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 三家能在中国重振吗

儒释道三教各有擅长，以三教的不同功能实现了三教的和谐共存，素有“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之说。

其实，三教成为一种互补关系——儒家是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道教主要功能是“治身”，佛教主要是“治心”，消除精神烦恼。

这三种文化对中国影响很大，儒家讲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道家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释家讲的就是人与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当然需要了，现在社会都是以人为本，但是道家的自然也是人类共同应该维护的，所谓的道法自然，就是遵循自然法则，而佛家的，人与心的关系，就是最深层的了，也就是说，一切万事万物的起源就是心，这个就是殊途同归，修道的方法有千万种，最后还是为了解脱。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都有擦出过很多激烈的火花，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儒学处于最高的地位。

这三个宗教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他们相互的融合，然后相互的借鉴。

儒释道这三家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擦出了火花，并且他们相互的融合。

他们三家在许多朝代都有过大大小小的一些纷争。

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则是儒墨两家的对立最为尖锐，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最大，被称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道家学派发展至战国中期庄子等人时，始蔚为大观，从而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战国中后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局面。

在不同学派的相互对立斗争中，必然会导致相互之间的渗透和融合，这是不以任何学派或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是其中有自觉或不自觉，高明或拙劣的分别而已。

两汉自汉武帝起，虽说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方针，以期收以思想上“一统”之效。其实，终两汉之期，道家思想始终与儒家并存，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而阴阳五行学说，则深深地渗透了儒道两家思想的血脉之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奉旨编定的《白虎通义》是两汉正统儒家思想的范本，然两者都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儒家政治、伦理理论的形上学根据的。从《文子》、《淮南子》到严君平《道德指归》、河上公《老子章句》，这些两汉的道家代表著述中，也都大量引入了阴阳五行学说。两汉之际的扬雄，融摄儒道而作《太玄》，东汉的王充作《论衡》则声言“虽违儒家之说”，然“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篇》）。被称为“经学”时代的两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照样呈现现出缤纷的色彩和冲突、融合的复杂局面。

魏晋时期的玄学，标志着儒道思想在冲突中的进一步渗透和融合。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熔儒道有无之说于一炉。至于郭象，在《庄子注》中高唱“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圣人虽在庙常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逍遥游注》），则真可谓将儒道两家主要思想，融会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之地。因此，王弼、郭象的玄学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以后的宋明理学，有着极深的影响。

当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之后，随之而来就发生了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传统文化儒道思想之间的冲突。按照人们原先的了解，道家思想不应与佛教有多少冲突。此时的佛道冲突已变化为道教与佛教之间争夺社会地位的冲突。然而与此同时，佛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也十分突出。如东晋某种名僧人僧肇，深通道家庄子之学，他所作的《肇论》，用庄周汪洋恣睢的文辞、道家的名词概念来宣扬大乘性空中道观。在使用中国文辞和概念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不露一丝琢痕的高妙境地。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姚秦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其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终于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理论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以儒释佛道，以佛道补充儒。各派之间互相影响、渗透、取长补短，从生硬的捏合到有机的化合，使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而与此同时，也就促使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提高。

国学大师文怀沙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概括为三个字——正清和，即儒尚正，道尚清，释尚和。 儒、释、道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然直至唐代始以儒、释、道三教名流论难为风尚，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明代儒、释、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概括为三个字——正清和，即儒尚正，道尚清，释尚和。 儒、释、道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然直至唐代始以儒、释、道三教名流论难为风尚，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明代儒、释、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