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的中国穿越到了尧舜禹那个时期，如今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不是没执行禅让制，而是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禅让制。
越是上古的历史，越是会被后人艺术加工，特别是孔孟学说推崇仁义，脑补上古帝王皆是完体的圣贤，实行的政令也是仁政。
其实充其量就是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真的以那些思想作准，那么历史不就是在倒退么？这事本身就是违反科学规律的理想主义唯心论。
竹书纪年里有舜囚尧，禹放舜之说。而尧舜之前的黄帝把位子传给孙子颛顼，颛顼也是把位子传给侄子帝喾，所谓禅让是尧舜禹三人弄出来的，而且也才实行了二次。这么看起来帝位，父子亲内相传才是传统制度，禅让制原本就是个笑话。如果竹书所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这历史上仅剩的禅让，也不过是一场被粉饰过的，残酷的争权夺位而已。
尧舜禹时代是原始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一个进程，部落联盟表面上是联盟制，实际上还是不断有攻伐兼并，颛顼命令祝融攻打共工，尧因为治水不利杀死鲧，背后真相恐怕全都是血淋淋的部落攻伐。孔孟口中的华夏族的上古先贤，看起来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仁德。

夏朝：
　　少康复国中兴：
　　夏启建立夏王朝，确立“家天下”局面后放纵声色，沉湎于“淫溢康乐”之中，久已忘却创业的艰难，不谋日后的发展。启死后，其子太康、仲康等兄弟五人争夺王位不已，酿成“五观之乱”。这时，东方夷人中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乘虚而入，利用人民的普遍不满，迅速攻取夏都，造成了太康、仲康的流亡，太康并于流亡中死去，后羿遂“因夏民以代夏政”，夏王朝陷入灭亡的绝境。史称这一事件为“太康失国"。
　　太康失国后，仲康之孙少康在母家有仍氏长大，在夏王朝旧臣的帮助下“复禹之绩”，重建夏王朝。史称这一过程为“少康中兴”。从某种意义上讲，夏王朝自少康复国之后，才真正走向稳定和发展。

　　商朝：
　　武丁中兴：
　　“盘庚迁殷”之后，政治局势渐趋安定，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为商代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武丁为盘庚之弟小乙的儿子。盘庚之后，传弟小辛，小辛之后传弟小乙，小乙死后，武丁即位为王。武丁在位59年，“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是极有作为的“中兴”名王，故在死后被尊为高宗。

　　周朝：
　　成康之治：
　　中国西周时周成王、周康王相继在位的40余年间所形成的安定强盛的政治局面。为慑服商顽民而建的东都成周城落成后，辅政大臣周公还政于成王，周朝进入巩固的时期。成王及其子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务从节俭，克制多欲，以缓和阶级矛盾。又令周公制礼作乐，即王朝各种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大规模进行自周武王时开始的分封制。西周分封，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加强周王朝统治的作用。分封制还为维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前提。成康时代的诸侯，均由中央直接控制。康王之世，周还曾命诸侯征讨淮夷、东夷，加强对异邦的控制。成康时期，是周最为强盛的阶段，史称天下安宁，刑具40余年不曾动用，故有成康之治的赞誉。

　　宣王中兴：
　　周厉王时期，政治衰败。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将山川林木鱼猎之利统归王室，并且加重了对于民众的剥削。这就严重损害了正在兴起的中、小贵族和广大平民阶层的利益，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民众指责厉王的暴虐行径时，“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当时，周王朝的有识之士，如芮良夫、召穆公、凡伯等皆忧心忡忡并进谏厉王。召穆公曾经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道理来劝厉王广开言路。但是厉王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规劝，继续执行残暴的政策。
　　前842年，广大的国人和部分官员、贵族以及士兵进行暴动，袭击厉王。厉王于仓皇间逃往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隐匿于召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交出己子以代太子，这才使太子静得免。国人暴动是一次有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行动，是对厉王暴虐统治的致命打击。厉王躲避在彘邑，一直不敢返回都城。在这种情况下，朝政由卫国诸侯名和者管理，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静为宣王。
　　周宣王亲历了国人暴动的社会风暴，直到继位以后，慑于国人的威力，宣王谆谆告诫官员们“勿壅律庶民贮，毋敢龚橐乃侮鳏寡”，“毋敢湎于酒”。宣王施政的重点是改变厉王对于民众的高压政策，以求得周王朝的巩固。宣王时期征讨猃狁的战争取得很大胜利，一直攻打到今甘肃平凉一带。宣王时还多次向南征伐。对于江汉地区的征伐是由召伯虎率军进行的，也取得不少胜利。为了对付西戎，周宣王曾经命秦族首领秦仲为大夫。秦仲被西戎杀死后，宣王发援兵7000人 助秦仲之子，终于打败了西戎。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得周朝颇有一番中兴景象。但是宣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有所发展。宣王末年，对外战争接连失利。随着宣王逝去，其“中兴”业绩也就成了过眼烟云。

