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大学生看网络文章定位寻踪，找到疑似高句丽宝藏王墓葬遗址，这一发现对历史研究有哪些意义
时间: 2023-02-04 14:02:16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4次
湖北发现迄今长江流域最大商代铸铜遗址，这对历史研究来说有什么意义？
这处在湖北发现的商代铸铜遗址能够帮助身为后世之人的我们更为详细地了解商朝时期的铸铜水平，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商朝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发展。这处商代铸铜遗址具体是在湖北武汉一处名为“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的地方发现的，该遗址现存面积大约有三千平方米，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商代铸铜遗址中最具规模的一处。该铸铜遗址大约是在距今3300年前修建的，它的发现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且先来看看这处遗址所处的时代——商朝。中国朝代起始于夏朝，当夏朝发展至桀统治时期时因为这位统治者十分残暴而致使诸多方国部落屡屡受到夏朝的剥削与压迫。在这种背景下，其中一个名为“商国”的方国在商汤的领导下最终起兵并顺利结束夏朝的统治。之后商汤继续以“商”为国号建立起一个新的朝代，也就是商朝。相较于夏朝，商朝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有自属文字记录的朝代，于这个朝代诞生的文字就是甲骨文与金文。
其实商朝各个领域的发展都要比夏朝更强，其中商朝的疆域面积更是远胜过夏朝。如果单从经济领域来看的话，商朝的农牧业、手工业等行业的发展也都是非常快的，其中录属于手工业范畴的铸铜工艺更是在这个时期趋向了成熟。有关于青铜器的冶炼与制作其实在夏朝便已出现，商朝则是在夏朝打下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创新。
就商朝铸铜工艺的发展来看，商朝早期的青铜器其实已经十分多样化，但是制作工艺相对比较简单。等到了商朝中期，由于铸铜工艺的提升青铜器的器形也逐渐发生改变，开始出现像“龙虎尊”与“兽面纹尊”这类厚实雄伟的青铜器。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青铜器还出现了在青铜器上标注代表铸器者身份的族氏徽记。进入商朝后期之后方形青铜器开始大量出现，同时青铜器上开始频繁出现铭文。
青铜器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由于铁器、陶器等其余材质容器的出现而逐渐没落。作为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者”的青铜器对于历史的研究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所以湖北商代铸铜遗址的发现能够帮助我们更为详细地了解商朝那段历史。
高句丽的历史
高句丽古代究竟和中国什么关系？高句丽是我国东北的古代民族，关于其起源，历史学界纷争不断，莫衷一是。
传统的说法是，高句丽民族出自我国东北的秽貊族，秽貊人很早就生活在松花江流域。《诗经·大雅·韩奕》有“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这是周宣王将韩侯封到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最好证明。
有人认为，西周初年，周成王营建洛邑之后召开诸侯大会，参加会议的东北高夷是高句丽族之源。也有学者根据高句丽王族出自北扶余，而将夫余说成是高句丽的族源。还有学者根据先商出自幽燕之地，当大部分商人入主中原之后，余部留在东北，成为东北少数民族的祖先，也就是成了高句丽人之源。无论高句丽出自秽貊、高夷、扶余，还是商人，都是古代东北民族，因此，认为高句丽是东北的古代民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东北设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进行管理，这是对东北地区实行郡县行政管理之始。高句丽人居住在玄菟郡高句丽县，活动区域大体上在今日浑江、鸭绿江流域。也就是说，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北方的高句丽已经成为汉代的编户齐民了。高句丽管理他们的户口，负责征税、征徭役，使用汉代铁工具、兵器进行农业和渔猎生产。
公元前37年，高句丽人在汉中央政权同意的情况下建立高句丽国，成为汉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由玄菟郡来管辖。作为汉朝的地方官，中央通过玄菟郡赐给高句丽王汉官服饰、衣帽和仪仗。高句丽政权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始终是一个地方政权。中原政权更迭，皇帝变换，高句丽诸侯王的地位没有变。高句丽人中一直流传着卵生、鸟图腾的传说，与商周始祖降生说相似。壁画中绘有伏羲、女娲、神农、黄帝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图，使用汉字和汉晋货币。他们身上打着“龙”的印记。
高句丽政权曾两次迁都，承载其发展历程的遗迹又保存了多少？
高句丽政权存在了705年，先后两次迁都，共有三座都城。第一座都城是纥升骨城，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城附近，历时40年。公元3年，迁都到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区内)，以此为都长达425年。公元427年又迁都至平壤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平壤)。建都平壤后的240年是高句丽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时期。公元668年，唐朝军队与新罗联合灭掉了高句丽。
一个存在长达七百余年的王朝为何三次迁都，专家们深入研究后发现，第一次迁都的原因是国内城一带山水深险，地宜五谷，又多麋鹿鱼鳖之产，利于百姓生活，同时可以避免战争的威胁。第二次迁都，一方面是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是高句丽向南发展的战略使然。更重要的是，高句丽王琏被东晋安帝封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高句丽王作为晋的征东将军，既要管理高句丽的事务，又要对东方诸国进行征讨。原乐浪地区的首府平壤正是其行使正统职权的地方。
高句丽都城地区保存着大量的文物遗迹，特别是集安国内城一带，由于作都城的时间最长，又处在高句丽政权的改革发展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物遗迹最多、最精美、最富特色。此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有43处遗迹，其中集安有42处，桓仁有1处。
集安的国内城在市区两侧，南邻鸭绿江，西靠通沟河，石砌方城，城垣周长2600多米，高处可达4米多，城门、排水设施及城内宫殿尚存遗迹，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城北2.5公里的山上雄踞着丸都山城，石砌城墙近7公里。城内有望台、戍兵营房和宫殿遗址。一座平原城、一座山城相拱卫，形成了高句丽都城的建筑格局。
