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文化史 主要关注什么
时间: 2023-02-10 00:01:18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0次
求美国文化史论文~~
试简要分析美国在建国仅200年即成为世界最强国的因素。这些因素中哪些值得中国学习借鉴。。字数1000左右。谢谢~~！rnrn比较急用，越快越好！！请懂行的解答~~~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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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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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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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兴涛
豆瓣评分：7.8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1-10
页数：454
内容简介：
著名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兴涛先生作品
十六年磨一剑厚积薄发之力作
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结合的上乘之作
全面呈现“中华民族”这一重要观念的历史之旅
深刻揭示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命运
本书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并努 力呈现了此一观念得以社会化的诸多历史面向。书中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则始终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认同，可以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现象。
作者简介：
黄兴涛，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和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是国内“新文化史”和“概念史”研究有影响的探索者之一。著有《文化怪杰辜鸿铭》《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她”字的 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合著）等。主编有《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文化名门世家丛书》《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新史学》第3卷）、《西学与清代文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兴起》《明清之际西学文本》《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等。主要译著有《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自画像》《辜鸿铭文集》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新文化史名词解释
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可。新文化史的内容非常复杂，本身具有多样性、零散性和非系统性的特征，但总体而言，它相对于传统史学和新史学而言，更富有自我批判精神，对研究对象和读者都体现出一种更加平等的精神。在方法论上，不再以宏观的理念为出发点，而是强调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实；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从结构——功能主义的因果的联系的分析转向文化的阐释；在研究主题上，放弃了或政治或经济或心态观念的单一形象，转而寻求各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而推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史学著作。
新文化史学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国际史学界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新史学运动追求的科学性在计量史学的实践中发挥到极致，同时自身所无法消弭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使历史学陷入了新的危机，从而呼唤史学的进一步革新。另一方面，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更动摇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传统学术范型的根基，为学术创新扫除了种种旧的藩篱和障碍。这样，新文化史学作为史学领域内的新探索之一开始脱颖而出。
（一）科学主义历史学——计量史学的危机
二战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运用计算机统计分析材料和重建历史的计量史学在西方史学界风行一时。众多历史问题，诸如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家庭规模大小、贸易数额和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人们的心态，都可以进行量化的分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提出的“系列史”。“系列史”基本方法是选择某一方面的特征，在时空的许多点上将此特征计量化，然后置于长时间序列统计数据中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将过去只限于经济范围的计量研究扩大到社会、思想和文化史学领域。他们对这种研究方法充满了自信，认为依据这些涵盖长时段的系列统计数据，并运用数学方法的处理和计算，便能洞察历史变迁的长期模式和趋势。系列史的代表人物之一肖努指出：“系列数据一旦建立起来，它的证明能力便成倍地增强，因为系列数据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处理，可以取代社会科学中无法进行的实验，从而有能力揭示长时段中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
如果说系列史“从观察到概括再到一个科学的规律”的方法仍是旧实证主义的模式，那么，美国的克莱奥学派则将现代数学模式注入了历史研究中。在美国的计量史学者看来，世界就是一个严格的模型体系，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某一部分的变化将影响到整个体系。他们常常采用集体合作的形式进行研究：在一个负责人的指导下搜集资料，将资料输入计算机。至于采用何种模型分析资料以及最后由谁执笔，是由不同的人分工完成的。这种研究方式常常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W·福格尔在《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利用了反事实计量法。他设计了一个反事实的没有铁路的19世纪美国经济模型，从中发现美国在这个反事实的状态下发展速度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因为其他的运输方式将会取代铁路，从而推翻了铁路建设是美国19世纪经济发展首要因素的传统结论。
计量史学的成就有目共睹，并得到了广泛承认。它意味着历史学方法论的进一步精确化，强有力地支持了历史学作为“证明普遍观点的一个方法”的信心。大量的计量史作品表明，如果研究对象能够被清楚地界定，可以进行分类观察并且其数量达到相当巨大的规模时，计量研究便能有出色的表现。然而，随着这种研究范型的目标不断扩大，它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首先，它不能抓住人类生活中大部分领域的独特性。例如，即使在群体构成的社会中，决定和造就生活方式的最终力量依然是众多的个人。他们的想法和行动几乎难以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来驾驭。其次，还存在着一个与读者交流的问题。在这类历史作品中充斥着冷冰冰的公式、图表和模型。这种做法虽然能够使历史对象变得更加精确和有序，但也使其变得枯燥、晦涩，只能为少数人所读懂。计量史学家不仅难与大众沟通，甚至也无法和其他历史学家交流。再次，现代经济的理论和模型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鸿沟似乎难以弥合，这就带来了验证结论的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很多计量经济史的结论所依据的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确证的演绎模式，因此它的某些方法实际上是“反经验的”和“反实证的”。因此，这种方法遭到了新文化史学的代表之一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否定。在他看来，定性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如果没有定性研究的印象主义方法，精确的定量研究也是难以实现的。计算机只能执行命令，不可能思考问题。因此，只有经过一系列特别深入的调查，一个阐述的计划才可能发展为应用计算机进行统计的工作。
