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老毛奇

1842年，当他42岁的时候，才由干了八年的上尉晋升少校。五十年代后，时来运转，他忠于普鲁士王朝的政治态度和突出的军事才干终于得到普鲁士最高当局的赏识，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升迁。1851年升为上校，1855年晋升将军，1857年任方面军总参谋长，次年任普鲁士总参谋长。这时毛奇已经58岁，其他军官到这个年龄一般都要求退役，而毛奇认为他的事业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事业”的毛奇，是一个少见的恭顺的人，他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在战争问题上，他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他把战争看成是一门生意，他认为，在战争中军事力量代表所投的资本，而胜利则是投资在战争中所带来的红利。他精通拿破仑的战法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

毛奇的战争实践，主要表现于两次为争取德意志民族恢复统一的战争，即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其军事谋略思想也在其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中得到辉煌的体现。

毛奇担任总参谋长后，不声不响地埋头经营，逐步增加总参谋部的编制，扩大总参谋部的权限，并且大规模地草拟同法国、奥地利乃至俄国的作战计划。为提高总参谋部的地位，他还积极撰写论文，论证和宣传总参谋部的作用。他认为，像拿破仑那样仅凭个人的筹划去指挥作战，在今后的大规模的战争中是不能适应的，而总参谋部在战争时期应当成为总司令(国王)的“唯一顾问”，由它制订战略和策略，协调军力和物力。同时，毛奇还加强对参谋军官的教育和训练，以适应新的战略，执行新的战争计划。

经过这番苦心经营，总参谋长成了同首相、军政大臣平起平坐的重要角色，总参谋部也成了普鲁士军事指挥的枢纽和中心，为此后战胜奥地利和法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曾明确指出：“假如战争爆发，在普鲁士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因素之中，最重大和最难以否认的，就是她的参谋军官团组织，……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在有利于普鲁士军队的优势因素中成为一个最难对付的因素。”

重视利用最新科技成果，提高普军战斗力。在加强总参谋部建设的同时，毛奇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部队建设的措施，从动员体制、军事训练到武器装备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认真整治，在国王威廉一世的支持下，成功地建立了一支37万人的常备军、12.6万人的预备役部队和16.3万人的国民兵。在一系列整军备战的活动中，毛奇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积极采用新的科技成果，用以武装部队、实施军事行动。1864年，普军在对丹麦的战争中首次使用了先进的有膛线的后装填的撞针击发枪。这种枪的射程不及老式枪，但射速超过老式枪的3倍，对于打击敌人的密集队形相当有效，而且可以匍匐姿势装弹射击，便于士兵隐蔽身体。普军用这种枪很快打败了丹麦。对于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军队——奥地利军队，这种枪也同样发挥了威力。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普军曾以半个营的火力有效地阻止了奥军21个营达2个小时，并使奥军遭受了5倍于己的伤亡。后来，奥军以优势兵力阻击普军，普军又以这种枪一举消灭奥军1.8万人，自己损失仅9000人。

铁路也是19世纪的重要科技成果。自1825年英国修建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以后，许多国家都修建了自己的铁路。毛奇曾经参加过铁路管理，对铁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大规模的铁路建造能加快军队的动员和部署，能在短期内把大量兵力和装备投入某个战场，形成优势兵力。他甚至提出了所谓“普鲁士的铁路政治”，把铁路、电报乃至刚刚出现的系留气球都作为战略行动的辅助手段，并把一系列科学如统计学、国民经济学、地理学、测量学等用于战争。1866年，毛奇在对奥战争中，充分利用有权支配的5条铁路干线，将计划中的28万部队、800门火炮全部按时运送到位。7月初，在萨多瓦决战之前，当毛奇在望远镜里看到普鲁士几路大军最终按计划赶到会战地点时，他对国王说：“陛下今天不仅赢得了这个战役，而且赢得了整个战争。”这场战争，仅用7个星期！

