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3-02-02 21:00:52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6次
1、、永嘉之乱,中原汉族南下江南。
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腐朽的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
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居民还要多。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
2、安史之乱,汉民南下。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约有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
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
3、靖康之耻,宋室南迁。
发生在北宋,1125年金灭辽开始南下攻打北宋,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关于这次他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
4、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
元朝时期,黄河有20多年处于决口状态,滚滚洪流一泻千里,致使中下游大片土地沦为沼泽。老百姓东奔西逃,无处安生,不少地方人烟绝迹,尸横遍野。村舍变为废墟,良田淤成沙滩,所剩无己的居民往往又在瘟疫中命丧黄泉。明王朝建立后,不得不迁外地之民耕种无主之地。
5、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湖广泛指当时的湖广省,即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根据各类考证表明,江西、福建、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
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据《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6、抗日战争时期中原儿女西北大移民。
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
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
二是国民政府“以水代兵”, 1938年扒开黄河花园口。一泻千里的的黄河水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三是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1942年(民国31年)河南省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米珠薪桂,饿殍载道。而当年的关中平原,则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
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多灾多难的中原人民辗转洛阳,或扒火车,或步行,沿陇海路的方向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计,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占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从中原到西北,漫延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当成德举镇内附时,唐宪宗已经驾崩。这个一代雄主,到死也没能看到河朔三镇重归帝国。
唐宪宗在位十四年,削藩十四年,要么与藩镇捭阖、要么与藩镇战争。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从西川到浙西、从幽州到淮西,唐宪宗打遍了整个帝国,也打服了所有节度使。
但是,藩镇问题解决了吗?
我们很希望说一声解决了,宪宗带领大唐实现了中兴。但事与愿违,藩镇问题仍旧顽强存在。宪宗朝的大唐,根本说不上中兴,甚是连昙花一现的中兴都没有,而只是昙花将现未现、将开未开,便立即凋零。
静态地看待藩镇问题,主要就是河北问题。大唐由盛转衰,因为河北出了问题。所以,大唐要彻底中兴,就必须解决河北问题。所以,河北,才是大唐永远的痛。
01.河北问题的初级形态:三镇边军的军事利益集团
河朔三镇是安史之乱的产物。大唐以无底线地绥靖方式平息了安史之乱,将河朔地区一分为四,划归叛军的四名反正将领。后来,四镇兼并为三镇,也就成了河朔三镇。由北向南,依次是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
范阳(也称幽州、卢龙)藩镇,驻幽州(今北京),辖治今天的河北北部地区。成德藩镇,驻恒州(今河北正定),辖治今天的河北中部地区。魏博藩镇,驻魏州(今河北大名),辖治今天的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
安史之乱的河北问题,主要是军队问题,即范阳军。范阳军雄冠八镇之首,加上一直的小弟平卢军(今辽宁地区),又加上新收的小弟河东军(今山西地区),三镇边军20多万,完全具备了碾压大唐帝国的力量。