集安国内城周围现有8000余座高句丽古墓。1961年，国务院将洞沟古墓群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有古墓11280多座，其中绝大多数是高句丽墓葬。其中一批大型的方坛阶梯石室墓是高句丽王的陵墓。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将军坟”是长寿王的陵墓，太王陵是好太王的陵墓，千秋墓是故国壤王的陵墓。此外还有一批古墓内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墓主人居家宴饮、出行、礼佛、歌舞、百戏、山林狩猎、攻城、斩俘、战争等生活场景。也有伏羲、女娲、神农、黄帝、四神等神仙传说的图像。
好太王碑更是高句丽人留下的文物精粹。方柱形碑高6.39米，幅宽1.34米—2.00米。四面环刻汉字隶书碑文，原有1775字，现可辩识1600字左右。其内容记载了高句丽建国传说，前三王的传承，好太王东征西讨的功业等。碑文为汉晋文言书法，是研究高句丽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要文字资料。经历了1590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完好地矗立在集安市东北4公里处。
盛极一时的高句丽人最终走向何处，高句丽人是朝鲜族的祖先吗？
很久以前，民间就流传着唐二主征东或薛仁贵征东的故事。唐二主即唐太宗，薛仁贵则是唐初有名的军事将领。唐太宗为了收复辽东，统一天下，征讨盖苏文弑逆，援救新罗，曾三次出兵征讨高句丽。至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薛仁贵等率兵攻下平壤城，俘虏高句丽王高藏，高句丽灭亡。唐在高句丽故地设置9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设安东都护府统辖，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总兵镇之。
高句丽在发展时期，扩张到辽河流域，南到朝鲜半岛的汉江。灭国之前户籍为69.75万户，人口近348.5万，其中包括大量的汉人、鲜卑人、契丹人、人、新罗人、百济人。高句丽族人约17.2万户，86万人左右。这些高句丽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据史书记载，唐朝曾两次大规模迁徙高句丽贵族及有实力者到长安、江淮一带，共有22万多人；流入新罗地区18万人左右；留在高句丽故地，即今日辽河以东地区近20万人，朝鲜半岛北部约6万人；战争中死亡近20万人。可以说，高句丽人主要进入中原和东北地区，同那里的汉人相融合，一少部分留在朝鲜半岛，同那里的居民相融合。
需要说明的是，高句丽政权存在时，史书记载还称其为高句骊、句丽、高丽。骊与丽相通，而句丽、高丽应该是高句丽的简称或简写。像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大韩民国简称韩国一样。可是高句丽灭亡250年后的公元918年，辽东人王建在开京建立高丽王朝。高句丽简称高丽与王建的高丽政权从时间上、地域上、王族姓氏上存在着根本区别，不应该混为一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8F%A5%E4%B8%BD
这个网站上有详细说明
1、高句丽与东汉：打打停停
2、高句丽与公孙氏：远交近攻
3、高句丽与曹魏：毋丘东征
4、高句丽与前燕：千钧压顶
5、高句丽与后燕：攫取辽东
6、高句丽与南北朝：封贡不绝
7、高句丽与隋朝：炀帝三征
8、高句丽与唐朝：最终败亡
上面1-8是标题，全文内容太长超过百度的限制，没法发出来，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问我要。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
一、从高句丽民族起源看，我国学者大体上有秽貊说、夫余说、商人说、炎帝说等，但无论何种说法，都充分肯定高句丽民族先人的活动范围在周秦之际就在我国东北地区之内。周武王克商以后，周人的势力已超越今日东北的范围。
二、从高句丽政权建立情况看，国内外学者大都认同公元前37年建都于纥升骨，当时属汉玄菟郡管辖范围。高句丽政权先后臣属于汉玄菟郡、辽东郡，不断上表称臣、朝贡。
三、自汉至唐，我国历代王朝，包括分裂时期的各王朝都认为高句丽是边疆民族政权。如唐太宗视高句丽地区为中国的传统疆域，实现对高句丽的统一是完成“九瀛大定”的最后一项使命，这也是隋唐两朝不惜倾全国之力完成统一高句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高句丽也没有“自绝”于中国之外。高句丽给自己的定位一直都是中央王朝的边疆地方政权，主动和中央王朝建立臣属关系。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唐朝统一高句丽后，有一大批高句丽人不仅没有对唐朝抱有“亡国”之恨，反而为维护唐朝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五、从高句丽人的流向看，高句丽灭亡时，大多数都融入了汉族人群中。
公元前37年由夫余人朱蒙（又作邹牟王）所建，起初建都于纥升骨城（今中国辽宁省东部的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城）。此地属于中国汉朝的玄菟郡高句丽县，具体是因为有此县名才形成国名与民族名，还是因为先有高句丽人的形成才确定该县名，目前尚有争论。但高句丽国家最早渊源于中国汉朝郡县范围之内，是确凿无疑的。
朱蒙建国后，沸流国（在今富尔江流域）来降。公元前32年，又发兵征服长白山东南（约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公元前28年，再以武力攻灭北沃沮（今图们江流域）。
瑠璃王（朱蒙子，名类利）时，因先受夫余、鲜卑攻击，将王城由纥升骨城迁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又开始发兵侵梁貊（今太子河上游）。公元22年亲率兵攻夫余，杀其王带素，将来投的万余名夫余人安置国内。接着，公元26年又通过兼并盖马国（在今朝鲜狼林山脉地区），杀其国王，收其地为郡县。邻近的句茶国王同年举国来降。
5世纪末时朝鲜三国时代的版图
公元53年，宫继位（称太祖大王，或曰国祖王），隔两年攻取东沃沮（亦称南沃沮，在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后又攻取东涉（今朝鲜江原道）一部分地区，拓地至日本海，并迫使夫余称臣纳贡。为占有人烟稠密、物产富庶的辽东地区，宫及以后诸王对辽东地区扩张，先后受到东汉王朝、公孙氏、曹魏、慕容氏的多次打击，有几次几濒临灭亡。
313年，高句丽取回了原被汉朝统治的地方乐浪郡，但向南进一步的发展也受到强大阻力。369年发兵2万侵百济败还，百济于371年倾全国之力发兵北上，围平壤城，故国原王（名斯由，亦曰钊）出城拒战，中矢身亡。自宫以后至此约200年间，高句丽在发展中再度受挫。
为了重振基业，丘夫（小兽林王）继位后，将其主要精力用于内政：倡导佛法，统一思想；再建学校。经过十余年的治理，经济有了发展，军事实力增强。384年伊连（故国壤王）为王，次年又开始向外发展。特别是谈德（一名安，称广开土王，又名好太王）即位后，对新罗、百济、夫余等邻近民族和地区进行掠夺和兼并。公元427年，第20代王长寿王高巨连将都城迁徙到今天朝鲜境内的平壤地区。
