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清廉的能臣那么少

因为海瑞为官太过刚直。海瑞做官太过清廉刚直，不仅得不到皇帝的喜欢，也会受到其他大臣的排挤。

可能是因为海瑞不擅长与他人打交道，因此在官场上处处受到人排挤，因此得不到朝廷重用。

因为海瑞已经太清高了，根本不适合官场规则。因此没有得到朝廷重用。

这样的人，为人过于个性耿直，所以是不适合当官的，因为官场就是一个社会，需要的是很多同流合污的人，而不是跟他们唱反调的人，这样会得罪很多的贵族。

教化民众，关爱乡民。这是文化素质较高的清官提高民众素质的得力措施。在这方面，东汉常山（郡治元氏，今元氏县故城）太守伏恭，元初真定督学张德辉等，就是典型代表。伏恭在常山太守任上，“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积极发展地方教育，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在元氏县封龙山，先后有7通东汉常山祭山的碑刻（今尚存2通，有3通保存拓片），与当时地方文化的发展不无关系。
爱民如子，抚恤民众。这本来是所有官吏的天职。但是，由于不少封建官吏只爱乌纱，不爱百姓，所有，真正爱民抚民的官吏就是民众热爱的清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战乱频繁，造就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上声名赫赫的战将、军事家和乱世英雄。诸如三国的刘备、张飞、曹操、赵云，晋朝名将刘琨、祖狄等，都是河北人。从他们在治国、治军中悯农爱民的为官之道来说，也应该算是清官。如魏昌（今无极县）人刘琨，出任并州刺史，领匈奴中郎将的赴任路上上表朝廷，报告沿途所见战争对百姓的危害。请拨谷、绢安抚灾民。面对盗贼蜂起，道路断塞。他招募千余人，转至晋阳，铲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庙，建市狱。组织抗击盗贼，使流浪的百姓返归，安居乐业。
公正、清廉，不徇私情。这是为官清廉的美德。被称为“惟公、惟廉、惟勤、惟慎”的明代廉吏王翱和两袖清风的明代要臣石王缶，可谓其中的杰出代表。
王翱（1384－1467），生于滦州（今滦县），四岁随全家迁沧州盐山。他任监察御使时，废除了官吏犯法可赎罪还职的旧制，打击了骄纵蛮横的贪官污吏和世族恶霸，使宣德朝吏治为之一清。他巡按四川，倾听百姓心声，向朝廷提出了五条解民倒悬的施政措施。镇守江西时，体恤百姓，惩治贪官污吏，使 “吏民畏爱”。奉旨处理松潘地区民族冲突时，他弹劾并就地处决了为非作歹、聚敛民财的贪官赵谅，安抚少数民族百姓，维护了西南地区民族团结，制止了民族冲突。镇守陕西时，兴修水利，引水灌田，安抚军民，发展农桑。他提督辽东军务。整治军伍，严肃法纪。使人民休养生息，十多年间，收获粮食及牛羊数万头，边关军饷足饶。他进官不忘平民，官高不贪，权大不忘国法。晚年主理吏部。他“谢绝请谒，进退人才，必查其实”，任吏部尚书14年，辛勤操劳，“刚明廉，忧国奉公，”显示了他忧国忧民、爱国刚正的“贫民阁老”的本色。
石王缶 （1464－1528），真定府藁城人，是明代政坛上少有的清贫阁老、诗人和文学家。他出任吏部尚书多年，谢绝请托，选贤任能，后因遭到诬陷被迫去职还乡。回归故里时，所有行装只有一辆牛车装载的书籍。京师父老无不惊叹：“自古宰臣去国无若石王缶者。”清廉刚正之名远播。石王缶一生以刚正不阿闻名朝野，更以清廉自律引以为荣。他入阁其间，有朝廷勋戚依仗权势强夺畿内民田万余顷，置成官庄，引起百姓愤恨。石王缶得知，上奏皇帝。将强抢的民田还给百姓。