1866年6月，普奥战争爆发。毛奇以63万普军对付58.5万奥军。战争开始后，他指挥普军首先攻占德意志北部各邦，作为自己的战略翼侧和后方，然后他命令普军兵分三路：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指挥第二军团12.7万人，从东北向明兴格雷次方向进攻，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第一军团9.7万人，从北面向赖兴堡方向进攻；比通非特将军指挥第三军团5万人，从西北向明兴格雷次方向进攻。三路大军从三个方向楔进奥军纵深，迅速包围、分割奥军。然后三路普军又汇成两路，目标直指维也纳，经过数次攻击及萨多瓦决战，普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恩格斯评论这次战争时说：“除开以耶拿会战为中心的战局(在这一战局中，当时的普鲁士军队全军覆没)和以滑铁卢会战为中心的战局(如果不算利尼会战的失败)以外，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次战局能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在未遭到任何大的挫折的情况下，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1页)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虽然首先宣战，但准备很不充分，后勤供应极差，部队缺少帐篷、水壶、行军锅和其他装具，弹药、粮秣亦无保证，到7月底才在边境集结数万兵力。而普军在毛奇指挥下，军事动员进行得像钟表一样准确，到7月底已在边境集结了3个军团约47万人，且装备齐全。当法军于8月2日首先发起进攻后，即遭到普军的迎头痛击。两后天，即8月4日，普军转入进攻，三路大军很快越过国境。南路普军首先重创法军麦克马洪部的右翼，占领维桑堡，接着，双方在维尔特村激战，法军全线崩溃。8月14日，普军中路、北部部队在科尔塞利斯打败法军元帅巴赞，迫使其退守麦茨城。8月底，普军又以两翼钳击的战术把麦克马洪部压缩在色当城内。9月1日，20万普军对色当发起总攻，迫使城内8万多法军、麦克马洪元帅及法皇拿破仑三世投降。不久，巴赞元帅也被迫投降。

历尽沧桑二百年

德国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也称德国联邦汉堡国防军指挥学院，是联邦德国高等军事学府，其前身是高级军官学校，于1810年创建于柏林，是世界上第一所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学校。

汉堡

学院原址在巴特·埃姆斯，1958年迁至汉堡。1972年，联邦德国对军队训练进行改革，根据同类院校合并的原则，将参谋学院和国防学院并入联邦国防指挥学院，从而成了联邦德国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军事学府。

19世纪初期，拿破仑的法国军队采用了新的军事体制，使武装起来的法国农民成为欧洲武装力量的核心，这对当时腐朽的普鲁士军制和军事教育影响很大。1810年，普军终于在柏林成立了第一所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军官学校，这也开创了世界先例。它的名称为：德国军事学院，第一任校长是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将军。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在该校任校长达12年（1818~1830），并写出举世闻名的《战争论》。1859年，该校更名为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停办，1935年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被取消。1957年4月1日，在原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的基础上，组建成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任务是培养和轮训三军高级参谋人员和中级指挥官。

全院分3个系组织教学，即基本系、参谋系、军种司令部专业系。完成前一系的学习才能进入下一个系的学习，这与其他国家军队截然不同。实际上，一名德军参谋人员经过这里学习后，真正完全成为一名联合参谋，而不仅仅是兵种和军种参谋。

独具特色的教学方式

联邦国防部规定，自1974年起，德国三军所有军龄在8年以上并准备提升为高级参谋人员的上尉军官和现任高级参谋人员需要深造的职业军官，都必须轮流接受指挥学院的基础训练。自1982年起，招收的学员必须经联邦国防军高等学校培训，学员的训练内容、科目和计划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学院分3个系组织教学，即基础科目训练系、应用科目训练系和专职人员业务训练系。与此相对应，学院教学训练分为3个阶段：基础科目训练、应用科目训练、专职人员业务训练。

