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孔子对别人的评价并不是出于客观的事实而只是他的个人情感、主观意见和个人态度而已

1; 孔子从自身的时代和阶级立场出发，提出培育“君子”人格的理想目标。这种“君子”人格主要的标准必须具备内心自觉自发的“仁”的道德境界，其次要遵循外在的“礼”的道德规范，还要有基本的道德情感“忠孝”意识，具备完美的“信义智勇”的道德情操。君子人格是时代需求的产物，也是儒家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同时，孔子构建的这种君子人格，具备了仁、礼、忠、孝、信、义、智、勇等优秀的道德品行，在某种程度也是我们当今创建和谐社会所要求人民具备的，可以说造就君子人格对当今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当今社会的诸如诚信危机、拜金主义、树立荣辱观念等问题，孔子培养君子人格的途径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2; 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那么孟子则是儒学的完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人道”学说，主张施行“仁政”，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上升为政治哲学。孟子从天（自然）与人 （人文），民与君，个体与群体，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德力与天命，境遇与人格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将儒学理论化和系统化。而孟子思想最是精化之处，即是他的“理想人格”。 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君子，而孟子的理想人格则称为“大丈夫”；正是孟子自身人格的写照。孟子认为，儒者做官，“得志”的时候，应该同老百姓站在一起，同他们共进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不得志”，即不在其位时，也应该坚守道义，不能为了保住禄位而丧失自我，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他又从如何应对外在的“富贵”，“贫贱”，“威武”的三种境遇，勾画出大丈夫凛然伟岸的形象：不因富贵而乱了方寸，不因贫溅而改变志向，不可在威武之前屈服变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认为，培养大丈夫人格不是向壁虚造，而是有人性心理结构的内在依据，这就是人性向“善”。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属于仁，义，礼，智。这是孟子人性心理结构的四根支柱，而这四根支柱就是培养大丈夫人格的根基。 “大丈夫人格”是孟子的首创，可是如何培养大丈夫人格呢？孟子认为，第一是坚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不因官位，钱财而屈志，即使与权贵交往，也应持平视的态度。孟子到齐国，齐宣王说好了到馆舍拜访他，后来伪称有病，要孟子去朝见他。孟子断然拒绝，说自己也有病，不能上朝。他认为，儒者为国君筹划治国方略，乃王者之师。他说天下可尊者有三：地位，年龄，道德。齐王凭借地位，居然轻视长者和有德行的人，这不是国君应有的态度。孟子的这种自尊和独立人格，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品格。第二，孟子认为培养大丈夫人格应善养“浩然之气”，使自己的精神境界获得升华；内心充盈自信，外在就会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他在回答学生公孙丑的提问时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必须用正义去培养；浩然之气，必须配以仁义和道德；浩然之气是由正义累积而成，不能靠突击而偶然产生。而且，只要做一件有愧于心的事，这种浩然之气就会疲软和消失。”原孟子之意，浩然之气来自于人道之心所孕育的一种情感，一种对家国，对苍生强烈的责任感；这种情感运行于心中，流贯于血脉，便形成一种内在的充满自信的气势，最终外化为一种人格行为和凛然的气概。 孟子的大丈夫人格与浩然之气，影响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其中的优秀分子，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宁可牺牲生命而绝不屈服于敌人。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其五，君子不党。孔子认为，君子之见的交往应该做到“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二不周。同时还要“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学说,提出了君子应仁的思想.古君子有舍身而取义者 ,孟子的“大丈夫”理想人格在人性论的依据下,以仁智勇为其理论内核,通过集义、尚志、养气的培养落实到现实的人生。
　　孟子的“大丈夫”理想人格是以性善论为内在依据层层展开的,是对孔子“为仁由己”的深化。