安禄山除了担任三镇节度使,还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但是,安禄山范阳起兵,却并未得到河北道的支持。叛军主要是河北北部的边防军,但河北内地的团结营,也就是地方部队,并不支持叛乱。安禄山兵入河南后,河北道的地方部队立即发展成为勤王军,与李光弼的河朔部队,一起阻击安禄山与范阳的联系。
安史之乱平定后,大唐王朝既没有消灭叛军又没有解散叛军,当然更不敢把这伙人放回范阳。于是,采取了就地安置的政策,把河北地区一分为四,授予四名反正叛将为节度使。但是,大唐朝廷接纳的可不止四名叛将,还有四名叛将各自掌握的叛军。于是,安史之乱的结果就是:朝廷彻底失去河北,四镇以及后来的三镇完全割据河北,形成了帝国治下的独立王国。
02.河北问题的进级形态:藩镇都是军政一体的割据政权
公元782年,唐德宗在河朔地区楔入了一根钉子,即位于今天河北东南部和山东北部的横海军节度使。这里也属河朔地区,但是横海藩镇却不同于河朔三镇,一直比较忠于朝廷。特别是在乌重胤担任节度使期间,横海军成为大唐平叛藩镇造反的重要力量。
在成功治理横海军的基础上,乌重胤对唐宪宗进言了横海经验:指出了当前藩镇问题的要害所在,并给出破解攻略。
河朔藩镇所以能屡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
乌重胤指出了藩镇问题的一个重要症结,就是: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
简单说就是:藩镇治下州县官吏,全都由藩镇节度使任命。于是,藩镇就不是驻兵问题,而是驻兵与政权融合一体的问题。所以,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一镇数州或十数州的力量,自然能够形成自立割据的局面。
从乌重胤这次上书进言中,我们发现的问题,就是:藩镇问题已经由军队问题,升级为军队与地方政权融为一体的问题。
安史之乱之时,安禄山能掌握范阳军,但掌握不了河北道。河朔三镇之时,三镇节度使不经能够掌握三镇军队,而且掌握藩镇辖治的州县。所以,藩镇问题,与安史叛军问题,是质的不同。
问题摆在了这里,关键是怎么办?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乌重胤给出了破解攻略。
这个攻略就是唐宪宗在公元819年推行的地方藩镇的军事改革:一是节度使只掌握藩镇治所州的军队;二是藩镇治所州以外的军队由所在州刺史掌握。
而在公元809年,唐宪宗还进行了一次地方藩镇的财政改革:一是节度使只收取治所州的财税;二是藩镇治所州以外的财税由所在州的刺史上交朝廷。
公元809年是财政改革,限制了节度使的财权;公元819年是军事改革,限制了节度使的兵权。
上述两次改革,对大部分藩镇是适用的,也得到了推行。但是,对河朔三镇以及西北边防重镇没效果。边防重镇必须要集权,因为担当国防重任。河朔三镇呢?河朔三镇就是谁也管不了、朝廷更管不了。
03.河北问题的极端形态:河朔三镇谁也管不了
如果河朔三镇仅是驻军的问题,那也容易解决。但是,就像藩镇问题已经不是驻军问题一样,河朔三镇也不是驻军问题。藩镇驻军与所在地的政府体系融为一体。于是,河朔三镇,完全具备割据政权的形态。
公元809年和公元819年,宪宗朝廷实施了两次藩镇改革,一个是削财权、一个是弱兵权。如果切实执行,那么河朔三镇的问题,自然可以解决了。
但是,推行改革需要力量,因为改革有阻力。在河朔三镇,这个阻力特别大,朝廷的任何改革,在这里全无用武之地。
唐宪宗削藩14年,打遍整个大唐藩镇,打服所有节度使。但是,河朔三镇是唐宪宗打服的吗?
魏博藩镇,面临节度使归属不定的权力真空问题。于是,朝廷终于把手插入了魏博这个河朔一哥。幽州藩镇,面临朝廷南灭淮西、北灭平卢的强悍攻势。于是,节度使刘总直接被吓得出家当了和尚。成德藩镇,宪宗朝两次出兵却两次败北。后来,节度使王承宗亡故,王承宗的弟弟不愿接任节度使之位。幽州和成德,也是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的档期,朝廷这才能拿回节度使的任命权。
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被朝廷打死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被李愬生擒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被部下砍了脑袋送给朝廷。但是,河朔三镇的节度使,有哪个是被朝廷消灭的?
即便宪宗皇帝把所有节度使都打成了乖乖猫,但河朔三镇依然是山中老虎。不是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不能,而是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都不想。
04.河朔三镇到底是什么问题?
公元820年,原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亡故,成德举镇归附朝廷。于是,唐穆宗任命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但是,公元821年,成德兵变,节度使田弘正及其家人随吏300多人全被屠杀。
公元819年,原幽州节度使刘总自请入朝,后来出家当了和尚。于是,朝廷任命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但是,公元820年,一身官僚气的张弘靖便开罪了幽州大兵,直接被赶出幽州。
公元821年,成德镇兵杀节度使田弘正造反。于是,朝廷诏命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率军讨伐成德。但是,田布却被魏博牙兵给逼得自杀了,然后魏博再次割据。
自此之后,河朔三镇就是节度使世袭罔替、朝廷被迫追认。如果节度使控制不住藩镇,其结果要么是被杀掉、要么是被赶跑。然后,藩镇牙兵们再次推选一个节度使,朝廷再接着追认。这就是所谓的河朔旧事。
宪宗之后,大唐就再无雄主了吗?大唐为什么不能再次出兵、收复三镇?