　　西汉：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盛世”。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是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昭宣中兴：
　　汉武帝逝世后，幼子弗陵嗣立，是为昭帝，在位13年。元平元年（前74）昭帝卒，昌邑王刘贺立，旋被大将军霍光废，改立武帝太子据之孙珣为帝，是为宣帝，在位25年。昭、宣两朝采取“知实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昭宣时，政治郊清明，社会较安定，民族关系较融洽，经济有所发展，被称之为“昭宣中兴”。

　　东汉：
　　光武中兴：
　　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秀，汉高祖九世孙，其父刘钦曾任南顿县令。刘秀曾入太学，习《尚书》。新末地皇三年在李通劝说下，与兄刘演起兵反对王莽，后加入绿林军。25年，刘秀称帝，是为汉光武帝。为了强化统治，刘秀采取了系列巩固统治、恢复生产的措施，使汉政权又重新开始兴盛起来，史称“光武中兴”。

　　明章之治：
　　明章之治是指就是中国古代东汉汉明帝、汉章帝统治时期。那时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朝皇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

　　南北朝：
　　元嘉之治：
　　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大臣徐羡之等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修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宋文帝元嘉之世(424—453)，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隋朝：
　　开皇之治
　　隋朝开国皇帝隋高祖杨坚，重新统一了中国，首创三省六部制，修订「开皇律」，设置粮仓，颁布均田令，缔造了开皇之治。隋高祖精心治理，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强锐，威动殊俗的强盛国家。后人一般将隋高祖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唐朝：
　　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当皇帝时，年号是贞观。贞观年间(公元627年一649年)，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用心治理国家，实行了很多开明的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到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出现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知道要做到政治清明，就要善于用人，还要广泛听取意见。因此只要有才能的人，不管出身贵贱，都能够得到他的重用。魏征敢向太宗直接提意见，即使太宗生气，也不退让。魏征病死，太宗痛哭着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整理衣帽；用历史作镜子，可以了解兴亡；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对错，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唐太宗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合并州县，节省开支；让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减轻劳役负担，让农民的生产时间得到保证等。这些措施很得民心，唐太宗引用古人的话说，皇帝是船，人民是水；水能载船，也能覆船。
　　唐太宗采用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各民族的拥护。北方各族尊称他为“大可汗”。唐太宗还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王，使汉藏民族关系更加友好亲密，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永徽之治：
　　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一段盛世。唐高宗共在位三十四年（649---683），前六年号永徽。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与李绩、常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他们君臣都牢记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太宗训令纳谏、爱民，高宗即位时即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太宗训令崇俭，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高宗君臣们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击败西突厥的进攻），百姓阜安（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380万户），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开元盛事：
　　开元(公元713年一741年)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的年号。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开元末年，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唐朝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历史上叫做“开元盛世”。
　　唐玄宗又称唐明皇，是武则天的孙子，他当上皇帝后，立志继承唐太宗的事业，任用有才能的人，接受大臣的正确意见，精心治理国家。
　　唐玄宗在位最初20年里，唐朝出现了兴盛的景象。大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这样描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诗句的意思的开元全盛时期，连小县城都有上万户人家。农业连年获得丰收，粮食装满了公家和私人的仓库，人民生活十分富裕。
　　开元年间，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商业和交通也十分发达。扬州位于运河和长江交汇处，中外商人汇集，城市特别繁华。唐都长安城里更是热闹非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使臣、商人、学者、工匠都争相前往唐朝进行友好交往，开展贸易，学习文化、技术。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