保家卫国，抗击侵略。这是清官护佑民众的可贵节操。明代兵部尚书梁梦龙、明末抗清英烈孙承宗，就是这类清官的代表。
梁梦龙（1527－1602）真定人，历任兵科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顺天府丞。黄河在沛县决口，殃及民众。他主持开凿徐、邳新河，为民造福，由河南副使升布政使。后任山东巡抚，开辟海运，万历初，召为兵部右侍郎，五年，以右都御使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调戚继光驻守山海关一片石，巩固边防，抗击清兵入犯，使蓟辽民众得以休养生息。进兵部尚书。
孙承宗（1563－1638）高阳人，万历进士，历任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天启二年（1622）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略蓟辽。增修蓟镇长城，开京东屯田。在边关四年而罢官，期间他修复9座大城、45座堡垒、练兵11万人，拓地四百里，开屯田5千顷。治军严谨，深得军民热爱。崇祯二年（1629），清兵南下，被召回京师，奉命守通州，保卫京师，后移兵山海关，收复关内四座城池。不久，被诬陷罢官回乡。崇祯十一年，清兵越过长城，进攻高阳。他率领全家据城固守，英勇抗击清兵。但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英勇就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开明君主对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文化发展，固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清官廉吏，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代表，作为一个进步的群体，对推动社会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吏，其政治作为、人格修养，往往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人文精神。比如北宋时期的韩琦、包拯、富弼、欧阳修、沈括等一批杰出名人，都曾治理或巡抚过河北，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文学巨擎欧阳修出任河北西路转运使时，惩治欺男霸女的权贵外戚、查访河北中部历代碑碣文物，将已经废弃的隋代名刹龙藏寺的珍贵碑刻妥善保护，由此使真定一带尚文好德之风渐行。科学巨匠沈括(1031—1095年)，被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盛赞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称《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他在出任河北西路察访使时，不仅在恢复农耕、裁革冗官、加强边防、发展河北水利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对河北西部地理、动植物、自然环境等方面认真考察，深入研究，从科学上作了阐释。促进了河北地区科学的传播和科学精神的培育。