孔子与孟子的区别　　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　　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贫而无陷，富而不骄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非礼勿视，非视勿听

学生的志向：孔子对他们两个的期待都非常高，所以当学生们散开的时候只有颜回家和子路在孔子身边，子路性格外向，心地善良，而颜回稳重，都是孔子赞赏的一种品格，子路说的是对人仁义，和人分享，正好印证了孔子说的仁义，而颜回说的是“不为自己表功”则是儒家学说的最高境界，就是不“争”，代表的都是孔子的儒家学说的精髓，所以孔子很高兴所以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是老子思想 补充： 我后来一想你想问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先自《论语先进》，是一篇反映孔子和他的学生谈论理想志趣的语录体散文，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因为文章记录了2500多年前孔子师徒五人的谈话，内容涉及到大量孔子如何教育学生的观念及方法，因此，我们完全可发把它当作是一篇教学故事或教育随笔来阅读，通过品味师生语言，体察细节描述，研习行文内容，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孔子作为老师所独具特色的教学理念及教育方法。现结合文章内容稍作分析。（一）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孔子教育学生不倚老卖老，不居高临下，不盛气凌人，而是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姿态，他和颜悦色地对学生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意思是你们不要因为我的所纪比你们稍长一点就不敢说话，你们大可不必紧张，也无须顾忌，随心所欲，大胆直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说就怎样说。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孔子的教学习惯，那就是平等、民主，朋友式的对话闲聊，不存在年龄、辈份长幼之别的顾虑，学生当然愿意在一种和谐、民主的氛围里畅所欲言。孔子又说：“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孔子的设问启发很有意思。首先，他洞悉学生心理，知道学生平日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语，可能是他的学生一个个才华卓越，抱负远大，但是没有人赏识、重用他们的缘故，所以免不了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大叹世道不公，这种表现当然不符合孔子的“君子”标准，孔子曾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正是抓住这种现状设问，一问就问到了学生心坎里去，“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学生当然愿意在老师面前畅谈自己的理想抱负、情操志趣，一来因为自己确实饱读诗书，才干超绝，二来也因这这份理想志趣，久积于心，终于有机会一吐为快。由此可见，孔子对学生知根知底，巧于设问，善于启发，教育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这种立足现实，洞悉心理，循循善诱，启发引导的教育方法对于我们贯彻实施新课程改革无疑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学生的性情习惯、个性心理丰富复杂，多种多样，孔子的教育不是千篇一律，空洞说教，而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方法灵活多变而又风趣幽默。《侍坐》章中所记载的孔子的四个学生志趣不同，性情各异。子路能力高强，才华超群，志向远大，自信满满，可是出言不逊，莽撞冲动，骄狂自大，孔子只以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哂之”来评价，肯定学生的才能和实力，又含蓄地批评了他的说话冲动，毫不谦让的态度。冉有和公西华两个学生都谦虚谨慎，坦荡真诚，说话温和自抑，态度谦卑诚恳。两人性情不同在于，冉有说话做事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有点畏首畏尾，顾虑重重的意味；公西华说话则口气谦和，措辞得体，反映机敏，听他说话颇有一种“言者释然，闻者陶然”的感觉。孔子对他们两人的谈话没有当即点评，而是待其走后，在曾皙的追问下，才发表看法。“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连用五个反问，充分肯定两位学生的治国安邦的政治才能，也表达了自己相信学生，赞扬学生的激动而自豪的心情。实际上，孔子这一番肯定和赞扬目的乃在于给谦虚过分、自信不足的冉有、公西华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想必细心的曾皙会把孔子的激越评价转告两位同学吧，也可以预言，当冉有、公西华得知老师对自己的希望和勉励时，该有多么激动、高兴。孔子就是这样，对骄狂自负的子路，含蓄批评；对谦逊过分的冉有、公西华则委婉鼓励。