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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盛唐来说迁都河北地区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时间: 2023-02-02 21:00:52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4次

对盛唐来说迁都河北地区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古代一般只有发生特大事故或者战争才会迁徙,历史上大迁徙都有哪些?

1、、永嘉之乱,中原汉族南下江南。

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腐朽的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

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居民还要多。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

2、安史之乱,汉民南下。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约有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

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

3、靖康之耻,宋室南迁。

发生在北宋,1125年金灭辽开始南下攻打北宋,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关于这次他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

4、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

元朝时期,黄河有20多年处于决口状态,滚滚洪流一泻千里,致使中下游大片土地沦为沼泽。老百姓东奔西逃,无处安生,不少地方人烟绝迹,尸横遍野。村舍变为废墟,良田淤成沙滩,所剩无己的居民往往又在瘟疫中命丧黄泉。明王朝建立后,不得不迁外地之民耕种无主之地。

5、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湖广泛指当时的湖广省,即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根据各类考证表明,江西、福建、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

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据《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6、抗日战争时期中原儿女西北大移民。

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

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

二是国民政府“以水代兵”, 1938年扒开黄河花园口。一泻千里的的黄河水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三是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1942年(民国31年)河南省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米珠薪桂,饿殍载道。而当年的关中平原,则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

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多灾多难的中原人民辗转洛阳,或扒火车,或步行,沿陇海路的方向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计,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占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从中原到西北,漫延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如果从族谱上追溯,中国人的迁徙历史如同无数条交错的大河,从一处涌出、奔腾,然后在某一处汇聚、分叉,蔓延逶迤成支流、沟渠,乃至溪涧。在气候、历史、土地、粮食、财富以及各种偶然命运的驱赶下,中国人远投荒野,然后让荒野成为故乡。
【“衣冠南渡”之后,形成当下的中国经济格局】
尽管存在大量附会、臆想和伪造,中国汉族各个姓氏的族谱,依然能够粗略勾勒出汉族人在历史中迁徙的路线。
汉族的祖先生活在中原,他们因为诸侯的封地而获得姓氏,然后迁移到四面八方。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从北向南的人口迁徙浪潮。
第一次被称为“衣冠南渡”。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迁入内地,与汉族混杂而居,到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先后南下,迁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据史学家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 多万;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安史之乱时,大批北方居民南下逃避战乱;
第三次,是公元12世纪,北宋末年到南宋时期,随着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占据中国大陆中北部,大批人口随着败退的统治者,迁居偏安江南。
三次北人南迁使得江南地区取代中原,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
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北方民族以归化者或者征服者的姿态,不断进入华北、华中,甚至江南。而汉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则不断调动士兵、居民,迁移到值得开发的土地,或者需要守卫的边疆。在中国的史籍中,移、发、迁、徙、实、屯,这些字不绝如缕,每出现一次,就意味着一次规模或大或小的、由官方发起的移民。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三次北人南下的移民浪潮对今天的中国至关重要,但在葛剑雄、曹树基主编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中,只有明初的章节,被称为“大移民”。
官方历史的记载中,这次移民之前,由于连年战乱屠戮、北人南迁,北方的人口从全国户数的四成,降低到不足一成半,千里沃土化为废墟。中国北方经济衰败,而江南则人满为患。比如扬州,这座位于长江以北、曾经最繁华的城市,在朱元璋的军队占领之时,只剩下18户人家。
作为统治者,朱元璋不得不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移民,命令他的百姓和士兵去人口稀少之地开垦、守卫。这次移民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据《简明中国移民史》记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
在北方民间,这次大移民的标志性记忆,是一棵大槐树。山东、河南、河北地区,至今有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鹳窝。”这棵大槐树,位于临汾市洪洞县城北,据说是汉代的古槐。
山西虽在北方,但地形阻隔,战乱较少,人口远比惨遭蹂躏的华北平原地区稠密,而山西土地少,不足以供养太多人口。明代初年,山西人被大量迁移到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甘一带,最南抵达淮河流域。从山西南部出发的移民,往往要经过山西洪洞县,在那里稍作停留。
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僧人众多。寺旁有一棵汉代古槐,“树身数围,荫遮数亩”,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成群的乌鸦在树上筑巢,星罗棋布。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这样一棵雄伟的大槐树,成为移民跋涉道路上最深刻的记忆。当这些移民到达他们新的定居地之后,他们把自己的来处告诉子孙,但是时间久远,山西那一座座村庄的名字,反而迷失在传说中,他们的后辈无法再追溯到更早的故乡,于是祖先曾经停留的大槐树下,成为寻根祭祖的终点。
在那次波及全国的大移民中,并不只有一棵大槐树。云南民间流传,祖先来自南京城杨柳巷,戍守云南的士兵其实来自江西、浙江、湖南和河南,而他们迁出的南京,指的是包含今天江苏、安徽和上海的南京地区,而不仅仅是南京城。
安徽、湖北移民,只记得江西瓦屑坝,苏北人则往往宣称祖先来自苏州阊门。这样一些小地方,自然不可能供养出众多人口,它们和大槐树一样,只是他们的祖先对途中一个汇集地的记忆。
经过明代初年的大移民,华北、华中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在后来的记载中,往往可以看到“国朝初,人稀少”的记载,而到永乐年间,土地渐次开垦。北京、开封、河间等城市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后来靖难之役,北方又经历了一次补充北京、河北人口的移民。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这座全国大都会,人口绝大部分是移民,土著居民不过十分之一。
【湖广填四川,“填出康乾盛世”】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区区一个分字,就意味着“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康熙二年(1663),顺天府尹张德地被擢升为四川巡抚,此时的四川,重庆城中不过数百家,州县居民也往往只有数十家乃至十几家,有的甚至只有一二户。人口稀少,结果之一是四川境内老虎横行,顺治年间,南充县招来500多人开垦定居,被老虎吃掉228人。面对如此残局,张德地上书请求移民四川:“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康熙七年(1668),又再提移民之事。
向四川的移民在政府鼓励下开始了,奖励也颇为诱人:移民入川,五年内不用纳土地税。三藩之乱平息之后,清朝政府宣布,入川移民可以入籍,可应科举。一对夫妇,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可作为丁壮劳力的儿子,再加拨四亩。每户给银十二两,作为定居的置产费用。
于是移民蜂拥而至,那一次浩大的移民,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湖北、湖南居民沿江而上进入川东;广东人则大批进入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给四川带来客家话。此外还有来自福建和江西、广西的移民。他们以乡邻、亲戚为纽带,结成数百人队伍,向未知之地跋涉。
与此同时,湖广人还继续向北,进入与四川毗邻的陕西南部。等到乾隆后期,那些曾经被荒草覆盖的地区,一县人口已经增加到上千户甚至万户,山岩和深谷中,都有了居民。所谓“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移民造就的盛世。
【法国学者“帮”中国人找到祖先】
转入近代,中国还有三波移民潮,人们习惯称之为“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跟“湖广填四川”不同,这三次移民,都是民间自发的。