基于对计量史学惟科学论倾向的不满，历史学界的有识之士不是退回到传统的叙事史去，而是另辟蹊径进行新的探索。新文化史学正是其中的努力之一（另一努力是生态史的兴起）。与年鉴学派不同，新文化史学不是源于某个国家或某所大学，而是西方史学界在差不多相近的时间内出现的国际性动向，这表明它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促成的，而是集体的自觉选择。罗伯特·达恩顿的看法也许可以代表新文化史学的基本思路。他强烈反对以系列数据的和计量的形式研究心态，甚至也不赞同那样来研究经济和社会。他说：“文化客体与经济史或人口史研究的系列数据不是同质的，因为它们不是历史学家制造的，而是由记录它的人制造的。它们传达出的是意义，应该被阅读，而不应被计算。”“文化是一个连贯的概念，不是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个社会实体，因为许多个人之间构成的所有关系，甚至那些我们认为是‘经济的’或‘社会的’的关系，本质上都是文化的。”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是从语言的本质和知识的性质入手，对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以科学和理性为根基的西方文明和学术传统作了批判性的反思。由于这种思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因而，它促发各学科的新动向。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及对各门学科产生的重大影响，其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公认。
后现代思潮与当代历史学发展的关系，也是史学理论研究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因为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首先是一门用语言表达的学科，也是现代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所谓的“语言学的转向”中。“语言学的转向”是指语言学从语音、语法和句法的研究，转向对语言与其所指对象关系的研究。重要的突破源于费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关于“语言学的转向”、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福柯、德里达、海登·怀特等的思想，前面几章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恕不赘言。不过，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新文化史学的关系，还需要强调以下两点：
首先，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新文化史学灵犀相通的一点是，它们都是对战后西方社会弊端的批判和反思。二战后物质财富的增加，似乎不仅没有有效地解决贫富分化、失业等严重的旧的社会问题，相反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东西方冷战格局中的核武器威胁、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越来越重等等。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反对专制和暴政，呼吁建立自由和人道的社会。在美国，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也前赴后继。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与这种动荡和变革的西方社会背景相契合的激进思想。新文化史学家大都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战后时期正值他们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生活风格的青少年时代。许多新文化史学家目睹了西方60年代的学生运动，有的甚至亲自走上街头，成为运动中的主力之一。因此，新文化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是耳熟能详的。无论是罗伯特·达恩顿还是彼得·伯克，在他们的作品中都经常提及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等，并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过认真的思考和批判。
其次，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形而上的批判，因此通常是非常极端的。不同的是，新文化史学则是实践的，后现代主义只是促成新文化史学兴起的因素。如果只是简单地彻底打碎现代的权威和理性，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诸如五六十年代的X一代”[1]，看到在他们当中流行的性解放、吸毒和犯罪这类现象。人们似乎并没能找到为如何实现更幸福的生活前景而建设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和知识体系的方案。后现代主义思潮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在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叙述的可能性和历史必要性的否定时，新文化史学在实践中坚决捍卫着自己的阵地，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框架，而是吸收了其中某些有益的观点作为出发点之一。显然，新文化史学并不愿意只做一个批判者和破坏者。它从后现代理念中的受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现代思潮直接影响了新文化史学的研究主题。众多以“创造”或“塑造”为标题的著作，就是将观念作为社会和政治的进程来考察的。《东方学》（又译作《东方主义》，的作者爱德华·萨义德承认，福柯的有关知识霸权的思想对他的写作有很大启发。二是间接的影响。“语言学转向”所揭示的理性和科学的局限性，迫使历史学家重新审视传统的史料观、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等问题。
（三）新文化史学的兴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先问世的新文化史学作品，却出自一直热心鼓吹和实践计量史的学者。1975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埃马纽埃尔·勒·胡瓦·拉杜里出版了一本描述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村庄中的异教徒的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此前不久，他还宣称惟有计量史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并预言历史学在80年代将成为计量史学的一统天下，然而，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数字和图表模型，转而对几百个村民的生存方式和家庭状况以及他们对贫穷、财富、婚姻、爱情、人生等方面的看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描述。他还试图通过这些描述揭示出这个村子的权力体系、它与外界的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对村民生活和观念的不同影响。这本书的问世立即引起了学界和大众的广泛注意，成为20世纪法国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
一年之后，意大利历史学家卡尔洛·金兹伯格出版了《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书。金兹伯格出生于1932年，曾任教于波罗涅大学，先后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洛杉矶盖提中心(The Getty Center)和英国伦敦的沃布格学院等地做过访问学者。自1988年至今，他加盟世界一流的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担任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方向的富兰克林·D·墨菲讲座教授。1998年，他当选为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高级研究院的在籍院士。这本《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试图为16世纪一个名叫麦诺齐奥的普通磨坊主的怪异看法寻找合理的解释。麦诺齐奥对世界的形成和现世的生活有着不同于教会正统学说的独特认识，并且喜爱到处向家人、周围的邻居和村里的人，甚至面对审判他的教会法官宣讲自己的观点。在金兹伯格看来，一方面，麦诺齐奥的生活经验、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民间文化传统、宗教精英文化等外界环境对他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这个下层人物并不是外界观念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通过自己的头脑中一个“过滤器”，进行了创造。