　　元和中兴：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
　　唐代宗时，刘

1、汉武帝时

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比较强盛的时期。在历代王朝的历史上，有“汉唐盛世”之说。这里的“汉”，主要是指的汉武帝时期。人们又常常把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因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是秦始皇创立，由汉武帝巩固下来的。他在位54年，实行了许多新的措施，使西汉王朝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
汉武帝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为了维护北方边境地区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汉武帝决定改变汉初以来对匈奴的和新政策，进行一场反击匈奴的战争，并于公元前127年、121年、119年对匈奴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战役。这3次战役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匈奴贵族以致命的打击，基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威胁，保障了边境地区人民的安居生产。但这些战争消耗了国家的财富，使广大人民增加了徭役之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为了联合西域，共抗匈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同西域的联系，开辟了“丝绸之路”，开创了中原和西域各地文化、物产交流的新纪元。不但促进了亚洲各地经济和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欧亚之间的联系。
2、唐太宗到唐玄宗时
开元（公元713—74年）为唐玄宗统治前期的
年号，这段时期唐王朝国势强盛，在各方面达到
了空前的盛世景况，史称“开元盛世”。
为了增强国力，加大财政收入，唐玄宗先从
经济方面人手改革。首先，打击豪门士族，争夺
土地劳力；第二，改革食实封制度，以增加政府
财政收人，减轻人民负担；第三，玄宗打击佛教
势力，淘汰僧尼；第四，发展农业。
在外交方面，玄宗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
善了民族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同时，
开元年间和睦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
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唐王朝在各方面
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繁荣
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开元盛世”期间，
唐代人口增长到五千二百九十余万人。唐代的商
业亦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
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
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
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
往，十分热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的阶段。
3、康乾盛世
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3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部分历史学者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 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的结果。

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止了明末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康乾盛世”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不值得称颂的。

一种观点认为，“康乾盛世”是骗人的，是中国部分历史学者无视历史、自欺欺人的说法。在康熙年间，对俄作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割让领土，如果是盛世却割让领土真是匪夷所思。无独有偶，同样处于“康乾盛世”的雍正年间，也签订了割让领土的《恰克图条约》。而且在康雍乾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做了什么？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惨案，康乾数次下江南奢靡游玩，自雍正起又耗尽民脂民膏修建圆明园。而同期的西方科技文化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军队却仍然沿用明朝的火炮，盛世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耻之尤。康熙年间的平民思想家唐甄在他的著作《潜书》里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而乾隆时期的英国使者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见马嘎尼的中国行记）。

汉武帝时、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告诫统治者轻摇薄赋，爱民如子，发展农业生产......

鉴于古史渺茫，讨论从西周开始。西周初建，周王室"将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实质上，这种封建"是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作为一个农耕部族，这一批批的农垦部队，"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地，圈地筑城，长期囤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据点 "。如此，"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可见，西周之"封建"，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是派一帮贵族王爷到各地剥削勒索、作威作福，而实是一个开疆拓土之过程，守土垦荒之事业。
　　了解了这个"封建"过程，可知"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绝非理念，也不是专制压迫，而是一种集体屯垦的必然产物。土地为封建贵族、国家专有，"井田制"是对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办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这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均产经济和政府管理经济。这就是西周"封建社会"。（封建是中国固有的名词，不是西方中世纪所谓"封建社会"。）
　　请大家一定要仔细体会这"封建"的实质。我们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太深刻的印象，满脑子都是专制剥削、分裂割据、压迫与反抗，已经损害了我们正确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务本质的能力。
　　后来，技术、人口和生产力发展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权确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土地所有权既已改变，井田制度随之逐渐崩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我们用了大的篇幅来描述封建社会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为，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原点，"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二是能尽量抛弃我们脑中固有之概念，来重新认识当时实际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历代有儒家所谓"复古"，不是他们愚蠢扁狭，不知与时俱进，实是建立一种国家高度控制的均产经济和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后话。

　　游士社会——战国
　　封建制度崩溃，"春秋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两种新兴势力，自由经济和平民学术产生。自由经济走向下层，而平民学术走向上层。"这两种势力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共同早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游士。
　　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诸侯国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为一种农耕文化。二是“他们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而不看重那种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因此造成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大一统。”以历史性、社会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发，企图以学术思想引领政治发展，“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却常是消极不能妥协”，出则参政议政，入则讲学著述，这一意思形态传至后代，希望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
　　正是游士将各国的文化更紧密的融合，将天下一统的观念进一步的加强。
　　（这里多说两句，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总结中国之所以能一统，主要有三个内在的驱动力:一是黄河水患成灾，无一统一政府无法统筹治理。二是中国自然灾害频仍，分裂小国自己无法独立抵御。三是北方游牧族强大，无统一之政府无法抗衡。此乃用结果去解释原因，禁不起推敲论证。）
　　春秋战国学者阐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论语》中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说，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大学》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
　　“人人生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圣人。” “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
　　此阶段学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开明，理想高标，朝秦暮楚。儒、墨为社会大人群建立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以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的宗教式热忱去追求，是战国精神。