隋朝建立后，由于高句丽对于隋朝的封贡关系的要求采取对抗态度，隋朝对高句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伐，可是都失败了。隋朝自身反而由于国内起义而灭亡。高句丽对于继起的中国王朝唐朝仍然敌视，而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则以高句丽据有的“辽东”（当时的“辽东”的概念略同于汉朝四郡的范围，即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为“旧中国之有”，而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决心将对高句丽的征伐作为中国统一战争的最后部分，但是，唐太宗的征讨虽然重创了高句丽的国力，仍然没有能够实现灭亡高句丽或迫使其臣服的目标。直到公元668年（中国唐高宗李治总章元年），高句丽在唐朝和新罗的夹击之下灭亡，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
公元677年唐朝因为新罗和高句丽遗民的抗唐活动，安东都督府退移到新城（辽宁省抚顺），把宝藏王册封安东都督朝鲜王，统治高句丽遗民。公元681年宝藏王企图复国。公元686唐朝把宝藏王之孙高宝元册封朝鲜郡王，但没有实现统治高句丽遗民。
大部分高句丽遗民经过抗唐战争建立渤海国。一部分成为唐朝的臣民（包括唐朝名将高仙芝的祖父），另外一部分融入新罗突厥。
唐朝在高句丽旧地设置了都督府，重新建立起中原王朝对辽东地区的统治，但是由于统治政策的失误，新罗利用高句丽遗民的复国运动，以及唐朝西方出现了强敌吐蕃而不得不将战略重点西移的原因，唐朝最终放弃了高句丽旧地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这一地区逐渐为新罗渤海和后来的王氏高丽王朝所侵夺。
韩国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333年。据说，韩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檀君，是天神之子与一位以熊为图腾的部落的女子所生。檀君建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历史学家将韩国的这段早期历史阶段称为“古朝鲜”时代。
古代韩国最初以组成小城邦的氏族社会为特征，各小城邦又逐渐合并成政治结构复杂的部落联盟，并最终形成了王国。
在这些部落联盟中，位于鸭绿江中游的高句丽（公元前37-公元668）最先建国。高句丽富于侵略性的军队逐一征服了周围的部落，并在公元313年甚至攻占了中国的乐浪地区。百济（公元前18-公元660）是由位于今天的汉城附近汉江南面的一个小城邦发展而成的类似高句丽的部落联盟王国。百济于近肖古王（346-375在位）统治时期发展成为一个由贵族统治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新罗王国（公元前57-公元935）位于韩半岛最南端，最初是三国中最弱小、最落后的国家。然而由于在地理上远离中国的影响，它很容易接受非中国的外来习俗和思想。它的社会阶级特征明显，后来产生了独特的“花郎团”并发展了佛教。
统一新罗与渤海
6世纪中叶，新罗王国征服了临近的伽倻王国（从1世纪中叶至6世纪中叶在韩半岛南部地区发展起来的一批城邦国家）并与中国唐朝结成军事同盟，征服了高句丽和百济王国。当中国唐朝后来暴露出要将高句丽和百济纳入其帝国版图时，新罗便以武力相抗。
公元676年，新罗将中国人逐出韩半岛。其后，居住在满洲中南部地区的前高句丽人于698年建立了渤海王国。
渤海王国不仅有高句丽人，还有众多的靺鞨族人。渤海王国按高句丽王国的行政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五京政权体系。渤海王国有着源于高句丽文化的先进文化。
渤海王国的繁荣和强大在公元9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它占领了北至阿穆尔河，西至满洲中南部开元的广大地区，并同突厥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渤海王国于公元926年被契丹人灭亡，其统治阶级中的很多人（大部分为高句丽人）迁移到南方，加入了新成立的高丽王国。
新罗在公元668年统一了韩半岛，并在8世纪中叶进入繁荣强大的鼎盛时期。新罗一直想建立一个理想的佛教国家，佛国寺就是在统一的新罗时期所建立的。但因王公贵族沉溺于安逸奢侈的生活，王国对佛教的崇尚开始衰落。此外，和被占领的高句丽和百济声称有统治权的地区领袖间产生了冲突。公元935年，新罗国王正式向新建立的高丽王朝投降。
高丽
尽管韩半岛经常遭受外来入侵，但自公元 668 年由新罗统一后一直由一个单一的政府治理，并保持了政治独立，以及文化和民族传统。无论是高丽王朝（918-1392 年），还是朝鲜王朝（1392-1910 年），他们都巩固了政权，发展了文化，驱逐了诸如契丹、蒙古和日本的入侵者。高丽王朝的开国君主王建是新罗一位反叛王子弓裔手下的将军。他选择自己的家乡松岳（即现今北韩的开城）作为都城，并宣称要收复高句丽在中国东北的失地。他将他的王国定名为高丽，韩国现在的名称“ Korea ”就是由此而来。尽管高丽王朝未能收复失地，但却取得了以青瓷和佛教繁荣兴盛为代表的辉煌的文化成就。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早在1234 年，即比德国古登堡早两个世纪，韩国人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大约也在这一时期，韩国的工匠还完成了在大块木板上雕刻全部佛经的艰巨任务。
这些雕刻佛经的木版有8万多块，目的是祈求佛祖保佑击退蒙古人的入侵。这些称为 《高丽大藏经》的木版现珍藏在历史悠久的海印寺内。
高丽王朝末期，士大夫和武士之间的冲突以及儒教信徒与佛教信徒之间的争斗，使高丽王朝衰败。蒙古人入侵高丽始于1231年，高丽人民虽然与蒙古人进行了英勇斗争，但高丽仍沦为蒙古的附庸国长达近1个世纪之久。
历来是中国的附庸国
秦始皇时已经征服他们了
三国时候归魏国
隋朝隋炀帝因为攻打高丽激起民愤的
唐代为新罗，是唐朝的附属国，与西藏吐蕃的地位等同
元朝是领土了
明代和中国水师合作打败丰臣秀吉
清朝属于清的庇护国，多次抵抗日本的入侵
以至于韩国人把屈原认作自己国家的人，把孔子认作自己国家的人，中国的文化申请走了大半，国旗都要是八卦，原因就是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他们就是中国人统治的，有国家认同感
1929年,成都发现独特的青铜器文化,是哪个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于1929年春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经四川省教育厅颁发执照，广汉县政府批准，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这些文物后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被葛维汉整理成《汉州发掘简报》，发表于1936年的《华西边疆月刊》，文中将这批出土的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
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三星堆存有大片古城遗址，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冯先生当时曾预言，三星堆很可能是古蜀人的遗址，说不定就是古蜀人的“都城”。 对三星堆的初步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根据已有成果，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月亮湾是商周时期古蜀国都邑所在，但是并未找到代表商周文明的青铜器皿，更没有找到相应的文字记载。而三星堆也渐渐成为当地砖厂取土作业的场所，偌大的土堆渐渐被夷为平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