公元826年,被楔入河北的横海军节度使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谋袭父职。于是,朝廷开始平叛横海。但是,几路藩镇大军却猥琐不前,河朔三镇的幽州节度使出战不利、魏博节度使首鼠两端、成德节度使临阵助敌。于是,一次小小的平叛战争竟然把国库给打光了,付出与收获完全不成比例。
公元843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打算效仿河朔旧事,为其子谋求节度使之位。昭义军的防区位于河北与山西交界,是河朔三镇的要冲之地。于是,朝廷投鼠忌器,担心直接出兵会惹怒三镇,于是诏命成德和魏博两镇出兵昭义。但是,这个诏命肯定是要花钱的,而且会花很多钱。这场平叛战争整整打了一年。河朔兵肯定出工不出力,但是昭义军真心不好打。朝廷认为他们是叛军,但昭义军却认为朝廷对不起自己,于是什么大唐的合法性、什么国家的意识形态,全都没用。叛军血不流干、死战不休,大唐畏首畏尾、怯懦不前。所以,又一次把国库打光,才平定了昭义叛乱。
横海军与昭义军,这两个小藩镇尚且如此,就不要说河朔三镇这三只大老虎了。大唐朝廷就是把底裤当掉,也打不服三镇。即便三镇不搞同盟,单拉出一个镇,大唐也打不动。
昭义军之所以顽强敢战,首先是因为士兵利益集团,这是藩镇问题的初级阶段;其次是军政融为一体,这是藩镇问题的进化阶段。还有第三,那就是极端形态,即军队、官吏和地方百姓彻底融为一体,地方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但这肯定不是昭义军的单一个案。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欲效仿河朔旧事,即世袭罔替、朝廷追认,于是其死后,昭义军集体造反。所以,地方利益共同体的极端形态,在河朔三镇只能更严重。
05.大唐再也不想解决河朔三镇的问题了
河北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
河朔三镇还是需要借力大唐的合法性资源的。所以,朝廷的策命诏书很重要。因此,河朔三镇的大唐百姓,还是认同大唐朝廷的。
但是,河朔三镇的百姓,却不愿意听命于朝廷。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享受到自治的好处。三镇百姓只需要养活各自藩镇的官吏,但不需要养活大唐朝廷。三镇百姓也逐渐融入到藩镇士兵和官吏系统之中,所以乐见藩镇割据的局面。
关于河朔三镇的这个认识,不是现在的后视之明,而是在唐朝就已经有了这个认识。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大唐会对三镇采取什么态度呢?
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
公元826年,幽州发生兵乱,兵马使李载义杀死节度使朱延嗣;公元831年,幽州再生兵变,兵马使杨志诚驱逐节度使李载义,即所谓: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
公元831年幽州兵乱后,朝中就有人主张借机收复幽州。而宰相牛僧孺的态度则是:
幽州这个地方自安史之乱以后就不再为朝廷所有了。刘总自请入朝、献幽州地。朝廷为此花了八十万缗钱,但马上就又发变乱,幽州大兵赶走节度使张弘靖。所以,这个地方就别指望要了,幽州大兵拿着幽州税赋抵御契丹人、为国戍边就好。
唐宪宗之前,河朔三镇非国所有,但是大唐的态度很坚定,就是要收复河朔三镇。经过宪宗朝的努力,河朔三镇终于实现了为国所有。但是,宪宗亡故十年之后,河朔三地不仅再又非国所有,而且大唐朝廷也不打算要了。
自此之后,河朔三镇,彻底成为大唐高度自治的藩镇,成了国中之国。而大唐朝廷也消灭了收复三镇的雄心壮志。
06.三镇不复、中兴不得,大唐再也回不到盛唐
河北贡篚徵税,半乎九州。
光武帝刘秀复兴大汉,刘秀的统一攻略就是以中原制关中,打破了关中本位的历史铁律。而刘秀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建立了河北根据地。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大乱之初的最强诸侯,就是河北袁绍,虽说拥四州之地,但主要是河北。河北袁绍为什么堪称最强诸侯,就是因为河北富饶。官渡之战后,曹操战胜袁绍,立即就封邺城,其目的就是要控死河北。只有控死河北,曹操才能够取代袁绍,成为最强诸侯。