　　郎吏社会——西汉至东汉中叶
　　秦汉大一统，削灭封建贵族，入仕有法定程序。"西汉武帝建立太学，高者为郎，低着为吏。"吏经数年地方任职，择优异者选为郎。郎作一段时期侍卫，分派各地为官。这些郎吏渐次组成了一个平民学者的集团。
　　相比战国时代，士人进入政府的渠道和自身的行为都被规范。因有大一统之政府，士人也就无处可游，再不能如战国时一席谈既可拜卿相。士人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路线，亦步亦趋地走自己的进身之路。但也正因如此，有了这套严格的"组织法"，西汉渐成一个平民学者、士人政府。
　　“若论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中孕育而出，先天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抑制导致贫富不均的自由经济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道路。”
　　此时，经由太学补郎补吏的法定资历而参政，是政治的一套制度，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阶级。
　　西汉平民学者自下层而来，较之春秋战国气焰抑低，敦笃、稳重、谦退、平实，借助神化孔子，要求王者尊其为教主，拉平学者与王者地位。
　　学者士人集团掌握政权，形成当时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王莽是这个学者集团发展到高潮的最强音，试验用完全学术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的社会。惨痛失败的结果是自此中国再没有出现这种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改良。但用政治理想来改造社会、控制经济已经成为士人阶层治平天下方式。
　　经王莽新政失败，东汉、知识分子对运用政治来创建理想社会实现理想人生的勇气与热忱，更萎缩了，乃回身注意私人生活，由儒转道、陷入个人主义，而又为门第与书生社会所封闭，在个人主义下逐渐昧失对大众群体关注。

　　门第社会——东汉中晚期至隋
　　但从东汉中期，"终于慢慢形成了一各固定的阶级。一则是教育不普及，二则是书籍流通不易。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特许某个家庭以世袭的特殊权益，但只要这个家庭将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的世袭了。于是东汉以下由了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出现。
　　中央政府失去控制，民众得不到保护，只得依附于世家，形成相互间的私契约。"民众由国家公民身份转变为门第的私户。于是政府和社会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政府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护上，而是只依存于世家。"世家也因此挟持政府。
　　世家门第使中国几经动荡，无法形成一个强力的政府。政府虽是一个门第势力支撑的政府，却时时想裁撤门第。直至北魏均田制的出现，始将农民从世家门第的掌握中解放出来。国家分派土地给农民，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向国家缴税。"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制定的。均田制，是中国传统的均产经济思想改造社会的一次成功。
　　北魏的均田制和北周的府兵制，终于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制度的准备，并直接造就了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
　　至于精神气质，东汉末，太学生增到3万人，世代书生成世代官宦，自成一个大集团，形成书生贵族，高尚不仕，蔑权贵、重名节、清高雍雅，与时局黑暗腐败成大冲突，党锢之狱，名士殆尽，东汉随踵灭亡。
　　三国则俨然是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诸葛亮、司马懿在五丈原，陆逊、羊祜的荆、襄对垒，有书生气与豪杰气，有门第世家之风。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随曹操、刘备、孙权，造成三份鼎立的，不是君臣一伦的名分，而是朋友一伦的道谊私情。
　　两晋的个人主义，则开门是朋友，关门是家族，追求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或佛教人生。
　　东晋南朝，“门第逼窄了心胸。”“南方门第在优越感中带有退婴保守性，北方门第在艰危感中带有挣扎进取性。然而双方同为有门第势力之依凭，而在大动乱中，得以维护历史传统人文遗产。”中国文化因南方门第之播迁，而开辟了长江以南的一片新园地，又因北方门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旧生命。这是门第势力在历史激荡中不可磨灭之功绩。
　　佛教东来，打进新血清。魏晋南北朝佛学大贡献，在于吸收消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至唐朝创造完成中国传统下的新佛教，尤其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意态上，是一番显明的宗教革命。