走西口

闯关东,关,是山海关;关东,也就是今天的东北三省。康熙年间,东北实行封禁,不许汉民进入“龙兴之地”垦殖、采矿,但是私闯关卡,到禁区开垦土地的农民,依然难以禁绝。到咸丰末年,长达200多年的封禁政策解除,鼓励移民垦荒,关内移民开始大批进入东北。
到民国之后,闯关东的移民潮越来越高涨,每年移到关外的民众多达数十万,最高时,一年有上百万河北、山东的居民举家迁往东北。
在整个闯关东的大潮中,华北地区居民向东北移居的多达3700万,东北三省成为中国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
在华北地区人口浩荡渡过渤海,穿过山海关的时候,山西北部的居民则困于频繁的旱灾和贫瘠的土地,被迫翻过长城,向今天的内蒙古进发,寻找活路。而福建、广东一带的居民,则一批批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
《瀛寰志略》中记载,“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爪哇)诸岛,不下数十万人。”这些地区大致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的北部。
这一批向海洋开拓的移民,也成为最早拥有近代化思维的一批华人。自清代晚期以来,南洋华人中的杰出人士就不断反哺大陆,开办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慷慨捐助海防,拓展海外贸易,许多南洋子弟回到中国,投身革命与抗战。抗战期间,仅在滇缅公路服务的华侨就多达3000人,其中三分之一牺牲在那里。
在中国人向东北、西北和南洋寻找新的生活定居之地时,章太炎、梁启超、宋教仁等人被一个法国学者说服了,这个法国人叫拉库伯里。他说,中国的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王尼克黄特,他率领巴克民族东迁,经过昆仑山,抵达中土。巴克,就是百姓,即汉民族的前身。这一说法在当时被广泛宣传和接受。1915年,袁世凯政府制定国歌,歌词中就有“华胄从来昆仑颠”。梁启超他们相信并宣扬这个学说,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并非劣等民族,而是跟西方同源。尼克黄特的故事不足确信,但是从人类这个物种繁衍迁徙的历史来看,在大汶口、周口店的火光亮起之时,中国最古老的居民,也是移民的后代。
  TOP10之中国历史上的十大迁都 (转的,作者水之秋)
  从遥远的夏朝到近代的中华民国,“迁都”这个名词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屡屡见诸史书。迁都的原因不一而足,有的是因为自然原因,有的是因为政治需要,有的则是因为外敌入侵。但不管是何种原因,迁都总意味着一个政权首都的迁移,而由于首都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因此迁都往往还将对一个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迁都经常成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通过历史上的这些影响重大的迁都事件,我们可以管窥到中国历史的某些深层的东西。

  一:盘庚迁殷

  中国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殷商时代。殷商时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成型的文字,并且在青铜冶炼技术上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高度,此外,殷商时代还是华夏文明急剧对四周扩张的时代。而殷商王朝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灿烂的文明成就,与发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盘庚迁都事件是分不开的。在盘庚之前,因为洪水的威胁和王室的内乱,商朝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曾迁都五次,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导致了商朝的逐渐衰落。盘庚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将商朝的首都迁到了黄河北岸的殷,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商朝不再迁都,从而造就了稳定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商朝的中兴,并为商朝取得灿烂的文明成就创造了先决条件。也正是因为殷都对于商朝的重要地位,后人才有了“殷商”这个称呼。而从盘庚迁殷之后,中国的王朝历史也就此结束了频繁迁都的时代,出现了后世一个个历时长久的都城。