在美国，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于1978年面世。萨义德是阿拉伯裔美籍学者，出生于耶路撒冷。虽然在埃及生活过，但他从小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在美国读完学位，1968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文学。萨义德的这本书探讨的不只是东方学这样一个学科在西方发展的历史、演变、特性和传播，而且在作者看来，东方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以东西方相区别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它表现为大量的作家接受了这一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和命运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与社会分析的基础。在更隐蔽的层次上，东方学还被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方式，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性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在这里，东方学是交织着学科、思维方式和权力的多层次复合体。此外，在英、俄等国也都出现了类似的作品。
乍看这些作品，除了在书名的选择上，人们已经看不到通常的“历史”一词，而是一些非常具有想像性的词汇之外，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别的明显联系。然而密切关注历史学前沿发展的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创门背后蕴含的力量和价值。
对于这样一些在不同国家先后出现的史学作品，最先从理论上加以全面分析和肯定的学者，是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1979年，他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叙事史的复兴》一文。他虽然没有用“新文化史学”（而是使用“新的旧叙事史”）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以新的文化理念为取向的新史学潮流，但他的具体分析已初步揭示了这一新潮流的特点和意义。斯通的文章指出，新的历史写作侧重于叙述个人的历史或某个重大事件的历史，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为了发现历史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的内在运作。它所反映的不只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而且体现了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转向，即“从围绕人的环境转向关注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来自于经济学、人口学转向来自于文化和情感，首要的材料来源从主要接受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影响转向主要接受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关注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人，从对历史变化的分层的、单因果的解释转向相互联系的、多因果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则从计量转向个人例证，组织文章的形式从分析转向描述”。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试图对过去的变化作出连贯的、科学的解释的结束”。罗格·夏特尔非常简洁地将这一变化概括为“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转向”。1989年，美国学者林·亨特等人第一次以《新文化史》为书名主编了一本论文集，收录了有关政治文化，如无形的政治规则、组织方式、非正式权力体系等研究论文。
正如斯通指出的，在70年代，尽管新文化史学还只是寥寥可指的少数历史学家的实践，却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关于历史研究的性质、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历史证据的性质以及历史真理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讨论。历史究竟是静态的结构，还是变迁的事件？历史学应该研究独特的人物，还是应该研究被抽象的群体？历史学的使命是为人类寻找普遍的规律，还是为了人的幸福和自由的目的进行释义？作为史料的历史文本反映的是客观事实，还是文本记录者的主观印象？随着讨论的深化,90年代后，新文化史学的作品已经数以千计，其中许多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而且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诸多世界一流的大学，如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聚集了一批研究者在关注和进行新文化史学的探索，还有许多新文化史学者也在这些大学获得了重要的教职。这一潮流所倡导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以至于“枪文化”、“暴力文化”等等，一切现象似乎都能与文化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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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文化史的学科概念
1、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
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史自有其产牛、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人们对文化史的认识也随着这个过程而变化。自18世纪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产生以来,“照录史实”的实证主义史学至今影响巨大;19世纪以来,“思辨的”历史哲学更是把政治史推到了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当时,文化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并不高。
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史学”往往自称是文化史或文明史。“新史学”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之和,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的进步。因此,“新史学”研究包括了人类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在他1860年出版的《教育论》一书中讨论了历史学的这一新范围。“在斯宾塞的历史范畴中,政治、阶级、宗教、风俗、文学、艺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等几乎是包罗万象。”虽然斯宾塞并未使用文化史这一概念,但是西方学者却通常把他的这一讨论作为对文化史理论的精辟论述。德国文化史家威廉·黎尔认为,文化史是真正的历史哲学,它是“各国全部文明的历史,它既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也显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等方面。”被称为“最卓越的文化史家”的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一次演讲中更为明确地给出了文化史的定义:“在通常情况下,文化史即是从总体上来考察的世界史,而历史则意味着事件的发展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标准包含:是什么推动世界、什么具有贯穿始终的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文化史”被认为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研究趋势”。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将原先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其旗下。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作了理论总结,标志着新文化史理论的初步建构,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也迅速扩展到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记忆社会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等诸多方面。
2、西方文化史的内容
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例如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等等。它们是抽象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同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即通过物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而它们是具体和外在的反映。文化史也就是对上述方面的一种历史描述和总结。”由此看来,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门类之一,从学科意义上讲,它应该仅仅是关于狭义文化的历史,其中包括思想理论、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但是,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把文化史研究扩大到其他领域,甚至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历史现象,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等等,西方文化史也不例外。