历经两晋南北朝,到了隋唐之时,河北地区已经实现了彻底开发,这里就是隋唐帝国的经济中心。所以,盛唐之世,河北向国家输送的税收“半乎九州”。大唐帝国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是河北贡献的。
安史之乱后,大唐好像已经亡了,剩下的150多年只是在苟延残喘。即便宪宗中兴,但是这种中兴连昙花一现都算不上,只能是昙花将现而未现,中兴便胎死腹中。
盛唐再也看不到了。看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大唐始终无法恢复对河北的控制。
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 。
这里不仅是财税之地,而且华北平原是千里大粮仓、河北战士甲天下精兵。失去河北的大唐,不仅失去了一半的财政收入,而且失去了千里大粮仓和天下最强精兵。
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
骑兵是冷兵器时代的王者,掌握产马之地,就控制了绝对稀缺资源。大唐的陇右、河西之地,常年遭遇吐蕃入侵,即便有马,也武装了吐蕃骑兵。而大唐的河北马场,却控制在藩镇手中。此种局面之下,大唐又怎么再有征战万里的强兵。
失去河北财源之后,大唐吸血江南财富为自己续命。
但是,要汲取江南财富,大唐朝廷就必须控制住千里运河,使江南财富能够输送到关中长安。为了保住这条输血的主动脉,大唐与藩镇征战不休,频频耗尽国力。唐德宗之时,四镇造反、五镇称王。一个小小的淮西节度使,竟然比河朔三镇还嚣张,间接打出了泾原兵变,皇帝被赶出长安。原因就是淮西控遏大运河,随时能够掐死向帝国中央输血的主动脉。
而造成这一切被动局面的原因,就是河北问题。藩镇问题,是大唐的痛。但河北,才是大唐永远的痛。恢复不了对河北的控制,盛唐只能是历史,大唐也不可能中兴。
公元755年,爆发,从此以后唐帝国由盛转衰,开元盛世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各地的藩镇割据势力此起彼伏,完全不听中央指挥,唐帝国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但是唐帝国并没有由此灭亡,而是有苦苦支撑了152年,这个时间并不短暂。也许有很多人认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就已经奄奄一息,其实远远不是,唐朝后期的皇帝有好几位都做过恢复大唐帝国昔日风采的努力,但是最终没有能挽救这个帝国。
不过经过他们的努力,唐朝又坚持了一个半世纪,所以像教科书中那样安史之乱以后就是五代十国,这对唐朝是很不公平的。
一、经济方面,唐朝仍然控制住大头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带着自己的女人就往四川地区跑,结果是河南、陕西基本沦陷。但是基本只是控制了条线而已,大部分地区还在唐朝自己人手里。
安禄山叛乱也仅仅是一场内部的叛乱,既不是外敌大举入侵,也不是农民发动的大规模起义,随后唐朝的各路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叛军最终放下武器向朝廷投降。但是这个投降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底盘和军队都是他自己的,同时他们也不向朝廷缴纳任何赋税。
只是接受了朝廷的册封,而自己内部又是一个半独立的王国。其中河北地区和辽东地区是一直就不给中央一分钱,而山东、中原和岭南一带是时而交时而不交,对于朝廷忠心耿耿的只有四川和江南地区。
不要小看这两个地区,四川地区是唐朝的后方保证,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唐朝皇帝立刻进入四川盆地避难,守住了剑阁关谁也进不来,自己最差也是一个刘备。而江南则是唐朝的生死命脉,可以说唐朝全靠着江南地区养活了。
隋朝末期隋炀帝在江南不肯走,就是因为北方已经成了各路起义军控制的地盘,自己可以依靠江南东山再起。崇祯皇帝如果及时的撤到了南方,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悲惨之事,最差的结局也是一个南北朝。
江南地区是北方地区失控以后,中原政权的唯一选择。虽然唐朝没有迁都金陵,当然唐朝还没有差到那个地步,但是唐朝中央政权的存在确实是依靠江南在给它不断地输血。
其中这还要得益于隋炀帝修的大运河,可以使江南的财富远远不断地进入黄河,再改道进入长安。虽然当时的人们咒骂隋炀帝,但是他的功劳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从军事上,唐朝也在重振雄风