  二:平王东迁

  公元前771年,中国西部的游牧民族犬戎攻破了西周王朝的都城镐京,次年,周平王将周王朝的都城由渭水流域的镐京迁到了黄河南岸的洛邑,史称“平王东迁”。这次迁都事件是西周与东周的历史分界线,同时也宣示着一个新的时代——春秋时代的来临。镐京的放弃,意味着周王朝已经不具备抗衡西方游牧民族的力量,不得不迁徙到较为安全的黄河下游地区,从此西周时期偏重于西部的政治重心向东部转移,东方的强大诸侯国相继崛起,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而周室的这次迁都,使得周王朝对各诸侯国的驾驭能力明显削弱,中国历史终于结束了周天子的权威统治时代,进入了“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春秋时代。这次迁都还产生了一个后来将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诸侯国——原先替周天子牧马于渭水流域的秦人由于护送周平王迁都有功,得到了周天子的封赏,从此在远离周室的渭水流域建立起了秦国。

  三:秦迁咸阳

  众所周知,秦国的强大始于商鞅变法。在商鞅变法的各项举措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迁都咸阳。秦国自平王东迁后始在渭水流域建国,最初其疆域狭小,而且位置偏西,与西方的游牧民族极其接近,甚至混杂而居,因此在经济、文化上远离中原各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且长期不被中原各国所认同。秦国要想真正成为中原霸主,变弱为强,就一定要将政治重心东移,商鞅当然深明此点。在他的坚持下,秦国的国都终于由偏居西方的栎阳迁到了渭水下游的咸阳。从这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咸阳一直就成为秦国乃至全中国的政治中心而存在。秦国的这次迁都,使其势力向东大步推进,而政治中心的东移,也使秦国真正成为了与中原各国对等的政治大国,对秦国后来的统一中国的大业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四:晋室南迁

  自夏朝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在黄河流域和渭水流域之间变动,而中国的经济重心也一直在这些地区。但是,随着西晋末年北方游牧民族的大举南下,这种形势终于开始有了改变。公元316年,匈奴军攻破了西晋的都城长安,俘获了晋愍帝,西晋王朝宣告灭亡。次年,晋室遗族重以江南的建康为都城,将中断的晋王朝的皇统又延续了起来,这就是东晋的开始。晋室的这次南迁,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意义重大。首先,这次迁都使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南方出现了一个政治中心。尽管孙吴曾经定都建邺(即建康),但就孙吴与东晋的政治地位对比看,建康乃是以一个“正统王朝”的首都的面貌出现的,此后两百多年,不管北方的政局如何动荡,建康的政治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它一直是南朝统治的中心所在,这也使南京开始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其次,伴随这次南迁的,还有巨大的移民潮。大批北方知识分子和掌握先进技术的生产者的南下,使长期落后的江南地区得到了一次大发展的机会,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
  五:孝文迁都

  在经历了十六国时代的混乱之后,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不能不说是处于黑暗中的中国历史的一抹曙光。不过,在北魏孝文帝之前,鲜卑人对中国北方的统治主要还是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北魏政权要想真正完成对黄河流域的全面征服,还需要积极地融入汉文化的熔炉中,把自己的民族主动地转化为中国人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孝文帝的这次迁都,其结果不仅是把北魏的都城从偏僻的平城搬迁到了处于黄河流域腹地的洛阳,而且伴随着此次迁都,鲜卑人开始了一场全面的汉化运动,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孝文帝的这次迁都看作是公元五世纪鲜卑人大规模汉化运动的一个代表性事件。这次迁都之后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鲜卑贵族阶层就基本完成了汉化,实现了融入中华民族的目标。而北魏政权的汉化对中国历史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北朝由此结束了在中原汉人心目中“胡虏”的形象,开始以正统政权的面目出现,其政治也由此上了正轨。这就为一百多年后隋朝最终完成中国的统一而奠定了基础。

  六:海陵南迁

  与北魏一样,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在征服了中国北方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将单纯的军事征服深化的问题。从金熙宗开始,女真统治者就开始了逐渐汉化的过程。不过,金熙宗的时代,金国的政治中心始终仍在偏居东北一隅的上京会宁府,这对统治黄河流域是不利的。因此海陵王执政以后,就把迁都作为了紧迫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为了达到克服阻力、顺利迁都的目的,海陵王采取了彻底毁灭上京的极端措施,在他的铁腕手段下,金国终于于1153年完成了迁都中都的大业。从此,金国的政治中心就从偏远的东北地区迁到了长城以南的汉族地区,这个王朝也成功地由一个边疆王朝转化为了一个中原王朝,在政治上大大有利于女真人的统治。值得一提的是,海陵王本来真正的迁都最终目的地是开封,但由于随后进行的南征战争的失败,海陵王的这个目标未能实现,结果本来只是作为迁都中转地的中都就成为了金国以后的都城。而北京这座城市也就此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七:元迁大都