学员在训练

基础科目训练。基础科目训练时间，1977年以前为14周，此后延长为5个月，从1994年起缩短为3周。所学课程为一般指挥理论、军队任务、社会科学、安全政策等。基础训练的目的是使学员能以科学方法进行思维和工作；使学员了解政治、社会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提高学员的一般业务能力，使他们能正确地使用军事概念，能简明准确地拟制各种战斗文书。轮训结束时，要进行结业考试，考试方式有书面作业、笔试和口试。成绩不及格者可重学一期。学员结业后，由国防部人事局负责，根据指挥学院的建议和本人的志愿，分配到各司令部机关任职实习。基础训练系每年轮训学员3期，每期招收陆、海、空三军学员250名。

应用科目训练。按规定，完成基础科目训练并通过考试的学员，在有关司令部学习至少1年以后，要回到指挥学院参加应用科目训练。应用科目训练分以下3种：

（1）参谋部参谋业务训练。训练时间为8周。主要对专业参谋人员进行基本业务训练。训练科目有计划、组织、训练、检验性作业，此外还有一般军事科目和各军种科目。训练目的是，使学员了解有关的主要参谋业务机构的任务，有针对性地提高学员的参谋业务能力。这种训练不进行结业考试，但学员可得到1张有评语的结业证书，证书记有平时训练的各科目成绩和总成绩。

（2）总参谋部参谋业务训练。总参谋部参谋业务训练分陆、海、空3个训练班和一个中级指挥员训练班。学员数量视高级参谋人员的需要量而定。一般招收本国军官95名和北约国家的军官15名。招收学员的条件较为严格：必须是陆、海、空三军的校级军官；必须具有坚实的军事基础知识并需国防部人事局挑选，通常只有10％左右的军官被选中。学制2.5年。

各军种总参谋部参谋业务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给学员教授本军种的知识、指挥方法和武器性能。各军种训练科目虽基本一样，但具体内容不同。三军共同科目包括：安全政策与武装力量、战略、总体防御、联邦国防军计划、指挥常识、作战指挥等。各军种的训练独自进行，训练重点也不同。空军的重点是有关使用航空兵器的指挥原则；海军的重点是海战理论、高级参谋业务训练。陆军参谋训练班的科目及主要内容是战术、内部指导、后勤、军事与战争史及总体战理论、政治、武器技术、外语、兵种的正确使用等。

另一科目是把学员分组派到各司令部机关去参加各种演习，以便加深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学员毕业前，学院还要组织学员去一个或数个北约国家进行14天的出国旅行作业。学员毕业时，学院要对每个学员作出鉴定，其内容包括：性格特点、智力和身体状况、业务能力、训练成绩、优点和特长及对学员晋升的意见、缺点和弱点及如何克服的意见。学院除对学员作出翔实的鉴定外，还要提出对学员使用的意见和评语。获得“特别适合担任高级司令部的职务”、“适合担任高级司令部的职务”、“适合担任高级司令部的职务，但要继续考验”这三种评语的学员，根据他们入学前的级别，在指挥学院毕业时可分别晋升为少校、中校或上校，然后被派到高级司令部去工作，或委任为中级（营）指挥员。

（3）安全政策进修。时间为3周。所有的职业军官都要参加“安全政策进修班”深造，进行专职人员业务训练。

专职人员业务训练是直接为毕业学员担任新职务作准备的，任务是解决专职人员在业务上的一些特殊问题。训练时间1～10周不等。学院设有：联合司令部军官业务训练班；高级指挥机关和联邦国防部军官业务进修班；指挥员一般业务训练班；训练参谋人员业务训练班；国防业务训练班；武官业务训练班；军事交通指挥业务训练班；仓库管理业务训练训练班；新闻报道业务训练班；基地管理业务训练班；预备役参谋业务训练班；总体防御业务训练班；联合国参谋军官训练班等。毕业学员在担任新职前，可根据本人未来职务的特殊需要有选择性地参加上述各种专职人员的业务训练班。