曾皙最后一个发言，他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和生命情趣，表现出一种淡泊名利，清静无为，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性情。对此，孔子喟然长叹，深表赞同，因为，曾皙描绘的清风沂水、性天风月的生活暗合孔子壮志未遂，英雄无路的落魄心态。这是一种“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喟叹，也是一种心灵共鸣，志趣相投的评价，想必作为学生的曾皙听过老师的评价之后也会感慨嘘唏吧。四个学生，四种理想，四种性情，孔子因人而异，因势不同，分别以不同的评点（或语言、或表情、或感叹、或反问、或直接、或含蓄）来教育学生。这次师生闲坐聊天，可以说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范例。其实《论语》中这样的事例很多。有一次，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子路和冉有向孔子请教同样一个问题，但孔子的回答却因势而异，因人不同。子路性情勇敢、卤莽，爽直、刚强，孔子告诉他不要勇猛过头而有生命危险，应该考虑还有年老的父兄在。冉有的行为退缩，谨小慎微，一事当前，处处讲究谦让，自叹不如，孔子鼓励他果决勇敢，大胆前进。启发引导，通情达理，这就是孔子的教育，针对各不相同的人的个性心理的不同，分别进行不同的教育。这种“因材施教”的意义在于尊重学生个体的独特性，能够较好地促进学生个体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二）兼容并蓄，鼓励个性。西哲有言“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也一样，不同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和理想操守，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在评价考察学生时，切不可以己度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更不可死抠条条框框，对学生求全责备，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百川纳海的恢宏气度，尊重学生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接纳并理解种种个性差异，通过科学引导促使学生的个性朝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孔子就是这样教育学生的。四个学生，可以说有四种理想，子路以勇治国，冉有以富治国，公西华以礼治国，曾皙以美治国，这些想法不完全吻合孔子的理想标准，但孔子没有对他们进行简单的肯定和否定，更不根据自己预设的标准或偏私喜好来评判学生，而是宽容接纳，积极肯定，并不夫分寸地赞扬、鼓励。这从《侍坐》章结尾一段的评点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从政治国的子路、冉有、公西华，还是逍遥闲居的曾皙，孔子都是积极的评价，对曾皙是感同身受的理解，对冉有、公西华则极力赞扬，鼓励他们大展宏图，对子路则是肯定其才能当中略有批评。孔子的理想与学生的追求肯定不同，但他能够包容并鼓励学生们似乎对立的理想追求，这就是孔子的胸怀，这就是孔子的个性教育。再有，文中写到了子路发言的一个不好的习惯，急躁、冲动、口无遮拦，不假思索，狂傲无[礼，孔子对子路的莽撞表现一语不发，只意味深长的笑了一下。我们可以推想，如果孔子对他的性格特点、个性习惯持否定态度的话，那么这些年来，子路应该有所收敛，四个学生中就他跟随老师的时间最长，但他没有一点改变，这是否告诉我们，孔子并没有让子路改变自己的性格，还是相当尊重子路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子路才能我行我素，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还有曾皙，孔子和其余三个学生在谈话时他却在“鼓瑟”，这会不会影响别人呢？当然不会，如果曾皙鼓瑟打扰了孔了和其余三个弟子的谈话的话，那么孔子肯定会制止他这种行为，我们能够想到的是，曾皙喜欢音乐，或许他的演奏是想为师兄师弟们闲坐聊天渲染气氛呢！（是不是有点类似于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里的乐队伴奏？）他的所作所为超逸洒脱，与众不同。孔子没有制止他，更没有批评他，是不是孔子也默认了他这种爱好和习惯？从“子路率尔对曰”到“曾皙鼓瑟而谈”，我们分明看到了孔子对学生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的理解和认同，接纳和鼓励。这种尊重个性，包容个性，肯定个性的做法实在值得我们做教师的学习。（三）自主互助，赏识学生。孔子深谙教育之道，教育学生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其中，他非常注重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互助教育。子路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见他说什么，我们看到了孔子“哂之”，我们听到了孔子批评他“为国以礼，其言不让”，子路究竟如何看待老师的反映呢？也许他会从老师的细微表情觉察到什么。