发掘三星堆遗址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取土的工地上传来消息，工人在那里挖出了一块玉石器。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立即派考古队前往调查，发现那是一块长约40厘米的玉璋，已经被挖碎。考古队立即封锁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从7月18日至8月14目，共开掘25平米的探方6个。
7月23日凌晨2点30分，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根黄金手杖，手杖的芯为木质，以黄金卷包，上有奇特图案，分别是2只背对的鱼、2只背对的鸟、2颗对称的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这样的手杖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决非等闲之物。考古人员在出土金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坑。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约4.5米，宽约3.5米；坑底平整，长4.1米，宽2.8米，深逾1.6米。坑内出土了金、铜、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420件，其中青铜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另外还有海贝和大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玉戈、玉璋等形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玉斧等形制较小的玉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散见少量玉石器；铜“瑗”分布在整个坑内；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分布在坑中部一带；金杖出于坑的中部偏西。根据器物的叠压情况，专家推测这些器物绝不是被随意摆放，而是按一定次序放置的：首先投放玉石器，然后投放金杖、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烧骨渣，最后放置陶盏、陶器座、铜戈等器物。骨渣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最厚处竟达60厘米～80厘米。骨渣大多数泛白，一部分呈蓝黑色，里面杂有竹木灰烬，但坑内不见烟熏痕迹。为什么坑内会有这么多的骨渣呢？这些骨渣作何用途？经过观察，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并推断这些骨渣正是将用于祭祀的牺牲“燔燎”后的残余物质，燔燎指的是将牺牲焚烧祭天。坑内出土的铜人头像，颈部呈倒三角形，内装海贝，或插象牙，也均被火烧过。有人认为这些器物象征着被古蜀人祭祀的神灵，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异议，认为据史载和考古发现，商代祭祀有“人祭”和“杀牲祭”两种，以“俑”代替人牲作为祭品则始于殷墟妇好墓中随葬的玉人、石人。祭祀坑内的铜人头像应该是象征被杀的“人牲”，而非象征被祭祀的对象。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燎祭”的卜辞，祭祀名目繁多，对象广泛，祭品有牛、羊、豕等。而三星堆祭祀坑内有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也皆有火烧过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坑内的遗物正是古蜀人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绝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该坑距今约3400年，正是古蜀人进行祭祀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因而命名为一号祭祀坑。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坑内所出文物对了解古蜀人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在中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8月14日下午6点，在距一号坑约30米远的地方，砖厂工人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个大坑。考古工作人员闻讯赶至，向坑中一望，发现一个青铜面具已经显露出来，他们立即掩盖回填，保护好现场。请示上级并得到批准后，从8月20日开始到9月17日，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考古人员将这个新发现的坑命名为二号坑，这个大坑的发掘，更令人兴奋和震惊不已。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口距地表深0.55米～0.65米，长5.3米，宽2.2米～2.3米。坑口至坑底深l.4米～1.68米，坑底长5米，宽2米～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黄色五花土，填土都经夯打。根据出土时的堆积迭压情况，坑内的遗物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有大量草木灰烬、炭屑、小型青铜器件、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堆积主要是大件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车形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座、尊、彝等。上层堆积物主要为60余枚象牙。如此清晰的分层情况表明遗物的投放显然有一定先后次序。与一号坑相比，该坑距今约3100年左右，时间要晚于一号坑。出土遗物不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比一号坑丰富得多，清理出遗物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还有象牙器等，另有海贝4600余枚。其中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等是一号坑所没有的。这批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摸和祭祀内容，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铜文化水平和青铜艺术特点，为研究祭祀坑的时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冶金、宗教、礼仪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坑内大部分遗物都遭到了损坏，或已残缺，或做了特殊的处理。如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为两段，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被一青铜树座所压。尊、罍、彝等青铜容器主要位于坑的东南和东北两角，大部分容器外表都被涂成朱色，器内装有海贝、玉石器。青铜兽面被置于坑西北角，伴有大量的海贝。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主要分布于坑的四周，有的头像内还装有不少的海贝。头像和面像部分损毁并经过火烧，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象牙及骨器之类也明显有被烧焦的痕迹，有的玉石器被烧裂。有专家推测，大多数遗物是在入坑前人们举行某种仪式时有意损坏的，小部分是夯土时打碎的。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4000余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轰动了世界。