此外，自1962年以来，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每年举办一期为期9个月的外军军官指挥业务训练班。招收北约国家的陆军军官约20名。每期还允许5名本国的少校或中校军官参加，主要学习有关陆军部队指挥业务方面的知识。

德国将帅的“摇篮”

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蜚声全球，不仅是因为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此担任过教官和12年之久的校长，还因为该校培养出了许多世界著名的军事人物，如老毛奇、施利芬、鲁登道夫、古德里安等。因此，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被誉为“德国将帅的摇篮”。

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的奠基人——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年6月出生于普鲁士马格德堡附近布尔格镇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2岁时在波茨坦的尤金亲王步兵团中充当士官生。1793年，当普鲁士同革命后的法国作战时，他曾参加围攻美因兹城等战斗。1795年升为少尉。

克劳塞维茨

1801年秋，他被送入柏林军官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深得校长香霍斯特的赏识。1803年春，他在该校毕业后，被香霍斯特推荐为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开始注意到他。他写信给这位年轻的军官说:“应普鲁士斐迪南亲王的请求，朕决定，你今后留在奥古斯特亲王身边……朕望你兢兢业业，在这一职务中不辜负对你的信任。”根据这一任命，克劳塞维茨成为亲王副官，进入宫廷社会。两年后，克劳塞维茨晋升为上尉。

1806年10月普鲁士同法国作战时，他随奥古斯特亲王所率的步兵营参加了奥尔施塔特会战，退却时在普伦次劳被法军俘虏。1807年10月释放回国后，根据亲身的体验，力主改革普鲁士的军事制度。

1810年秋，任柏林军官学校教官，同时为王太子（即以后的威廉四世）讲授军事课，前后共两年。1810年年底，与相恋多年的布吕尔伯爵的女儿玛丽结婚。

1813年起任俄普联合军团参谋长。1815年任普鲁士军队步兵军参谋长。

1818年，克劳塞维茨到高级军官学校（指挥学院的前身）担任校长，并被提升为将军。在任校长期间，他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130多次战争和征战，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战争、路易十四战争、菲特烈二世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军事历史著作，并开始致力于《战争论》的著述工作。他深入仔细研究了大量战例，撰写了许多史论文章，还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进行整理。

《战争论》

1830年他调离学院，此时《战争论》尚未完稿。1831年5月任驻波兰边境普鲁士军参谋长，当年去世。《战争论》由其遗孀玛丽整理出版。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交战、战局乃至战争的一些实施原则：最大限度地使用全部力量；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于主突方向；有效地利用既得战果。克劳塞维茨还揭示了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他认为，主要精神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结论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点，列宁曾给予高度评价。

军事理论家老毛奇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老毛奇，1800年出生。毕业于哥本哈根武备中学和柏林军事学院。1848年起，先后任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处长、军参谋长。1858～1888年任普鲁士总参谋长。他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成为国家和军队准备战争的主要机构。在首相俾斯麦的支持下，他实行了一系列加强军队的措施（缩短动员和集结的期限、增加军队数量和革新装备等）。1864年在对丹麦的战争中，老毛奇任普奥联军参谋长。在1866年普鲁士对奥国及其盟国的战争和1870～1871年对法国的战争中，老毛奇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实际上是全军总司令。

老毛奇的雕像

老毛奇在任总参谋长的最后16年里主持编纂了1870～1879年的战争史，并制定了对法国和俄国的战争计划。老毛奇在他的军事著作中表达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战争的“文明”作用等思想。他还阐明了政治只对战争的开始和结束产生影响，在战争进程中政治服从于战争的观点。他强调先发制人，突然袭击和速决战，认为：为了进行战争必须动用国家一切力量，先敌动员和在边境展开军队，突然采取军事行动，从各个方向朝一点运动（“分进合击”），从翼侧包围敌人；从正面和翼侧发起冲击，在一次总交战中消灭敌人，从而在速决战中取胜。他在创建新型总参谋部和把先进技术应用于军队以及作战指挥理论等方面均有建树。老毛奇的军事思想是德国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争指导和战略、战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德国处理两线作战问题以及“闪击战”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德国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德国坦克部队的创建者，一级陆军上将。