  蒙古的崛起改变了十三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中国自唐末以来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局面终于在蒙古人的手上终结。就蒙古对中国的征服来说,除了军事的手段以外,蒙古政权自身的汉化改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继承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衣钵的忽必烈,在击败阿里不哥成为蒙古大汗之后,就开始以卓越的政治眼光来对蒙古原有的基于游牧经济基础上的奴隶制军事国家的体制进行改造。政制改造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仿效汉族建立封建化的王朝——元朝,并且将蒙古的都城从草原上的和林迁到了大都。应该说,迁都大都对蒙古政权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举措,从元朝的建立和定都大都开始,蒙古政权逐渐实现了中原化,并且使政治按照汉族封建国家的模式逐渐走上了正轨,从而为元朝最终稳固对中国的统治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八:永乐北迁

  1403年,持续了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在这场明王朝的内战中,朱棣最终夺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皇位,从而开启了明朝的一个新时代。朱棣统治期间,实施的最为重大的政治举措就是迁都北京。从中国历史看,迁都的大体方向都是由西而东,由北而南,而象明成祖朱棣这样由南而北迁都的,的确极其少见。朱棣之所以要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固然有“天子狩边”的豪情,也有重建明朝政治中心的原因。为了这次迁都,朱棣下旨修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紫禁城,这一皇家宫殿群从此以后成为了明清两朝的宫廷禁苑。而北京,也就此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直至今日,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九:清迁北京

  公元1644年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头,在这一年里,中国历史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先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进了北京,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朱明王朝灭亡。仅仅四十多天后,满清大军的铁蹄又踏进了北京城。在清军占领北京之后,雄才大略的摄政王多尔衮立即做出了迁都北京的决定。仅仅半年之后,大清王朝的都城就由关外的盛京迁到了北京,从此,清王朝以北京为都城,开始了对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应当说,和以往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王朝相比,清初统治者的政治眼光是非常杰出的。他们没有走先军事征服全国,然后再迁都内地的老路,而是在第一时间就迁都关内,占据了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同时对全国进行军事征服。这一政治举措使满清政权的汉化速度异常迅速,并且很快就在汉族地区站稳了脚跟,这对清朝历史的影响可谓极其巨大。

  十:国府迁渝

  1937年,中国与日本之间酝酿了很久的全面战争终于爆发。这场战争对中国而言,是一场求民族国家生存的殊死之斗。就当时的中日力量对比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优势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值,因此中国在战争初期无法阻挡日本的强大攻势,首都南京的沦陷在所难免。考虑到这一点,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了一次规模浩大的迁都行动。这次迁都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从南京迁到武汉。在武汉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又西迁重庆,历时一年多,终于完成了这次迁都。这次迁都使中国在首都南京失陷的情况下得以继续保持政府的完整性,并得以保持对日本的抵抗态势,也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国民政府的这次迁都,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迁都,从这以后,中国再无迁都的历史。
另外加上湖广填川
清初,川人抗清,十室九空,从湖广等地大量移民到四川
比如衣冠南度,,,,

都说河北是大唐永远的痛,为何制不服河朔三镇?

当成德举镇内附时,唐宪宗已经驾崩。这个一代雄主,到死也没能看到河朔三镇重归帝国。

唐宪宗在位十四年,削藩十四年,要么与藩镇捭阖、要么与藩镇战争。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从西川到浙西、从幽州到淮西,唐宪宗打遍了整个帝国,也打服了所有节度使。


但是,藩镇问题解决了吗?

我们很希望说一声解决了,宪宗带领大唐实现了中兴。但事与愿违,藩镇问题仍旧顽强存在。宪宗朝的大唐,根本说不上中兴,甚是连昙花一现的中兴都没有,而只是昙花将现未现、将开未开,便立即凋零。

静态地看待藩镇问题,主要就是河北问题。大唐由盛转衰,因为河北出了问题。所以,大唐要彻底中兴,就必须解决河北问题。所以,河北,才是大唐永远的痛。

01.河北问题的初级形态:三镇边军的军事利益集团

河朔三镇是安史之乱的产物。大唐以无底线地绥靖方式平息了安史之乱,将河朔地区一分为四,划归叛军的四名反正将领。后来,四镇兼并为三镇,也就成了河朔三镇。由北向南,依次是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

范阳(也称幽州、卢龙)藩镇,驻幽州(今北京),辖治今天的河北北部地区。成德藩镇,驻恒州(今河北正定),辖治今天的河北中部地区。魏博藩镇,驻魏州(今河北大名),辖治今天的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


安史之乱的河北问题,主要是军队问题,即范阳军。范阳军雄冠八镇之首,加上一直的小弟平卢军(今辽宁地区),又加上新收的小弟河东军(今山西地区),三镇边军20多万,完全具备了碾压大唐帝国的力量。

安禄山除了担任三镇节度使,还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但是,安禄山范阳起兵,却并未得到河北道的支持。叛军主要是河北北部的边防军,但河北内地的团结营,也就是地方部队,并不支持叛乱。安禄山兵入河南后,河北道的地方部队立即发展成为勤王军,与李光弼的河朔部队,一起阻击安禄山与范阳的联系。


安史之乱平定后,大唐王朝既没有消灭叛军又没有解散叛军,当然更不敢把这伙人放回范阳。于是,采取了就地安置的政策,把河北地区一分为四,授予四名反正叛将为节度使。但是,大唐朝廷接纳的可不止四名叛将,还有四名叛将各自掌握的叛军。于是,安史之乱的结果就是:朝廷彻底失去河北,四镇以及后来的三镇完全割据河北,形成了帝国治下的独立王国。