中国古代十大清官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因此，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清官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十人作一简要介绍。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还有子罕，公仪休，刘宠，杨震等。
“不贪为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以不贪为可贵、崇高，也表示廉洁奉公。
这个成语来源于《左传.襄公十五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
宋国有人得了块玉，拿去献给当权的大官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给做玉器的师傅看过，说是件宝物，才敢贡献的。”子罕道：“你的宝物是这块玉，我的宝物是‘不贪’；我若是收下你这块玉，你和我的宝物岂不都丧失了吗？还不如各人留着各自的宝物好啊！”
那人听后跪下磕头，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藏着这么贵重的宝物，实在不安全，献给您也是为了自家的平安啊！”子罕于是在本城找个地方让其住下，介绍加工买卖玉石的商行帮他把玉琢磨好，卖了个好价钱，然后让他带着钱回家做老板去了。
【念楼曰】 鲁襄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五七年，距今已二千五百五十八年。那时的大官对来行贿者的态度，比今之成克杰、胡长清辈为何如？亚里士多德云：“德性生于天成，成于习惯。”若不相信人性越来越坏的说法，那么社会习惯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风气”，影响可就太大了。
【《左传·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公仪休
常常见人在文章中感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觉悟怎么还没有某某古人高呢？我对这种感叹向来就不以为然，所谓“觉悟”，指的是一个人由模糊而认清，由迷惑而明白，都是就具体的人对具体的事而言的。相对于某件具体的事情的认识，今人并不一定就比古人高明。不信，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一个公仪休拒鱼的故事: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这个公仪休在饮食方面最大的爱好就是吃鱼。一日，就有人投其所好给他献上了一条鱼。按咱们今人的“理解”，一个堂堂相国，收人一条鱼算什么，让人直接拎到厨房去得了。可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老人家竟然坚决不受。他的弟子们都劝他，你老人家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如今人家送上门来了你怎么反而不要呢？公仪休解释说:“我正是因为喜欢吃鱼，才坚决不接受这条鱼的。你们想，如果我今日收下了这条鱼而导致有朝一日丢了相位，虽然我喜欢吃鱼，却再也不能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如果我不收这条鱼，保住自己的相位，就能够长久地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
就公仪休拒鱼这件事来说，这公仪休相国的“觉悟”还真比今天的有些“人民公仆”高。(换成今天的某些领导，你那条大鱼就是用纯金打造的他也敢收！)公仪休的“觉悟”之高，首先高在他的明智上。
“鱼我所欲也，相位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相位也。”公仪休在拒鱼时念没念叨这段话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公相国终究为自己的前程果断克制了爱鱼之念，他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明智的。无论今人古人，总有许多人一旦利益障目，就变得是非不明鼠目寸光，被眼前利益牵着鼻子走，以致做了眼前利益的牺牲品。而公仪休始终没忘记凡事要权衡利弊得失，懂得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贪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道理。公仪休面对眼前利益的清醒和明智，和今日官场那些一朝大权在握，便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谋私，迫不及待大捞特捞，最终身败名裂、身陷囹圄的短视之徒相比，是不是要胜出多多？
公仪休的“觉悟”更体现在他老人家对法制对规则的敬畏上。实事求是地说，公仪休并不是不爱人家送上门来的这条鱼，他之所以没有收下这条送上门来的不义之鱼，是因为他不愿意冒丢官弃职的风险；也就是说，作为相国的他还有所畏惧。收下一条鱼，也许还不至于被免官去爵，公仪休却把它看作是对法制和规则的破坏。有了这样的开头，以后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正是对法制和规则的敬畏，促使公仪休行事谨慎，利益当头时能三思而行，自觉用法制和规则来约束自己。“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公仪休于此论大概是深有体会的。“欺公”的人也许能得逞于一时，却往往难有善终。“惧法”的人也许会有诸多的牵绊，却能生活得坦坦荡荡，不必时时惧怕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种种诱惑，最终顺利绕过人生路上诸多私欲的陷阱。