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面对三星堆文明，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童恩正无比激动地说：“这简直就是奇迹！”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席中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也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这些发现现在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非同凡响。”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它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相媲美！”
2021年6月13日，四川新闻网记者获悉，广汉三星堆考古又有新发现，发现一段疑似北城墙的一段，加上之前发现的东西南城墙，三星堆古城城圈初步呈现。此外，在城墙的下还有三个墓葬，其中中间一个墓葬中人骨完整，还能看到手指，据称是新石器的人骨，比商周城墙早.。
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 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
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其中金杖长142厘米，重780克，全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上刻有人像高181厘米，座基79厘米，总高度达260厘米，重约300余斤。它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青铜神树高350厘米，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是古代巫师们专用的神器。另外还出土有青铜头像40余种，面具10余件。三星堆这批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物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因此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了轰动。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中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的。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中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文物中，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其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集安市高句丽遗址具体描述
周四（4月30日）前回答！谢谢谢谢谢谢太谢谢了！！！！！！！！！！！！！！！！！呃~~~~
高句丽的遗址其实都很小，而且门票挺贵的
开放景点有：将军坟，好太王碑，太王陵，禹山贵族墓地（我们当地叫五盔坟），丸都山城（旁边是洞沟古墓群山城墓区）
网上比我自己说的好，所以就找了几个能说明白的短文
将军坟最有名：
位于吉林省集安市东北约4公里的龙山脚下，因其造形颇似古埃及法老的陵墓，因此被誉为“东方金字塔”，推算为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高句丽王朝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之陵。整座陵墓呈方坛阶梯式，高13.1米。墓顶面积270平方米，墓底面积997平方米，全部用精琢的花岗岩砌成。坟阶七层，每层由石条铺砌而成，每块条石重达几吨。第五阶有通往墓室的通道，盖棺石板重50多吨，每面三个护坟石各重10余吨，其势宏伟壮观。
这座方“坛阶梯石质”古墓，采用精琢花岗石砌筑，共七阶，第一阶为四层石条铺砌，其中最大一块长5.7米，宽1.12米，厚1.10米，重约32吨左右。其余六级，每阶皆由三层石条砌成。整个陵墓呈正方形，底部面积997平方米，顶部面积为270平方米。在陵墓 的第五阶正中，有早年打开的闲道，可通墓室。墓室呈方体，边长5米，高5.5米，四壁用6层石条砌筑，墓顶覆盖一块巨大而完整的石板，平面达50余平方米，重约50多吨。墓室内的地面上并排置放着两个石棺床，棺木及随葬品早已荡然无存。坟的上下到处都是巨大石条，光是坟的外缘石条就用了1100多块。在坟的顶端，四边的石条上留有排列整齐的圆洞，墓顶的积土中有板瓦、莲纹瓦当和铁链一类构件，可以看出是亭阁建筑的遗迹，这与北方其他民族的丧葬习俗极为吻合。将军坟后面原有两至四座陪葬墓，一字等距排列；现仅存一座，建筑样式与主墓相同，规模则小的多，可能是近臣或妃子的墓葬。据考证，将军坟应是一座高句丽王陵，当在4世纪末到5世纪初建筑。高句丽王朝始建于公元前37年，到这时已传到十九代王好太王和二十代王长寿王。好太王已有陵墓。将军坟距好太王陵不远，且墓道朝向太王陵。国内有关专家学者认为，此应是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的陵墓。“将军坟”之称是清末当地老百姓叫的，一直流传至今。昔有《别金相登将军坟》一诗曰：“将军坟墓几干秋，坟外年年江水流。桂酒椒浆伤往事，荒烟蔓草赋闲游。三辅霸业今何在，百济名邦早已休。独有英雄埋骨处，峨峨高峙龙山头。”
好太王碑：
集安市区城东4公里外的禹山脚下、通沟平原上，坐落着一个外形宏伟的大型方坛阶梯石室墓——这就是高句丽第19代王“好太王”的陵墓。陵东北200米处，有一座高大、端庄、通体黝黑的石碑，这便是被誉为“东方第一碑”的好太王碑。
据史料记载，好太王碑建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迄今已有1590年的历史。它是用一块完整巨大的角砾凝灰岩石柱稍加修凿而成。碑高6.39米，四面幅宽不等，在1.34至2米之间。碑体重约37吨，碑身略呈方柱形，无碑额。整座石碑未借助任何外力，直接矗立在一块不规则的花岗岩石板上。
“好太王”名谈德，于公元391年18岁时即位，39岁死亡，谥号“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专家研究表明，好太王在位的22年间是高句丽历史上的空前繁荣发展时期，他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东讨西征，占辽东、驱倭寇，侵汉江、降扶余，使高句丽疆域空前扩大。