唐朝的节度使权利太大一直是唐朝中央政权一个很大的外部威胁,从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以后,唐朝军队的战斗力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国防投入也大得多。不过此时唐朝中央政权的财力十分有限,没有足够的力量重新建立庞大的军团。
在平定的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新崛起的藩镇势力发现唐朝中央政权还有一定的势力,而仅仅依靠一两个藩镇实在搬不动中央政权。不过中央政权也同样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搞定他们。于是双方回到了一个很默契的状态,说的简单了就是谁挑头,唐朝中央政权就打谁。至于那些沉默者,唐朝只能默认他们半独立的事实。
唐朝中央政权也想恢复昔日的风采,他们建立了神策军这支强大的武装,这支武装曾经打败了吐蕃和南诏的联军,挽救了唐朝的统治。唐德宗上台以后就想削藩,但是他的动静搞得太大了,藩镇势力又不傻。
结果出现了五大藩镇联合叛乱的局面,唐德宗狼狈逃往汉中。到了唐宪宗时期,唐朝可算是翻盘了,财政打理的井井有条,军事上又有名将支撑,首先灭了越来越放肆的淮西藩镇,保证了唐朝江南水运的通畅。
从全国来看,基本上实现了对藩镇势力的全面控制,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唐朝可以做的更好。但是随着唐宪宗被谋害身亡,一切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藩镇重新抬头,再次以后唐朝再也没有对它们进行过有效的控制。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的灭亡,如果说唐宪宗的努力是唐朝恢复帝国昔日荣光最后一次努力,那么到了唐朝末期的诸位皇帝就完全是在略尽人事了。
公元1214年,金宣宗完颜珣不顾左相徒单镒的反对,将首都由中都迁往汴京,被后人认为是一大败笔,直接导致金国灭亡。
我认为:这本身就是站在蒙古汗国的角度看问题,才会得出这种结论。如果我们站在金国的角度看问题,自然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先上一段史料:
这年(1213年)秋天,蒙古军兵分三路。命令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顺着太行山向南进发。这一年,河北各郡县全都被攻占,只有中都、通州、顺州、真定、清州、沃州、大名、东平、德州、邳州和海州十一个城市未能攻下。
这段史料表明:经过数年的征战之后,蒙古汗国已经占领了河北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如果金国不迁都,当蒙古大军兵锋直指中都时,金国该怎样应对呢?
方法大概只有三个:
一、以中都相关地区为中心,调集重兵把守,阻止并击败蒙古军队。
这种说法很提气,但恰恰与现实相反。要是金国有这种本事,他们也不至于丢掉河北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了。
二、以中都相关地区为中心,构建一道坚固防线,在蒙古军队围城时,命地方军队前来增援。
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可基于现实角度考虑,这些援军很有可能沦为蒙古军队围点打援的战利品。
三、迁都,暂避蒙古锋芒,等他们将重心转移到其他地区之后,再伺机夺回故土。
这当然也不能算多么高明的策略,但与前两个选择相比,这个策略还算靠谱。而且将都城南迁,自然可以想办法攻略南宋,被蒙古抢了土地,再从南宋身上补回来,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既然蒙古军队以骑兵为主,他们是怎么攻城略地的呢?对此,我们只要看看哲别攻打金国东京(今辽阳)的情形就能明白。
哲别在进攻东京时,看到金国防守严密,于是率军撤退五百里。等金国以为蒙古大军已经撤退之后,哲别突然急行军,打了金国一个措手不及,直接杀入东京。
这段史料写得有点莫名其妙:蒙古骑兵先是撤退五百里,又急行军五百里,且不说他们的体能问题。就说骑兵移动时的动静,那可不是想隐藏就隐藏的,又怎么可能打金国一个措手不及呢?