今人说的“觉悟”，常常与“阶级”结合起来，被想当然地加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仿佛一说“觉悟”，就上升到了高尚的人格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高度。如此一来，当然就以为今人的“觉悟”要比古人高了。其实，在共产主义道德还只是一种美好追求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应回到“觉悟”的本义上。做到不被眼前利益蒙蔽心灵、敬畏法律和规则是最高的“觉悟”。
刘宠
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青年时期，刘宠因“明经”被举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政绩有声。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升职入京，山阴县(会稽郡首县，今浙江绍兴)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百文钱赠他。刘宠不肯接受，只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以作纪念，后人便称他为“一钱太守”。清代监察御史杨维乔在诗中写道：“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特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刘宠入京后，历任宗正大鸿胪、司空、司徒太尉等职。一次他出京到外地，路经亭舍，想进去休息片刻，管亭舍的官吏拒而不纳，说：“我们这里特意整顿洒扫一番，专门等待刘宠大人的到来，你有什么资格来住呢!”刘宠听了，一言不发，悄然离去。时人称颂他是一位忠厚长者。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刘宠被免职，返回乡里。后卒于家中，葬牟平莒岛(现养马岛)。其一生清廉俭朴，在《后汉书·循吏传》中被奉为楷模。清代著名文人宋克智在诗中写道：“冷落东牟汉室亲，坚持清节作名臣。到今千有余年后，占得吾乡第一人。”
无私无畏的杨震
提起东汉人杨震，不少人感到陌生，有些人只是对他的却金“四知”熟悉。这个史料，在反腐败的文章里是经常被引用的。
还是从这个史料入手，来认识杨震吧。杨震在出仕东莱太守期间，因公务途径昌邑。县令王密本是荆州的茂才，曾得到杨震的推荐。这天已夜里，王密谒见杨震时，从怀里取出金10斤相赠。杨震毅然拒绝，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还是推却不受，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见他如此廉正挚诚，只好羞愧地出门而去。
杨震是宏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曾执教讲学20余年，年50始出仕，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他是大器晚成，虽50岁才当官，但官运亨通。按说，这么大的年纪才当上官，是很不容易的，用今天某些贪官的话讲，有权不用就会过期作废。但他却为政清廉，无私无畏，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直至被诬自杀。
在廉洁方面，却金说“四知”，只是杨震不接受私人馈赠的一个例子。是不是他的薪水很高?非也。杨震的生活并不富裕，他的家人，经常吃青菜和粗粮，出门皆以步代车。亲朋故旧诚意劝他，要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趁当官之际开办私人产业，从中牟取利润。但是，杨震始终没有同意。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意思是不给子孙购置产业，而是留下了清白廉正的名声，不也是十分丰厚的遗产吗！
无私方能无畏。尽管杨震谓位列三公，但他从不阿谀权贵，也不愿慷公家之慨去讨好他人，而是正色当朝，纠偏纠妄。汉安帝的奶母王圣，仗着抚养安帝有功，不但自己为非作歹，而且怂恿女儿佰荣在宫里恣意骄淫，行贿受贿。杨震为此上疏安帝，要求“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佰荣，莫使往来”。但是，由于安帝的屁护，王圣阿母和女儿佰荣更是肆无忌弹。佰荣又与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瓌私通。刘瓌娶佰荣为妻以后，也因而得以袭刘护之职而擢位侍中。对此，杨震义愤填膺，再次上疏诤谏，指出刘瓌拜官封侯“不合经义”，要求将侍中之位传袭给刘护的同母弟刘威。但安帝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在中常侍樊丰和侍中周广、谢恽等人的煽动下，为王圣阿母大修第宅。
延光三年，樊丰等人趁安帝东巡泰山的机会，伪诏争相修建住宅。不久，樊丰等人听说杨震在调查此事，害怕真情泄漏，便共同造谣中伤杨震，又奏请安帝收回杨震的太尉印绶，将他遗返原籍。当杨震行之城西几阳亭时，慷慨地对子侄和随从们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家次，勿设祭祠。”说罢，饮鸩酒而死，年70有余。可以说，杨震的自杀，不是自身有罪的畏罪自杀，也不是走投无路的无奈自杀，而是以自己的死来抗争社会的不公。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顺帝时，杨震得到平反。朝廷为嘉奖他的忠贞，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今陕西潼关关西大道北），并立于石上，其碑至今犹存。杨震虽然已死了1876年了，但他和他的却金“四知”，仍被世人所传颂。