好太王碑是长寿王为纪念其父的功业而树立的。碑的四面刻有碑文，为汉字隶书，方严厚重。四面碑文竖行共44行，行间以界格，每行41个字，原有文字1775字。上千年的岁月磨蚀，以及晚清、民国时火焚除苔和不当拓字，使碑体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坏，可识之字目前仅为1600字左右。碑文文意大体明了，惟断句、考证所涉及历史、考古诸多问题争议不少，中外学者因此著书立说，各陈己见。
丸都山城：
丸都山城位于集安市区2．5公里处，修建在起伏险峻的丸都山上，海拔最高处为676米，是我国地方民主政权高句丽时代最为典型的早、中期山城之一。它既是国内城的军事守备城，又曾作为高句丽王都使用，在高句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丸都山城与国内城相互依附，互为都城，形成了世界王都建筑史上附合式王都的新模式，为世界古代城史书写下了壮丽的篇章。丸都山城始名“尉那岩城”。丸都山城是凭借自然山势的走向构筑城垣，城墙高低起伏。东、西、北三面城垣所在山脊最高海拔676米，外临陡峭的绝壁，内抱较为平缓的坡地，北高南低，形如簸萁状，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城周长为6395米，目前，山城东墙、北墙西段、西墙北段保存较好，高处可达4-5米，由20余层修琢工整的长方形和方形石条构筑，结构严谨。石材一般长40—90厘米，宽20—50厘米，厚10—30厘米。自下而上，逐层内收，上部筑有1米高左右的女墙，女墙内壁下部有一排筑洞，相距2米左右。全城有城门6处，南侧谷口处有一处瓮门，东北面城墙上各发现两处门址，南墙西部有一处城门址，西城墙上至今未发现门址。山城内有泉水两处，一在城西北角，一在城东山脚下。在南城门汇于一处，经瓮门下涵洞注入通沟河。城内有地面遗址3处，蓄水池1处，墓葬37座。宫殿遗址在东侧山坡下，南北长96.5米，东西宽80米，进深作三层阶地，每层阶地设排列有序的础石，地面上有大量的红色瓦砾。这种因地制宜的创造具有浓郁民族特色，是高句丽民族建筑才华、筑城理念的充分展示，高句丽在丸都山城营造方面的奇思妙想，使其成为中世纪都城建筑的杰出范例。
太王陵：
太王陵是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陵墓 , 始建于公元 391年。是现存高句丽王陵中唯一确知年代、葬者的典型墓葬。
好太王陵是一座大型方坛阶梯石室墓 , 早年被盗 , 几经兵燹战乱 , 阶坛倾颓。光绪年间 , 墓上出土大量的莲花纹瓦当和文字砖。砖的侧面有模压阳文“愿好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罗振玉先生著《好大王陵砖跋》收入《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一书(1908 年)。池内宏著《通沟》中著录及照片。 I984年 , 集安市博物馆清理太王陵环境时 , 出土一批莲花坟瓦当和文字砖。
根据墓上出土多件□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文字砖,以及莲花瓦当的年代 , 陵墓的建造年代 , 断定此墓为好太王的陵墓。墓东北 200 米为好太王碑。
好太王名安 , 亦称谈德 , 公元 391 年即位 , 公元 412 年弃世 , 在位 22 年。好太王统治时期是高句丽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重要发展时期 , 好太王碑记载 : □恩泽洽于皇天 , 威武振被四海 , 扫除不佞 , 庶宁其业 , 国富民殷 , 五谷丰熟。口好太王一生东征西讨 , 开拓疆土 , 是高句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
好太王陵的方坛构筑前曾下挖 80 厘米的基槽 , 奠基 90 厘米 , 由于一千六百多年的地层变化 , 方坛基部变动较大 , 边长 66米左右 , 近于正方形 , 残高 14.8 米 , 方向近于正西（263度-265度）。
经过调查清理发现 , 太王陵的内外结构与将军坟略有不同 , 太王陵目前可见 16 级阶梯 , 第一级阶坛由 5 重修琢工整的石条垒砌 , 顶部修筑墓室 , 东西 2.95 米 , 南北 3.25 米 , 藻井上部石条稍内收 , 盖顶石系一整块长园形石板头长径 8.4 米,短径 5 米，厚 0.8 米 ,墓室高 3 米 , 墓道长 5.3 米，宽 1.85米 。
墓室内置一座两坡水硬山式石椁,经修复,石椁长 2.4米，宽 2.7 米，高 2.05 米。石椁内并排两座石棺床，长 2.2 米、宽 1 .2米 , 中间无空隙 , 四周边缘突起。石椁用沉积页岩精磨而成，呈绿、兰、紫三色 , 各部由榫卯结构结合 , 西侧椁山墙开门 ,两扇石门 , 通向墓道墓门。
好太王陵是高句丽王陵丧葬制度的综合载体 , 在考证王陵的史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 对于研究高句丽王陵结构、丧葬制度 , 建筑理念等信息具有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了解好太王统治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盔坟五号墓（这个墓区只有这个壁画墓开放）：
五盔坟五号墓为石室壁画墓。覆斗形封丘 , 周长 120 米 ,高 5 米。
抗日战争时期 , 此墓曾被掘开。日本学者有著录 , 称之为“通沟 17 号墓”或“四叶冢”。 1962 年春 , 吉林省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清理。
五号墓的墓室低于地平面3～4米 , 由墓道、甬道、墓室构成。方向 158 度 (东南)。
墓室由修琢工整的石条砌筑，平面呈长方形 , 东西 4.37米 , 南北 3.56 米。 四壁高 2.18 米。梁枋以上作两重抹角叠涩藻井 , 上覆盖顶石, 墓室举高 3.94 米。
墓室内置三座石棺床 ,东西并列 , 中间为一整块花岗岩石材修凿而成 , 两边石棺床紧靠东西两壁 , 各由一大一小两块石材构成。
墓室四壁、藻井、棺床及甬道两壁绘有精美的壁画。壁画直接绘在平整的石壁上。先以纤细的墨线或红线起稿 , 然后设色 , 有红、褐、绿、黄、白、粉红等颜色 , 最后以浓重的墨线勾勒定稿。颜色均为矿物颜料 , 以动植物胶调合而成。至今仍很鲜艳。
甬道两壁各绘一力士 , 面向墓室 , 手持弓箭和綮戟, 足踏莲台 , 护卫墓室及主人棺椁。
南壁被甬道分为两部分 , 各绘一朱雀 , 红胜如火 , 展翅修尾 , 相对而立于莲台之上。
北壁玄武，一条大蛇缠在一只大龟上，两首相对。蛇身有黄、绿及红褐色格纹，龟背为红褐色，无甲纹。
东壁青龙 , 南向腾飞 , 龙身为黄、绿、红褐色 , 以黑色斜方格勾勒鳞纹 , 四肢饰白羽。墓室壁画中共有龙 39 条 ,形体、颜色大体相同。
西壁白虎 , 身着白色 , 墨线勾出虎皮纹 , 亦南向作飞扑姿势，与青龙相对称。
朱雀、玄武、青龙、白虎 , 并称四神，亦称四灵。是远古时潮 , 人们对天上 28 颗星宿构成四组图象的称谓。战国至秦汉墓葬及建筑中常有四种形象的砖、石、瓦当等。人们以为是上天为正四方而派出的神灵。因此有南朱雀、北玄武、东苍龙、西白虎之说。
藻井部分以神仙、羽人、飞天、伎乐仙人为主。最典型的是第一重抹角石的四幅画。从东北角开始 , 为伏羲女娲 , 皆人首龙身 , 一为男相,手捧日轮 ; 一为女相 , 手捧月轮。是人类起源传说中的始祖。东南角为一牛首人 , 手执禾穗在前。据文献记载 , 神农氏牛首人身 , 教人以五谷。后随一羽人 ,手持火把 , 或为燧人氏 , 教人用火。南方正中一人扶车轮 ,手持槌子敲打 , 旁边一人在树下锻铁 , 同为传说中人物 , 应该是造车的羲仲父子形象。西北角绘一乘龙仙人 , 头戴平天冠 , 衣着袍服 , 后面有一人乘飞廉 , 手持灬ξ�钦?, 似为传说中的黄帝。
高句丽王室贵族壁画墓的壁画内容 , 经历由早期现实场景向晚期宗教神灵理念的演进 , 艺术风格从初创时的朴实写实到成熟期的夸张写意 , 其绘图技法、情景构思无不显示出高句丽民族视角独特的审美观点、匠心独具的艺术创造力 , 达到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和谐统一 , 是中世纪东北亚地区壁画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