02.河北问题的进级形态:藩镇都是军政一体的割据政权

公元782年,唐德宗在河朔地区楔入了一根钉子,即位于今天河北东南部和山东北部的横海军节度使。这里也属河朔地区,但是横海藩镇却不同于河朔三镇,一直比较忠于朝廷。特别是在乌重胤担任节度使期间,横海军成为大唐平叛藩镇造反的重要力量。


在成功治理横海军的基础上,乌重胤对唐宪宗进言了横海经验:指出了当前藩镇问题的要害所在,并给出破解攻略。

河朔藩镇所以能屡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

乌重胤指出了藩镇问题的一个重要症结,就是: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

简单说就是:藩镇治下州县官吏,全都由藩镇节度使任命。于是,藩镇就不是驻兵问题,而是驻兵与政权融合一体的问题。所以,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一镇数州或十数州的力量,自然能够形成自立割据的局面。

从乌重胤这次上书进言中,我们发现的问题,就是:藩镇问题已经由军队问题,升级为军队与地方政权融为一体的问题。

安史之乱之时,安禄山能掌握范阳军,但掌握不了河北道。河朔三镇之时,三镇节度使不经能够掌握三镇军队,而且掌握藩镇辖治的州县。所以,藩镇问题,与安史叛军问题,是质的不同。


问题摆在了这里,关键是怎么办?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乌重胤给出了破解攻略。

这个攻略就是唐宪宗在公元819年推行的地方藩镇的军事改革:一是节度使只掌握藩镇治所州的军队;二是藩镇治所州以外的军队由所在州刺史掌握。

而在公元809年,唐宪宗还进行了一次地方藩镇的财政改革:一是节度使只收取治所州的财税;二是藩镇治所州以外的财税由所在州的刺史上交朝廷。

公元809年是财政改革,限制了节度使的财权;公元819年是军事改革,限制了节度使的兵权。

上述两次改革,对大部分藩镇是适用的,也得到了推行。但是,对河朔三镇以及西北边防重镇没效果。边防重镇必须要集权,因为担当国防重任。河朔三镇呢?河朔三镇就是谁也管不了、朝廷更管不了。

03.河北问题的极端形态:河朔三镇谁也管不了

如果河朔三镇仅是驻军的问题,那也容易解决。但是,就像藩镇问题已经不是驻军问题一样,河朔三镇也不是驻军问题。藩镇驻军与所在地的政府体系融为一体。于是,河朔三镇,完全具备割据政权的形态。


公元809年和公元819年,宪宗朝廷实施了两次藩镇改革,一个是削财权、一个是弱兵权。如果切实执行,那么河朔三镇的问题,自然可以解决了。

但是,推行改革需要力量,因为改革有阻力。在河朔三镇,这个阻力特别大,朝廷的任何改革,在这里全无用武之地。

唐宪宗削藩14年,打遍整个大唐藩镇,打服所有节度使。但是,河朔三镇是唐宪宗打服的吗?

魏博藩镇,面临节度使归属不定的权力真空问题。于是,朝廷终于把手插入了魏博这个河朔一哥。幽州藩镇,面临朝廷南灭淮西、北灭平卢的强悍攻势。于是,节度使刘总直接被吓得出家当了和尚。成德藩镇,宪宗朝两次出兵却两次败北。后来,节度使王承宗亡故,王承宗的弟弟不愿接任节度使之位。幽州和成德,也是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的档期,朝廷这才能拿回节度使的任命权。

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被朝廷打死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被李愬生擒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被部下砍了脑袋送给朝廷。但是,河朔三镇的节度使,有哪个是被朝廷消灭的?

即便宪宗皇帝把所有节度使都打成了乖乖猫,但河朔三镇依然是山中老虎。不是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不能,而是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都不想。

04.河朔三镇到底是什么问题?

公元820年,原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亡故,成德举镇归附朝廷。于是,唐穆宗任命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但是,公元821年,成德兵变,节度使田弘正及其家人随吏300多人全被屠杀。


公元819年,原幽州节度使刘总自请入朝,后来出家当了和尚。于是,朝廷任命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但是,公元820年,一身官僚气的张弘靖便开罪了幽州大兵,直接被赶出幽州。

公元821年,成德镇兵杀节度使田弘正造反。于是,朝廷诏命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率军讨伐成德。但是,田布却被魏博牙兵给逼得自杀了,然后魏博再次割据。

自此之后,河朔三镇就是节度使世袭罔替、朝廷被迫追认。如果节度使控制不住藩镇,其结果要么是被杀掉、要么是被赶跑。然后,藩镇牙兵们再次推选一个节度使,朝廷再接着追认。这就是所谓的河朔旧事。

宪宗之后,大唐就再无雄主了吗?大唐为什么不能再次出兵、收复三镇?