西门豹
西门豹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
赵广汉
　　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 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
黄霸
　　（？ - 公元前 51 ），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 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 -- 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
徐有功
　　（？ -702 ），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 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 " 法官 " ，被当时人誉为 " 自古无有 " 的好官。?
狄仁杰

　　（公元 630-700 ），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 "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 ，为 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 " 唐室砥柱 " 。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 17000 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 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包拯
包拯
　　（公元 999-1062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青少年时，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 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二刻拍案惊奇》讲过一个故事。朱熹在福建崇安县当知县时，有一天接到一件案子，一个小民状告大姓侵占自己的祖坟。古人重风水，朱熹就是风水高手，当时豪门富户占夺小民好坟地的案子很多，朱熹决定亲自去查验。到坟头一看，果然是块风水宝地。大姓申辩说：“这本来就是我家新修的坟头，大人您看，泥土还没干呢，怎么成了他家的祖坟？”小民申辩道：“坟头虽然是新的，那是新盖的，底下还有老土，却是我家的。”朱熹令人拿铁锹挖，果然挖出了一块墓碑，上面赫然列着小民祖先的名字。朱熹一看大怒，墓碑为凭，铁证如山，必然是大姓贪图小民祖坟风水好，恶意侵占。于是判了大姓一个强占田土之罪，将坟地判给了小民。 朱熹断了此案，好不得意，觉得“此等锄强扶弱的好事，不是我，谁人肯做？”却不料真相是另一回事：原来小民知道朱熹一向专门打击富豪大户，憎恶他们欺侮百姓，所以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大姓家墓地，然后来告状，朱熹果然中计。包拯也是宋朝有名的清官，《梦溪笔谈》记载过他的一件糗事。包拯坐镇开封府时，有人犯法，按律应处脊杖。这人贿赂了一个小吏，想让其帮忙免去这顿皮肉之苦。小吏拿了钱，与他约定：开堂时只管大声喊冤，其他的事交给我。开堂问罪，那人果真呼号喊冤，分辨不已。小吏故作不耐烦，恶声呵斥：“不就是脊杖吗，受就受了，啰嗦什么？”包拯见小吏如此越权跋扈，大怒，将其杖责，却把犯法的从轻发落了。小吏虽挨了打，却得了钱，犯法者出了钱，免了一顿打，大家双赢，输的是包拯。
况钟
况钟
　　（公元 1383-1442 ），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 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
海瑞
　　（公元 1514-1587 ），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 40 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 20 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明朝大清官海瑞曾经研发过一套断案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世事繁杂，海大人不是福尔摩斯，遇到断不了的案子，干脆一律倾向弱者，自以为心安理得。海瑞绝不是这套原则的唯一奉行者，在他前后，有很多官员都曾这么干过，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号——“清官”。
袁可立
清官袁可立
　　(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今睢县）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 　　袁可立正直敢言，为民请命。二十八岁弹劾比他官大五级的应天巡抚，力雪苏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万历十七年，他出任苏州府推官。时苏州“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而忤应天巡抚李涞，权势倾天的巡抚反诬太守有罪，袁可立力雪其冤。引大明律“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一时轰动江南，以治行第一擢袁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吴民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 　　万历二十三年，巡视京都西城，有皇帝弄臣杀人，百官不敢问，袁可立重捶抵罪。“会有一珰杀人，公廉其状，捕而绳之，法不少借”（《节寰袁公墓志铭》）。有人持重金至其门，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抗旨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由是触怒权贵。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雷震景德门，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遭夺俸一年。袁可立不为动，直言问责皇帝应该：“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袁公墓志铭》）。疏上，被削职为民二十六年，史称“震门之冤”。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 　　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间，官拜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书，因公开反对魏忠贤再遭罢官。 　　袁可立为人公正廉直，顾大局。魏忠贤专权乱政，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主张排除党争多做实事，但思想倾向东林，魏忠贤由是恨他。他的同年高攀龙致书袁可立：“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从此袁可立与阉党的关系势成水火，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魏忠贤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刚正廉洁“而无可乘借。”（《袁公墓志铭》）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魏忠贤作梗，又推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魏忠贤再阻，以自己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一手握定，忠贤推戴之势成矣。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于成龙
于成龙
　　（1617-1684） 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今吕梁离石）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声朝野。 　　康熙二十年春，康熙帝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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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官难（五首） 　　一 　　为官清廉易变难，弃私遭遇污吏怨。囊中羞涩怎请客？丢掉良心卧不安！ 　　二 　　也羡富贵要脸面，杂念丛生惹祸端。愿伸手算何过？就怕效仿得疯癫！ 　　三 　　清官难做如登天，亲友想借滥用权。若不同流图私利，何止对君有意见。 　　四 　　正直无私也讨厌，不会交易卖弄权。受欺受罪笑活该，可悲之人说可怜。 　　五 　　坚持信仰凭志坚，难为清官做人难。鬼怪妖魔妖怪鬼，钱通神仙神通钱。——《读月楼诗存》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在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中国历史上十大清官：1.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2.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　3.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4.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5.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6.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7.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8.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9.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10. 汤斌(公元1627 -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

没抓到的都是

因为他太耿直了。虽然他很正直，却不被当时的官员接受，都打压排挤他。

清流之臣，成被排挤对象；过于极端，得罪了当权者；教条主义，做法过于极端

因为他的行为太过另类，为人太耿直，所以在朝廷中格格不入。

文中提到的是五国十代时期的冯道。冯道虽然在十二位皇帝手下做官为官清廉，颇有作为，但是在古代许多读书人的原则就是不事二主，士可杀不可辱。而冯道作为一个读书人屡换门庭的做法自然让包括司马光等的读书人所不齿。

是因为太过于清廉，不懂得变通，才会被司马光等人联手排挤。

因为他穷尽一生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绩，相反还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让自己不快。