更有意思的是，与子路的骄狂自负、壮志凌云形成对比的是冉有和公西华两个师弟的言语态度。冉有说话谦虚谨慎，小心翼翼，公西华则谦逊机智，情真意切。这两个师弟的表现与子路刚好相反，或许从这种实实在在的对比中，从老师意味深长的“哂之”中，子路应该躬身自省，明白些什么吧。孔子就是这样，不多说一句话，更不动辄批评、呵斥，而是引导学生谈理想，谈志趣，让学生在相互交流中，在老师不经意的暗示中，明白自己的行为习惯、礼仪修养应该如何定位和规范。孔子用冉有和公西华的谦逊温和来教育子路，也用子路的果敢自信来鼓励冉有和公西华，这种用心良苦的活动（谈话）安排的确体现了孔子教育智慧的新颖和深刻。通观《侍坐》全文，我们发现，孔子对学生谈理想，谈志趣，除了对子路“出言不逊”稍有不满之外，基本上都是肯定学生，相信学生，鼓励学生，甚至为学生有远大理想，高雅志趣而感到欣慰、自豪，这让我想起了现在正流行的“赏识教育”，孔子是不是也是在搞“赏识教育”呢？我看是的，《侍坐》章结尾一段体现得非常明显。对子路，孔子充分相信他的雄才大略和超强实力，对于冉有和公西华，孔子连用五个反问句来评价他们的理想，相信他们治国安邦，力堪重任，特别是对公西华，孔子说“赤也为之小，孰得为之大？”这不就是老师骄傲地夸奖学生吗？他认为公西华知书达理，娴于礼乐，完全超出了一般人，他不担当治国重任，更与何人呢？对于曾皙，孔子则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理解。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几乎可以说，孔子总是站在学生的角度上，为他们的未来着想，培养他们良好的个性，相信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鼓励他们一试身手大展鸿图，而对于他们的不足和毛病，又总是委婉含蓄地批评教育。这正是孔子“赏识教育”的思想精髓啊，感谢孔子！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用自己的言行风范为我们今天如何当老师上了非常精彩的一课。《侍坐》章是记人言志的文学作品，更是展示孔子师徒教育思想、教学观念和教育方法的教育随笔，我们完全可以从更多更新的角度挖掘出很多新颖的教育思想，作为语文教师，读作品，想孔子，思学生，反省自己，我们完全可以对比古圣先贤的教育经验而获得很多很多。

善者持久，恶者改之！

　　孔子对人性的基本设定是人的本性普遍切近，习养造成了千差万别：“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是一个颇为关键的运思理路，也是领会孔子人性理论的钥匙。这里，把孔子的话切割成两个部分分析。�
　　前半句说，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具有不同于木石禽兽之性的人性，即人作为与众不殊的类属已形成不同于一般生物之性的独特个性，且这个性在人自身系统内是共同的。人性虽是共同的，丝毫不意味着所有的人性须彼此一模一样，完全可以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要不孔子怎么会拈出一个“近”字说性？王弼对孔子的孤心诣旨体悟深深：“孔子曰：性相近，若全同也，相近之辞不生；若全异也，相近之辞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异，……虽异而未相远也。”（《王弼集·论语释疑》）他认为孔子是这样思考的，人性在环绕着某个共同大前提的基础下可以有具体的小差异，在存有具体小差异的情况下仍旧会环绕着某个共同的大前提。应该说，王弼的阐述符合孔子的原意。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世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孔子当观察到并真正理解了人与人之间在种性相似的基础上存在着实然的分别，故他在肯定人性有共点的同时，又能承认人性有差异。这个差异乃是合理性差异。据此我们就能理解孔子有些理论看起来互相抵牾，实际严格遵守其合理性差异的原则。如孔子一处说“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一处说“我未见好仁者”（《论语·里仁》），还有一处则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从第一句可体味出孔子相信人性本善；第二句给人感觉是，孔子承认人性本恶；第三句中，孔子的态度又有明显变化，上智和下愚隐然涵摄着善恶的味道，就是说孔子既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恶之别，又认为善恶之别先天存在，无法通过其他方法更改。从表征看，三句话泾渭分明，但实际上，它们遵循了合理性差异的原则。三句话又好像分别与后来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品第论等论调遥契。有人由是认为孔子在操两可之辞，为各家各派的人性论提供了回旋余地。方光华说：“孔子对
　　主体情感的重视肇始了众说纷纭的人性说。”��〔4〕(p.39)�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孔子根本无意开启众说纷纭的人性论，如果说有，那也只是后人对孔子的一种误读（误读多出于当下解释的需求，不等同于错），一种创造性发挥而已。我们只要抓住“近”字就不会随心所欲地牵线搭桥了。“近”既不是同，也不是不同，而是不同于一般的同，有异于一般的异。归根结底，它是大同小异，差异太大不能说近。那些认为孔子为各色人性论提供依援的看法恰恰忽视了孔子人性论具有大同的特点，即孔子的人性论有主要指向，离开这个主要指向的任何阐释都不符合孔子原意。那孔子人性论的主要指向是什么？换言之，孔子用什么归约人性？这就需要对《论语》作整体的把握和阐释，不能瞅着只言片语随意发挥或引申。只有通过整体关照，才能理解孔子认为的“性相近”到底相近在何处，即何处才是人性的契合点。笔者以为，只要不带有色眼镜看《论语》，完全能发现，孔子基本观点是人性本善，就是说，他把善当作人性的大前提。�
　　孔子为何把人性的前提定位在善的基点上？或许在于他一直把人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杨国荣说：“按照孔子的看法，人作为一种文明化的存在，总是内在于社会群体之中。” 的确，孔子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他自始至终想把人措置在互相关联的社会群体里，不希望哪个个体凸显出来。他强调“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就是对逸出群体之个体的不满。在整体意识的影响下，他说：“朝闻道，夕死矣。”（《论语·里仁》）就是说个体的暝灭并不可怕，只要把个体生命投入到为整体的奋斗中，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就会随着整体生命的绵延而长存不朽。既然孔子认为人以整体的方式而存在，那他必须同时认为这个整体是善的，否则这个整体就不值得组建，不值得维护，更不值得追求。一旦整体只能是善的，整体的构成者——人，就必须是善的，一个善的人群才能构成一个善的整体。故他只有把人性设定在善上，才使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磐石上，而不是建立在随风优游的沙子上。人在整体上是一个善的集合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须是善的，也不意味着善是人性里的惟一层面，相反，有的个体或层面可能会逸出这个集合，表现出非善的特性，这恰恰体现了大前提下可存有小差异的合理性原则。这样，孔子又给个别的人性或人性的个别层面留下了生存空间。�前半句意思理顺了，后半句便迎刃而解。人性虽大体相近，但大体相近的善之人性只是一种潜质，这种含而未宣的潜质为多数人的“ 成人”（《论语·宪问》）提供了条件，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向恶的方向靠拢。打个比方说，它就是一个深广的磁场，吸引着人这个整体奔向善的境界。但也因为它只是一个磁场，只具有吸引的可能性，人究竟能不能达到理想的人格，最终还取决于人们的不同习养。就是说，人的发展会随着现实践履的不同而不同，相近的本性在纷杂云乱的习养下，会形成一个个独具特色甚至截然不同的个体——习相远。 �三、孔子对人性善的信仰�孔子无疑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提出了诸多理想的政治道德原理，支撑这些原理的基本前提就是人性本善，如仁的原理、礼的原理、治理原理、修己原理、中庸原理等。换言之，孔子关于仁、礼等许多致思都是以性善作为依凭，从性善的前提推导出来的。虽然孔子对这个前提本身并没有进行正面的论证，但完全可以从他归约出的结论反推出这个前提。没有对人性本善的坚定信仰，孔子简直无法进行他的理论探讨。�仁是孔子思想的不可动摇的阿基米德点。《吕氏春秋·不二》说：“孔子贵仁。”余师徐克谦教授说：“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孔子所理解到的传统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6〕（p．48）� 仁的内涵虽很丰富，丰富到可以描述种种的品格，然而它始终有个基本的指向：表征道德之完善。在孔子看来，仁不仅仅是值得追求的一种未来目标，也是人的本然素养。尽管生活中难以找到至仁的人，但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力量遵循仁的方向去行事，毋需外来的压力。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思是，仁是一个人自觉的精神状态，内在于生命中，不是附加的条件；同时，仁虽是设定的目标，可这个目标亦非遥不可及，一样内在于生命之中，因而可以说“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自我本身是仁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力量；既然仁是人的本然素养，那实现了仁就不单纯是实现的问题，更具有 “回归”的意味，仿佛失去的东西重新获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说的正是此意。诸如此类的表述在《论语》里比比皆是。孔子既然认定作为道德完善象征的仁内在于生命中，那他虽未说仁是人性，实际已承认人性是善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识力的思想家已察觉到孔子言及的仁就是人性，《庄子·天道》有段精彩的对话。这个对话虽是虚构，可它仍表明了时人对孔子之仁的定位。一天，老子问孔子：“大谩，愿闻其要。”孔子回答说：“要在仁义。 ”老子又问：“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答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把人性视为仁性，合乎孔子思想，也正揭橥了孔子性善的倾向。