在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庄锡昌主编的《西方文化史》、沈之兴和张幼香主编的《西方文化史》、高福进的《西方文化史论》、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沈福煦的《现代西方文化史概论》都属于狭义西方文化史,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书基本上是作为教材和通俗读物面世,编得多而论得少,所以并不能被称为研究著作。
国内具有一定研究性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有北京大学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该书在较为完整地展示西方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历程的同时,特别注意凸显贯穿其中推动西方文明进程、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运动和成就。姜守明等撰写的《西方文化史》虽然基本上也是一本狭义文化著作,但该书在对西方自古至今的精神文化成果进行介绍、对西方文化精粹的细致梳理、对西方文化的起源进行追溯的同时,还探讨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分析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与汇合,因此可以说是研究性著作。
从内容角度说,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缺憾是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大众文化的内容,特别是西方的风俗习惯、下层群众文化等等。
3、西方文化史的时间跨度
从时间角度看,目前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分为两类:文化史通史和断代史。通史在内容上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描述西方社会从古代两希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19世纪自由主义和20世纪现代主义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它是对文化史实的客观叙述,国内多数西方文化史著作也基本都是这样写的。
断代史的研究者主要针对某个时段的文化来阐述他们个人的真知灼见,其成果多为思辨性的。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殊不知西方文化史也不狭小简单。要在一本书中就把西方文化史的全部内容解释清楚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徐新将西方文化史分成两本书来写,可以算是国内少见的西方文化断代史的著作了。法国文化史学家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也是西方文化史中断代史研究的佳作。在该书中他高度赞扬了那个时代,认为“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在1949年发表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也属同一类。
4、西方文化史的空间界定
从不断变化的“西方”这个概念上讲,西方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扩张的文化。“18世纪以前的西方还仅限于西欧国家。18世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20世纪以后,广义上的西方不仅包括古代整个欧洲,还包括整个西亚、北非,甚至包括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东亚的日本;狭义上的西方指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从我国现有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看,人们基本上认同欧美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这种空间概念使西方文化史基本上成 为欧美文化史。
西方基督教传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发达的经济社会使西方学者视自己的文化为最优秀的文化,因此,以往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充斥着浓重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便专注于欧洲文明史的研究,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认为欧洲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而异族文化通常要么被描写成他者文化;要么被妖魔化。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视野的开阔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认识到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的独特与优秀。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的《欧洲文化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
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1、历史哲学视角
在西方学术界,历史哲学研究一般分为两类:“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主要探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征、意义或规律;后者则着重阐释历史学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质、方法或作用。何兆武和陈放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把文化形态史观视为当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当代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便体现了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哲学特征。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斯宾格勒认为在人类文化中曾出现过八种文化系统,并相信西方文化同其他七种已处于僵死的文化一样,也将走向它的归宿,走向没落。作为“新斯宾格勒派”,汤因比的毕生之作《历史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理论,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探索研究。他从斯宾格勒的八个文明发展到三十七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成为20世纪末继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后的又一个从文明和文化视角解释历史、认识现实和预测未来的学者,因此有人说亨廷顿是又一个从历史哲学角度看西方文化的人。
2、新史学研究视角
新史学脱胎于传统史学。传统史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对人类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因此其根本缺陷是只注重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于是,早在18世纪中期,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便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被称为“文化史之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突破传统史学上作了大胆的尝试。1860年,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和范畴。
亨利·贝尔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先驱。他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知识,提倡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1900年,贝尔创办了具有跨学科特色的《历史综合杂志》。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的倡导人,他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包括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在内的“新同盟军”。