古德里安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库尔姆城。1908年开始服役。1914年毕业于德国军事学院（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的前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骑兵部队中任职。战后服役于国防军。

古德里安

他于1922年起，在汽车兵和坦克部队中任职。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研究坦克作战理论，认为坦克是在战略上具有决定作用的武器，提出了集中使用坦克作战的思想。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德国开始扩军备战。古德里安一手创建和训练的装甲部队成为希特勒实现闪电战理论的物质基础。1934年倡议组建3个坦克师，他任第2坦克师师长。1938年任坦克军军长，在德国兼并奥地利的行动中，指挥所部长驱直入近1000千米，在48小时内全部抵达维也纳。这次行动检验了坦克兵的实际作战能力，他由此奠定了在德国坦克兵中的首创地位。他在军事上的另一成就是闪击战术思想的确立和运用。1938年10月古德里安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时，他率领第19装甲军作为德北方集团军群的开路先锋，在空军配合下实施高速度大纵深的推进，德国仅用35天便吞并了波兰。他因此而成为远近闻名的“闪击英雄”，获得了由希特勒授予的二级“铁十字勋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闪击西欧。5月10日，法国战役打响，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再次作为攻击前锋，只用两天时间穿越阿登山峡谷，攻占色当。5月20日，他扫过亚眠，在阿贝维尔附近抵达英吉利海峡，完成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大包围圈，把北部法兰西和比利时的所有盟军都装进了口袋。5月24日，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已到达格拉夫林，离敦刻尔克还有10英里了，这时，他却接到了希特勒亲自下达的停止前进命令。英法比联军得从敦刻尔克上船逃走。战后身在战俘营里的古德里安仍对希特勒那个“拆断他装甲部队挺进矛头”的命令耿耿于怀：“俘获（英国远征军）大好机会却给希特勒的神经质弄糟了。”

他指挥所属坦克部队以破竹之势向前突进，使德军在不到两个月内就征服了荷、比、卢、法等西欧国家，再次显示了坦克闪击战术的威力。1940年7月，古德里安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

古德里安视察“虎”型坦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兵团作为中路德军，先后对明斯克、斯摩棱斯克成功实施了钳形包围，歼灭了苏军大量有生力量。同年9月其第2装甲军团首先拉开了“台风”行动的序幕，在布良斯克围歼了苏布良斯克方面军，直抵莫斯科城下，但俄罗斯严寒的冬天使他的攻势锐减。12月4日，气温降至零下52摄氏度时，他被迫率军撤退。古德里安因这次擅自撤退被希特勒免职，调回编入预备军。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后，他又被召回，担任坦克兵总监。他组织研制出了德国著名的“虎”型和“豹”型坦克，并进行大量生产和装备部队，但是在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中，德军又以惨败告终。他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德国坦克闪击战术，终于彻底破产。他在1944年7月希特勒遇刺后，一度代理陆军总参谋长，但到1945年3月，又因战场失利而被再次解除职务，从此转入预备役。

1945年5月，古德里安向美军投降，作为战俘被关押在纽伦堡监狱。苏联想起诉他的战争罪行，但西方盟军没有接受。古德里安被关押了3年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古德里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是战争的执行者，而没有虐待战俘和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行，未将他列入战争罪犯，1948年将其释放。古德里安获释后，仍一如既往地迷恋坦克，经常同英美坦克专家就坦克问题交换意见。为揭示德国装甲兵发展历程，总结他指挥装甲部队的经验，他撰写了他的回忆录《一个士兵的回忆》和德国坦克部队发展和战术的专著《坦克——前进》（因他早亡而未能最终完成，由他的好友门泽尔将他生前所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和编辑，并最终出版）。1954年5月14日古德里安病逝。