再说了,蒙古骑兵的机动性极高,必然不会携带攻城器械,只要金国城门紧闭,蒙古骑兵又怎么可能进城呢?
在我看来,真实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
得知哲别即将进攻东京时,金国自然会把东京当成防守重点,众多军队也会驻扎在东京城内或是附近。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哲别强行攻城,损失将是惊人的,也很难有结果。即使有叛徒相助,在双方对比悬殊的前提下,叛徒也没法发挥太大作用。
但当蒙古军队突然撤退五百里之后,金国认为哲别不会再攻打东京时,一切就不同了。
哲别不攻打东京,自然会重新选择目标。只要这一点能确定,东京附近的军队自然要紧急动员,前往增援可能被哲别攻打的城池。
得知周边军队被调走之后,哲别立刻杀个回马枪。由于蒙古骑兵的高机动性,那些被调走的金国军队自然没法迅速回援。
由于东京防御空虚,当地的叛徒们自然有机会里应外合。外有强敌,内有隐忧,东京的失守岂不是理所当然?
如果铁木真把这种战术复制到中都,结果会怎样?就算中都不上当,各地军队依然驻守在中都附近,铁木真完全可以假戏真做,继续攻略中都周边的城池。
到了那个时候,孤零零的中都还能守多久呢?
后来,铁木真果然复制了这一战术,金国果然只敢守住中都。面对此情此景,铁木真派人通知完颜珣:我打算撤军了,麻烦你出笔军费犒劳一下我们。完颜珣果断认怂,直接送了一个公主给铁木真,还附带一大笔嫁妆。
从表面上看,完颜珣太软弱了,可实际上,无论谁处于这种局面,都会想着破财免灾的。至于送公主又怎么了,和亲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如果当时的蒙古汗国并不打算灭掉金国,那么金国完全可以像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一样,派个使臣到草原上拜见铁木真:以后您要啥就说,没必要动刀兵。
可蒙古汗国出兵的目的就是灭掉金国,这一点双方都心知肚明,所以和亲之举显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铁木真更不是给点好处就收手的部落酋长。
有鉴于此,在铁木真撤军之后没多久,完颜珣就开始张罗着迁都了: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如果完颜珣愿意豁出去和铁木真玩命,把西北和中原的军事力量大举调往河北战场,那么金国或许可以与铁木真打个旗鼓相当。
可问题是:如果完颜珣真这样做了,西夏和南宋趁势发难又该怎么办呢?
在蒙古和金国交战之际,西夏和南宋都比较安静。可这是因为金国的西北和南宋还有大量军队保持威慑力。如果这些军队被调走,谁敢保证西夏和南宋不会趁火打劫呢?
更重要的是:迁都绝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史书只说左相徒单镒,谁支持呢?不太清楚。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迁都之所以能付诸于现实,绝不是完颜珣的乾纲独断,而是内部大多数人赞同迁都。
完颜珣的手中没有三尸脑神丹,更没有豹胎易筋丸,怎么可能在所有人都反对的前提下强行迁都呢?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河北地区已经成为了金国的包袱,因为这里将直面铁木真的兵锋。现在完颜珣为了缓一口气而选择割肉离场,怎么就错了呢?
我在写明末崇祯拒绝迁都的时候就说过,因为崇祯最终失败了,大明灭亡了,所以后世读者总认为崇祯太傻了,如果迁都就有可能避免大明的灭亡。
可问题是,金国迁都了,却依然没能避免被灭亡的命运,后世读者却又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完颜珣太傻了,如果不迁都就有可能避免金国的灭亡。
有一点我敢肯定:上述两种说法都是典型的以结果推过程,因为崇祯和完颜珣最终都失败了,所以他们的选择都是错的。
事实上,迁都是否正确,其中包含了太多利益纠葛,我们很难简单地说他是对还是错。如果一个国家或朝代灭亡,绝不仅仅是因为某个孤立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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