�一般想来，礼是外在的形式，与作为内心本然的善似乎没有太大干系，不过孔子言及的礼不仅仅是作为皮相的礼，而是包含仁这一深沉意蕴的礼，换言之，孔子所说的礼是有意味的礼。故孔子言及的礼同样具有善的特质。礼具有善的特质，使用礼的人自然也应具有善的特质，否则，礼的实施便不可能或者说没有丝毫意义，简言之，礼的实施具有道德价值正在于实施礼的人相信礼是人们生命情感的内在需求。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通过让实现，而不是通过政治压力或其他压力得以实现；经历施压实现了的礼在某种意义上已不是真正的礼，只是一种空虚的形式，源于生命情感需求的礼才是真正的礼。孔子反反复复地表述了类似的理念：“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些表明，孔子之所以要用礼来规整约束人们，是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人性本善。〖JP〗�所谓的治理原理就是孔子关于治理国家及天下的弘阔构拟。怎么样才能使社会达到理想和秩序的状态？孔子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治理方案，一是德治，一是无为而治。德治的“德”从何处来？源于人的内心深处，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意思是，德先天就存在于人的生命中，是生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德源于人本身，故孔子反对法治而主张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人自有廉耻之心，在德面前，每个人都会真正地心悦诚服，何必舍弃德治而任用法治？孔子德治基于对人性本善的无限信赖，无为而治同样基于对人性本善的无限信赖：“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提倡无为而治实际肯定了每个人都具有内在的善性，因为只有人人具有善性，无为而治才成为可能，假如人们具有的不是善性而是恶性，又怎能实施无为而治？对孔子来说，无论是德治还是无为而治（事实上德治和无为而治并无二致，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政以德”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都基于那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人性本善。� 修己原理理所当然地涵摄仁礼两个要素，不过仁礼在孔子思想中较为厚重，所以，上面单独论之。孔子说：“学者为己。”（《论语·宪问》）这不是一种自私观点，而是指通过自我的努力最终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即自我的完全实现。显然，孔子相信自我能够实现自我。自我能够实现自我正是基于人性本善的认知。同时，为己的过程也实现了对他人的帮助：“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由自己的成功影响他人，使善以不可抵挡的力量造福于人。如何修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内省。不言而喻，内省作为精神性反思仍基于人性本善的信仰。无此信仰，何需内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正因为人有反省能力才证明了善藏诸人的生命之中，也正因为善藏诸人的生命之中，才可以宣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 卫灵公》）。�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在他看来，中庸不偏不倚，恰好达到德的最高境界。德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毋庸置疑，至善是德的最高境界。不过，中庸虽然符合至善的尺度，却没有因此排斥未达中庸的品格。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意思是狂和狷虽未达到中庸的境界，但狂和狷都包含某种程度的合理性：狂者有锐意进取的优点，狷者有不做坏事的优点，二者尽管不符合至善，二者所包含的合理性却仍然是人本然的内在的善性。孔子不是用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去确定人性以及善，而是承认在各种各样的人性中均存有不同程度的善，所以孔子只说“性相近”，而不说“性相同 ”。他评说“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论语·阳货》)，同样在承认人的品格有差异性的情况下，认可了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程度的善，也就是说，孔子相信善是人们共同拥有的财富，因为善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综上可见，孔子不仅提出了人性命题，且我们从孔子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爬梳出孔子认同的人性命题答案，那就是性本善。它像雪泥鸿爪一般清晰可见。一部《论语》正是从各个角度说明并展现了人性本善

教育，看重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