日本的武装力量由现役部队、在军事部门服务的文职人员和预备役部队组成。正规部队分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日本很重视对于军事人才的培养，尤其在航空自卫队学校的建立上投入了相比其他方面较大的力量，主要的军事院校有：日本防卫大学、调查学校、海上自卫队第一技术学校、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航空学校、航空自卫队第一技术学校、航空自卫队第二技术学校、航空自卫队第五技术学校、航空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陆上自卫队第二技术学校、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卫生学校、运输学校联合参谋学校等。

他在梅克伦堡-什未林出生，取名为赫尔姆特·冯·毛奇，与统一战争英雄的伯父同名。普法战争时，他参与掷弹兵第七旅，因英勇作战而著名。1875至78年，他入读战争学院，在1880年加入参谋部。1882年，成为作参谋部长的伯父之副官。1891年伯父去世后，他成为威廉二世的副手，加入皇帝的权力核心。1890年代末，他先后领导旅和师，最后于1902年升任中将。
在俄国革命和德法在摩洛哥问题上日益紧张的阴云笼罩下，小毛奇于1906年1月1日登上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宝座。自1904年，英国和法国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划定了各自在非洲和南亚的势力范围，两国军事协商制度的建立标志着英法联盟的缔结。以德军总参谋部为样板经过改革的英国总参谋部，曾试图与比利时总参谋部进行接触。比利时的中立是由各大国保证的，如果各保证国内部对此发生争吵，如果当被保证的对象作为军队的通道或工业区具有重大意义时，那么比利时其实就成了一个验证这种中立价值的范例。德英在海上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但在德国国内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譬如因反对现行的半君主立宪制而形成的社会对立；民主、传统、王侯专制主义和军事力量之间的不和。
赫尔穆特·冯·毛奇靠着他伟大叔父的声望，带着人们出于一种神秘感而对他的尊重，顾虑重重地接受了皇帝的委任。他曾扪心自问，自己能否胜任这一伟大任务，能否维护先人留下的思想遗产。小毛奇出生于1848年的革命年代，其父阿道夫·冯·毛奇是老毛奇的二哥。小毛奇曾先后在普鲁士近卫军和总参谋部服役，自1882年任其叔父的副官。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大量正规的总参谋部训练，接触了大量部队实践。这个健壮高大、长着一副宽大肩膀的人，待人和蔼，举止端庄，他与施利芬不同，他具有极为广泛的兴趣爱好，因此极受皇帝的宠信。此外，在宫廷中一个人的外部仪表即所谓的“堂堂的军人形象”也起着重要作用，至少威廉二世是这样看的。皇帝还深信，总参谋部由第二个“毛奇”领导，会在世界上产生极好的印象。
施利芬曾说过，统帅不是任命的，而是天生的—这句大话是施利芬针对自己说的。毛奇觉得自己生来就不是当统帅的料，他像决定命运的1866年时的奥地利总司令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一样，对自己的任命顾虑重重。在皇帝面前他恭顺得像一个小兵。然而，小毛奇在与皇帝的交往中要比他的先辈们精明得多，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盲目顺从的士兵，也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宫廷侍臣。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使皇帝及其侍臣们为之瞠目。他接受这一职位的前提是，自他上任之时起，皇帝不得介入任何军队指挥问题，包括总参谋部的大型图上作业或皇家演习。这大大出乎威廉二世的意外，没想到这个“尤利乌斯” 【 即古罗马独裁者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 】，皇帝习惯这样称呼小毛奇，竟然以这种方式将他逼进死胡同，但他还是屈从了。