公元826年,被楔入河北的横海军节度使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谋袭父职。于是,朝廷开始平叛横海。但是,几路藩镇大军却猥琐不前,河朔三镇的幽州节度使出战不利、魏博节度使首鼠两端、成德节度使临阵助敌。于是,一次小小的平叛战争竟然把国库给打光了,付出与收获完全不成比例。


公元843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打算效仿河朔旧事,为其子谋求节度使之位。昭义军的防区位于河北与山西交界,是河朔三镇的要冲之地。于是,朝廷投鼠忌器,担心直接出兵会惹怒三镇,于是诏命成德和魏博两镇出兵昭义。但是,这个诏命肯定是要花钱的,而且会花很多钱。这场平叛战争整整打了一年。河朔兵肯定出工不出力,但是昭义军真心不好打。朝廷认为他们是叛军,但昭义军却认为朝廷对不起自己,于是什么大唐的合法性、什么国家的意识形态,全都没用。叛军血不流干、死战不休,大唐畏首畏尾、怯懦不前。所以,又一次把国库打光,才平定了昭义叛乱。


横海军与昭义军,这两个小藩镇尚且如此,就不要说河朔三镇这三只大老虎了。大唐朝廷就是把底裤当掉,也打不服三镇。即便三镇不搞同盟,单拉出一个镇,大唐也打不动。

昭义军之所以顽强敢战,首先是因为士兵利益集团,这是藩镇问题的初级阶段;其次是军政融为一体,这是藩镇问题的进化阶段。还有第三,那就是极端形态,即军队、官吏和地方百姓彻底融为一体,地方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但这肯定不是昭义军的单一个案。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欲效仿河朔旧事,即世袭罔替、朝廷追认,于是其死后,昭义军集体造反。所以,地方利益共同体的极端形态,在河朔三镇只能更严重。

05.大唐再也不想解决河朔三镇的问题了

河北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

河朔三镇还是需要借力大唐的合法性资源的。所以,朝廷的策命诏书很重要。因此,河朔三镇的大唐百姓,还是认同大唐朝廷的。

但是,河朔三镇的百姓,却不愿意听命于朝廷。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享受到自治的好处。三镇百姓只需要养活各自藩镇的官吏,但不需要养活大唐朝廷。三镇百姓也逐渐融入到藩镇士兵和官吏系统之中,所以乐见藩镇割据的局面。

关于河朔三镇的这个认识,不是现在的后视之明,而是在唐朝就已经有了这个认识。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大唐会对三镇采取什么态度呢?

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

公元826年,幽州发生兵乱,兵马使李载义杀死节度使朱延嗣;公元831年,幽州再生兵变,兵马使杨志诚驱逐节度使李载义,即所谓: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


公元831年幽州兵乱后,朝中就有人主张借机收复幽州。而宰相牛僧孺的态度则是:

幽州这个地方自安史之乱以后就不再为朝廷所有了。刘总自请入朝、献幽州地。朝廷为此花了八十万缗钱,但马上就又发变乱,幽州大兵赶走节度使张弘靖。所以,这个地方就别指望要了,幽州大兵拿着幽州税赋抵御契丹人、为国戍边就好。

唐宪宗之前,河朔三镇非国所有,但是大唐的态度很坚定,就是要收复河朔三镇。经过宪宗朝的努力,河朔三镇终于实现了为国所有。但是,宪宗亡故十年之后,河朔三地不仅再又非国所有,而且大唐朝廷也不打算要了。

自此之后,河朔三镇,彻底成为大唐高度自治的藩镇,成了国中之国。而大唐朝廷也消灭了收复三镇的雄心壮志。

06.三镇不复、中兴不得,大唐再也回不到盛唐

河北贡篚徵税,半乎九州。

光武帝刘秀复兴大汉,刘秀的统一攻略就是以中原制关中,打破了关中本位的历史铁律。而刘秀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建立了河北根据地。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大乱之初的最强诸侯,就是河北袁绍,虽说拥四州之地,但主要是河北。河北袁绍为什么堪称最强诸侯,就是因为河北富饶。官渡之战后,曹操战胜袁绍,立即就封邺城,其目的就是要控死河北。只有控死河北,曹操才能够取代袁绍,成为最强诸侯。


历经两晋南北朝,到了隋唐之时,河北地区已经实现了彻底开发,这里就是隋唐帝国的经济中心。所以,盛唐之世,河北向国家输送的税收“半乎九州”。大唐帝国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是河北贡献的。

安史之乱后,大唐好像已经亡了,剩下的150多年只是在苟延残喘。即便宪宗中兴,但是这种中兴连昙花一现都算不上,只能是昙花将现而未现,中兴便胎死腹中。

盛唐再也看不到了。看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大唐始终无法恢复对河北的控制。

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 。

这里不仅是财税之地,而且华北平原是千里大粮仓、河北战士甲天下精兵。失去河北的大唐,不仅失去了一半的财政收入,而且失去了千里大粮仓和天下最强精兵。


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

骑兵是冷兵器时代的王者,掌握产马之地,就控制了绝对稀缺资源。大唐的陇右、河西之地,常年遭遇吐蕃入侵,即便有马,也武装了吐蕃骑兵。而大唐的河北马场,却控制在藩镇手中。此种局面之下,大唐又怎么再有征战万里的强兵。

失去河北财源之后,大唐吸血江南财富为自己续命。

但是,要汲取江南财富,大唐朝廷就必须控制住千里运河,使江南财富能够输送到关中长安。为了保住这条输血的主动脉,大唐与藩镇征战不休,频频耗尽国力。唐德宗之时,四镇造反、五镇称王。一个小小的淮西节度使,竟然比河朔三镇还嚣张,间接打出了泾原兵变,皇帝被赶出长安。原因就是淮西控遏大运河,随时能够掐死向帝国中央输血的主动脉。