　　科举社会——隋至清末
　　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使任何一个公民都可通过考试获得进入政府的资格。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这个制度保证了政府机构由民间产生，由士人知识分子组成，有力地防止贵族、门第世袭割据势力的复辟。随着这一制度的推行，门第这种变相的贵族阶级也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
　　藩镇势力的创痛，使宋代矫枉过正，尚文轻武，造成长期衰弱。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臻成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自此，中国在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割据时期。中央集权愈发加强，社会阶级也日趋消融。
　　自宋代以下的中国社会都相类似。"在政治上，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在社会上，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在经济上，仍在一个有宽度的平衡性的制约制度下，避免过贫和过富的尖锐对立。"
　　上承战国游士、郎吏的传统，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在由政治来领导和规范政治。这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通过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到宋代的成熟，为士人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中心力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
　　进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权的开放，目的是选拔贤才。然而经寒窗苦读、繁冗手续、门吏轻慢、求告权贵上来的新科进士，一旦名列金榜，便觉富贵在望，大开宴会，欢呼若狂，一旦掌握政权，记得“灞桥风雪在驴子背上寻觅诗句”的旧习，已算好进士。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
　　所以进士轻薄，只求富贵功名，失却名节与理想，成为晚唐社会及政治上一大恶态，风气相传，引起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唐代政府，在这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北宋开始，门第不存，和尚寺衰落，进士轻薄，担当不了天下大事。书院讲学，由此酝酿。要“在人格上作榜样，在风度上作熏陶，学术思想上作具体的领导”，公立学校不如书院，私人讲学遂变成宋代一大运动。“那些私人，不能凭借政府，免得受牵制而官僚化，”没有大贵族大门第大资力之援助，又要脱离宗教形式。而且考试制继续存在和发展，有的知识分子一心学诗赋，博官禄。清高者鄙弃那些，走进和尚寺寻究人生。宋儒要着眼于文化上，执着理想，“要在政治的和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对上面总带有反政府的姿态，对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夹缝里，这又是一件绝大艰苦事”。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使儒家精神复活。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开这时代风气的标准人物。
　　他们过分严肃，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象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的精神，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宋代周濂溪、二程、朱子，明代方孝儒、王阳明、顾高东林党，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等人，有维系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于亡国之余之功。
　　“中国学风，在东汉，在两宋，都有以学术凌驾政治的的意向。”“南北朝、隋、唐佛学，借宗教来避开政治。”“然而东汉党锢，两宋伪学，晚明党社，终于扭不转政治黑暗而失败。像战国、西汉、唐代门第，都是知识分子直接参加政治，掌握到实际政权而使时运光昌。”
　　随门第衰落，唐、宋、明三代政治实权，实际以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书院讲学与科举利禄对抗。“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另一条路，则退身躲入佛教寺庙里去。元代佛教变质，全真教即在北方广泛流行，亦是此故。”
　　“总括言之，东汉以下知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书院最无真实力量，因此蔡京、张居正，魏忠贤，都能随便把他们摧残了。”唐代以下，“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了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明中叶以后，科举制度里的八股文开始了，那才是一条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学术生命。”
　　满清政权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八股流毒，激起明、清之际博学鸿词的考证学派，以“求在过去历史中诊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兴王。”不幸他们的理想时期，迟不出现，渐渐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学派遂转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朝廷功令，对古经籍根据宋儒解释。清儒在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疑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远离知识分子之旧路向”，“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政治社会之现实中心”，“为学术而学术”，不再“关切人群大共体”了。
　　从龚自珍、到康有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把神化的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像西汉）。湖南江忠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有意提倡宋学，但又卷入军事生活。在学术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潜不深，影响不大。晚清学术界，未能为后来的新时代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
　　后面的新时代，“实在全都是外面之冲荡，而并不由内在所孕育。”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传统政权的命。而存在240年的清代政权，“却早已先革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命。”于是辛亥后，“中国知识分子急切从故纸堆中钻出，又落进狂放怪诞路径，一时摸不到头脑，而西方知识新潮流已如狂涛般卷来，没有大力量，无法引归己有。于是在此短时期中，因无新学术，遂无新人才。因无新人才，遂亦无法应付此新局面。只想凭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无栋梁，无柱石，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

　　现代社会——辛亥革命至今
　　“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向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钱于1951年写作此文）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
　　然而辛亥后，“旧的接不上气”，西方革命新风熏染，到中国，即混成摹仿西方一大洪流，“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成为时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原因是“共产主义究有一种世界性，一种万国一体性，即有一种人类大群之共同性”。
　　然而“西方之共产主义则为唯物的，仅重血气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国传统心性内向的人生，其间有一大区别，而中国人乃不自知。”且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由西方传统（耶教）性恶观点下演出”，是“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马克思只讨论经济，不讨论灵魂，因此共产主义在西方，便断不能与耶教并存。信仰马氏，必先推翻耶稣。”同理，若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以“关切人群大共体”为己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故中国共产党，其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乃益甚”，“更趋于唯物化，此则距中国人自己传统为更远。而这个人苦于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叹”。
　　“如是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对西方文化，因其对于自己传统的模糊观念而存一种鄙夷轻视的心理，其次又迫于现实利害之权衡而转身接受。无论其拒其受，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遇其害，不获其利。”“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在此潮流下全会变质，于是政治高于一切，一面还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极端的性恶论。”
　　“两汉有地方察举，魏晋南北朝有门第，隋唐以下有公开开始，传统政治下铨叙与监察制度，”都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他们最后一退步。”
　　“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上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然而“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中国？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各国间的政治渊微，本原沿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得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起人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憎厌西方。”于是，“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
　　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知识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