总参谋长这一职务对小毛奇而言可谓千斤重担，因为在伟大先人的丰富遗产面前，他自惭形秽。在培养总参谋部军官的工作中，他不想让任何不熟悉军事情况的人介入。也许他也看到了，皇帝在人品方面可以赢得人们的尊重，但在军事上却是个门外汉。如果说皇帝已经是一个性格复杂、神经敏感的人，那么毛奇的性格就更加复杂和敏感。在他当面对国君提出的条件中还有一个要求，即他在接任总参谋长之职前，还想以军需总监的身份独立自主地领导1905年的大型秋季演习，这其中含有几分验证自我的意思。根据施利芬的评价，演习的结果自然是出色的。小毛奇在上任之初遇到一些困难之后，便以惊人的速度熟悉了他所肩负的繁杂工作，其地位也与日俱增。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继承的是一个超群绝伦的、打上施利芬烙印的机构。
在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中，歌德的《浮士德》与他形影不离。他曾表露过，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多才多艺的人。他与远亲伊莱扎·毛奇·维特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婚姻，更加深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兴趣。伊莱扎·毛奇是一个天资聪慧、思想丰富的女人，但因此也带有几分神秘主义。她给毛奇的信件除反映出她相信生活中一切真实和美好的东西之外，还反映出她柔弱善良、喜好冥思和经常疑神疑鬼的本性。旧普鲁士严格的正统观念无法满足毛奇在信仰方面的欲望。通过阅读鲁道夫·施泰纳和安尼·贝赞特的作品，他于1904年迈进通神论领域。施泰纳在人智学方面关于对基督教义精神内涵的阐述，使毛奇比从宫廷传道士的语汇中得到更多的慰藉。但是，与此同时他也知道，演习的火药味是他生命不可少的一部分。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军人。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养成或继承的传统与一种极为敏感和脆弱的情感之间的矛盾，是他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在小毛奇时期，老参谋军官都深信，和平时期总参谋部能够正常协调地运转，但他们也一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旦大的危机来临—这是不可避免的，最好的进攻计划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一个性格如此脆弱的人能否在危机中有正常的表现？
老毛奇的军事政治信条是，战争的开始和结尾是政治家的事，战争之中只有战略家有发言权，战事的发展与政治无关。后来在民众战争时代，人们对克劳塞维茨哲学的一种解释是，由于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在战争中也需要政治参与战争指导。生活在威廉时代的小毛奇深深感到许多事情已变得虚伪和空洞，因此他以忘我的勤奋和永不懈怠的自觉性致力于总参谋部的工作。在最初几年，总参谋部仍准备在东线采取行动，后来，每年都对进军西线，以及法、比、英、俄军的现状及其对德东西部要塞体系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进行反复研究，并由此得出新的结论。对法比军队的估计极为准确，法国鉴于其不断增长的兵力而从防御战略到进攻战略思想的巨大转变，丝毫没有逃过柏林总参谋部的眼睛。英国军队为准备一场在欧洲大陆的战争正进行改组，对这支军队无需给予过高评价；对于大英帝国其他成员国军队（比如印度军队）参战的问题，可以根本不予考虑。使他们感到惊讶的倒是，俄军在对日战争失利和经过革命动荡后居然如此迅速地恢复了元气。
在武器技术和军队装备方面，在20世纪头十年主要是出现了新型机枪、新型机动超重型炮兵以及内燃机在陆上车辆和飞机上的应用。 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军队中，新型技术部队相继出现，如电报分队、通信分队、发光信号分队、自行车营、飞艇部队、航空部队和汽车部队等。机枪已普遍成为步兵武器。德国军事航空除系留气球之外，正在试验“策佩林伯爵”号 【 译注：旧译“齐柏林”号。 】
飞艇在军事上的应用。自一架飞机横渡英吉利海峡试验成功之后，小毛奇认识到未来使用作战飞机和侦察飞机的可能性。当然，对装备及其购置问题，总参谋长的意见并不起决定作用。主管该项事务的是普鲁士战争部，而要想得到相应的拨款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像老毛奇时代一样，自1866年起在战争部管理技术和后勤事务的是一批旧普鲁士的保守派。对军用飞机未来作用的研究，以及对汽车的充分利用及其改装成装甲车的工作，或是在车辆上装备机枪或小型火炮后作为进攻武器或侦察车等方面的研究，要么被拖延了，要么根本就未列入议事日程。他们似乎在说，1870年普鲁士步兵并没有装备系留气球和机关枪，难道他们没有取胜吗？

