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界有哪些经典的论战

1、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积极奔走呼号，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饱满的热情宣传维新思想，同以荣禄、李鸿章和徐桐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2、辛亥革命中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

20世纪初，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庭”，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但是，当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为清政府的假立宪所迷惑，继续鼓吹改良，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对革命派进行了恶毒攻击，这种倒行逆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有力还击。

3、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

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提倡民主，反对封建的特权政治；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愚昧；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次伟大战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唤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促使他们抛弃腐朽的封建思想，追求民主与科学，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扩展资料：

思想论战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戊戌变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辛亥革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前后，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大的思想论战。具体介绍如下：

一、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19世纪末）

19世纪70年代以后，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各国还纷纷在中国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积极奔走呼号，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饱满的热情宣传维新思想，同以荣禄、李鸿章和徐桐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898年维新派与顽固势力的论战内容有：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变教育制度。

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第一次给封建顽固派以异常沉重的打击，猛烈抨击了封建的旧制度、旧思想和旧文化，广泛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和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等进步主张，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二、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1905—1907年）

20世纪初，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庭”，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当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为清政府的假立宪所迷惑，继续鼓吹改良，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对革命派进行了恶毒攻击，这种倒行逆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有力还击。

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内容有：要不要用暴力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剥削制度。

通过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揭穿了改良派企图通过改良来遏制革命的真面目，辩明了革命道理，受到了普遍的拥护，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三、新文化运动（1915—1917年）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受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春天”资产阶级队伍一度壮大起来。

为了启迪广大人民的觉悟，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陆地，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同封建势力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内容有：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次伟大战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唤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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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主张“少谈些主义”，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是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1、1898年前后，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2、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3、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马克思主义论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论者曾经进行过三次大的论争，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这三次大的论战，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更多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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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变法维新派与顽固守旧派之间进行的一场争论。戊戌变法运动的展开和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引起新旧思想的公开的激烈的冲突。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首的改良派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了争论。

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否则便是违天背理，祸乱国家;洋务派也认为中国的纲常名教至善至美，不可废弃。维新派根据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万事万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祖宗之法”自然没有永恒不变的道理，强烈主张“尊今叛古”，变法革新。

政治上，维新派认为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积弱不振的主要原因。应实行“君民共治”，兴民权，开议院，实现君主立宪。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大倡民权学说;严复作《辟韩》一文，强调人民是“天下之真主”；谭嗣同在《湘报》发表的文章中，发挥了民主、民权思想。守旧派对此坚决反对。

在经济思想上，维新派要求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提出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他们要求以振兴商务为中心，同时发展工商业生产。守旧派则极力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重弹“重农抑末”，“重本轻末”的老调。

文化教育思想上，维新派主张设立各级学校和开办具有学校性质的学会，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反对封建主义的教育和八股取士的制度。守旧派则认为：“科举乃为圣人立言，科举制度废则圣道衰，人心坏矣。”

这一场维新与守旧的争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

1730—1735年, 在博林布鲁克阵营和沃尔波阵营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英国历史的大论战。它具有浓厚的党派斗争色彩, 却实践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论战双方运用“三阶段分期”和“历史连续性”的观念对英国历史进行了考察, 不仅为英国的国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也为英国启蒙史学的独特性奠定了学术基础。

一，启蒙史学视野下的1730年代英国历史大论战是什么

这场历史大论战是由当时在野的反对派政治家们挑起、并在双方政治家们之间展开的, 各自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鲜明的党派烙印。它完全是一种党派斗争的直接产物, 是政治家和党派集团利用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典型事例。在这场历史大论战中, 出现了一种表面上看来十分有趣的现象, 即“反对派托利党的斗士博林布鲁克将自己伪装在高尚的辉格主义大旗之下, 而将不光彩的托利主义旗帜覆盖在辉格党的沃尔波身上。”毫无疑问, 这种场面的形成是由于大论战的挑起者博林布鲁克的杰作, 因为是他首先运用17世纪英国议会派人士提出的所谓“祖传宪政” (ancient constitution) 的理论向沃尔波政府发起攻击的。

二，启蒙史学视野下的1730年代英国历史大论战产生的影响

由上可见, 论战双方为了维护各自的党派利益, 在对英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过程的相关解释上确实称得上针锋相对。然而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 双方似乎却都接受并利用了对方党派曾在17世纪鼓吹过的历史理论框架, 从而形成了各自的党派立场与各自的传统历史观的不一致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双方的这种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 也是顺理成章的。无论从动机上还是从手段上, 双方都是在利用历史为各自的现实政治利益和理念服务, 因而就使得这场“历史大论战”不仅成了一个党派斗争的现实舞台, 而且也成了一个彻底地将历史研究政治化的典型, 从而对18世纪英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尤其是对英国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产生了强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