五盔坟五号墓是高句丽晚期壁画墓的代表作之一 , 丰富多彩的壁画题材 , 是高句丽民族底蕴在艺术追求上的充分显示，其中也透射出对中原文化绘画传统的借用与改造 , 鲜活民族特色中处处透出浓厚的中原文化的绘画风韵。神仙、奇兽等题材 , 是对战国秦汉以来中原文化流行绘画式样的再改造 ; 四神、莲花、火焰纹等图案则是汲取了东汉至魏晋时期的道教、佛教等宗教艺术表现形式的营养。不仅如此，道、佛等宗教意识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 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一些地区的宗教和祭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还有集安其实还有一些遗址，比如国东大穴，一个高句丽皇室祭祀遗址，西大墓，千秋墓。。。。。以前自己骑车去看过，可惜这些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之后重新清理封闭，好像不开放所以就不细说了，还有集安有个小博物馆你可以去看看，在迎宾路，市区有国内城城墙，河边的西墙保存相对好可以看看，说实话我同学来了我都不愿意领他们看这些，门票相比它的价值太贵了（除非你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当然来一次不看还可惜，我说就将军坟和五盔坟看看就行其它的看你自己了，看你限时到30号是五一要来玩吧，希望你能玩的愉快
一是国内城。二是丸都山城。
国内城是平原城，是原高句丽王宫所在，与丸都山城互为依附式都城。都有残垣存在，但王宫遗址均不复存在。
其次是墓葬，墓葬文化主要是以将军坟为主的方坛阶梯石室墓，保存完好被誉为东方的金字塔。其次是碑文。主要是好太王碑，与中原精致雕琢的碑不同，是原始自然的石柱形，四面环刻，记录了高句丽的历史。也是高句丽文化唯一现今文留存。最精彩墓室壁画，以五盔坟为主，色彩绚丽。
王氏高丽立国于高句丽灭亡250多年之后的公元918年，935年取代了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亡了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国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
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名为高丽的政权。一是立国于公元前37年，在我国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出现的名为“高句丽”的地方政权，我国史书也称之为“高丽”。另一个立国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也名为“高丽”。为将其区分，学界一般以“高氏高丽 ”称呼前者，因为其统治者姓高；以“王氏高丽”称呼后者，因为其统治者姓王。因为两个政权都名为高丽，后人或以为二者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或将其混为一体，致使人们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产生极度混乱，而实际上二者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主要体现在：
一、两个政权立国时间悬殊，历史发展归属不同
高氏高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最初为西汉玄菟郡高句丽管辖，后逐渐强盛，但并未断绝和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进入隋唐时期后，因其不遵从隋唐两朝诏令，不断扩张，并阻塞朝鲜半岛其他政权入贡中原王朝的道路，结果导致隋唐两朝的征讨。公元668年，高氏高丽终于为唐朝统一。高氏高丽的辖境最初完全由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有一些辖境为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国占据，一些划归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权新罗，一些仍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中国内地，后和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其王族后也绝嗣，立国7个世纪之久的高氏高丽最终消失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而王氏高丽立国于高氏高丽灭亡250多年后的公元 918年，935年取代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 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其疆土发展为现在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韩国，人民发展为现在的朝鲜族和韩族。
二、统辖区域不同
高氏高丽初立国于我国境内的鸭绿江支流浑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后扩展到鸭绿江以东以南地区和图们江附近，统治中心最初在今辽宁桓仁县，后迁至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至平壤。高氏高丽在我国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最强盛时期的疆域四至大致是：东至日本海，西以辽河为界，北达今吉林省珲春市一带，南到北汉江以北。据《高丽史·地理志》载，王氏高丽在建国110年后的疆域最北在今大同江以北龙兴江一线，其北是我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渤海国的辖境，渤海灭亡后是我国的边疆民族女真人的活动地域。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辖境基本上是继承了新罗的疆域，其北部地区虽然有一部分与高氏高丽的辖境重合，但在高氏高丽灭亡初期即已经归新罗所有。由此看，王氏高丽统辖的区域并非高氏高丽的旧地，早期在今平壤以南，一在南一在北，王氏高丽占据平壤以北是后来的事情，全部占有半岛鸭绿江以东和图们江以南地区则是14世纪末叶，但此时王氏高丽已经为李朝取代，因而在统治区域上两个高丽也难以构成继承关系。
三、辖境内民族构成不同
高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高句丽族为主。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秽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这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一体，史书和学界一般以高句丽族称之。王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新罗人为主。王氏高丽本即是新罗国民所建政权，兼并新罗和后百济之后，新罗人和百济人成为了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高氏高丽灭亡后虽然有一部分高句丽人加入其中，但不是新罗人的主源。百济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以来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为主，大量的史书记载也表明王氏高丽人和我国古人是把王氏高丽看作“三韩氏旧”的。这些源于半岛南部的民族成员，在王氏高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合为一族，史书和学界一般称之为高丽族。王氏高丽为李氏朝鲜取代后，朝鲜也因此取代高丽，成为其族称，并沿用至今。