主要战争人物介绍　　图片简介　　 道格拉斯·黑格将军
黑格在索姆河战役中指挥英国军队作战，在战争的第一天就有多达6万的英军伤亡。这次战役使得协约国共丧失60万多的兵力——却仅仅向前推进不到八英里。黑格于1918年率军队重新获胜，然而他也成为一战历史上最受争议的将军之一。 德皇威廉二世
德皇威廉二世是一位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威廉二世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鼓动奥匈帝国采取侵略政策。威廉只是名义上掌管德国军队，真正握有实权的却是他手下的将军们。一战接近尾声时，他于1918年被迫退位。 赫尔穆特·毛奇
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俗称小毛奇。 德意志帝国陆军大将，因为他伟大叔叔的老毛奇的名字和他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侍从武官出身，性格软弱的他超越许多比他更能干的人出任德军总参谋长，主持一战初期的施里芬计划，计划失败后被解除职务，默默无闻的死去。 埃里希·冯·法金汉
法金汉于1896年至1903年在中国服役，参与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1913年，他出任普鲁士战争部长（相当于德国国防部长）。他一开始并不主张德国卷入全面战争，但是很快他改变了立场，敦促德皇威廉二世向英国、法国宣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之一。 亨利·菲利浦·贝当
法国元帅、维希法国首脑。一生颇为坎坷。民族英雄和叛徒集于一身。1878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领导1916年凡尔登保卫战而出名，成为当时的英雄。在法军索姆河惨败后，他在最黑暗的时候重振了法军的士气。二战法国战败后，出任维希政府总理，1940年6月22日与德国签订《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1940年7月～1944年8月任维希政府元首，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傀儡。1945年4月被捕，同年8月因叛国罪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约瑟夫·霞飞
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法国元帅和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性格稳重，木讷寡言，虽略显迟钝，却极其坚韧，人称“迟钝将军”。 费迪南·福煦
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协约国军总司令，公认是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多场战斗。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被任命为北部集团军司令，并一直任职到罗伯特·内维尔接替约瑟夫·霞飞出任法军总司令，之后被调往法军总部。1918年被任命为协约国最高司令。1918年代表法国在贡比涅森林签订对德停战协定，后又在巴黎和会上发挥重要作用。生平有不少著作，曾提出胜利在于意志的观点，后来认识到军队新装备和机械化程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强调歼灭思想和集中优势兵力原则。著有《战争原理》、《战争指南》等。 乔治·克列孟梭
乔治·克列孟梭（1841年9月28日 - 1929年11月24日），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第三共和国总理，法国近代史上少数几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与法国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作出重要贡献，被当时欧洲人称为“胜利之父”。 英王乔治五世
在为期4年的战争期间，乔治五世全力以赴地支持战争胜利。他视察陆军和海军部队、医院、工厂和船坞。他向国库作捐献，在一名议员的建议下，戒了酒并遵守配给规定。他在法国视察部队时从马背上摔下，骨盆严重摔伤。他还把两个王子送到军中服役。 沙皇尼古拉二世
俄罗斯末代皇帝，在位时间1894年～1917年。他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却一事无成。1905年中国（清）东北的旅顺被日本攻克之后，首都发生流血星期事件，引发了1905年革命。由于斯托雷平改革而暂时度过难关，但是又陷入更复杂的巴尔干问题。俄国军队在一战前线损兵折将的消息彻底摧毁了皇帝“小父亲”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俄国百姓的心目中保持了几百年。俄国先后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前者推翻了皇帝专制的统治，后者则最终结束了他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