而造成这一切被动局面的原因,就是河北问题。藩镇问题,是大唐的痛。但河北,才是大唐永远的痛。恢复不了对河北的控制,盛唐只能是历史,大唐也不可能中兴。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王朝

公元755年,爆发,从此以后唐帝国由盛转衰,开元盛世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各地的藩镇割据势力此起彼伏,完全不听中央指挥,唐帝国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但是唐帝国并没有由此灭亡,而是有苦苦支撑了152年,这个时间并不短暂。也许有很多人认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就已经奄奄一息,其实远远不是,唐朝后期的皇帝有好几位都做过恢复大唐帝国昔日风采的努力,但是最终没有能挽救这个帝国。

不过经过他们的努力,唐朝又坚持了一个半世纪,所以像教科书中那样安史之乱以后就是五代十国,这对唐朝是很不公平的。

一、经济方面,唐朝仍然控制住大头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带着自己的女人就往四川地区跑,结果是河南、陕西基本沦陷。但是基本只是控制了条线而已,大部分地区还在唐朝自己人手里。

安禄山叛乱也仅仅是一场内部的叛乱,既不是外敌大举入侵,也不是农民发动的大规模起义,随后唐朝的各路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叛军最终放下武器向朝廷投降。但是这个投降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底盘和军队都是他自己的,同时他们也不向朝廷缴纳任何赋税。

只是接受了朝廷的册封,而自己内部又是一个半独立的王国。其中河北地区和辽东地区是一直就不给中央一分钱,而山东、中原和岭南一带是时而交时而不交,对于朝廷忠心耿耿的只有四川和江南地区。

不要小看这两个地区,四川地区是唐朝的后方保证,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唐朝皇帝立刻进入四川盆地避难,守住了剑阁关谁也进不来,自己最差也是一个刘备。而江南则是唐朝的生死命脉,可以说唐朝全靠着江南地区养活了。

隋朝末期隋炀帝在江南不肯走,就是因为北方已经成了各路起义军控制的地盘,自己可以依靠江南东山再起。崇祯皇帝如果及时的撤到了南方,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悲惨之事,最差的结局也是一个南北朝。

江南地区是北方地区失控以后,中原政权的唯一选择。虽然唐朝没有迁都金陵,当然唐朝还没有差到那个地步,但是唐朝中央政权的存在确实是依靠江南在给它不断地输血。

其中这还要得益于隋炀帝修的大运河,可以使江南的财富远远不断地进入黄河,再改道进入长安。虽然当时的人们咒骂隋炀帝,但是他的功劳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从军事上,唐朝也在重振雄风

唐朝的节度使权利太大一直是唐朝中央政权一个很大的外部威胁,从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以后,唐朝军队的战斗力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国防投入也大得多。不过此时唐朝中央政权的财力十分有限,没有足够的力量重新建立庞大的军团。

在平定的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新崛起的藩镇势力发现唐朝中央政权还有一定的势力,而仅仅依靠一两个藩镇实在搬不动中央政权。不过中央政权也同样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搞定他们。于是双方回到了一个很默契的状态,说的简单了就是谁挑头,唐朝中央政权就打谁。至于那些沉默者,唐朝只能默认他们半独立的事实。

唐朝中央政权也想恢复昔日的风采,他们建立了神策军这支强大的武装,这支武装曾经打败了吐蕃和南诏的联军,挽救了唐朝的统治。唐德宗上台以后就想削藩,但是他的动静搞得太大了,藩镇势力又不傻。

结果出现了五大藩镇联合叛乱的局面,唐德宗狼狈逃往汉中。到了唐宪宗时期,唐朝可算是翻盘了,财政打理的井井有条,军事上又有名将支撑,首先灭了越来越放肆的淮西藩镇,保证了唐朝江南水运的通畅。

从全国来看,基本上实现了对藩镇势力的全面控制,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唐朝可以做的更好。但是随着唐宪宗被谋害身亡,一切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藩镇重新抬头,再次以后唐朝再也没有对它们进行过有效的控制。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的灭亡,如果说唐宪宗的努力是唐朝恢复帝国昔日荣光最后一次努力,那么到了唐朝末期的诸位皇帝就完全是在略尽人事了。

金国迁都是正确的选择吗?金国迁都是被逼无奈吗?

公元1214年,金宣宗完颜珣不顾左相徒单镒的反对,将首都由中都迁往汴京,被后人认为是一大败笔,直接导致金国灭亡。

我认为:这本身就是站在蒙古汗国的角度看问题,才会得出这种结论。如果我们站在金国的角度看问题,自然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先上一段史料:

这年(1213年)秋天,蒙古军兵分三路。命令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顺着太行山向南进发。这一年,河北各郡县全都被攻占,只有中都、通州、顺州、真定、清州、沃州、大名、东平、德州、邳州和海州十一个城市未能攻下。

这段史料表明:经过数年的征战之后,蒙古汗国已经占领了河北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如果金国不迁都,当蒙古大军兵锋直指中都时,金国该怎样应对呢?