四、王氏高丽非高氏高丽后裔王氏高丽的王族也并非是高氏高丽的后裔。关于王氏高丽建国者王建的族属，《高丽史》的作者认为“高丽之先，史阙未详”，但据我国学者考证，王建极有可能是西汉乐浪郡汉人的后裔，因为王氏是当时乐浪郡的望族，且人户很多。王建在临死时亲授的《十训要》中不仅未言自己是高氏高丽的后裔，而是说自己出身平民，并称“赖三韩山川阴佑”，统一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韩”，其后代也多以拥有“三韩”自居。以常理推之，如果王建是高氏高丽后裔，出于统治的需要，定当会大肆宣传，也可证王氏不是高氏的后裔。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王氏高丽都难以和高氏高丽构成继承关系。
1. 高句丽民族是古代东北地区夫余人所建立的。其领土主要部分处于汉朝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国都为纥升骨。
2. 高句丽历史上，对中国时叛时附。高句丽帝国的扩张大致上始于大武神王高无恤时代，也就是王莽窜汉时代。王莽贬高句丽为下句丽，从此引发了战火。高句丽连战得手，击败新莽政权，占有乐浪。并吞并了周围的小国，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后光武帝刘秀击败高句丽，收复乐浪，以朝鲜半岛上清川江为界，以北归东汉，以南归高句丽。后来，高句丽趁五胡乱华时期大举入侵，名义上尊奉北方政权，但暗中掠夺土地，到南北朝末，不仅占有了辽东四郡，而且征服了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政权，迫使其臣服。
3. 隋统一后，为收复辽东四郡地方，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隋炀帝失败引发国内的叛乱。隋亡后，唐王朝仍然不忘收复四郡，终于在公元668年灭亡高句丽，高句丽人大部分被唐军俘虏后带入内地，分布在河北山东地区，一部分逃入百济，新罗。百济，据说是高句丽贵族所建立的国家，后来唐也灭亡了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
4. 在高句丽灭亡后250年，新罗人的大将王建弑主自立，建立了王氏高丽政权。之所以叫高丽，是新罗曾经臣服于高句丽，自居为高句丽继承者。但是，新罗人是朝鲜半岛上的三韩人（马韩、弁韩、辰韩）的后裔，与夫余人的高句丽没有血缘关系，有高句丽人融入其中，不等于就是高句丽人。王氏高丽为李氏高丽取代，李氏高丽臣服于中国，自称“中国孝子”（朝鲜《宣祖本纪》37），明清都是如此，直到1910年日韩合并，李氏高丽灭亡。李氏高丽是南北朝鲜的前身。无论王氏高丽还是李氏高丽，领土都不出朝鲜半岛。
5. 朝鲜人自己以前也不认为是高句丽后裔。建立王氏高丽的王建在临终前的“十训录”中称自己建国“赖三韩山川庇佑”，可见自认为是三韩后裔，不是高句丽人。在文化传承上，王氏高丽直到今日朝鲜族继承了高句丽很多，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也很多，不能说中国历史就是日本历史。
6. 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我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我国古代将高句丽简称为高丽。高句丽又称为“高氏高丽”。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到了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了混乱，乃至明显的错误。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 ”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作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将属于中国历史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纳入到了朝鲜史中。其结果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政权冒名顶替，而且作为王氏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因此，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汉代兴起于朝鲜半岛的马韩、辰韩、弁韩发展为新罗、百济；百济为唐朝灭亡，新罗又为王氏高丽取代；后来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最终发展为近代韩国与现在的朝鲜半岛南北朝。这些政权的疆域从来就没有超出过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
王氏高丽对高句丽历史的歪曲
高丽王朝自称继承高句丽，自《旧五代史》开始，历代正史却将不分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朝，并承认两者有继承关系。关于中国史书不辨两个高丽的原因，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宋元丰五年（1082）二月己巳条可以看出：“史馆修撰曾巩言：‘窃考旧史，高句骊自朱蒙得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骊，因以高为氏，历汉至唐，高宗时其王高藏失国内徙。圣历中，藏子德武安东都督，其后稍自为国。元和之末尝献乐工，自此不复见于中国。五代同光、天成之际，高丽王高氏复来贡而失其名。长兴三年乃称权知国事王建遣使奉贡，因以建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诵，诵弟询，相继而立。盖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 高句丽21王的谱系清晰可考，但高句丽灭亡之后几百年，怎么会出现一个王建的高丽来，史馆坦承“皆不可考”。然而，王氏高丽向宋朝奉上了一个将王氏高丽和高句丽连接起来的“高丽世次”，公式继承高句丽社稷。中国各政权从此不辨两个高丽，承认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朝有继承关系。
《资治通鉴》卷201中记载了唐高宗对高句丽的看法，他认为高句丽百姓也是他的百姓，这表明唐对高句丽所属的态度：“戊寅，上幸九成宫。夏，四月，丙辰，彗星见于五车。上避正殿，减常膳，撤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彗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岂可归咎小夷！且高丽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许。戊辰，彗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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