正”。徐彦疏文中提到春秋7缺，最后1缺就是“惠公妃匹不正，隐、桓之祸生，是为夫之道缺也”。其次在于诸大夫之背心，不能尽心辅佐鲁桓公。而对于如何避免“隐桓之祸”，《公羊传》给出的方案就是要制定礼、守礼，并再一次强调了国君君位的传承办法，即：

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因此《公羊传》对于 “隐桓之祸”更强调“礼”的原则，试图以“礼”的原则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6、结论

学习春秋经学的本质是学习春秋义理，掌握春秋义理的一些原则，学习如何去分辨是非。在处理“隐桓之祸”时，《公羊传》强调春秋义理中“礼”的原则，肯定鲁隐公让国的贤者之心；《谷梁传》则强调春秋义理中“正”的原则，认为鲁隐公存让国之心是行小惠而背正道行。虽然《公羊传》和《谷梁传》对鲁隐公的评价相反，但是这只是因为二传所依据的历史事实不同，从春秋义理而言《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是正确的，都值得我们去体会、深思。

春秋左传注（全四册）

9.3

杨伯峻 / 中华书局

本文摘自“含元学社”订阅号。

含元学社，一个位于西子湖畔的崇尚【共创，共享】精神的文化空间！

含元学社，2021年8月于闽东蓝田书院蓝田雅集上柯老师赐笔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因此，《春秋》记载的历史，都是用鲁国的纪年——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共计十二代君主，历经二百四十余年。

鲁隐公名息姑，是鲁国的第十四任君主。

《左传》开篇，先对鲁隐公的身世作了简要介绍。

【原文】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鲁惠公娶宋国公主为嫡妻，史称孟子。孟子死后，鲁惠公续娶声子。

声子是谁呢？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史记》认为她是“贱妾”，这是比较靠谱的。那个年代，诸侯娶妻，往往是有买有送。孟子嫁到鲁国，很有可能带来几位堂妹、侄女作为媵妾。声子便是媵妾之一。鲁惠公续娶声子，只是让她主管内事，称之为“临时夫人”，也未尝不可。

鲁隐公息姑，便是声子的儿子。

鲁惠公晚年的时候，又从宋国娶了一位公主——宋武公的女儿仲子。

说来也是咄咄逼人的怪事，仲子出生的时候，手掌上竟然有“为鲁夫人”四个字。

夫人这个称谓，后世用得随意，张三李四王五麻子，甚至《西游记》里妖怪的老婆，都能叫夫人。但在春秋时期，夫人便是诸侯嫡妻的称谓，一国只此一人。

既然是天意，仲子便嫁到鲁国当夫人了。

仲子也为鲁惠公生了一个儿子，名允。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允是鲁惠公的世子，将来是要继承君位的。

可问题是，当鲁惠公去世的时候，允还很小，不能上台执政。

后人看到这样的情节，很容易联想到四个字——

垂帘听政。

不好意思，这在春秋时期是行不通的。

女人干预政治，在春秋时期不是没有，但是明目张胆地处理政务，还没有先例。

鲁国人的解决办法，是拥戴已经成年的息姑行使国君的权力。

换句话说，他们立息姑做了鲁国的代理国君。

这就埋下了一个伏笔：息姑的君位，迟早是要还给允的。

息姑死后的谥号“隐”，也是这个意思：摄其政而不尸其位。

或者说，有实无名。

左传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到黄昏、点点滴滴

_______又称《春秋左氏传》?
_______又称《春秋左氏传》,是我国早期的一部编年纪事体历史著作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_______
梧桐更兼细雨,_______.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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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是我国早期的一部编年纪事体历史著作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左传和春秋左氏传是同一本书，《左氏春秋传》（简称《左传》）相传是一部由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所著的编年体史书，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间，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是古代bai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du典之一，西汉初称zhi《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dao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流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巳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丘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太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亚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则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肴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十二年）、齐晋邲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肴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榼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要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肴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丘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丘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儒家经典之一。书名本为《左氏春秋》，汉代称为《春秋左氏传》。作者相传是孔了同时人鲁国史官左丘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5世纪），唐以后学者对此多有异议。《左传》结尾提到韩、魏、赵灭知伯的事，距孔子逝世70多年，所以后人认为《左传》成书应后于孔子。《左传》仿照《春秋》的体例，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社会事件和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一般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但《左传》记事并不完全与《春秋》相符，其取材范围和所描写的社会面比《春秋》广阔得多，应该说《左传》是一部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创见的史书，和专为解说《春秋》而作的《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反映的思想观点有许多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曹刿论战（庄公十年），师旷论卫人逐其君（襄公十四年），然明论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沉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表现初期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僖公三十三年）、申包胥乞师救楚（定公四年）、公山不狙责叔，孙辄劝吴伐鲁（哀公八年），幼童汪锜执干戈以卫社稷（哀公十一年）表现了爱国思想；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郑伯使祭足劳王（桓公五年）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晋灵君（宣公二年）刻画暴君凶残的形象；齐襄公和文姜私通（桓公十八年），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等等。书中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如郑子产、叔向、晏婴等热情赞颂，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也作了记载，但认识上常常流露传统的天命观。《左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生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都极细腻，语言精炼流畅。描写复杂的战事尤为突出，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邲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公十二年）等都写得非常出色。描写外交辞令也精彩动人，如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等都具有代表性。《左传》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司马迁继承发展了其优秀传统。注本以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最早。此外，唐有孔颖达等《春秋左氏传正义》、清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代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扬伯峻作《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原名《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儒家经典之 一。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均认为是左丘明。清代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辑而成。《左传》编年参照《春秋》，以鲁君世次编年记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共255年的史事。书中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暴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残酷，宣扬了民本思想和儒家的伦理，特别是表述了重视民的意志和民的力量的思想，同时，突出地揭示了当时有远见的政治改革家的实际的业绩，书中也宣扬了某些天命鬼神思想，以及封建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左传》的不少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长于记事，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善于描述战争，曲折生动，有条不紊，不仅生动地再现出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动态，还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善于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人物语言性格化，善记行人辞令，引用大量的谚语、格言、童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左传》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战国初年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左传》大都与《春秋》合刊，为十三经”之一。注本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注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人杨伯俊《春秋左传注》等。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名著。相传作者是春秋时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原来独立成书，叫《左氏春秋》，后来被认为是解释孔子的《春秋》的，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晋代杜预分年放在《春秋》的后面，合为一书，加以注释，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年（比《春秋》晚27年）。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复杂纷繁的事件，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战争和外交辞令，写得更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回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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