方法大概只有三个:

一、以中都相关地区为中心,调集重兵把守,阻止并击败蒙古军队。

这种说法很提气,但恰恰与现实相反。要是金国有这种本事,他们也不至于丢掉河北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了。

二、以中都相关地区为中心,构建一道坚固防线,在蒙古军队围城时,命地方军队前来增援。

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可基于现实角度考虑,这些援军很有可能沦为蒙古军队围点打援的战利品。

三、迁都,暂避蒙古锋芒,等他们将重心转移到其他地区之后,再伺机夺回故土。

这当然也不能算多么高明的策略,但与前两个选择相比,这个策略还算靠谱。而且将都城南迁,自然可以想办法攻略南宋,被蒙古抢了土地,再从南宋身上补回来,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既然蒙古军队以骑兵为主,他们是怎么攻城略地的呢?对此,我们只要看看哲别攻打金国东京(今辽阳)的情形就能明白。

哲别在进攻东京时,看到金国防守严密,于是率军撤退五百里。等金国以为蒙古大军已经撤退之后,哲别突然急行军,打了金国一个措手不及,直接杀入东京。

这段史料写得有点莫名其妙:蒙古骑兵先是撤退五百里,又急行军五百里,且不说他们的体能问题。就说骑兵移动时的动静,那可不是想隐藏就隐藏的,又怎么可能打金国一个措手不及呢?

再说了,蒙古骑兵的机动性极高,必然不会携带攻城器械,只要金国城门紧闭,蒙古骑兵又怎么可能进城呢?

在我看来,真实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

得知哲别即将进攻东京时,金国自然会把东京当成防守重点,众多军队也会驻扎在东京城内或是附近。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哲别强行攻城,损失将是惊人的,也很难有结果。即使有叛徒相助,在双方对比悬殊的前提下,叛徒也没法发挥太大作用。

但当蒙古军队突然撤退五百里之后,金国认为哲别不会再攻打东京时,一切就不同了。

哲别不攻打东京,自然会重新选择目标。只要这一点能确定,东京附近的军队自然要紧急动员,前往增援可能被哲别攻打的城池。

得知周边军队被调走之后,哲别立刻杀个回马枪。由于蒙古骑兵的高机动性,那些被调走的金国军队自然没法迅速回援。

由于东京防御空虚,当地的叛徒们自然有机会里应外合。外有强敌,内有隐忧,东京的失守岂不是理所当然?


如果铁木真把这种战术复制到中都,结果会怎样?就算中都不上当,各地军队依然驻守在中都附近,铁木真完全可以假戏真做,继续攻略中都周边的城池。

到了那个时候,孤零零的中都还能守多久呢?

后来,铁木真果然复制了这一战术,金国果然只敢守住中都。面对此情此景,铁木真派人通知完颜珣:我打算撤军了,麻烦你出笔军费犒劳一下我们。完颜珣果断认怂,直接送了一个公主给铁木真,还附带一大笔嫁妆。

从表面上看,完颜珣太软弱了,可实际上,无论谁处于这种局面,都会想着破财免灾的。至于送公主又怎么了,和亲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如果当时的蒙古汗国并不打算灭掉金国,那么金国完全可以像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一样,派个使臣到草原上拜见铁木真:以后您要啥就说,没必要动刀兵。

可蒙古汗国出兵的目的就是灭掉金国,这一点双方都心知肚明,所以和亲之举显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铁木真更不是给点好处就收手的部落酋长。

有鉴于此,在铁木真撤军之后没多久,完颜珣就开始张罗着迁都了: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如果完颜珣愿意豁出去和铁木真玩命,把西北和中原的军事力量大举调往河北战场,那么金国或许可以与铁木真打个旗鼓相当。

可问题是:如果完颜珣真这样做了,西夏和南宋趁势发难又该怎么办呢?

在蒙古和金国交战之际,西夏和南宋都比较安静。可这是因为金国的西北和南宋还有大量军队保持威慑力。如果这些军队被调走,谁敢保证西夏和南宋不会趁火打劫呢?

更重要的是:迁都绝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史书只说左相徒单镒,谁支持呢?不太清楚。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迁都之所以能付诸于现实,绝不是完颜珣的乾纲独断,而是内部大多数人赞同迁都。

完颜珣的手中没有三尸脑神丹,更没有豹胎易筋丸,怎么可能在所有人都反对的前提下强行迁都呢?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河北地区已经成为了金国的包袱,因为这里将直面铁木真的兵锋。现在完颜珣为了缓一口气而选择割肉离场,怎么就错了呢?

我在写明末崇祯拒绝迁都的时候就说过,因为崇祯最终失败了,大明灭亡了,所以后世读者总认为崇祯太傻了,如果迁都就有可能避免大明的灭亡。

可问题是,金国迁都了,却依然没能避免被灭亡的命运,后世读者却又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完颜珣太傻了,如果不迁都就有可能避免金国的灭亡。

有一点我敢肯定:上述两种说法都是典型的以结果推过程,因为崇祯和完颜珣最终都失败了,所以他们的选择都是错的。

事实上,迁都是否正确,其中包含了太多利益纠葛,我们很难简单地说他是对还是错。如果一个国家或朝代灭亡,绝不仅仅是因为某个孤立原因造成的。

文章标题: 对盛唐来说迁都河北地区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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