3、新文化史研究视角
前文已经说明,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新文化史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由于该流派主要是一些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组成,他们的研究因此而带有社会史、政治史、语言史等色彩,这就扩大了以往西方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观念,对文化史走向跨学科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4、跨学科研究视角
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较为凸显的特征。它促使许多新兴学科呈现在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学和宗教文化学等等。在这些学科中,鉴于文化在各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上所处的不同位置,大致可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从新的视角来研究文化史,如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国内文化人类学学者们在此方面的成果有林惠祥撰写的《文化人类学》和马广海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等。文化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有司马云杰的《文化社会学》(2001)等。第二类是文化与其他学科相互作用。文化哲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杨善民等撰写的《文化哲学》(2002)从文化、生活实践和人的解放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化哲学的特征。第三类是把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氛围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如宗教文化学。张志刚的《宗教文化学导论》下篇的内容就是放眼于现代文化背景来讨论世界宗教关系。
5、比较文化研究视角
通常,西方文化史研究基本是局限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来写作,即便有比较,也是在西方文化范围内进行的。但在中国人写西方文化史的时候,由于从东方人的视角看问题,自然会联想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所以有学者在著作中增加了东、西文化比较的内容。例如,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就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6、大众文化研究视角
大众文化研究虽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问题却早就存在。如同中国一样,长时间以来,历史写作主要集中在“才子佳人”的上层领域,而少涉及下层人民大众的文化。这个问题从国内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在我们见到的同类著作中,只有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中有大众文化的章节。但是在西方,专门写大众文化的文化史著作近年来不断出现,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例如,英国著名学者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很具有代表性。
三、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问题
认识西方文化及其历史是研究西方文化史的关键所在。从现有的论著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其历史的认识和评价还存在不少差异,西方文化史的写作自然各有不同。或许一些写作西方文化史的作者并没有从认识和评价西方文化角度来思考问题,但不思考是难以研究西方文化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有四点需作更深入探讨。
1、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不是很注重,庄锡昌、沈之兴主编的《西方文化史》中虽然有关于基督教的内容,但十分简要,不足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第四章的标题就是《基督教文化》和《新约全书》,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第三章的标题为《神秘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这些著作虽然对西方基督教文化进行了专门描述,但基本上局限在古代。殊不知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何将这种基督教文化的继承性及其发展传达给读者,成为我国西方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2、西方文化是多元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的多元性,或者叫多元化,人们早已了解。但是,在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如何把这种多元化写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和《西方文化史续编:从美国革命至20世纪》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彩性进行了描述,可谓是对西方文化的多元化问题涉及较多的著作。然而,西方文化的多元化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却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例如,西方文化中多宗教、多种族、多语言、多民族、多风俗习惯等等,都应该对其特点和差别予以分辨。
3、西方文化是具有自己特征的文化
关于西方文化的特点,许多论文都有分析,所分析的特点也各自不同,诸如海洋商业文化、扩张文化、动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开拓性文化、斗争文化等等。要写一本成功的西方文化史就应该将这些特点渗透在著作中。但从目前国内学界看,这类著作并不多。
4、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跨文化对话与合作交流活动的频繁开展,文化史多样性和统一性已成为其研究的时代特征。《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一书提出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的观点,认为世界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充分理解和尊重每一种文化。文化交流一方面丰富和加强了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和不安定的全球性社会中,文化上的差异又成为了国家间和种族间冲突的根源。因此,只有在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共处、共享的原则达到某种统一。这里的“统一”并不是“一致”,不是损害和抹杀了各文化独特性的一致。一切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何兆武先生在《文化漫谈》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统一性就寓于其多样性之中。它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
综上所述,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决定性力量,它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文化史经历了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在研究上虽然还存在如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范围和研究视角等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们相信文化史家通过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通过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史发展的根本规律的研究、概括与总结,定会为解决世界争端,维护人民的幸福家园找到一把和平的金钥匙。
内容简介
《西方文化史》内容简介：西方文化经历了五个时代，即：远古的直觉时代、中世纪的信仰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求知时代、17至19世纪的创造时代和20世纪的反省时代。《西方文化史》以此为经线，以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四大文化领域为纬线，以最简洁的方式概述西方文化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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